境外敵對勢力以及我們國內(nèi)的一小撮人最近大肆炒作圓圓日記，某些境外勢力更是把這當成對中國進行勒索的事實依據(jù)，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日記的內(nèi)容可以作為歷史事實嗎？
對于這個問題，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日記即對每天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的記錄，有的兼記對這些事情的感受。每天或經(jīng)常把發(fā)生的事、處理的事務(wù)或觀察的東西寫下來的記錄，尤指個人活動、思考或感覺的每日記錄。日記是從個人視角觀察事物的記錄，撇開政治因素，日記如果僅僅作為記載個人生活的經(jīng)歷那么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如果要作為記載社會生活尤其是國家大事，就有很大的局限性，除非記載者對某些社會生活全方位和全程參與。而所謂的西方“民主國家”和我們國內(nèi)的自由派公知恰恰是在日記的問題上奉行雙重標準甚至是多重標準。由于本文的主題是談?wù)撊沼泦栴}，所以首先從與日記有關(guān)的事情說起。
《拉貝日記》(英文：The Diaries of John Rabe）是1997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和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德國人約翰·拉貝。《拉貝日記》是近年發(fā)現(xiàn)的研究南京大屠殺事件中數(shù)量最多、保存得最為完整的史料。這部日記所記述的，都是拉貝的親歷親見親聞，非常具體、細致和真實，無人能否認其可信度。在寫作日記的同時，拉貝還精心保存了80多張現(xiàn)場拍攝的照片，并對這些照片作了詳實的說明。這些文字對中日交戰(zhàn)雙方的實際情況和政治是非作了客觀公正的評價。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美國傳教士。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的西科爾小鎮(zhèn)。從1937年8月12日開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幾乎每天都堅持寫日記，并每月定期將其郵寄給美國好友，以便她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時事。當時在美國的好友認為魏特琳的日記很有價值，于是將它寄給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學》刊物發(fā)表。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在整理傳教士檔案資料時，發(fā)現(xiàn)了魏特琳日記原稿。90年代初，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鑒于魏特琳日記具有極高的檔案史料價值，對魏特琳日記原稿進行了整理，并將其制成縮微膠卷，供歷史檔案學者研究使用。由于魏特琳當時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難民所，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這里成了日軍實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標，作為該難民所的負責人，魏特琳的個人親歷檔案——日記，就是揭露侵華日軍性暴行最具說服力的證據(jù)。當這兩部日記面世，尤其是《拉貝日記》被拍攝成為影片放映以后，在“民主國家”日本，有不少人質(zhì)疑甚至是否認日記的真實性。眾所周知，在二戰(zhàn)時期，德國和日本是盟國，而作為當時的日本盟國的公民的配有照片的日記都被現(xiàn)在的日本人說成是“不真實”的。出于改旗易幟的政治目的，自由派公知對新中國的從開國領(lǐng)袖到幾乎所有的英雄模范進行了全方位的否定和潑污，雷鋒自然也逃不脫他們的毒舌。很多公知嘲笑雷鋒的日記，說他做好事不留名是假的，要不然怎么會記日記呢？而習慣于信口開河的梁某達更加露骨，他的論點是，學習雷鋒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宣傳，或者出于一廂情愿的美化，或者出于某種無恥動機的炒作，總把一個人弄得很完美”，“在現(xiàn)實社會中，有人如果刻意塑造非常完美的形象，你一定要好好想想，這種完全完美、一點缺點沒有是違背人性的，是有其他目的的，不是這個人就是完美的”，“在這個世上，就沒有完美的，任何完美的，都是等待拆穿的騙局”。為了支撐這個論點，梁先生以雷鋒為論據(jù)。梁先生說，他是分析過雷鋒成長的軌跡，一是雷鋒是個沖動的人，做好事的動機是“愛顯擺”；二是雷鋒寫日記是為了給大伙看，是自我表現(xiàn)欲很強的人。請注意上述兩個例子，由于拉貝先生客觀真實記載侵華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對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不利，所以盡管拉貝曾經(jīng)是日本的盟國的公民，“民主國家”日本對《拉貝日記》的真實性是否定的。出于改旗易幟的政治目的，自由派公知對新中國的從開國領(lǐng)袖到英雄模范進行全面否定，作為毛主席號召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的雷鋒自然就成為了自由派的眼中釘。當然雷鋒的日記也被他們說成是“不真實”了。關(guān)于《雷鋒日記》的事實是，雷鋒不幸以身殉職以后，他的日記才公之于眾，雷鋒在犧牲之前只不過是一個普通戰(zhàn)士，他根本不會想到毛主席會號召全國人民向他學習，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在突發(fā)事件中犧牲，換句話說，如果他不是犧牲了，也許他的日記可能一直不會面世，而公知居然認為他寫日記是為了給大伙看。在這里，雷鋒的僅僅是真實記載個人的工作和生活經(jīng)歷以及感想、感悟的日記在公知的心目中是不可信的。
為了迎合國內(nèi)的前朝遺老遺少為復辟舊王朝而掀起的“民國熱”逆流的需要，“歷史學家”楊某石別出心裁，想出了根據(jù)蔣介石的日記寫中國歷史的高招，關(guān)于《蔣介石日記》，他曾經(jīng)這樣說：
我認為蔣介石的日記具有相當大的真實性。第一，寫日記是他每天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昨天知道你們將采訪我，我肯定會在日記上寫上一段“重慶的采訪者要采訪我”，或者說“明天我要參加一個什么會”。記錄下來是為了備忘，是工作計劃。如果說假話，不是給自己找麻煩嗎？第二，日記中記載有不能公開的事情。比如蔣介石喜歡罵人，罵的都是他的親戚、同事、朋友，罵得很難聽很厲害。如果日記準備公布的話，又怎么與人共事呢？孫科是孫文的公子、國民政府副主席、立法院院長，也是最親密的同事。但是蔣介石罵他是阿斗，是總理的不肖子孫，不僅賣黨而且賣國。這樣的內(nèi)容能拿出來給孫科看嗎？他只能在日記里發(fā)發(fā)牢騷；他罵孔祥熙“無恥之至”，他跟孔的關(guān)系是連襟，孔祥熙當過行政院長，這樣的內(nèi)容也是不能公開的。幾乎很少有人是蔣介石不罵的，甚至連宋美齡都罵。國民黨大員中，我發(fā)現(xiàn)只有一個人他沒罵過，那就是吳稚暉。蔣還有一個特點，他寫了好多個人隱私。比如早年跟妓女鬼混，怎么逛妓院。他寫這些事是想反省自己。蔣是有想法的人，他要做中華民國的代表，他要做一個圣賢豪杰”。
先別說“歷史學家”楊某石論證“蔣介石的日記具有相當大的真實性”的幾條理由根本經(jīng)不起推敲，更何況最終臺灣蔡英文當局公布存放在臺灣檔案館的蔣介石的手令把蔣介石的底褲都扒光了，同時也把楊某石的說法反駁得體無完膚。圓圓寫日記的動機和希望收到的效果是什么？廣大網(wǎng)友已經(jīng)非常清楚了，暫時不清楚的，看看他寫的小說《車欠土里》，看看他咒罵愛國青年和臺灣統(tǒng)派代表人物邱毅和黃智賢的語言也會弄清楚的，在這里，我不打算在她這里多費口舌。只是以她的日記作為話題引子談?wù)撘幌氯沼浭欠衲軌蜃鳛樽C明歷史事實的依據(jù)的問題。疫情期間，武漢封城，圓圓同樣是宅在家里，而她居然能夠根據(jù)道聽途說寫成日記，然后被國內(nèi)的自由派公知當成事實并且被境外勢力當成甩鍋中國并且糾集新“八國聯(lián)軍”對中國進行勒索的“事實依據(jù)”，撇開政治因素不說，把一個人的并非親身經(jīng)歷的，而是根據(jù)道聽途說的事情寫成的日記當成“事實”，并且進行以偏概全本身就是非常荒謬的。打過官司的人都明白一個道理，在法庭上，通常與案件當事人具有利害關(guān)系的人是不能出庭作證的，或者說他們的證詞是一般不會被法官采信的。比方讓一個人自己的妹妹證明自己無罪，讓自己的弟弟證明對方當事人有罪，法院會采信嗎？除非出現(xiàn)下面的兩種情況，證人即作出對與自己關(guān)系好的人不利的證詞，或者作出對與自己關(guān)系不好的人有利的證詞。在國際關(guān)系和社會關(guān)系上也是這樣。二戰(zhàn)時期，德國和日本是盟國，拉貝作為日本的盟國的公民，最起碼是不會捏造事實的，何況還有照片與文字材料相互印證。但是日本人居然否認日記的真實性。新冠肺炎在全世界爆發(fā)，美國想甩鍋中國，而圓圓對共產(chǎn)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態(tài)度是怎么樣的盡人皆知，而她的以道聽途說為依據(jù)寫的日記居然被自由派人士和西方國家當成“事實”。雷鋒日記只是記載本身成長的思想歷程，不牽涉其他人，而且雷鋒生前沒有人看過他的日記，公知卻說是假的，是為了給大伙看的，不可信。蔣介石對共產(chǎn)黨有刻骨仇恨，他的日記在記載涉及與共產(chǎn)黨有關(guān)的事實方面必然帶有歪曲事實真相的很大的可能性，并且由于一個人了解情況的局限性，尤其是蔣介石作為國民黨的領(lǐng)袖，要處理大量的事務(wù)，即使是他有實事求是記載歷史事實的動機，他也沒有時間精力也不可能對民國時期或者即使是是國民黨政府內(nèi)部的各種事情進行全方位的全程了解，就算是他想真實記載，也會掛一漏萬。而蔣介石的日記居然被認為是“真實”的。老天有眼，蔣介石以及為其涂脂抹粉者被豬隊友蔡英文打臉，公知苦不堪言。
有憑有據(jù)的《拉貝日記》由于不利于維護日本的“光輝形象”，被作為“民主國家”的日本的某些人否認真實性；
根據(jù)道聽途說寫成的圓圓日記，由于有利于境外敵對勢力在政治上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對中國進行經(jīng)濟上的勒索，被所謂的“民主國家”當成“真實的事實”；
《雷鋒日記》只是記載自己成長的心路歷程，被自由派公知以“雷鋒表現(xiàn)欲很強”作為借口，否認真實性；
而既可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歪曲歷史，又可能因為條件限制不可能全面收集歷史資料寫出的《蔣介石日記》被公知尤其是所謂的“歷史學家”楊某石說成是具有“真實性”。
西方國家以及我們國內(nèi)的自由派公知這種用多重標準評價事物的神邏輯，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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