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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王朝科：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作了哪些新概括？

點擊：3943  作者：程恩富 王朝科    來源：前線雜志  發布時間:2020-05-24 11:53:12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作了新概括，實現了基本經濟制度由單一所有制制度向包括分配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內的體系化制度轉變的突破。

 

在構成基本經濟制度的三項內容和層次中，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是整個經濟制度的基礎，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總體格局；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結構是所有制結構的利益實現，決定了共富共享的總體格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決定了市場與政府雙重調節的總體格局。

 

這一新概括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原理的堅持和發展，也體現了新時代我國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治理的經濟制度要求，我們必須科學把握和積極貫徹。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這是中國共產黨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體系化。

 

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是整個經濟制度的基礎，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總體格局

 

中國共產黨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和不斷探索，最終找到了通過建立先進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鑰匙，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基礎性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對整個社會制度的性質和發展方向具有決定性作用，因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強調通過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革命從而實現社會制度的變革。

 

新中國建立以后，根據經典社會主義關于所有制的理論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單一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開啟了獨立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踏上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征程，國民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也為其后的改革開放準備了較為充分的物質技術條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認真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中所有制關系的經驗和教訓，逐步開始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進行調整，開啟了通過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對所有制結構關系進行調整的過程。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為被長期禁錮的個體經濟發展掃除了政治障礙。黨的十二大提出：堅持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的方針，多種經濟形式主要包括農村和城鎮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我國經濟的基礎制度，決不允許破壞。

 

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應以公有制為主體，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種形式。私營經濟是公有經濟必要和有益的補充。中外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和有益的補充。

 

黨的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

 

黨的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科學論斷，具有里程碑意義。

 

黨的十七大除繼續強調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外，補充了“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新內容。

黨的十八大提出：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特別是關于“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的論斷，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理論的創造性發展，是又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理論成果。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基本經濟制度與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等13項制度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體系的基礎性制度，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資料所有制更加成熟定型。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探索作為根本經濟制度的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重點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同時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健全支持非公經濟發展的法治環境和政策體系。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重點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完善農村家庭經營與集體統一經營相結合的基本經營制度。

 

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結構是所有制結構的利益實現，決定了共富共享的總體格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是“人口多、底子薄”的經濟社會狀況，新時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是我國經濟社會的基本特點。我們需要通過探索更加靈活有效的分配制度，激發廣大人民潛能和創造性，大力發展生產力，創造更加豐富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和生態財富來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由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按勞分配是馬克思主義經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支柱，是公有制經濟的消費品分配形式，是公有制在分配關系上的實現。

 

簡要回顧黨帶領人民艱苦探索的歷程，也就不難理解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的實踐必然性和理論必然性。

 

黨的十三大提出要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分配方式。按勞分配為主體與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相適應，體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關系和社會主義勞動性質的客觀要求；多種分配方式并存與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相適應，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關系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

 

黨的十四大又提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兼顧效率與公平。運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調節手段，既鼓勵先進，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也在賦予“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以新的實踐成果和新的理論內涵。

 

黨的十五大強調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黨的十六大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豐富和發展了分配制度，賦予了分配制度嶄新的內容，比如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規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等等。

 

黨的十七大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作出重大調整，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這既體現了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認識的不斷深化，又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對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創新和發展。

 

黨的十八大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內容，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升到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高度。第一次明確提出“兩個同步”和再次強調“兩個提高”——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兩個同步”和“兩個提高”賦予了分配制度動態發展的特征，不僅具有頂層設計的制度規定性，也具有政策層面的指導性和操作性，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根本要求，就是共享發展，共同富裕。

 

黨的十九大在三個方面進一步豐富發展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內容，要完善按要素（產權）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提倡勤勞守法致富，擴大中等收入人群，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把收入分配納入法治軌道；通過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經過近30年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日趨成熟定型。《決定》把“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分配制度的“四梁八柱”已經成熟定型，必須長期堅持。具體包括：

 

按勞分配和按要素貢獻分配相結合的初次分配制度。多勞多得、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社會主義分配的基本原則，是尊重勞動、勞動光榮的具體體現，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體現；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按貢獻分配則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創新驅動發展理念的要求，體現了新技術革命發展的新要求，特別是把數據作為生產要素，體現了大數據時代數據對生產力發展的巨大作用。

 

國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再分配主要是國家利用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主要手段對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關系進行調節，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體現，是共享發展的具體體現。

 

第三次分配制度。《決定》在黨的文獻中首次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概念，是對分配制度的重要發展。通過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發揮第三次分配在社會救助、扶弱濟困方面的重要作用，實現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科學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科學、規范、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能夠激發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共同創造美好生活。鼓勵勤勞致富，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范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把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

 

這種立體化的分配制度體系為我國始終沿著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實現共享共富目標提供了強大的制度保障。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決定了市場與政府雙重調節的總體格局

 

從本源來觀察，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在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和發展條件下，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可以具有決定性的反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探索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創造，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沒有現成答案可尋。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同樣道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不斷完善，也應當從中國經濟實踐中去尋找答案。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由此開啟了運用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的大幕，踏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探索和實踐探索之路；

 

黨的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范疇，進而提出了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的論斷，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大論斷，闡明了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

 

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本身不具有社會制度的規定性，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可以融合；

 

黨的十五大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要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作出我國已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判斷和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部署，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開辟了新的道路。

 

黨的十八大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建設實踐，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具體實踐的新要求，提出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黨的十九大再一次強調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國家制度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體系，包括高標準市場體系、公平競爭、產權保護、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消費者權益保護、資本市場、發展先進制造業振興實體經濟、振興鄉村和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國家糧食安全保障、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等制度，以及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其中，均須更好地發揮市場在一般經濟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制度。

 

總之，在構成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三項內容和層次中，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是整個經濟制度的基礎，決定了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總體格局；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結構是所有制結構的利益實現，決定了共富共享的總體格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決定了市場與政府雙重調節的總體格局。

 

這一新概括是新中國70周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結晶，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原理的堅持和發展，也體現了新時代我國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治理的經濟制度要求，我們必須科學把握和積極貫徹。

 

作者：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王朝科，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前線》2020年第5期，原標題“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