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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磊：山雨欲來

點擊：4661  作者：肖磊    來源：中美學者智庫  發布時間:2020-06-09 10:23:25

 

關于涉港國安法的問題，香港人和內地大部分人都沒有搞清楚其真正的歷史性意義，都在基于自身利益和滿腔情緒來泛化對涉港國安法的討論，美英和一些香港人高喊，香港要變成一國一制了，這是要葬送香港未來的發展，內地也必將遭遇重大影響，資本和人才會離開香港等等。而內地更多的討論是，香港必須要受到管制，否則無法無天了等等。

 

其實美英跟部分香港人對涉港國安法的看法，是帶有政治目的的，是想綁架民意，混淆視聽，表演一下“政治正確”，不值一駁，而內地很多人的看法，實際上是受限于對整個大歷史背景的認知，缺乏對國際社會發展局勢的體會，也是比較情緒化的。

 

那么涉港國安法的真正歷史背景和用意到底是什么？對香港到底會帶來何種影響？對整個中國意味著什么？我今天就跟大家詳細的做個評論，當然，也只代表我個人的思考，僅供一閱。

 

另外我想提個醒，下面的內容，很多措辭會比較激烈，也可以說我是帶著情緒寫的，對此介意的讀者我建議就不要往下看了，以免上火，看完還得去留言反駁，豈不很累。

 

一

 

由于近兩百年來，全球基本上都是在接受西化教育，對西方文化和制度等的概念，已經有了根深蒂固的潛在認知，所以每每談到社會和經濟問題，很多人總是會拿制度和文化來說事，但就是不談現實問題和解決方案。

 

那文化和制度到底是什么，是怎么演變的，大部分人根本就沒有足夠的知識和歷史縱深去感觸全貌，往往就是盲人摸象。我先給大家稍微做個解釋，其實所有的新文化和新制度的演變，都來自于碰撞，都源于族群地位和發展趨勢的改變，都是因為相互之間失去平衡而出現的關系再造，都是不斷演進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早就該掃入垃圾堆了。

 

我先給大家舉兩個例子。

 

大家知道中國和日本上一次的關系緊張是什么時候嗎？我來告訴你，是2010年開始的（2010年9月7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沖撞一艘中國拖網漁船，中日釣魚島沖突爆發），一直持續到了2013年，這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我就不詳細說了，很多人應該都知道那段時間發生了什么。

 

那為什么在中日兩國都致力于淡化歷史問題，全力以赴發展友好經濟的背景下，中日卻在這個時候爆發沖突呢？僅僅是因為釣魚島？其實另有原因，中國的發展，打破了原來的平衡。2009年中國成為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場，緊接著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

 

這意味著中國在中日關系中的話語權增大，美國擔心日本倒向中國，而日本一方也越來越沒有安全感，因此會特別的敏感。于是，這段時間你去看日本首相的更替速度，簡直是特別嚇人，不到一年就換一個首相，從2008年至2012年五年間，日本換了6任首相，而且每任首相大部分時間都在走極端，要么是親中國，要么就是仇中國，然后迅速下臺。

 

 

最后等到安倍晉三第二次上臺的時候，開始采取中間務實路線，也就是注重于自身經濟利益和現實發展，而不是動不動就放出極端言論或采取極端行動，也可以說既不得罪美國，也不刺激中國，基本可以說找到了跟中國新的相處之道。

 

日本之所以變得相對“溫和”，原因在于，經過了幾年的折騰，日本跟著美國不僅沒有遲滯中國經濟，反而與中國經濟規模的差距越拉越大，到2013年的時候，日本GDP已經只有中國的55%了，這個時候要么跟中國繼續鬧矛盾，要么就必須要接受新的平衡，日本在尋求經濟目標的背景下，不可能選擇前者。

 

于是，中日之間新的關系再造就逐步開始了，中日關系也就進入了較為成熟的階段，日本首相也換得沒那么頻繁了，至今還是安倍晉三。

 

我要舉的第二個例子是韓國，2014年，中國成為韓國最大貿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場、最大進口來源國，2015年12月韓中自貿協定(FTA)生效。結果大家也都知道了，2016年“薩德危機”爆發，中韓關系陷入谷底，2017年韓國總統樸槿惠遭彈劾入獄，最終薩德部署，而韓國重要企業樂天瑪特和三星等在中國市場遭遇重創。中國加緊了研發反制導彈的步伐，去年閱兵亮相的DF17水漂彈其實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專門針對薩德的。

 

2016年的“薩德危機”，一方面也是美國擔心中韓經濟嵌入太深，導致政治層面進一步靠攏，從中作梗；另一方面是韓國財閥和諸多民眾對進一步依賴中國經濟的擔憂加劇。這就好比說，當你從經濟層面更加依賴某一方的時候，你總希望能尋找到其他手段去制衡對方，以保證擁有某種程度的安全感。

 

其實我要說的是，無論是2010年的中日釣魚島危機，還是2016年的中韓薩德危機，真正的原因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民族沖突，而是中國發展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剛開始的時候，對方難以接受這種新的“失衡”，會表現出各種“反中”情緒，這就給美國介入創造了機會，所以美國才把重返亞洲的戰略，叫做“亞太再平衡”。

 

那我講中國跟日本韓國之間的這段歷史，對理解涉港安全法有什么幫助呢？其實大家應該已經注意到了，最近幾年，臺灣和香港地區的民眾本身，也開始出現心理上的“失衡”。

 

臺灣和香港地區，雖然都屬于中國領土，但由于自身發展基礎的原因，對大陸一直有很強的優越感。問題是，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過了香港，去年福建GDP超過了臺灣。

 

要知道臺灣GDP曾占大陸的40%，香港GDP曾占大陸的20%，而如今只相當于內地一省一市的體量，這種壓迫感，并不是簡單的就能用擁有“民主自由”就能化解的，很多民眾需要更多“安全感”，這就給域外介入提供了機會。

 

很多人肯定要反駁，光GDP超過有什么用啊，還得人均，還得看“軟實力”，比如“制度”、“法治”等等。這種說法確實沒錯，但真正的問題是，證明“制度”和“法治”優越性的指標到底是什么？是富人和財團的安全感？還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

 

幸福不是存量，而是比較，眼看著大陸人的收入，一天比一天高，而臺灣工薪階層已經有超過20年不漲工資了，香港人看到的是內地過來的越來越多出手闊綽的購物旅游客，只要是正常人，都會有怨氣的。

 

 

 

如果說以前類似“臺獨”或香港某些勢力的“鬧”，是因為某些政客或特定利益群體對大陸的籌碼博弈，而如今的“鬧”，則是諸多民眾教育的斷代和心態的失衡，而這種失衡被政客和海外輿論點燃之后，就變成了完全失真的“民意”，走向真正的“臺獨”和“港獨”。這就給西方諸多勢力提供了足夠的介入空間和機會，變成了分裂和遲滯中國發展的工具。

 

但香港和臺灣不是日本，也不是韓國，更不是菲律賓，香港和臺灣是中國的主權范疇，香港民眾和臺灣民眾是中國人，面對這種局面，你能怎么辦？難道要“反制”香港和臺灣？開玩笑，我們是同胞啊。

 

二

 

對于那些把政治問題僅僅看成是口號和意識形態的人，基本上我是懶得跟其討論的，因為口號和意識形態都解決不了現實問題。我要問的是，面對現在這種情況，如果你是中國當局，你該怎么辦？

 

中國民眾會允許“港獨”、“臺獨”搞分裂嗎？在這方面來說，中國當局實際上是壓制民意的，如果真按照民意去解決，我敢肯定的說，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上，以及用更激進的方式來處理“港獨”方面，14億人的民意是一邊倒的。中國目前的處理方式，反而是壓制了對港臺政策的民粹化。

 

很多人連基本的政治常識都不懂，然后拿出一些很泛化的概念，來評論香港和臺灣問題，對大陸的很多舉動嗤之以鼻，然后再嘲笑一下內地是未開化的人，自己卻是現代普世的。我聽著都想吐。

 

我覺得一個人看問題，如果是為了增加茶余飯后的談資，那么怎么說都行，但如果要成為某種決策，也就是指導自己去做生意、選擇職業或投資，那就要有歷史的眼光，一旦錯誤的判斷形勢將可能會帶來一系列心理失衡，然后耽誤一生。

 

連跑去英國的李嘉誠都回來了，你覺得李嘉誠比你還傻？看不懂趨勢？不知道啥是普世價值？

 

我再跟大家說個事實，大家就明白了涉港國安法到底是針對誰，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關于涉港國安法，有一個重大的背景被大部分人忽略了，那就是美國針對中國企業華為等的惡意打擊行為，這是涉港國安法出臺的另一個重大背景。

 

大家知道華為CFO孟晚舟案的經過嗎？我可以簡單的告訴大家，孟晚舟被抓，是主要業務在香港的匯豐銀行，幫助美國司法部，拿到了一份PPT文件，而這份文件的主要內容是澄清華為與伊朗一家公司的關系。請注意，是澄清。

 

然后基于匯豐銀行提供的這個PPT文件，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大家能理解這個邏輯嗎？一家主要業務在香港的銀行，給美國司法部提供材料（情報），然后孟晚舟在第三國加拿大被抓。

 

可能對于一般人來說，根本不理解這其中的政治問題，那我告訴你，這個事件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主要業務在香港的公司，可以懼怕美國而無視中國，做出賣中國核心利益的事情給美國，而美國可以據此要求第三方國家抓中國企業高管。看懂了嗎？

 

大家再看看這次涉港國安法的推進時間和相關消息，我給大家梳理一下。

 

4月28日，孟晚舟引渡案以電話會議形式開庭，將擇日判決。

 

5月2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涉港國安法（整個過程爆發了持久不息的掌聲）。

 

5月28日凌晨兩點，加拿大法官宣布判決結果，孟晚舟未能獲釋。

 

5月28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以絕對高票表決通過涉港“國安法”。

 

你可以將上面的時間安排，看作是一個巧合，但緊接著5月29日，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臉書發文，明確提到，“英澳加三個白人英語國家跟著美國大佬走，發共同聲明，干預中國內政。這些國家的產品和服務在香港或經香港轉到內地的市場龐大。國安法因香港而起、為香港而立，因此香港必須和國家一起反制, 真真正正做到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我們要清楚向這些國家表明，香港不是他們的殖民地。”

 

更重要的是，梁振英最后直接指名道姓的提到了匯豐銀行和華為的事情。

 

梁振英說：“匯豐的利潤主要來自中國，但董事局和高階管理層幾乎全部是英國人，在政治問題上，這家自稱英資的銀行萬萬不能一邊賺中國的錢，一邊跟著西方國家做損害中國主權、尊嚴和人民感情的事。中國和香港都沒有欠匯豐，匯豐在中國的業務，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銀行完全可以隔夜取代。英國要和中國較量，持有匯豐賬戶的特區政府，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工商界，尤其是人大代表、各級政協委員要馬上自保，避免成為類似華為一樣的人質。”

 

請注意這段話的最后一句，避免成為類似華為一樣的人質。

 

大家應該看明白了整個事情的邏輯關系，現在的香港，一些海外企業和駐港機構，在配合美國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方面，其實比澳、英、加還要肆無忌憚，也就是說，美國可以讓香港的商業機構為美國的國家安全服務，但中國無法要求這些機構為中國的國家安全服務，美國可以要求加拿大的警方抓中國人，而中國不可以在香港抓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人。

 

大家再細細品味一下這其中的霸道邏輯，以及暴露的中國國家安全漏洞。

 

中國當局出于對香港特區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壓制內地激烈的民意，一忍再忍，但結果是什么呢？去年香港區議會選舉，反對派獲得三分之二的選票，寧可選出一個弱智，也不支持跟中央保持一致的建制派候選人。這是不是有點像美國選出來一個種族主義者特朗普，英國推出來一個硬脫歐約翰遜“民意”類似？再這么下去，香港都能走到跟內地“開戰”的地步。

 

原因是什么呢？很簡單，民眾心態的失衡，英美的介入，導致整個香港變成了意識形態的戰場，人跟人之間失去了現實聯系，完全變成了隔空“對戰”，但問題是，香港不是美國也不是英國，是中國的一個特區。

 

那我還想問的是，這個時候建制派在干什么呢？大家也看到了，這次兩會期間，香港代表并沒有拿出一個成型的方案來解決香港的問題，反而是令人意外的向中央要地，希望中央給香港撥一塊地建設新區，參照橫琴模式（珠海橫琴新區撥給澳門管轄）。我也是很無語，建制派想炒地炒樓發財都想瘋了。

 

 

所以這次人大會議，提議和通過的涉港國安法，對于香港建制派也是一次警告，如果建制派依然只代表香港的財閥，依然無法有能力管理香港，依然僅僅是打著口頭愛國的旗號，卻處處想著炒地炒樓繼續制造貧富大分化，那也是不能容忍的。

 

與此同時，中央不僅沒有給香港撥地，而且進一步升華了海南自貿港建設。

 

海南自貿港這次獲得的政策，是歷史性的。購物免稅、落地簽、個人所得稅封頂15%（本來封頂45%）、企業所得稅也將將至15%（本來25%）等等，2025年前海南全島將封關運作，全島自貿港+全島自貿區+全島經濟特區，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開放力度了。

 

如果香港表現好的話，其實完全可以將海南自貿港搞成香港和海南共管的模式，這塊地足夠大（面積是香港的30倍）。但在香港很多問題沒有解決之前，是不會有這種機會的，難道要其再管出一群“賣國者”？

 

當然，海南島的戰略考量，如果僅僅是因為香港，那就太狹隘了，這次加速開放政策里，其中一個就是要讓海南融入“西部陸海新通道”，這跟中國前不久升級的西部大開發同屬一個體系范疇。

 

 

中國需要更平衡的發展，更開放的門戶，要縮小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的差距，需要新的一個增長極，需要更多的國際支點，需要跟整個東南亞進一步的融合，當然，從戰略上看，也可以說是為美國發起的中美“脫鉤”風險做戰略準備。

 

三

 

中國現在要面對的問題，已經不是什么海南能否取代香港的問題，討論這個問題就又陷入到無知的爭辯了，因為無論是海南，還是香港，都不是一個國際問題，而是國內問題，內部的事情，為什么要對立的看呢？

 

如果僅僅討論香港，那是另一碼事。簡單的說，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是多重因素促成的，單純拿出一個點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此我從不認為海南可以取代香港。

 

海南是中國自貿港領域的新“三線建設”，因為如果把中國社會管理制度的創新和擴展，只寄托于香港、澳門和臺灣的一國兩制，那就太被動了。

 

大家知道湖北十堰現在是全球知名的汽車城，那就是當年三線建設的結果，因為中國的一汽在長春，當初隨著蘇聯隨時可能挑起的戰爭風險，中國在十堰建設了二汽。可能大家還不知道，這次疫情，由于湖北按下暫停鍵，直接影響了全球汽車工業，因為十堰現在是全球最大的汽車零部件制造基地。

 

 

海南可以說是中國服務業的新三線建設，既然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已經成為一種趨勢，那中國不可能讓美國來主導什么領域脫鉤，什么領域不脫鉤，美國要跟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脫鉤，要發動新冷戰，那中國完全可以在香港跟英美資本脫鉤，就看誰的耐受力更強了。

 

香港是美國的第一大貿易順差地區，香港地區對美國的年平均逆差超過400億美元，也就是說，每年通過香港凈流入美國的資金平均400億美元。美英加三國在香港的企業數千家，戶籍公民數十萬，這些國家派往香港的政治工作者就有數百人（俗稱間諜），可以說成了這些國家投資中國，參與整個亞洲市場的避稅和庇護天堂，以及各種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活動據點。很多人說香港對中國很重要，那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香港對美英加同樣也很重要。

 

投資中國的外資，很大一部分是從香港進來的，這一點確實是，但大家還可以想想，假設中國宣布，拒絕借道香港的資金投資大陸，那請問，這些資金是不是就不再投資中國大陸了呢？

 

越南現在吸引了歐美日等諸多國家的投資，那越南有“香港”嗎？英美等國在全球有數萬億美元的投資，分布在超過150個以上的國家，難道這些國家都擁有一個“香港”？

 

再者，當年大英帝國在全世界有那么多殖民地港口，為什么只有香港和紐約（最早荷蘭人經營的）成功了呢？原因很簡單，因為紐約背靠整個北美大陸，后來有美國國家意志的支撐，而香港背靠的是中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香港的地位不可取代，并不是因為香港本身，而是中國本身就不可替代。

 

你可能要問，既然香港的成功，是基于中國，那中國再建設出來一個香港啊，上海建設了這多年，也無法替代香港的國際地位啊。

 

那我舉個例子來回答這個問題，就像美國有芝加哥，有洛杉磯，有夏威夷，有西雅圖，甚至有拉斯維加斯等等，但他們取代紐約了嗎？沒有，因為沒有必要，假設紐約要脫離美國宣布獨立，那你試試看，美國能不能搞出替代，如果變成政治事件，其實找個替代那是分分鐘的事情，美國只需要遷移金融系統，封鎖跟紐約的貿易就可以了。

 

 

上圖中紅色地區都是大英帝國曾經的殖民地，能看出來香港有啥特殊性嗎？很簡單，特殊性就是背后有一個中國。

 

很多人可能會談到新加坡，但請注意，如果不是全球25%的貨物貿易從馬六甲海峽經過，新加坡會有今天的地位嗎？

 

再假設，如果沒有香港，中國作為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二大資本市場，上海就成不了國際金融中心？中國在擁有香港，以及嚴格的資本管制之下，上海也不照樣是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

 

由英國智庫Z/Yen集團發布的第26期GFCI(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榜單，上海、北京、深圳都進入了前十。如果按照很多人的理解，這怎么可能啊，中國有“自由港”嗎？我可以告訴你，類似于馬爾代夫、摩洛哥、巴哈馬等這種國家，可以采取世界上最自由的政策，甚至可以放棄自己的司法、貨幣主權等，但你覺得他們會成為世界級金融中心嗎？

 

很多人對真正的，什么是國家力量，幾乎是一無所知。

 

 

2019年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現在香港股票市場，70%的市值來自大陸企業，香港一些三流的保險公司，也能因為大陸客的瘋狂購買，賺得盆滿缽滿，更不要說其他諸如貨幣、債券和基金等市場了。

 

其實對于諸多的海外投資者，對于中國的投資，并不一定需要香港，但如果有香港存在，當然是再好不過了。香港是投資中國的加分項，而不是決定因素。

 

香港自身的優勢有四個，低稅收、資本自由和服務效率，以及普通法系。關于稅收、資本和效率的問題，我覺得對于海南和未來的中國改革開放趨勢來說，都不是太大的挑戰，真正的挑戰就是現在大家談論最多的“普通法系”。

 

那香港實行的英美普通法系，到底對大家（具體說是富人）有什么吸引力呢？一句話，叫做可操作空間。也就是說，在普通法系，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都是擁有可操作空間的，這會給富人帶來巨大的安全感，也就是說，警察不會“亂抓人”，犯了重罪也可能會被保釋，被通緝也可能會跑掉，這就是為什么英美法系吸“人”的重要原因。

 

 

至于普通法系所帶來的商業效率，可能沒那么簡單，香港自英國占領之后，一直都實施普通法系，但貪污腐敗橫行，最終解決效率問題的，不是普通法系，而是超越于現有執法范疇的廉政公署。印度也是普通法系，只有在印度做過生意的人才能知道印度的腐敗和遠低于中國公務界的效率。

 

因此，真正要搞清楚關于香港的“法治”問題，以及未來中國如何從香港的治理當中獲得經驗和教訓，更好的管理香港，實際上最終還是一個如何理性看待和靈活駕馭普通法系的問題。

 

四

 

為了更好的讓大家理解英美普通法系，我給大家找了三個真實的案例，這三個案例發生在如今被譽為人類法治“燈塔”的美國，從中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其邏輯。

 

第一個是，關于美國舊金山（三藩市）的真實事件，那是在1834年，有一個叫蘇特爾的瑞士人，來到了美洲大陸，然后輾轉幾年后到了加利福尼亞，然后變賣自己的財產，從當地總督手里租了一片土地的開發權。

 

蘇特爾在這里搞農業、養殖業，還雇傭了很多人，到了1848年，有個蘇特爾雇傭的木匠，拿來了一把沙子，里面有黃金。于是，蘇特爾來到了這片屬于自己的泥沙地，開始淘金，一瞬前就變成了世界首富。蘇特爾要求手下的人嚴格保密，但金子的魔力是巨大的，蘇特爾雇傭的這些人，不僅開始脫離蘇特爾淘金，而且開始暴力瘋搶蘇特爾的財產，不僅搶金子，還瓜分了蘇特爾的其他財產，蘇特爾從世界首富變成窮光蛋也是眨眼間的事。

 

后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全世界的人都來這里淘金，一座城市拔地而起，舊金山就此誕生。到了1850年，加利福尼亞并入美國版圖，成為美國的一個州。美國宣揚契約精神，法律層面保證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蘇特爾于是向美國政府出示合約，提起訴訟，要求拿回自己的土地和財產，但他的土地已經變成了城市，那怎么辦呢？

 

1855年，加利福尼亞州最高法官湯普森宣布，蘇特爾依然享有舊金山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他的利益是合法的，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于是，蘇特爾拿著判決書，激動得不得了，一下子擁有了一座巨大的城市，但問題是，怎么執行呢？結果是，蘇特爾到死也沒有拿到過一分錢，也從沒拿回過舊金山一寸土地。

 

請注意，我說的這是真實事件，不是故事，“法律”保證了“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但現實是沒法執行。

 

第二個例子，是辛普森案（1994年）。

 

這個案子里面，大部分人都非常清楚辛普森就是兇手，但由于警方的幾個重大失誤導致有力證據的失效，最后導致辛普森以無罪獲釋。

 

美國會讓殺人犯逍遙法外嗎？不會。后來由于辛普森和助手在拉斯維加斯一個賭場酒店與兩名來自洛杉磯的體育紀念品銷售者發現沖突，試圖強行搶奪據稱原本屬于辛普森本人的照片、徽章和橄欖球等物品，因此被警方逮捕并送上法庭。

 

你猜怎么判的，終身監禁！

 

大家看明白了嗎？辛普森犯殺人罪的時候，被無罪釋放，而跟一個店員發生沖突之后，被判終身監禁。

 

第三個案例，叫做甜點抗辯。

 

1977年的時候，美國舊金山的一名警員丹懷特因個人財政問題辭職，但辭職幾天后，他就改變了主意，要求當時的市長莫斯孔尼（George Moscone）再次委任他，但由于市長受到米爾克（Harvey Milk）游說，決定任命荷冉希（Don Horanzy），故此拒絕了丹懷特的要求。

 

1978年11月27日，丹懷特持槍從地下層的窗口潛入政務大樓，先闖入市長莫斯孔尼的辦公室將市長射殺，及后于另一位置將米爾克射殺。丹懷特事后被制伏。

 

最后丹懷特的辯護律師，以丹懷特于作案前曾進食大量零食Twinkie及飲用可口可樂，這些高糖份的零食，使腦部化學物質失衡，令丹懷特陷入抑郁，降低了他控制自己的能力為由，為其做精神失常的辯護，法庭最后接受了辯方的供詞，將原本控告丹懷特的有預謀謀殺罪（Premeditated murder)，改判為罪名較輕的蓄意誤殺罪（Voluntary Manslaughter），監禁刑期7年8個月。 

 

看懂了嗎？也就是說，你如果在殺人前吃了甜點，喝了可樂，有可能就會減輕判罰，大家對這個判決也是驚呆了。

 

我舉以上三個例子是想告訴大家，不要動不動就講英美法系怎么怎么樣，中國法律怎么怎么樣，你可能根本就沒有理解法律深層邏輯的基礎知識。關于法律的問題，有其復雜的演變過程，以及令你眼花繚亂的操作方式，不要神話普通法，法治根本就不是一個選擇問題，而是一個演變問題。單純選擇什么法律如果就能帶來法治，那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恐怕遍地都是倫敦和紐約了，事實是，非洲還是非洲、印度還是印度、菲律賓還是菲律賓，反而中國這個不斷演變的國家，成了世界的焦點。

 

你去看日本、法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荷蘭等等國家，也都不是普通法系，而是大陸法系，你會覺得這些國家的法律也不值得信任嗎？

 

英美普通法系現在被很多人認為，是有利于創新的，是有利于金融和商業活動的法系，其實這種說法也是混淆了歷史的作用。這就好比說，當日本和德國崛起的時候，很多人也會說，日本和德國的制度，是對創新有利的，值得大家學習的一樣。由于過去兩百多年里，全球各領域幾乎可以說，是由英國和美國交替主導，恰好這兩個國家采用了普通法系，所以大家潛意識的覺得普通法系好像就等于最好的創新土壤和最好的商業條件。

 

如果采用普通法系的美國，在未來走向衰落，大家又該如何看待普通法系呢，最近在美國出現了白人警察跪殺黑人的事件，以及涉事四警察，三個拿錢就保釋，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其實普通法系國家，除了英國、美國、加拿大等，還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馬來西亞及非洲的個別國家和地區，那請問，如果把印度和中國的發展來比較，哪個法系到底更適合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呢？你是愿意生活在普通法系的孟加拉或巴基斯坦，還是中國呢？

 

就算在非常成熟的普通法系國家或地區，其實也都更偏向于為富人服務，美國現在跟中國競爭，按照美國國防部等智庫發布的警告，其中一條就是，美國更多的人去學了法律和金融，而學理工科的越來越少，這導致美國競爭力下降，跟中國未來的競爭將變得十分困難。

 

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去學律師呢，因為正是由于普通法系擁有太大的“可操作空間”，隨便一個案子，隨著所請的律師的不同，所花的錢的不同，就可能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這對于富人是極其有利的，而英美主導世界兩百多年，就是不差錢。當然，中國越來越多的富人也越來越向往普通法系。

 

 

 

可能很多人又要說了，大陸法系也還不是花錢和請律師嗎？其實這有很大區別的，因為大陸法系更主要還是按照明確的法律條文，大部分人實際上是很容易搞清楚法律底線的，但在英美普通法系，很多時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人起訴的，怎么吃上官司的，畢竟普通人是沒有錢擁有私人律師來做指導的。

 

當然，我不是來單純抨擊普通法系的，我的結論恰恰是，未來世界的大方向，將是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的碰撞和二次融合。如果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說，哪個國家能首先完成對兩個法系的整合呢？很大的可能是中國。請別笑，我是認真的。

 

就像現在中國跟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以及跟美國、英國在法律層面的碰撞一樣，看上去有巨大的分歧，但這正是兩者交互的機會。中國在這方面是有歷史經驗的。

 

比如大清帝國為何能夠管理那么大的疆域，并不是單純的因為皇太極、康熙等人的征服能力，而是大清帝國本身就是一個每天都在跟農耕文明和游牧民族碰撞的國家，一方面要管理好關內的農耕區域，另一方面還要在關外管理好游牧民族，這就使得大清必須要擁有更高維度的治理能力，畢竟農耕和游牧兩者的社會規則是完全不同的。

 

而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純陸地國家，也不存在農耕還是游牧的問題，中國進入到了規模巨大的工業文明時代，而中國的東邊深入海洋體系，跟普通法系國家的交集和碰撞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關注點，中國的西邊又深入亞歐大陸，完全是一個純陸地模式，這就迫使中國一方面要有高超的智慧來接納和消化海洋文明，以及所轄的普通法系，另一方面還要產生出更高效包容的大陸法系，否則兩者會產生激烈的沖突。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在某一階段內，可能會變得十分艱難（現在正處在這個階段），但一旦突破這個階段，中國所承載的融合能力，可能是歷史罕見的。現實的情況是，美英等接受大陸法系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但中國選擇性的接受普通法系，并不斷改造大陸法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并且已經在探索和操作的路上了，這是歷史賦予的挑戰和機會。

 

近日海南國際仲裁院設立國際商事調解中心，海南國際仲裁院是海南省政府依法組建的全省唯一民商事仲裁機構，現聘仲裁員664名，其中境外仲裁員222名，分布于40多個國家和地區，專業覆蓋金融、投資、貿易等民商事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

 

 

大家注意到沒，境外仲裁員222名，分布于40多個國家和地區，專業覆蓋金融、投資、貿易等民商事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這已經是一種極大的融合方向了。香港不是有幾個英籍法官嗎？我海南直接有二百多名境外仲裁員，而且分布在40多個國家和地區，誰更公平？誰代表的利益更廣泛？

 

所以，我從不擔心當下中國跟美英等在普通法系之下的博弈，因為這是中國要復興，要走出舒適區必須要經歷的階段，這個階段可能是漫長而艱辛的，但我們必須要清醒的認識到，如果不去大膽的博弈，而是簡單的妥協或固執己見，中國未來可能既保不住基于大陸的利益，也難以擴展基于海洋的利益，這不是二選一的問題，而是是否有能力創造出選擇機會的問題。

 

那面對英美這種輿論和現實層面的咄咄逼人，中國應該怎么辦呢，簡單的來說（等會我會說詳細的博弈方法），首先要向一個學生一樣，繼續學習他們的全球化商業運作能力，畢竟在全球化方面，英美已經幾百年了，其次繼續以更加開放和市場化的理念來跟他們合作，但同時，也要有自信在某些明顯領先的領域對其制定規則，以中國模式為中心來展開，最重要的一點是，還要把他們當做萬年不變的海盜來防，因為歷史以慘痛的教訓告訴我們，不得不防。

 

你沒看錯，就是這么矛盾。

 

 五

 

好，我們再次回到關于涉港國安法的問題，這里面我更關注的依然是中美之間的博弈問題，涉港國安法既修補了巨大的國家安全漏洞，同時還在給港內政客畫出了紅線，也給建制派提了醒，更主要的是，等具體執行機構在香港落地后，中國將會在應對美國對中國華為等高科技企業的打擊方面，采取更加對等的行動。

 

我前一陣寫了一篇關于《保華為，就是保改革開放成果免遭劫掠》的評論，關于這個問題，我今天再多說兩句。在半導體領域，除了美國，另一個幕后重大玩家是日本，而中國目前忽略了日本因素。

 

就在中國啟動各種措施來抵抗美國對華為的打擊時，日本其實在變相的給華為制造麻煩。

 

日本在半導體上面，跟韓國競爭了數十年，韓國雖然在終端有優勢，但原材料方面60%以上依賴日本，擁有絕對的優勢，每次韓國想搞點事，日本就拿半導體來制裁，韓國國內立馬就老實了。

 

 

這次為了應對美國打擊華為，大家都在幫華為想辦法，日本媒體卻連續爆出，要么說華為又囤積了多少芯片，要么說華為又借道誰誰誰去采購芯片等等。就差告訴美國，華為早就有準備，你趕緊落實制裁吧，不然華為又想出辦法了，又得救了。

 

 

當然，日本一方面的考慮是擔心中國和韓國聯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跟美國聯合來加強在半導體領域的合作，并不想讓華為繼續做大。關于華為，對于日本來說，心態方面跟美國是一樣的，這次明確拒絕華為5G的，除了美國，日本是第一個。

 

 

另一方面，如果大家細心一點的話，在這次美國和西方都在新冠疫情方面甩鍋中國的時候，日本其實是變相的幫助中國的，那則關于去年早些時候美國一些流感死亡者當中懷疑有人死于新冠病毒，就是日本媒體爆出來的。其實潛在的意思是，新冠病毒最早不一定是中國爆發的，也有可能是在美國。

 

 

日本在華為問題上，堅定的跟美國站在一邊，而在新冠病毒問題上，一直變相的幫中國說話，這又是為什么呢？

 

我來告訴你，日本是遭受過美國人歧視和打壓的，日本再牛，也改變不了“亞裔”黃種人的膚色問題，如果美國一直甩鍋中國，美國要排斥的可能不僅僅是華裔，而是整個亞裔。日本其實一直以來依然有種族情節，就是黃種人并不比白種人差，這一點可能在很多時候，日本是希望中國能夠強大起來的。

 

當然，日本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抱大腿”，歷史上幾千年來，都是抱中國大腿，工業革命后抱英國大腿（英日同盟），德國崛起后跟德國搞德日同盟，二戰后堅定的跟著美國，這可能也跟島國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關吧，必須要跟域外最強大的國家結盟。

 

也就是說，如果想讓日本跟中國長久性的盟友式合作，中國只能成為第一，中國不僅要強大，而且要強大很久，否則日本除了在牽扯種族問題上跟中國有共同國際目標外（請注意國際二字），很多方面依然會跟美國堅定的站在一起，尤其是科技領域。

 

從華為事件堅定的支持美國，到新冠病毒事件變相的支持中國，你就不難看出，日本這個國家有多精明了。

 

我這里提到關于日本的問題，其實還是為了說清楚華為的問題，華為代表著中國規模型應用科技的突圍之路，牽扯到中國是否有足夠的國際空間來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

 

其實日本作為通訊和半導體里面的重要參與者和受益者，華為要想突圍，從明面上看，要跟美國硬鋼，但也要從背后防著日本。日本在這里面扮演的角色很微妙，但非常關鍵，日本不僅是重要的玩家，而且對中國企業諸多消息非常靈通，跟美國又存在共享機制。

 

當然，韓國也是一個半導體領域的重要玩家，最近由于中國有意跟韓國在半導體領域建立合作，韓國薩德部署問題又出現了，你說奇不奇怪。

 

不過有件事令我很疑惑，有人跟我留言說，美國打壓華為，中國投入那么多精力和人力財力去攻克芯片，這是美國的一個陷阱，使得中國對其他領域減少投入。

 

我覺得能提出這種想法的人，恐怕腦子有問題，這就好比說，當年中國研制原子彈，是上了別人的當一樣。半導體和芯片技術，是加工、材料和算力技術等的最高級別集合領域，未來的整個世界，都是以算力為背書的世界，而算力從哪兒來？就是半導體芯片領域，未來最多的可能是，會找到新的半導體材料，新的芯片技術，而不是說芯片就會被什么云計算淘汰，那請問云計算靠什么在計算呢？

 

大家知道至今還在攪動世界的比特幣，以及未來的金融和所有智能設備系統，都是依靠芯片在運作嗎？芯片技術是未來世界所有技術當中，類似水和空氣一樣的東西，如果搞不定，其他基于算力的人工智能等等，都會被對手釜底抽薪。

 

世界對煤炭和石油的依賴，都已經超過數百年了，時至今日，依然并未見得煤炭和石油這種非常傳統的能源背書形式遭遇淘汰，芯片作為所有能源跟未來人類最強工具之間的“轉換腦”，目前僅僅是一個開始，而很多人以為已經是終結。現在被各界重視的量子計算，以及新型的半導體材料，最終還是要回歸到芯片上面，量子計算的重要應用依然是量子芯片，說芯片技術過時的人，就好比說人的大腦多余一樣。

 

再者，今年中國上半年花在進口芯片上的錢，就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了，作為想成為科技大國的中國，這是難以想象的，因為芯片是幾乎所有科技產品的核心，也就是科技中的科技。你不能一方面說我國要成為科技大國，一方面天天被人在芯片領域卡脖子，這是什么道理？

 

六

 

最后我們再回歸到中美博弈問題，中國面對美國越來越多的系列組合拳，應該采取什么策略來應對的問題，我今天就不班門弄斧了，我只想跟大家講幾個關于博弈論的故事，這里面會告訴大家，什么策略會更有效。

 

著名政治學家阿克斯羅德做過一個實驗，他組建了不同領域、不同專業、不同背景和不同國籍的人員，當然，這些人都是各自領域頂尖級的，要求這些人提供各種自認為最牛的博弈策略，并用計算機做模擬實驗，這些策略里什么都有，也可以說比中國的三十六計還要豐富，然后計算機給出了答案，一個叫做“一報還一報”的策略最后明顯勝出，這個策略的提出者是心理學家拉波波特。

 

那這個“一報還一報”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很簡單，就三點，首先，不主動搞事情，也就是不主動作惡；其次，要以牙還牙，也就是對對手的惡意，要堅決的反擊；第三個叫不計前嫌，就是說，如果攻擊過你的人，回心轉意了想跟你合作，你應該繼續跟他合作，而不是賭氣拒絕。

 

后來大家都不服氣，于是阿克斯羅德又邀請了諸多專家，提交了更豐富的策略，來跟拉波波特的“一報還一報”來比較，但拉波波特的“一報還一報”依然是那個最終的勝出者。

 

看到這個實驗，我想來想去，這不就是中國幾千年來的智慧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跟美國和蘇聯的博弈，就是不主動攻擊，但你要是攻擊我，我就堅決的反擊。然后到了七十年代，此前攻擊過我們的美國，主動要跟中國合作，那中國也欣然接受，這不就是拉波波特“一報還一報”的典型應用嗎？

 

不要覺得研究這些東西對理解中美博弈沒有用，我可以肯定的告訴大家，美國是一個十分依賴于各種專業理論系統的國家，我再跟大家說一下冷戰時期的一件事。

 

冷戰時期，大家都知道柏林墻，這道墻，把柏林分成了東柏林和西柏林，西邊是歐美陣營，東邊是前蘇聯陣營，但前蘇聯每天都想著拿下西柏林，并開始實施。

 

當時的美國總統是肯尼迪，畢竟西柏林離美國太遠，也非核心利益，而且蘇聯有絕對的地區優勢，于是就請教當時服務于馬歇爾計劃、白宮和總統行政辦公室的托馬斯謝林。

 

謝林告訴肯尼迪，美國需要派美軍進駐西柏林，而其他專家反對，認為這就是讓美國士兵去當炮灰，認為謝林是書生之見。但肯尼迪問謝林，你為什么提這個建議？謝林說，我們遠在天邊，如果我們僅僅是喊口號說，你蘇聯要進攻西柏林美國將反擊，蘇聯人會相信嗎？但當我們把我們的士兵送到西柏林，如果蘇聯人進攻，我們的士兵的確會成為炮灰，他們會犧牲，但蘇聯也會明白，美國人肯定會反擊。肯尼迪明白了。

 

而后，肯尼迪公開發表演講：我們已作出承諾，攻擊西柏林將被視為攻擊我們全體。和平還是戰爭，主要看蘇聯的選擇，而不是我們的選擇。于是向西柏林派駐美軍。西柏林最后也就保住了。

 

這就是謝林著名的博弈論使用案例，把選擇權交給對手，自己反而會擁有主動權。這一策略美國一直沿用到冷戰結束，甚至現在還在用，這就是為什么美國總是向爭議地區派遣美國軍人的原因。

 

2005年年，謝林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詞里，說他的貢獻是：通過博弈論分析改進了我們對沖突和合作的理解。

 

涉港國安法，其實就是在國家安全、華為和香港等問題上，強力介入，中國要把選擇權交給美英等國，美英等可以選擇對華為和香港做出很多不利的事情，但面對的將是中國100%的反擊。因為涉港國安法已經表明，中國可以為捍衛中國的核心利益，做出任何犧牲。

 

1997年的時候，美國金融大鱷索羅斯橫掃東南沿，比如馬來西亞、泰國、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都未能經受住索羅斯的做空，但到了香港，大陸拿出外匯儲備跟香港金管局聯手對抗華爾街，香港政府歷史罕見的出手干預市場，最后索羅斯敗北，大罵香港政府干預，不遵守自由市場規則。但正是這一仗，保住了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山雨欲來，香港各界必須要跟大陸緊緊的站在一起，應對更大的外部沖擊。這恰恰是對香港的再造，而非犧牲或舍棄。

 

來源于肖磊看市 ，作者Xiaol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