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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每個普通公民實際上都是國王。但在憲政民主國家中，公民僅僅是在形式上做出決定，其職能只是簽署行政當局提出的政策。”正如偉大的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指出的那樣，我們今天看到的民主根本不是民主，只為滿足民眾而偽裝出來的。讓我們看看民主這個詞的由來。

希臘語中的“dēmos”的意思是人民，而“ kratia”則表示“權力”的意思，“民主”一詞由此組成。因此，“民主”一詞的字面意思是指人民的權力。那為什么人民的權力只限于投票選舉呢？為什么只有少數人能做出影響大多數人的所有決定呢？這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由資本家主導的世界，資本家在其保護者“政府”的幫助下成為了國家的操縱者。因此，民主一詞是用來掩蓋資產階級隱藏利益的強有力的宣傳工具。

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如亞馬遜和沃爾瑪，賺取了數十億美元的利潤，而其員工的工資卻低得離譜。正如詹姆斯·佩特拉斯教授所報道的那樣“商業集團的億萬富翁通過支付工人極低的工資來剝削工人。沃爾瑪每年賺取160億美元的利潤卻支付工人每小時10至13美元的工資，并依靠州和聯邦的援助通過醫療補助和食品券為貧困工人的家庭提供服務。亞馬遜公司的富豪杰夫·貝佐斯(Jeff Bezos)積累了超過800億美元的利潤，卻通過支付工人每小時12.5美元來剝削工人。”

這種對低收入工人的剝削為“慈善機構”提供了額外的數十億美元。億萬富翁們還通過向慈善機構提供巨額捐款來維持自己天使般的形象，并在此過程中避稅。《華爾街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表明了稅收和慈善捐贈之間的確切關系，“2009年，當人們就慈善減免政策的未來展開辯論時，67%的人說如果取消減免政策，他們會減少慈善捐款。這一比例高于2005年的46.6%。2013年，當關于減稅上限的爭論平息下來時，這一比例多少回到了2005年的水平。”因此，大量捐款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雙贏的局面。

政府提出并維護資本家的利益，資本家通過游說使政府繼續執政。正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他的《人、權力和利益》(People, Power, and Profit)一書中所寫，“富有的個人和企業利用他們的金融權力購買政治權力，有時甚至通過假新聞(由富人控制的媒體)來傳播他們的思想”。一般說來，這就是每一個民主國家的運作方式。為什么在(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政府掌權的情況下，貧窮的階級仍然被資本主義制度壓迫了十年又十年？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適當的制衡制度，例如一個可以讓個人和機構為他們的聚集和濫用權力負責的非政治官僚制。

看看美國，這個所謂的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正在經歷什么。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報告，截至2020年7月，美國的失業率為11.1%，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而特朗普在2020年3月簽署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CARES）則主要側重于為企業和最富有的美國人預留資金。“億萬富翁在大流行期間獲得了創紀錄的收益，通過稅收優惠和美聯儲對市場的支持，他們的財富增加了4340億美元。根據《攔截》雜志的阿依達·查韋斯所報道的“他們幾乎不費力就能拿到錢。”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也是性別歧視最嚴重的經濟體之一。根據“樂施會”(The Oxfam)的報告，一名女性家政工人需要用22277年才能掙到一家科技公司高管一年的收入。婦女和女孩是當今經濟體系中受益最少的群體之一。“婦女們要花費數十億小時做飯，打掃衛生，照顧孩子和老人。而無酬的照料工作是推動我們經濟，商業和社會運轉的“隱藏引擎”。印度“樂施會”首席執行官阿米塔布•比哈爾（Amitabh Behar）說：我們的經濟、商業和社會是由那些常常沒有時間去接受教育，掙得體面的生活或對我們的社會如何運作沒有發言權的婦女所推動的，她們也因此被困在經濟的最底層。”

性別歧視現象不僅在印度很明顯，在世界上的每個民主國家都很明顯。全球的婦女和女孩每天都要在無償照料工作上花費125億小時，每年為全球經濟貢獻至少10.8萬億美元，這是全球科技產業規模的三倍多。你可能會問，為什么在世界各地開展了這么多年的女權運動之后，性別歧視仍然存在？這是因為大多數政府缺乏行動去向最富有的個人和公司征稅，沒有征收到有助于解除婦女照料責任的稅款。

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中，只有“階級正義”， 即有利于一個階級而不利于另一個階級的不公正現象。無論具體情況如何，政府以及其他資本主義機構，總是為資本服務的，而不是為勞工服務的。一般來說，每個國家的憲法上都寫著“人人享有平等權利”。但在實踐中，富人可以更容易地聘請一位好律師，從而更有可能得到較小的懲罰或完全避免懲罰。除此之外，階級斗爭也可以是以政府偏袒企業而損害工人階級利益的形式出現。

舉個例子，在工人們反對企業或雇主的罷工中。法官和法庭會站在哪一邊？法律和政府會保護誰的利益？工人們為改善生活條件而罷工，為妻子兒女而去創造更大的財富。法律和政府是否會為這一目的而幫助他們？去年在孟加拉國就有一個階級談判的例子，許多制衣工人因為參加要求加薪的罷工而被解雇。半島電視臺報道稱，“近5000名為國際品牌縫制服裝的低薪孟加拉制衣工人在本月初（2019年1月）因工資問題引發了罷工，隨后被工廠老板解雇。全國各地數千名工人走出工廠，進行了長達數日的抗議活動，抗議活動擾亂了這個價值300億美元的產業，同時警察還向示威者發射橡皮子彈和催淚瓦斯。”由此可見，政府總是會幫助資本對抗工人的。

這一流行病進一步突出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民主的低效和缺陷。這場經濟危機帶來的負擔被轉嫁到了失業或減薪的工人身上，而企業卻仍然向其首席執行官支付大量股息或薪水。根據美國稅收公平組織和政策研究所的不平等項目的報告，在疫情爆發不到半年的時間里，世界上最富有的7個人現在擁有的財富超過了世界上最貧窮的50%的人的財富。也就是說這7個人擁有的財富比世界上最貧窮的39億人的財富還要多。如果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政府通過限制某些人傷害他人的權力，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機會，我們就可以恢復實際的經濟增長和社會正義，使大多數公民能夠過上他們渴望的生活。

對工人的奴役、不平等、不公正、性別歧視以及其他社會丑惡現象都是由政府這臺政治機器所維護的裙帶資本主義制度的壟斷和剝削造成的結果。只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以民主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壓迫制度（無論它再以何種形式和名稱出現），并結束這一具有連續性的壓迫制度，我們才能為另一場斗爭掃清道路：建立向所有人提供自由和平等的社會，不再使用高壓政治并且不再建立新的壓迫制度。這一大流行病給我們帶來了一線希望，即全世界可以通過團結互助聯合起來，為一個共同的事業而奮斗，所以我們必須延續這一趨勢，為服務于人民需求的民主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