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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在觀看中央向抗疫英雄頒授共和國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直播的同時，我被一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的文章擊中了。這些外賣員不也是幫我們度過疫情難關的人們嗎？

當馬克思在1844年提出異化的概念時，是不會想到在互聯網時代，企業家能把異化做到如此的極致。對，就是互聯網時代人人推崇的“極致”。

在互聯網+算法的驅動下，幾百萬外賣員成為算法機器上的螺絲釘，疲于奔命、無法喘息。

他們把自己的青壯年完全奉獻給一個沒有任何個人成長空間的行業。如果有一天他們還有性命離開這個行業時，剩下的是失去健康的身體和對社會完全失望的心靈。

當然也可能在不遠的未來，他們就會被迫集體離開這個行業。取代他們的是無人駕駛和自動送貨機。他們只是互聯網巨頭們用更多的機器控制社會生活進程的一塊過渡跳板。

這些外賣員之前也許是制造業工人和建筑工人。他們從工廠和建筑工地中走出。他們也許被外賣這項看似更有自由度的工作吸引，羨慕風馳街頭的瀟灑。

但從他們騎上電瓶車的那一刻，他們就是系統的提線木偶，一個根據系統指令必須完成系統指標的木偶。為了完成任務，他們爭分奪秒，從忽視交通規則，到忽視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在算法驅動下，在勞動自由的假象下，外賣員的價值被榨到最后一滴血汗。效率，效率，還要效率！指標被不斷地提高，時間在系統中消失，只有更拼命才能追回失去的時間。

具有諷刺的是，這些外賣員穿著有巨頭們標志的衣服，遵守著巨頭們用系統制定的勞動規則，他們的勞動關系卻經常被外包甚至根本缺失。

互聯網被用來打破或者繞過原來社會約定的勞動關系。巨頭們甚至不再需要給勞動者提供基本的福利。勞動者保護和勞動法在高科技面前似乎就要讓位。

于是，在外賣員的價值被完全榨取的同時，所有的附加成本都由社會來承擔。每年數以萬計的交通事故傷亡，外賣員缺失的社會保障，最后都由社會來整體擔負。收益留在了企業，成本扔給了社會。

如果簡單通過形式上的外包就可以規避勞動關系中企業的責任，那同樣的形式是否可以推廣到所有的員工？

每個企業對所有員工，不論工種，是否都可以如此？還是因為這些外賣員別無選擇，只能承受？在生產線工作發生事故尚且能算工傷，外賣員被算法逼出交通事故就活該自己負責？

通過算法，互聯網巨頭建起價值數千億美元的商業帝國。企業家能讓外賣員參加上市儀式，卻不會給他們福利增加毫厘。外賣小哥可以登上《時代》雜志封面，卻不能擁有五險一金。

當然，我贊成企業通過新的商業模式創造需求。外賣行業提供了幾百萬的就業機會，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

但同樣，這些外賣員們也集體創造了數千億美元的公司價值，他們是否也能從這些價值中分一點鍋湯？無約束的市場經濟讓個體勞動者在企業面前毫無談判的能力。

在冷冰冰的算法面前，傳統勞資關系的最后一點溫情都被剝奪。在傳統企業中，每個勞動者至少是企業中的一個成員。

現在，他只是系統中的一個編號。他為企業服務，卻從不和這企業發生所提供服務外的任何關系。

企業產生的負外部性由社會承擔，這本質上也反映了監管的缺失。如果每個外賣員的違反交通規則都算在其服務的企業頭上并由此評定該企業的安全服務水平，如果每個外賣員的傷亡都計為工傷并享有職工工傷的福利和賠償，外賣企業們的系統規則自然會調整到合理的范圍。

資本逐利，當企業不用為其產生的負外部性買單時，企業不會考慮這些社會成本有多大。要改變企業系統的規則，我們也需要合理的外部監管。

也許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著偽善。我們每天在大城市坐擁全世界最好的互聯網服務，享受半小時即到的美食和飲料，卻很少會為這些在中國城鄉二元體制中缺少機會的人考慮，為什么他們只能成為算法的螺絲釘？在我們用各種文章贊揚他們幫我們度過疫情難關的同時，是否也能共同推進他們應有的福利？

在高科技企業家們仰望星空的同時，能否也留意一下身邊的血淚？在社會對創新極其寬容的時代，他們用什么回報這種寬容？

作者 | 沙燁（復旦學者） 來源 |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