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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光：預測“中國崩潰”，是一種惡毒的期待

點擊：作者：王紹光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9-10 07: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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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國成立，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1949年9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十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開幕式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致開幕詞，熱烈慶賀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的勝利！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莊重宣告：

“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在這偉大的開國致辭結尾處，毛澤東講了一段非常大氣的話：

“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毛澤東說這話時，他心中是有氣的，因為一直到1948年，不僅是美國，包括當時的蘇聯，都認為中國會統一在國民黨政府之下，而不是共產黨之下。那時候說中國不行的，不僅有仇視社會主義陣營的美國，就連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蘇聯也有疑慮，所以才會有“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說法。

荒唐的預測

事實上，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就不斷有人說中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斷有人在預測新中國何時垮掉、倒臺、崩潰甚至解體。1991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了。從那之后，有關中國崩潰的預測更是不絕于耳。例如，1995年夏，美國《外交政策》刊登了政治學家杰克·戈德斯通的一篇長文，標題是《中國崩潰在即》，預測“最可能出現的局面是辛亥革命的重演”。當然，這些東西今天回過頭看顯然不是科學的預測，反映的是一些人的陰暗心理，是他們的一種惡毒的期待。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那些不絕于耳的預測就不用提了。進入21世紀后，那些烏鴉嘴預言家依然不厭其煩地重復著無數次被推翻的“預言”。2001年8月，美國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很聳人聽聞———《中國即將崩潰》，作者是美籍華人章家敦。在英文表述中，“coming”表示馬上就會到來。

這么不靠譜的預測，相信的人卻不少。2002年3月，這本書的繁體中文版在臺灣出版，李登輝親自為它寫了推薦語，說“本書具體描寫大陸實況，很值得推薦”。這位“臺獨分子”根本不了解大陸實況，他又怎么能知道章家敦這本書是在“具體描寫大陸實況”呢？更可笑的是，這本書在臺灣的另一個版本把我的名字放在了封面上，說“連中國官方機構的學者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都要對中國政府提出‘最嚴重的警告’”。不錯，2002年夏，我們三人的確在《戰略與管理》雜志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后的社會不穩定》，但討論的是中國當時面臨的一些挑戰，從未預測過中國政治體制會崩潰。

章家敦本來的預測是“即將”崩潰，即將應該是很快的意思，結果10年過去了中國沒有崩潰。于是很多人說：“你預測的事情怎么到現在還沒有到來呢？”2011年底，章家敦又寫了一篇文章叫《中國即將崩潰（2012年版）》。他在文中承認，上次預測確實有點問題，但是這一次是鐵板釘釘了。為了顯得慎重，他裝模作樣地說：“我承認，上次預測中國共產黨將于2011年崩潰沒有兌現，但我的預測其實只有一年誤差，到2012年，中國肯定會垮掉。”

2012年過去了，中國沒有垮掉。章家敦還不死心，2015年9月，他又做了一個新版的預測：2015年，中國崩潰之年？這種人真是榆木疙瘩腦袋，頑固不化，死鴨子嘴硬。

其實，何止一個章家敦。同樣在2015年，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專家沈大偉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引起廣泛關注的文章，題為《中國崩塌即將到來》，聲稱“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已經開始進入殘局”。他后來辯解說，他不是這個意思。但標題那么醒目，文章那么言之鑿鑿，不是幾句辯解就可以開脫掉的。

2017年，從中國大陸出去的一對夫妻，寫了一本書叫《中國潰而不崩》。男的叫程曉農，在國內時在體改部門工作過；女的叫何清漣，在國內時是記者。我一直讀不懂這個書名，潰了怎么會不崩呢？

2018年，美國著名雜志《國家利益》發表了一篇文章，煞有介事地問道：如果中國突然崩潰了，我們準備好了嗎？2018年稍晚一點，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一篇很長的文章，標題是《該垮不垮的國家》，意思是說，按道理中國必然失敗，結果它卻沒有失敗。這個標題透露出一種極度的失望。它表明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對中國社會制度的不認同，認為中國的這種體制、這種發展方式肯定不會成功，早晚要失敗。可是等了70年，他們期待中的崩潰還沒有到來，到現在他們仍不死心。

荒唐的理論

從1949年至今，不斷有人說，中國的制度是不好的，中國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人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70年過去了，現在回過頭看，所有有關中國崩潰的預測都被證明是錯誤的。大量的數據證明，中國已經翻山越嶺，走上了一條越來越寬廣的大路。問題是，為什么那么多人在那么長的時間里，對中國前途一直做出錯誤的預測，且面對不可辯駁的事實，還要一條道走到黑呢？這就涉及這類預測的理論基礎。

雖然有些做出錯誤預測的人未必清楚自己的理論基礎是什么，但他們的頭腦中恐怕都存在著一些教條，他們以為只要有按照這些教條行事的體制，國家就會成功，否則國家必定失敗。更具體地說，西方國家遵循的是這些教條，所以西方可以成功，他們認為西方已經成功；并且認為世界上只有西方國家走過的道路才是正確的，那也必將是各國走向成功的必經之路，而且成為一種范式，別無選擇；其他的道路都不可能行得通，包括中國道路。但是，依據這些教條做出的預判一次次失敗了，連續失敗了70年，表明這些教條或此類預測的理論基礎是完全錯誤的。

這里說的“教條”和“理論基礎”其實就寫在西方大量的教科書里，并日復一日在各種媒體上流傳。這些理論層出不窮、五花八門。這方面的書實在多之又多。在此，我簡單地列舉一點點，看看它們是怎么說的，然后對照一下它們的經驗和所作所為，來考察中國的崛起之路到底有什么不同。

1963年，任教芝加哥大學的著名歷史學者威廉·麥克尼爾出版的一本書，叫作《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目的是與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唱反調。作者提出，在1500年時，大西洋沿岸地區的歐洲人具有三項天賦特性。第一，根深蒂固的魯莽好斗的性格；第二，善于運用復雜的軍事技術，尤其在航海方面；第三，能抵抗長期以來在整個舊大陸廣為傳播的各種瘟疫。這些特性使他們能在約半個世紀內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征服了美洲最發達的地區。20多年后，作者自己承認，這本書實際上是“戰后美國帝國心態的表現”，是“一種知識帝國主義”。

1997年，美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出版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作者承認歐洲人屠殺或征服其他民族的事實，但試圖把焦點放在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是歐洲社會（在美洲和澳大利亞殖民的那些社會），而不是中國、印度或其他社會，在技術上領先，并在現代世界占據政治和經濟的支配地位。他給出的答案是地理因素十分關鍵，因為歐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幾十個或幾百個獨立又相互競爭的小國和發明創造中心。如果某個國家沒有去追求某種改革創新，另一個國家會去那樣做，從而迫使鄰國也這樣做，否則就會被征服或在經濟上處于落后地位。也就是說，歐洲國家天然具有更強的競爭能力，是生存的需要迫使它們不斷進行競爭，不斷創新和發展。而中國恰恰太大了，太統一了，缺乏競爭，難以發展。

戴蒙德的說法其實沒有多少新意。早在1898年出版的張之洞的《勸學篇》中，就有下面一段話：

歐洲之為國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勢鈞力敵不能自存，故教養富強之政，步天測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爭勝爭長。且其壤地相接，自輪船、鐵路暢通以后，來往尤數，見聞尤廣，故百年以來煥然大變，三十年內進境尤速。如家處通衢，不問而多知；學有畏友，不勞而多益。中華春秋，戰國、三國之際，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后，儽然獨處于東方，所與鄰者類皆陬澨蠻夷、沙漠蕃部，其治術、學術無有勝于中國者。惟是循其舊法隨時修飭，守其舊學不逾范圍，已足以治安而無患。迨去古益遠，舊弊日滋，而舊法、舊學之精意漸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見絀矣。

作為一種理論假設，戴蒙德與張之洞的說法很有意思。問題是，地理幾萬年也不會有多大變化，而各國的發展態勢卻可能在幾十年、幾百年中就發生逆轉。以常量來解釋變量，似乎說不通。中國今天依然很大、很統一，不是照樣發展起來了嗎？戴蒙德與張之洞的理論假設解釋得通嗎？

1998年，美國出版了一部影響很大的書———哈佛大學退休教授戴維·蘭德斯寫的《國富國窮》。這本書列舉了解釋國富國窮的幾個主要變量。第一個是地理，更準確地說是氣候，“富國位于溫帶，特別是北半球的溫帶；窮國則位于熱帶和亞熱帶”。除了氣候，其他變量包括競爭性政治、經濟自由、對待科學和宗教的態度。也就是說，西方國家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們是西方國家，做了符合西方價值觀的事。有人批評蘭德斯是西方中心主義者，他自己并不否認。按照《國富國窮》中的理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似乎不可能成功，因為中國的地理位置不對，氣候條件不對，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缺乏他所強調的成功要素。

2011年，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出版了《文明》。這位作者對中國很感興趣，經常到中國的各個大學交流。他斷定，西方之所以能在1500年后崛起并領先于世界其他地區（包括中國），就在于它們的體制具備其他地區國家缺乏的六個“撒手锏”（killerapps）：第一是競爭，第二是科學，第三是法治，第四是醫學，第五是消費主義，第六是工作倫理。這套說法的內在邏輯不清，很像一個大雜燴，無非想說，它們領先是因為有傳家寶，而其他的地方沒有。按這個邏輯，其他國家哪有機會翻身，除非全盤照搬西方的這六個撒手锏。問題是，即使想照搬，照搬得了嗎？如果是撒手锏，人家會拱手相讓嗎？

最后再提2012年出版的一本書，書名是《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作者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德隆·阿西莫格魯和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詹姆斯·羅賓遜。他們的論點很簡單、很有力，認為一些國家失敗是因為它們的制度是榨取性的，另一些國家成功是因為它們的制度是包容性的。西方國家有包容性的制度，所以成功了。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當然是“榨取性”的制度，這類國家不可能成功；哪怕短期內看起來成功，也不是真正的成功，必然是短期的，是曇花一現的，今后必定會失敗。且不說他們這套理論能不能解釋西方國家的崛起（18世紀—20世紀初的歐美國家在什么意義上是“包容性”的？），它能解釋中國最近幾十年的表現嗎？作者擺出一副先知的架勢，不容置疑地說：“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是社會在‘榨取性’制度下經歷增長的一個例子；除非徹底進行政治變革，轉化為包容性政治制度，否則中國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也許無知可以神奇地讓人產生目空一切的勇氣。

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

過去兩百年，不少西方學者都試圖提出理論，以解釋以下問題：為什么西方能夠統治世界？為什么有些國家興盛，有些國家衰敗？為什么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會落后？他們都試圖指出，這是因為西方具有某些特殊的東西（制度、文化、人種、地理、氣候），而別的國家并不具備。現在，他們做出的有關中國的預測又都被證明是失敗的，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這說明他們提出的理論并不能回答他們自己提出的問題，也預示著中國崛起具有世界意義。

就現實意義而言，中國崛起的實踐告訴世人：

1. 一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1950年，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也可以翻身。

2. 一個不曾對外侵略、實行殖民主義的國家也可以發展起來。（歐美各國發展初期或原始積累時期，都伴隨著對外侵略、殖民主義，包括北歐那些小國家。）

3. 一個東方文明古國（不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新教文化、南歐文化、東歐文化）也可以發展起來。（電視劇《河殤》曾斷言我們的文化基因阻礙了自己的發展。）

4.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發展起來，既不像英美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死亡率在工業化初期不降反升），也不像日本與韓國———它們是帝國主義的附庸，得到美國的扶持與優待。

5. 一個人口十億以上的國家也可以發展起來。小國家在一段時間里快速發展有先例，如前南斯拉夫。但大國家要困難得多，而中國的人口規模大約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36個成員國人口再加上俄羅斯人口的總和。

6. 一個國家的經濟走上正確發展路徑，可以長期持續增長，并不斷調整自己的路徑。

以上六條告訴世人，中國可以成功，其他國家也可以成功。就理論意義而言，西方模式強調，必須具備一些前提條件（文化、政治等）才能走向現代化；而中國道路說明，一國的崛起并不需要采取西方模式。中國道路相當于一場更深刻的“新教革命”：西方告訴世人，要想發展，只能走它們的路；中國告訴世人，堅持走自己的路，所有國家都可以發展。中國道路的“道”可以稱為“道可道，非常道”：中國道路不是指任何單一的政策、機制、體制，其精髓是“獨立自主、實事求是、因地制宜”。

作為一個窮國、一個和平之國、一個東方國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人口大國，新中國為什么能崛起。作為中國學者，我不會像某些西方學者那么自信爆棚，一張口就是幾個“撒手锏”，一提筆就洋洋灑灑，拿出一個能解釋所有國家與地區上下幾萬年歷史的理論框架。本書的重點是解釋中國的崛起，但會把中國這個案例放在比較與歷史的視野中加以考察，力圖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也能理順其他國家崛起的脈絡。

【本文摘自王紹光教授新著《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本書剛剛入選中宣部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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