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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

二者有著共同的目標追求、實踐主題、方法路徑和領導力量，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現代化建設實踐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展開，各自具備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和意義作用。

改革開放前的建設實踐為改革開放后的建設實踐準備了基本條件，改革開放后的建設實踐是對改革開放前建設實踐的繼承和發展，兩者既不相互對立，更不相互否定，而是緊緊圍繞現代化建設這一共同主題，構成了同一發展歷程中前后相繼的兩個必要環節，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道路前赴后繼的接力探索。

 第一，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都是現代化建設的必要環節，共同構成新中國70年發展歷程這一有機整體。

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在如何看待歷史發展進程階段性和連續性的辯證關系上存在根本對立。

歷史唯心主義認為：“人的頭腦以及通過頭腦的思維發現的原理”構成人類社會運行發展的基礎，只要人類在自身思維中發現了社會發展的永恒真理，并以此替代其他錯誤觀念，就能建立美好的理性王國。依照這一觀點，歷史的發展就是“一些原則為另一些原則所代替”的過程，舊的原則“都被當做不合理性的東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不同原則支配下的歷史階段相互外在且根本對立。

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社會歷史是由不同發展階段作為內在環節構成的有機整體，每一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實踐和思想觀念都是既定社會歷史條件和已有思想文化成果的產物，同時又肩負著完成時代任務、解決時代問題的重大使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將社會發展推向前進，為下一歷史階段的產生發展提供必要條件，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和正當性。

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考察新中國發展歷程，不能將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簡單對立起來，不能將不同發展階段的更替看作正確實踐和觀念對錯誤實踐和觀念的替代，不能以后來的發展階段否定之前的發展階段，各個發展階段都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和意義，構成歷史發展進程整體中內在統一的有機環節。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絕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共同構成新中國70年發展歷程的有機整體。新中國現代化建設不是對既有模式的固守和重復，而是不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與時俱進的連續過程。

判斷不同歷史時期是否構成內在統一的有機整體，不能以其方針政策表面上的異同為依據，而應透過現象看本質，以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否一致為標準。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現代化建設有著共同的目標追求、實踐主題、方法路徑和領導力量，決定了二者“同時成為有機統一體的諸環節，它們在有機統一體中不但不互相抵觸，而且彼此都同樣是必要的”，作為同一個現代化建設完整過程的不同階段而存在。其中具體工作上的差異并非源自領導人的主觀臆想，而是由各個發展階段現實條件和使命任務所決定的政策選擇，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現代化建設實踐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展開。

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歷程是連續性和階段性的辯證統一，其“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這一“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

為此，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在領導人民開展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堅持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著力從現實國情出發把握現代化建設“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以期為建設實踐提供可靠指引；另一方面則始終貫徹辯證觀點，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建設實踐，注意具體分析不同歷史時期發展條件和實踐任務的特殊性，在充分“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基礎上制定有針對性的方針政策，努力確保建設方略適應發展階段，有效推動了現代化建設的持續發展。(1)

由各個發展階段實際情況不同導致的方針政策差異，本質上是黨和人民努力開展現代化建設的具體表現，與其說體現出不同時期之間的異質性，不如說凸顯了黨和人民艱辛開拓現代化建設道路的一貫性，不能因各個時期建設實踐的表面差異而否定其內在統一。

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決定了各個歷史時期的獨特性，不同歷史時期在發展戰略、政策選擇、工作重點和實踐路徑上存在許多差異。透過這種差異把握其作為現代化建設歷程必要環節的內在統一，需要超越“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系的東西”，把握“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系的東西”，抓住其中一以貫之的發展脈絡，在不同時期的歷史性、階段性和特殊性中理解其內在的連續性、統一性和整體性。

第二，改革開放前的現代化建設為改革開放后的現代化建設準備了基本條件，不能以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共產黨人，領導人民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順利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并在此基礎上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現代化建設成就。

“在不長的時間里，我國社會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等具有戰略意義的尖端科技成果，醫療衛生事業取得長足進步，人均壽命大幅延長，社會文化生活和廣大人民的精神面貌發生巨大改變，從而“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后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命運”，“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不容否認，改革開放前的現代化建設也遇到過許多溝坎險阻，也經歷了許多艱難困苦，其中有困惑、有迷茫、有曲折、有徘徊，某些理論和實踐上的失誤甚至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但不能因此否定這一時期現代化建設為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如果沒有1949年建立新中國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積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質、制度條件，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改革開放也很難順利推進。”

多難興邦，殷憂啟圣，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開展現代化建設不可能一帆風順，必然只能在挫折和風雨中砥礪前行，而唯其困難，才更加凸顯了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光輝與偉大。

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遇到的困難和曲折，應當充分認識現代化道路探索面臨的艱巨任務和復雜國情，立足具體歷史條件客觀分析挫折產生的社會根源，避免將其簡單歸結為個別領導人的主觀過錯；應當嚴格區分歷史發展的主流與支流，肯定現代化建設中成績相對于錯誤而言的首要地位，避免以歷史表面的個別經驗現象遮蔽歷史發展的整體趨勢和本質意義；應當準確把握前進道路上所犯錯誤的性質，明確其實質上是現代化建設道路探索中難以杜絕的失誤，避免因經濟社會損失而否定這一時期構成現代化建設歷程整體中不可分割的有機環節。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立分析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科學態度，將探索中的挫折看作現代化建設前進道路上的寶貴財富，著力汲取其中的經驗教訓，以期鑒往知來、繼續前進，在其奠定的堅實基礎上進一步推動現代化建設事業向前發展。

 “縱觀新中國成立后29年的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就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正確評價新中國70年的發展歷程，既要承認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就沒有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同時也應牢記改革開放后的建設成績是在改革開放前奠定的基礎上取得的，“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沒有改革開放前黨領導人民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艱辛歷程，就沒有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不能以探索中的錯誤否定這一時期在70年發展歷程整體中的基礎性地位，不能以改革開放后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

第三，改革開放后的現代化建設實踐是對改革開放前現代化建設實踐的繼承和發展，不能以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 ，“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

經過改革開放40年來的迅速發展，現代化建設事業在已有基礎上取得了長足進步，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顯著改善，“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華民族迎來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應當明確，改革開放作為黨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其并非否定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改弦更張，也非撇開既有建設成果的另起爐灶，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延續和深化。

建設社會主義不能依靠照搬經典作家的理論觀點，也不能依靠固守特定模式的僵化教條，而應當緊扣時代脈搏、回應社會需要，不斷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的與時俱進，永葆社會主義的生機與活力。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在深刻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基礎上，不斷調整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調整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筑，促使一切社會活力競相迸發、一切財富源泉充分涌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強大動力”。

但這種調整并不是對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拒斥和拋棄，不是對改革開放前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否定和背離，而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經驗時明確指出：“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是改革開放得以順利推進的根本保障，也是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一脈相承的集中體現。

改革開放過程中既有成就，也有問題，但改革中的問題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深化改革才能得到解決，不能因此歪曲改革性質、抹殺改革意義。

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針對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經濟政策存在的嚴重問題強調：“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由此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原有社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決，但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又產生了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

發展中的問題和發展后的問題、一般矛盾和深層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務和新提出的任務交織疊加、錯綜復雜，對新時代的改革開放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見，“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

進一步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既要看到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和阻力，又要正確分析問題的原因和性質，避免因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對改革性質做出錯誤論斷，以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邏輯統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創的，也是建立在我們黨長期奮斗基礎上的，是由我們黨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接力探索取得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中國70年發展進步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建設努力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開創提供了歷史經驗、思想資源、制度框架和精神滋養，其中許多仍然具有直接現實意義的成果被承繼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重要內容，與改革開放后的理論和實踐成就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有機整體。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統一性在實踐形態上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接續探索的完整歷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在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完成之際，毛澤東就已經認識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照搬蘇聯模式，應當努力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并在實踐過程中進行了一系列艱辛探索，相繼取得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成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

改革開放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命題的正式提出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開辟，則是對既有探索成果的繼承和發揚，“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落實和深化了毛澤東從國情出發探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意旨。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既是新中國的建立者，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者、奠基者和先驅者。

其關于社會主義分為不發達和發達兩個階段的論述，為正確把握基本國情提供了認識前提，關于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又相適應又相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觀點為社會主義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關于“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的設想為擴大開放提供了思想淵源，關于社會主義建設應當貫徹“三個主體、三個補充” “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確地處理兩類矛盾”“綠化祖國”等方針的主張為建設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美麗中國提供了政策指引。

這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過程中取得的成果，為隨后的歷屆中央領導集體所堅持、為黨的會議文件所強調，與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完整意涵。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統一性在理論形態上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總結新中國70年歷史經驗形成的有機整體。

科學理論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必然以其整體性反映歷史進程的整體性。

形成于改革開放歷史時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繼承發展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方法特征和理論觀點，既是改革開放實踐規律的內在把握，又是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經驗的理論總結，彰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間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內在關聯，成為新中國70年發展歷程在思想觀念上的能動再現。

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理論總結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大理論成果，二者由于產生的時代背景、針對的矛盾問題、涉及的理論領域不盡相同而有所區別。

就整體而言，毛澤東思想并不包含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但它從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出發創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根本理論問題，從而第一次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歷史性飛躍，為破除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在新時期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時代化、大眾化提供了科學態度和成功范例。

這一思想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后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和發展的重要遵循。

其中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主要方面，不但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而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精髓，是黨在長期奮斗過程中確立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制定和理論創新提供了基本指南。

鄧小平同志指出：“從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歸根到底就是恢復和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根據這條思想路線來探索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的繼承和發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毛澤東思想的吸收和繼承，不僅體現在對后者基本原則的堅持和遵循，還體現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認識和思考仍然具有直接現實意義，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

理論成果的指導意義取決于社會現實和實踐需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思維和存在、認識和實踐不斷實現具體地、歷史地統一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有著具體的歷史背景和特定的現實指向。

隨著時代發展和情勢變遷，其不可避免地顯露出歷史局限性，部分內容難以在實踐中直接適用，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與時俱進。同時，由于毛澤東思想所針對的基本國情和實際面臨的主要矛盾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使得其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部分思想觀點和重要論斷涉及并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具有不容忽視的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

正確理解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系，既要注意兩者的差異，不能將毛澤東思想包括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內；又要看到兩者的內在關聯，充分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繼承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和部分內容。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統一性在制度形態上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堅持和完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社會制度上的“飛來峰”，而是中國在“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規定和總體架構。

國體“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在國家制度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決定一國制度體系的本質所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奠基，首先體現在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規定了中國制度體系的社會主義性質。

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將“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寫在自己的綱領上，并為之進行了28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最終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而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使社會主義這一人類社會的美好理想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變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成功道路和制度體系”，“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改革開放新時期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所確立的國體，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這肯定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和黨的領導對確保這一制度體系社會主義性質的決定性作用，旗幟鮮明地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奠基，還體現在前者確立的總體框架為后者所沿襲，展現出制度演進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主體，基層民主制度的范圍由城市居民擴大到農村村民；公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居于主體地位，按勞分配依然構成主要分配方式；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雖幾經修改，但基本原則和主要規范大體得到保持，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礎和淵源。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搭建的總體框架決定于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基本原則和頂層設計，其作為一個整體對于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具有宏觀決定性。因此在制度演進中應當保持長期穩定，如果改變了這些制度，也就改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性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調整和完善主要集中在體制機制層面，盡管展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但沒有偏離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的總體架構，而是通過將行之有效的實踐經驗制度化，推動制度價值目標和基本原則的有效落實。

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統一性在文化形態上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于70年發展歷程中始終標識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

“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它本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科學態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指導思想和價值取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而深厚的精神滋養。

 “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規定著文化的根本性質。隨著黨的執政地位在全國范圍內的確立和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到來，思想文化領域的改造也陸續展開，以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在輿論宣傳方面，沒收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開辦的新聞媒體，將宣傳工具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在教育改革方面，廢除各級各類學校原有的反動政治教育，代之以新的革命的政治教育，廣泛開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相關課程；在文藝創作方面，堅持“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結合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

這些措施和全國范圍內開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一起，有力批判了社會上殘余的封建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在全社會范圍內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實現了中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塑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精神氣質和精神品格。

這一時期，廣大黨員干部在各條戰線上意氣風發、斗志昂揚，涌現出一大批先進典型。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等優秀人物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業績，他們的先進事跡廣為流傳，極大激發了中國人民建設祖國、改變命運的奮斗熱情。他們身上展現出的優秀品質成為社會主義道德觀念的集中表達，“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著源源不斷的涵養、滋養和營養，鑄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紅色基因。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隨著這一時期文化事業的繁榮發展，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紅巖》《創業史》《青春之歌》《英雄兒女》《歌唱祖國》等代代相傳的紅色經典，以其新穎的創作題材、鮮明的美學風格、獨特的藝術價值展現了億萬人民昂揚奮進的精神風貌，奏響了時代精神的主旋律，至今仍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百花園中不可或缺的絢麗奇葩。

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程貫穿始終的歷史邏輯

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容篡改，也不容割裂和否定。新中國70年風雨征程，充滿了苦難和輝煌、曲折和勝利、付出和收獲，是黨和人民用鮮血和汗水譜就的壯美篇章，是中華民族相繼實現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偉大飛躍的完整歷程。

貫穿這一歷程始終的是黨和人民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拼搏奮斗，是尋找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在當代中國實現形式的接力探索，是鞏固黨的領導、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和最大優勢的不懈努力。

第一，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讓全體中國人民過上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是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偉大夢想，也是新中國從未改變的初心和使命。

受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剝削壓迫，近代中國不存在實現發展生產、改善民生的社會條件，致使“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趨于總產量持續增長的‘起飛’，及其帶來個人福利增長的可能性”。

作為無數革命先烈為實現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而建立的人民政權，新中國在誕生之初就廢除了與列強的不平等條約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徹底改變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為中華民族由衰微轉向振興奠定了前提基礎，為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開創了廣闊空間。

新中國70年發展歷程，本質上就是實現初心使命的歷程，在促進國家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

一方面，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卓著，綜合國力大幅提升。

國內生產總值由1952年的679億元增長到2018年的900 309億元，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顯著優化。

1953年科學研究支出0.56億元，占當年財政總支出的0.26%，2018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增加到19 657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18%,科學發展和技術進步在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作用日益顯著，建立在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基礎上的國防實力、外交實力和文化影響力不斷增強。

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持續改善，實現了由貧困到溫飽再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

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由1952年的80元增長到2018年的19 853元，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由1957年的65.7%下降到2018年的30.1%，城市居民恩格爾系數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8年的27.7%，覆蓋全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建立，醫療衛生條件和科學文化素質大幅提升。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8年更新的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人類發展指數已達到0.752，在189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列第86位，已經進入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組。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隨著“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人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民族復興的實現，更需要在初心和使命指引下繼續前進。

一方面，“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應當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改變，為實現新時代現代化強國建設“兩步走”戰略規劃奠定更加堅實的物質基礎；

另一方面，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多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應當更加注重“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協調推進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統籌推進，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次、各個方面平衡發展，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提供前提條件，為實現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偉大夢想提供強大動力。

第二，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努力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與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探索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在當代中國的實現形式。

空想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空想，就在于它是從思想意識而非現實生產出發理解人類社會的歷史演進，企圖將抽象的倫理觀念從外部強加給社會，使社會運行的“實然”服從于道德觀念的“應然”，照搬事無巨細的設計方案開展社會主義建設。

恩格斯指出：“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與之相反，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科學，就在于它從社會生產的實際情況出發，通過研究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的運行規律揭示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進而指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未來社會發展構想，不是包羅萬象的既定方案，而是不斷生成的發展道路，它的實現形式、實現途徑和實現程度只有在未來社會建設的實踐展開中才能根據具體情況得到確定。

就此而言，立足當代中國基本國情探索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實現形式，并非著眼一時需要做出妥協與權變，而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自我實現的內在要求。

近代以來的革命和建設實踐證明：“中國的事情必須按照中國的特點、中國的實際來辦，這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正確之道。”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必然推論。

在新中國7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黨始終注意從實際出發理解和運用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既不全盤蘇化，也不全盤西化，“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由此成功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科學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最佳實現形式。

正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不能將其與科學社會主義并列為兩種社會主義形態，不能將其看作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中國特色兩種因素的外在結合，更不能認為這兩種因素處于此消彼長的對立之中，而應深刻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是同一種社會主義在不同層次上的展現。

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是在本質層面對社會主義建設一般規律的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是這些原則在當代中國的具體實現，兩者如理一分殊、月映萬川，構成本質和現象、一般和特殊的辯證關系。

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植根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在此，他明確指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當代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科學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最佳實現形式，實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黨和人民70年艱苦奮斗取得的根本成就。

它不僅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而且為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參考和借鑒，為科學社會主義的豐富和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探索和完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實現形式，永葆科學社會主義的生機與活力，就是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繼續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打破思想觀念上的束縛和既得利益格局的藩籬，緊緊圍繞發展中的問題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第三，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確保黨始終居于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地位。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是中國人民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做出的必然選擇。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充分證明，腐朽沒落的地主階級、狹隘落后的農民階級、軟弱渙散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不能領導中華民族完成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更不能帶領中國走上實現現代化的正確道路。只有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贏得獨立和解放，取得前所未有的建設成就。

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黨始終堅持以先進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方針指導人，以高尚的品德塑造人，以優秀的干部引領人，通過成效卓著的思想領導、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實現全體人民凝心聚力，共同應對新中國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為中華民族復興偉業而努力奮斗。

黨在這一過程中獲得的領導核心地位經過憲法法律的宣告和確認，成為新中國有效應對前進道路上風險和挑戰的根本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古人講的‘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在當代中國，沒有黨的領導，這個是做不到的。” “中國共產黨這一堅強領導核心，是中華民族的命運所系。”

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國情復雜的發展中大國開展現代化建設，必須由一個領導核心進行統籌協調，否則就會成為一盤散沙，不僅不能實現現代化建設目標，而且會導致社會動蕩、禍起蕭墻，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一支樂隊，只能有一個指揮。離開了指揮，樂隊的演奏不協調，大家各自的聲音匯集在一起就變成了‘雜音’。”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就是中國現代化建設樂章的總指揮。

黨的領導堅強有力，全國人民團結一心，各項工作就能有序開展，人民的事業就會興旺發達；黨的領導軟弱渙散，各派勢力自行其是，各項工作就會困頓阻滯，人民的事業就會毀于一旦。可見，“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有效化解國際國內局勢深刻變化帶來的危機，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新時代繼續向前發展，需要不斷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成為民族復興偉業的中流砥柱。

其中最根本的，是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從政治上確保黨的性質不改變、黨的領導不動搖。

為此，必須鞏固中央政治權威，確保全黨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必須嚴肅黨內政治生活，自覺抵制市場原則和資本邏輯對黨內政治生活的侵蝕，嚴格落實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必須弘揚先進政治文化，自覺踐行共產黨員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抵御和反對錯誤觀念和腐朽文化對黨員干部的侵蝕；必須永葆黨員政治本色，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在黨言黨、在黨憂黨、在黨為黨，努力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

唯此，才能“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黨才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帶領人民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