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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間：公知的“可憐相”掩蓋不住為虎作倀的兇殘

點擊：6864 作者：山水間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1-05-01 08:52:38

生存權問題沒有“不同意見”的余地

【摘要】公知們糟蹋中國的謠言妖論產生的惡劣影響，國內的中國人可能沒有直接感受，而在海外的中國人可就大不一樣了：只要聽到政客、媒體重復中國公知們散布的輿論病毒，包括所謂“中國病毒”、“武漢病毒”等等，立刻人人膽戰心驚，知道隨之而來的必是新一波對華人包括亞裔的仇視浪潮——無緣無故就會被襲擊，被辱罵，被推下地鐵，被搶劫……

如今“公知”給自己的定位跟以前大不一樣了——“公知只是發表不同意見”，“不能把不同意見說成是‘恨國黨’”，“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公知的作用就是對一些社會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或許是對的，或許是錯的”，“公知的批評就像是指出你的氣色不好，可能有病，那是基于常識的判斷。他們善于及時發現問題并影響輿論，但是未必都能解決問題。生了病應該如何治療，需要訴諸于專業知識分子提供的專業判斷”，“要求公知的觀點一定正確，那更是蠻狠加無知，盡管他們的判斷經常是貌似煞有介事，實則漏洞百出”，“跟你們意見不同就是公知了？”“不和你們一個聲調唱贊歌就是恨國嗎”，“愛，有很多種，愛國也有很多種”……說來說去，意思是“公知”跟普通老百姓一樣，有“不同意見”很正常，不應該大驚小怪。

真是“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公知”臭架子十足到處訓人不是新聞，“公知”不擺臭架子、把自己的指手畫腳跟普通老百姓的不同意見混為一談才是新聞。稍微有點記性就知道，就在不久以前，“公知”還是那樣不可一世，那樣目空一切——“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進言社會并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都是有骨氣有學問有實力的”，“天才和英雄在創造歷史，大眾只是跟從者和模仿者，不鼓勵精英，不保護精英，社會就無法進步”，“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社會的文明進步總是在精英的引導下取得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由于其專業背景，所以公共知識分子有更多的發言權，有更多的知識貯備，也受到更良好的訓練”，“公共知識人，鐵肩擔道義，慎獨察逆流。是民族的脊梁，浮躁社會的沉思者，國家的寶貴財富。他能使主流社會不致迷失方向”“公共利益代表”，“意見領袖”，“良知代言人”，“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法院與法律人應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法指揮槍”，“不謙虛一下”，“不謙虛地說”，“法政官僚治國就是現在，正在開始。這樣說，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謙虛？沒有什么好謙虛的。因為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必然規律”，“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

那時，“公知”說的可不是什么“不同意見”，而是“絕對真理”，到處指手畫腳發號施令——“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職能就是批判現實，通過批判現實推動社會的進步”，“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真知識分子應該敢于批評人民”，“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一定是批評的，如果他不批評他就不要做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定義就是一群永遠在批判現實的人”，“知識分子就是以批評為己任”，“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價值就是批判”，“知識份子的責任是說出真理，暴露謊言”，“知識份子最大的貢獻是保持異議”，“甘冒風險，敢于點破挑明。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話語權與敢說結合，激濁揚清、匡正時弊”，“點破挑明，說出真話，道出真情，亮出觀點，積極影響著這個社會”，“以筆為槍，以口舌之利，針砭時弊，借古諷今，通過批評社會而傳播著自己心底的理想與原則”，“掌握道德的制高點”，“肩負著開啟民智、引導輿論的作用”，“為社會而思索，為民請愿”，“五四以來中國有兩個病灶，一個是民粹主義，一個是民族主義。打掉了這兩個病灶，中國才能像健康人回歸社會一樣回歸國際社會。現在到了給這兩個病灶做手術的時候了”……（當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時專門指定《南方周末》獨家采訪自己的時候，當《南方周末》在頭板用“開天窗”的方式報道這次采訪并宣布“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大人物，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里讀懂中國”的時候，“公知”是何等神氣活現不可一世？哪里是在僅僅表示“不同意見”？）

不是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嗎？這才幾天呀，“公知”就突然不當“救世主”了，不但放下了臭架子，而且竭力裝出一副無害而可憐的樣子，躲在普通老百姓后面委委屈屈地聲稱自己跟其他人一樣，僅僅要表達一點“不同意見”了，“士可殺不可辱”，“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之類豪言壯語全當破爛扔了，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識時務者為俊杰”。

“公知”的這一手不可謂不漂亮——放下臭架子，擺出一副無害而可憐的樣子，這就足以讓一些人以為“公知”從此跟普通老百姓沒什么區別。既然沒什么區別，那“公知”就跟普通老百姓一樣，時時會有不同意見。十個指頭尚且不一般齊，何況十四億人，意見不可能都一致，有不同意見很正常。既然很正常，那就應該允許。既然應該允許有不同意見，那“公知”自然不應例外，有“不同意見”完全“合理合法”，不應該大驚小怪，更不應該指責問罪。

“公知”的這個“不同意見”的提法非常能迷惑人：乍一聽僅僅是意見有所“不同”而已，不是勢不兩立，不是你死我活，沒什么了不起。如果連一點點“不同”都容不得，那豈不成了強求一律、要求所有的人只許有一個想法、一種觀點、一種聲音？豈不成了專制霸道？

然而實際上這個“不同”可大可小，可以是毫厘之差，也可以是天壤之別；可以是雞毛蒜皮，可以是生死之別——只要涉及生存權，“不同意見”就是生死之別。

生存權問題上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見”。不管是國家、民族還是個人，除非活膩了，誰會容忍對自己生存權利的任何“不同意見”？（就是鼓吹“容忍不同意見”的“公知”自己，能容忍別人對自己生存的“不同意見”嗎？）不管是誰，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對自己的生存權持“不同意見”，那就是你死我活，就是對抗性矛盾，就是敵我關系，就絕不可容忍。

否定生存權不一定非直截了當宣布“你該死”，“你不配活著”不可。只要否定某些要害，就同樣能達到否定生存權的效果。

“公知”的“不同意見”的要害，就是從下述四方面否定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由此否定中國人和中國政府的生存權。這種“不同意見”是“公知”獨有、普通人沒有的。

1．“公知”從生理上否定中國人生存權的“不同意見”：

中國人是“劣等民族”——

“這個國家的人種不好，沒有膝蓋的人太多”，“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中國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國人是最壞的民族”，“爸爸認為中國人是劣等種族”，“漢族才是劣等種族”，“怎么看都是個劣等民族”，“這民這族確是徹底死逑”……

按“公知”的“不同意見”，中國人生理上就劣等，無可救藥——生理上的“劣等”是先天注定，后天再努力也改變不了，只有死路一條。所以“公知”給出的藥方從來是“淘汰”，“消滅”，“弱肉強食”、剝奪生存——“你就不配活著！”

（只有不承認中國人劣等，才會認定中國人有問題也是后天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改變。所以毛澤東主張人可以教育，可以改造，可以轉變，可以變成新人，所以堅持“思想改造”而從不主張“淘汰”，“消滅”，“一棍子打死”——結論：求生存，給出路，獲新生。）

2．“公知”從文明上否定中國人生存權的“不同意見”：

中華文明是“劣等文明”——

“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后繼無人”，“四大發明對中國今天惟一的意義，就是遮羞布！”，“漢族才是劣等種族——一個不會唱不會跳，不會親吻不會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樣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連像樣的愛情故事都沒幾個的民族，一個陌生人之間互相投毒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還基本上不知自由為何物、民主為何物、法治為何物的民族，一個至今還不知道怎樣用辯論去選擇一個政權的民族……我覺得，怎么看都是個劣等民族”，“中國人缺乏創造力”，“中國人有什么？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龍是中華民族的大病毒”，“龍在西方是惡的象征”，“在中國其實龍也是暴力的象征”，“中國人對全世界的貢獻約等于0”，“牛郎織女、天仙配、追魚、田螺姑娘等好多美麗的民間傳說，是窮光蛋做白日夢，浸透了不思自強、怨天尤人、不勞而獲、一夜暴富的流氓無產者的愚昧毒素”，“十窮九懶。懶生窮，窮生兇，兇生惡，此乃窮兇極惡也”……

按“公知”的“不同意見”，中華文明“低劣”，中國人自然是“未開化”的“野蠻人”，再努力也進化不到人類。既然如此，那就只有自我了斷，請洋大人來奴役——“三百年殖民地”，“殖民史就是文明擴展史”，“必須把人口降至5億以下，這樣才能實現人類的永久生存和可持續發展。能繼續留在這個星球上的自然是優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自然法則就是天意，不可違背！”……

毛澤東和魯迅對中華文明從來既不全盤否定，也不盲目肯定，而是堅持一分為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地繼承，推陳出新，發揚光大。所以才會有結論：

“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這跟“公知”的“不同意見”完全是天壤之別。

3．“公知”從合法性上否定中國政府生存權的“不同意見”：

新中國政權“非法”——

“國民政府當時還是一個合法政府，后來被共產黨推翻了”“中國的近代法治進程，到1949年中斷了”，“我們前三十年是沒有法律的”，“他們（臺灣）的法統沒有斷裂，他的法統一直到現在還在延續”，“我們的制度設計有那么多的原罪”，“權力架構方面的嚴重的混亂，這不是法制的、憲政的模式。比如說黨和議會之間的關系，黨和司法之間的關系，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要解決的時候了”，“人大本身的反議會性質。它不是一個議會”，“整個權力架構的反憲政”，“這樣的體制是什么樣的體制？嚴重違反了《憲法》說的”，“我們國家現在暴發出來的大量問題，都在于基礎制度設計上的先天病灶”……

按“公知”的“不同意見”，新中國生來就“非法”，根本就不該存在。既然不該存在，那推翻中國政府就理直氣壯，甚至連人口大滅殺都理所當然。

4．“公知”從“祖宗”上否定中國政府的“不同意見”：

中國革命本身“非法”，中國革命的一切產物都“非法”——

“唯一真實存在過的帶路黨——【蘇俄帶路黨】，將我們引入了假民主真專制的斯大林主義，使中俄兩大東方專制傳統形成合流，為害數十年，至今不能自拔”，“錯、錯、錯！1．朝鮮戰爭打錯了，不該打；2．對越戰爭打錯了；3．解放戰爭（國共戰爭）打錯了，千萬軍民的死亡，換來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原來卻沒有道理，被改革開放否定了；4．抗日戰爭，不打又如何？讓日本人管理中國，滿族人入主中原，中華文明依舊，滿族沒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這個下場；5．土地戰爭，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道理？符合什么原理？什么法理？6．辛亥革命，不革又如何？君主立憲，未嘗不可。苦難深重的中國啊，一直在錯、錯、錯！仍然錯、繼續錯、尤其錯！”……

按“公知”的“不同意見”，十月革命本身就非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非法”，由此產生的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人民軍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一切的一切自然全部“非法”——既然祖宗就不該存在，那子孫后代當然都不例外，全部應該消滅……

如果嫌上述“不同意見”太露骨，那就換個提法——同一件事，用這個說法不行，那就換個說法。叫“婊子”不行，那就叫“性工作者”；叫“窮光蛋”不行，那就叫“待富人”；叫“強奸幼女”不行，那就叫“嫖宿幼娼”……正面強攻不成，那就側面迂回；直接蠻干不成，那就暗中滲透；恐嚇威脅不成，那就軟語相誘……這一套是吃文字游戲飯的“公知”的拿手好戲，玩弄辭藻否定生存權同樣駕輕就熟：

——直接說“中國人是劣等民族”不行，那就換個說法：“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人全世界最不嚴謹”，“中國人全世界最愛占便宜”，“腦殘”，“智障”，“弱智”，“愚昧”，“無知”，“無能”，“低能”，“低劣”，“人渣”，“笨蛋”，“懶漢”，“窮鬼”，“群氓”，“失敗者”，“低素質”，“智商低下”，“民智未開”，“反智”，“不思進取”，“人格缺陷”……反正“劣根性”，“腦殘”，“智障”等等都是天生生理性殘缺，無可救藥。這樣的人不是“劣等”是什么？

——直接說“中華文明是劣等文明”不行，那就換個說法：西方文明才是“普世價值”——既然中華文明沒有“普世價值”，那自然就是“劣等文明”了。

——直接說“新中國非法”不行，那就換個說法：“打出來的天下談出來的國家”，“憲政民主”，“公民社會”，“一人一票改變中國”，“新中國不是祖國”，“祖國不是中國”，“ZG政權不是中國”……不管如何轉彎抹角，前提都是“沒有合法性”。

——直接說“推翻中國政府”不行，那就換個說法：“現代化唯一正確的道路，就是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開創出來的道路”，“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政黨輪替”，“在其執政的70年歷史中，這個黨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這個黨已經積重難返。體面地退出是它最好的結局”。

雖然“公知”沒有直接了當公開宣布要殺人，但這些“不同意見”實際把中國人和中國政府的生存權剝奪一空——只要認同這些“不同意見”，中國人和中國政府還有活頭嗎？“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慢櫓搖船捉醉魚”。只要你聽得進去，那奏效就是早晚的事。

“不就是點不同意見嗎？能造成多大危害？”

生存權給你否了，不管是誰都可以殺你，都是“替天行道”，“理所當然”——你說危害能有多大？

以新冠病毒為例。新冠病毒一出，中國“公知”就拿出四大“不同意見”，“證明”中國是病毒肆虐的罪魁禍首：

1．中國人“劣等”——“吃野味是中國人的劣根性”“東亞病夫”，本質“低劣”；

2．中華文明“劣等”——“新型冠狀病毒是中國人劣質文化的產物”，“中國人的陋習劣根，濫捕濫食野生動物才是病毒之源”，“疫情背后的文化因素，是對于某些食物功效的傳統中國信仰。這些信仰導致了一些有害的習俗，尤其是中國飲食中的‘進補’文化”；

3．病毒肆虐是中國的責任——“弄出問題、生了烈性傳染病，傳染給了周圍眾多的人”；

4．一切都是中國“體制問題”——“人禍大于天災，在將政體的德性窳敗暴露無遺之際，抖露了前所未有的體制性虛弱”，“對于病毒的來源、隱瞞疫情的責任人及其體制性根源，啟動獨立追責機制，才是‘戰后重建’之大道，也是當務之急也”，“公權進退失據，致使小民遭殃，疫癘散布全球”，“公權上下隱瞞疫情，一再延宕”，“人禍大于天災”，“因為當局對言論和真相的壓制，新冠病毒得以肆虐”，“中國想要消滅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需要的藥方不是什么西醫疫苗，也不是中醫草藥，而是自由和民主”……

中國“公知”的這些“不同意見”，從文明、種族、責任、體制等全方面“證明”中國是新冠病毒罪魁禍首，等于從理論上判了中國和中國人的死刑——既然新冠病毒肆虐的原因是中國“文化劣等”、“民族劣根性”、“政治體制專制”，那就是說，新冠病毒肆虐是中國體制、文明、種族等客觀存在的必然產物。照此邏輯，只要中華文明存在，中華民族存在，中國的社會體制存在，新冠病毒等致命病毒的傳播肆虐就不可避免，病毒危害人類就不可避免。既然如此，那要確保人類生存就必須清除“害群之馬”。結論：“種族凈化”、“消滅劣等種族”、“消滅病毒傳播者”……這不僅使西方政客媒體得以理直氣壯地把全部新冠病毒疫情導致的全部社會矛盾統統轉嫁到中國頭上，而且使不少外國老百姓也深信不疑地把自己遭受的一切傷害苦難不滿直接與中國掛鉤，讓許多人相信中國人是當代撒旦，當代“黃禍”，廣泛煽動起如同納粹仇恨猶太人那樣的仇恨中國人的情緒：“中國人——東亞病夫——新冠病毒”。

自中國“公知”的這些“不同意見”出現之后，西方國家對中國和中國人的仇恨浪潮立即有增無減，愈演愈烈。

對這種仇恨，在中國的中國人沒有直接感受——被強大的中國政府抵擋屏蔽掉了。而在海外的中國人就大不一樣了：只要聽到政客媒體重復中國“公知”發明的這些“不同意見”，包括“中國病毒”、“武漢病毒”，立刻人人膽戰心驚，知道隨之而來的必是新一波對華人包括亞裔的仇視浪潮——無緣無故就會被襲擊，被辱罵，被推下地鐵，被搶劫……“公知”的‘不同意見”與生存權的關系在這里體現得淋漓盡致。

否定中國人和中國政府的“不同意見”只要說出，影響就一直存在，不可能真正收回——“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更重要的是，否定生存權的“不同意見”本身表明了敵對立場——你死我活的敵我關系，勢不兩立的對抗性矛盾。

對中國人和中國政府而言，有什么理由要對公然否定自己生存權、一心置自己于死地的人不加防范、格外優待？

（作者：山水間；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紅色文化網”，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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