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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若麟：為何是中國外交官，而不是學者媒體站在反擊西方第一線？

點擊：作者：鄭若麟來源：觀察者網微信號發布時間:2021-05-11 10:11:28

“如果真有‘戰狼’，那是因為‘瘋狗’太多太兇。”

這是近日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針對法國媒體對中國的污蔑，做出的有力回應。

因為難以接受中國抗疫成功、經濟崛起的事實，西方政客和媒體加緊對中國的抹黑。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外交也有所轉向，有了更多的正面回擊。

但相比之下，中國學者和媒體對西方的反駁，從理論到行動上依舊有所欠缺。對此，觀察者網專訪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駐法20多年的媒體人鄭若麟，從他的親身經歷談談如何與西方媒體“斗智斗勇”，外交官、學者、媒體三者之間如何打好組合拳。

文匯報高級記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鄭若麟

觀察者網：“戰狼外交”是近年來西方對中國外交的概括。近日，有網友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是中國的外交人員，而不是學者媒體站在反擊西方污蔑的第一線？您以媒體人的身份駐法20多年，怎么看這個現象？

鄭若麟：這個現象我也早已注意到，而且一直在研究。應該特別強調指出的是，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們媒體工作人員自身素質和水平、能力問題，也有我們的體制短板、從制度上限制了媒體人發揮積極作用的因素。

從媒體人的角度來說，我認為至少必須具備以下兩大素養。這兩大素養甚至可以說是能夠反擊外國反華輿論的先決條件。

第一個當然是對外國語言的掌控和表達能力。這個不言自明、勿須贅言。第二個是對駐在國政治和歷史背景的深刻了解。其中特別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西方意義上的“政治正確”（Politiquement correct）概念。我一直在強調這個問題，但是國內很多做外宣的人員也沒有理解。

應該說，這個詞翻譯成“政治正確”是一種不得已的翻譯法。我是第一個將其翻譯成中文的記者。但我承認，這個翻譯是有問題的。從字面上翻譯確實就是“政治正確”，但由于“政治正確”在中文里有著其特定的含義，因此很多人便望文生義，以為外國的“政治正確”與中國是一樣的。比如有人曾說到，在歐洲，反對歐盟統一是政治不正確的。這就是完全曲解了“政治正確”內涵的一種說法，連中國人也說服不了：西方一向主張言論自由，連政府都可以批評，怎么不可以批評歐盟統一政策呢？這是誤解了西方的“政治正確”。

西方的“政治正確”與中國的政治正確，有一個根本的不同。中國的政治正確是有一條原則底線的；而西方的“政治正確”則是“大多數人對某事件的一致看法”，這才是“政治正確”，才是西方媒體不可突破的底線。比如，在西方，有人聲稱，批評教皇沒有問題，因為“不存在大多數人認為不可以批評教皇的一致輿論”。但是批評達賴喇嘛卻是“政治不正確”的，因為“大多數人都認為不能批評達賴喇嘛”。于是，到了西方媒體上，奴隸制主達賴便成為一個“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

這種“政治正確”事實上更為可怕。它有兩個特征，一是會變：今天是“政治正確”的人物或事件，明天卻有可能會變成“政治不正確”，為什么？我認為因為這一切都有一只“幕后的手”在那里控制著（資本？世界統治集團？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理解）；二是“大多數輿論”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則是一個謎，到底是先有“大多數輿論”，還是先有被制造出來的“媒體上的大多數輿論”？也就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有沒有媒體在私底下控制著大多數輿論”？

因此，當我們真正理解了“政治正確”的內涵時，我們就明白了，“政治正確”是西方真正的統治集團手中一個極其有效的洗腦工具。它一方面規范著西方媒體的政治底線，另一方面則非常有效地洗西方民眾的腦。

所以，中國的政治正確，是透明的、公開的、永恒的；而西方的“政治正確”則是隱蔽的、無法解釋的、而且事實上是有人在暗中控制、因此一直在變化之中的。對所有涉及政治的人而言，都是最為危險的。一旦被扣上“政治不正確”的帽子，在西方就是走上了一條政治的黃泉路，永世不得翻身。

對此，我們的媒體人很少理解。在不了解西方“政治正確”的背景下，我們的媒體人就很難在西方的媒體上發言。因為幾句話一說，不慎露出一句“政治不正確”的話，立即就會引起西方媒體的注意，而不再邀請你參加辯論了。這也是很多在法國的中國媒體人經常問我的問題：為什么他們老請你呀？我的外語并不比你差，他們就是不請我……這是一個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我們的媒體體制在對外宣傳方面，也確實缺乏一種推動作用。駐外人員參加任何西方媒體的公開辯論活動時，是得不到任何報酬的，既沒有稿酬，也沒有任何“車馬費”。他們的理論是，讓你在電視上露面，對你已經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廣告。廣告收費多高？所以請你參加辯論就是為你提供免費廣告的機會。問題是，中國記者在外國要廣告做什么？

而在國外媒體上參加電視、電臺辯論，也得不到任何國內政治上的支持。至少在我當年（2008年至2013年）在法國電視臺最活躍的那段時間是如此。我曾經把我在法國媒體上為國發聲的經驗寫成報告，希望能引起重視、推廣，讓中國的聲音能夠傳播給更多的外國民眾。但有關方面的反應是，“這人是否想在國內找工作？”

我們深知，國家需要我們這種對外的聲音，需要我們對國家的政策、中國正在發生的事實、以及有關中國的一切，向外用普通西方民眾能夠接受、理解的方式進行述說、解釋。但是我們卻得不到官方體制的任何有力支持，得不到國家直接或間接的全力支持。而這恰恰是學者、媒體人員沒有或不愿意站在第一線反對西方反華輿論攻勢的一個重要負面因素。說到底，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今天還能得到網友們的點贊，當年連網友的支持都沒有，因為沒有人會報道。

第二個負面因素是，在西方媒體上發聲，是要冒一定風險的。我們都知道，作為媒體人和學者，一定要有自己個人的觀點和聲音，才能以理服人。但是，我們官方機構和體制卻對稍有偏離官方話語的說法，均執或幾乎執零容忍態度。一些“關鍵詞”一旦觸及，便會被“槍斃”。一本長部專著，如果里面有幾句話突破了某些話語框架，就不得出版……在這種背景下，媒體人和學者當然便會為了保險起見而拒絕在西方媒體上發聲。久而久之，便形成今天只有外交人員發聲而沒有媒體人和學者發聲的奇特局面。

所以，我目前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確實應該讓媒體人和學者站到對峙西方輿論戰的第一線，但我們一是要對媒體人和學者進行相應的素質培育，二是在體制上要對他們的言論尺度適度放寬、給予他們更大的自由度。特別是應該因人而異、一事一人，有什么樣的人、說什么樣的話，這樣才能進行有效作戰。

2008年，法國部分人士抵制奧運圣火傳遞。鄭若麟（前排左一）在巴黎參加當地電視臺的辯論。（電視截圖）

觀察者網：您一直戰斗在反擊西方反華輿論的第一線，在法國時應邀到幾乎所有電視臺、電臺參加辯論、采訪，還出了專著。但我們知道，西方對華人媒體和學者的聲音一直不重視，甚至不乏像BBC、CNN那樣的斷章取義、故意歪曲。您有沒有遇到這種情況？是如何化解的？

鄭若麟：這種情況遇到得太多了。西方媒體處于一種非常矛盾的心態，它既要“有不同的聲音”，但又不能“政治不正確”。為什么他們特別歡迎我呢？因為我對他們了解比較透徹，我很少突兀地說出一些西方“政治不正確”的話，但在必要時我又會堅定地力挺自己的國家，說出中國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將某些“政治不正確”的話用“政治正確”的方式說出來。這是很多法國人歡迎我的重要因素，而觀眾的歡迎，又會反過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電視臺等媒體的選擇。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西方媒體內部不乏支持中國、支持說出一切真相的記者。我曾遇到這樣一件事：法國電視四臺Canal Plus邀請我去參加一次節目，談的是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菲利浦·戴賽爾蒂納（Philippe Dessertine）所撰寫的一本有關中國的小說。這部小說講的是發生在重慶美國領事館一次中國高級官員的叛逃事件。由于其反華性質，小說受到海外某些反華的華人組織的支持和歡迎。

這家電視臺的收視率非常高，他們請我去，當然是想我說小說的好話。他們知道我與作者認識，曾一起做過多次有關中國的辯論節目。然而這時電視臺內部的編輯卻提出，既然請我來參加節目，就應該同時也介紹、評論我在法國用法語撰寫的《與你一樣的中國人》一書。我評論戴賽爾納的書，他評論我的書，這樣才平衡。

我到了編輯部，這位我不認識的編輯私下對我說，他對法國電視臺經常詆毀中國已經非常不耐煩，讀了我的書后非常喜歡。所以有了這個機會，便提出要同時介紹我的書，沒有想到編輯部里支持他想法的編輯記者非常多。結果這期節目我完全喧賓奪主，成了主角。節目播出后一個周，我的書在大多數書店均告售罄（法國書店里一位非暢銷書作者的書一般只在十來本）……這是題外話。

你問我是否遇到過電視臺歪曲我的話，或斷章取義，我當然遇到過。他們大概有三種做法：

一是用各種各樣的問題對你進行轟炸式圍剿，讓你在回答中不知不覺就跟著他們的調子走，最終使你的正常回復變成似乎你贊同他們的說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強調中國是“一黨專制”，所以任何執政行為都是為一黨利益，所以是反人民、反民主的。

有一次我應邀在電視節目上與法國共產黨總統候選人羅貝爾·于和綠黨總統候選人諾埃爾·馬梅爾（Noèl Mamère）一起辯論。主持人問馬梅爾，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建設的三峽大壩”，馬梅爾說中國的三峽大壩是反自然的，因而是反人類的，是錯誤的。我問，你多年來沒有去過中國，從來沒有現場考察過三峽大壩，你的斷言是否太主觀了？馬梅爾勃然大怒，立即就說，中共是專制獨裁的黨，怎么會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主持人是著名記者克莉斯蒂娜·奧克萊娜（Christine Ockrent），她立即接過話頭說，馬梅爾無法去中國是因為中國不給他簽證，但這不影響他對三峽大壩做出評判。她接著說，我相信我們的中國記者朋友也會同意，中國是“一黨獨裁”這一事實的……這就是典型的把話題轉到批判中國、并且歪曲我的話的原意一個例子[1]。

二是只讓你回答“是”或“否”，不讓你進行必要的解釋，進而扭曲你的話意。我曾經有一次被問：西藏是一個與中國有著不同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的“國家”，是嗎？你就用“是”還是“否”來回答。我是無法回答的。回答“是”，那就是承認西藏是一個“國家”；回答“否”，那就是否認西藏文化特殊性，就是“文化種族滅絕”。我當時的回答是：“是”或“否”一個字無法回答這個如此復雜的問題！對方一看我不入圈套，便立即轉移話題，問其他人去了。

三是最典型的做法，當然就是打斷我的話，不讓我說下去。有一次我在談到中國正面的話題時，主持人又打斷了我的話。這時，我將一句事先我就已經想好的話拋了出來。我說：你們請我來，不是請一位被告來聽取他的審判書的吧？如果不是的話，那就應該讓我把話說完。這句話對電視觀眾的沖擊非常之大，引起他們的強烈共鳴。事后他們紛紛在電視臺留言，大多都是指責電視臺請我來又不讓我說話的。結果該電視臺在剛剛邀請我僅十來天就又邀請我一次，我問為什么，他們坦承，讓“被告說話呀”。否則他們壓力太大……

不過，電視節目的主導權還是在電視臺手里，在主持人手里，這是沒有疑問的。只是，我們能夠打出一些擦邊球、旋轉球，讓觀眾在意外中接收到一些他們不了解的有關中國的信息。這是一個技巧問題，也是一個經驗問題。

總之，與西方媒體記者進行辯論，不是一種正常的辯論，而是一種特殊的辯論。我不是讓你去做詭辯，但你一定要懂得詭辯的道理，要懂得真理并非簡單的闡述就可以讓人明白的。你一定要學會真正意義上的“說話”，才能去參加辯論。

觀察者網：受媒體和政客的影響，西方民眾對中國的印象非常刻板和負面。您在向西方人解釋中國發展、中國現狀，澄清西方對中國的一些謠言、抹黑時，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鄭若麟：最大的困難，當然還是如何打掉他們頭腦中對中國固有的、錯誤的、“政治正確”但卻不符合事實的那些觀念；這些觀念往往是西方媒體、漢學家和一些反對自己國家的中國人灌輸給他們的。

我們都知道，不可能每個西方人都有機會到中國來親眼看一看這個國家。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主要還是通過媒體、書籍和電影等媒介；以及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們和流亡海外的某些華人的聲音。由于這些媒介在談及中國時幾乎都離不開“一黨專制、非選舉體制、新聞不自由、沒有三權分立……”等等，這些觀念也就成為與中國形影不離的“政治正確”的固有觀念。這些觀念往往對中國有一種似是而非的傾向，因為其出發點往往都是西方的理念，而西方的理念中很多東西是與東方不同的。

所以，有意識地在辯論中盡可能有針對性地用話語來消除西方民眾頭腦中有關中國的固有的、錯誤的、“政治正確”但卻不符合事實的觀念，是我們在辯論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有效技巧。這也是我的經驗之談。

觀察者網：但也要承認，西方學界和媒體的解釋能力很強，我們現在使用的對世界格局、國際秩序的理論解釋，幾乎都出自西方學者之手。在這種情況下，想要突破西方的話語權似乎很難。現在基本是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要在西方的理論框架下解釋中國，這樣至少對方聽得懂。一種認為應該另起爐灶用中國思維提出中國概念、中國理論，沒有必要迎合西方。您對此怎么看？

鄭若麟：能夠提出這個問題，證明我們的思考已經開始走向深層次，這是好事。事實上，西方的話語體系確實非常強大，而且已經形成一整套能夠自圓其說的體系，我們要另起爐灶、另創一套話語體系來談論中國確實很困難。

比如西方話語體系中的“三權分立”是行政、司法、立法三權；而從東方的話語體系看，真正的三權分立在于“資本、政權與媒體”；也正是由于對資本和媒體這兩大權力維護的實質上是資本的利益，且進而為資本的利益而主導政權的產生、限制政權的權力，最終導致西方社會資本的絕對壟斷性質、且絕對維護資本本身利益的權力幾乎是無限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要限制媒體和資本的權力的原因。

當然，我們應該如何使得政權本身不產生權力過度膨脹、特別是如何通過對自身組織的監督，以限制其濫用權力、導致腐敗，我們也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們的體制；但從本質上而言，只有中國這樣的體制才有可能將全部的精力都用于減貧、脫貧，使國家最大部分的民眾都改善生活。這種話語體系在西方完全不存在，你與他去談論這些內容，他們也完全不能夠理解。怎么辦？這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我們必須非常深入地去研究它。

我個人認為有一個捷徑可循：那就是邀請客觀、中立的外國觀察家們來中國，請他們來說出中國的真相。最近國內都在報道法國作家馬克西姆·維瓦斯所撰寫的《新疆維吾爾謊言的終結》一書，這本書現在在法國正產生重要影響，對西方媒體的沖擊是非常大的。這就是一個非常了解西方話語體系的人，用不同于西方話語體系、同時西方讀者又能夠接受的話語，來討論中國問題的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可惜的是這本書還沒有翻譯成英語等其他語言在其他國家出版。如果可以的話，我就會用最短的速度，將維瓦斯的這本書翻譯成英、西、德、日等各種語言的版本，在全世界出版；而且我們給維瓦斯最高的非虛構類書籍的獎，使他的書和觀點能夠影響最多的世界讀者。我實在是不懂我們為什么不這么做？

當然，最終我們是要建立起我們自己的中國概念、中國理論整套體系的。中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實際上就在做這樣的事。我參與主持的福建省電視臺東南衛視《中國正在說》節目，也是在利用中國思維提出中國概念、中國理論。我相信，再有三、五年，中國與西方的理論便會出現真正的對峙，屆時我們就便可以看出，誰的理論更能夠吸引世界輿論。

觀察者網：現在我們的外交風格現在變化很大，更多了主動出擊。這種風格的轉變對于中國媒體人、學者在和西方交流辯論時，有什么利弊影響？從您的角度看，外交人員、學者和媒體，三者該如何打好組合拳，講好中國故事？

鄭若麟：從總體而言，是利大于弊。中國媒體人、學者中有很多都憋了一股氣，想與西方輿論較量一番。因為我們相信真相、真理是在我們一邊。中國外交過去一直是以韜光養晦為主，基本上是“罵不還口”。但我們今天都看到了，輿論戰中一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重復、重復、重復，重復就是真理。謊言重復一千遍就真的成“真理”了！我們要恢復歷史的真相，就必須打、而且必須要打贏這場輿論戰。

我在法國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對此深有體會。法國媒體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中國總體上采取一種蔑視的態度，基本上是以負面報道為主的。有人說，西方新聞不就是以負面新聞為主嗎？不是的。我做過統計，對法國的新聞，法國媒體還是基本正面為主。有的國家，比如英國王室，基本上找不到負面報道的例子。對有的人物，如奧巴馬、達賴，也同樣。為什么？這就要問那個隱身幕后的世界統治集團了。長年累月對中國的負面報道，久而久之，中國在西方民眾的頭腦里就被洗成負面形象了。這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以及與世界各國的交往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們要迎接這場輿論戰。

在這場輿論戰中，官方、學者和媒體顯然三者各有優勢、各有長處，應該各自發揮各自的作用。外交人員應該對一切有損于中國國家利益的官方行為進行有力的反駁、斗爭。比如對一些專門從事反華運動的西方政治家、官員進行制裁，是非常有必要的。外交領域是一個專門的領域，應該專門有外交人員來研究。

對于學者而言，我認為重點應該放在理論研究上。我們的學者應該一個一個抓住西方話語體系中的錯誤、悖論、自相矛盾之處，進行有針對性的駁斥。應該訂一個時間表，在三至五年內將西方指責我們的所有主題都提出系統性的反駁，這是非常必要的。現在有很多西方的學者，他們也看到了西方在評論中國時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前面提到的“一黨獨裁”的內涵問題。但是我們不進行解說，他們因為沒有真正進入中國的政治生活，因此是無法理解中國的“黨”與他們的“黨”之間的巨大差異的。比如法國的政黨，任何人交納一筆黨費、宣稱自己贊同其政治主張，特別是支持其提出的總統候選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成為該黨“黨員”。這與中國共產黨嚴格的入黨程序實在是差異太大，但法國人根本對此一無所知。類似的問題，我們都需要我們的學者一一向西方民眾進行解說。這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這一解說應該說明的是三點：一是中國早已不是中世紀王國時代的“專制統治”，也不是二戰前夕的法西斯德國。中國是一個已經建設起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民主國家；二是中國是一個和平國家，奉行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則的國家；三是中國未來利益與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是一致的，這就是我們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這三點是最重要的，是我們學者應該讓西方民眾充分了解和認識的。

至于媒體，我認為在這場輿論戰中應該承擔起主力軍的角色，媒體本來就是輿論的塑造者。這一點，我認為我們有一個樣板在我們的面前，那就是RT，“今日俄羅斯”電視臺。“今日俄羅斯”在美國等其他國家的情況我不太了解，但“今日俄羅斯—法國臺”在法國則非常明顯，已經成為一個著名電視臺。法國臺創立于2017年12月。在法國爆發“黃馬甲運動”期間，RT一度成為在網絡上收視率最高的電視臺。法國著名明星主持人弗雷塔里德·塔代伊（Frédéric Taddeï，曾多次邀請我到他還在法國國家三臺主持一檔收視率非常高的節目做嘉賓）接受RT邀請，在《今日俄羅斯》創辦了一檔節目，欄目名就非常挑釁性，叫“禁止‘禁止’”。俄羅斯人非常聰明地接受了塔代伊，讓他自由地主持這檔節目。我估計同時也給了他很可觀的薪水。在這種背景下，“禁止‘禁止’”節目當然對俄羅斯非常有利。今天，法國人認識俄羅斯已經不再通過法國電視臺，而是通過“今日俄羅斯—法國臺”。由此我們可以斷言，俄羅斯在與西方、至少在與法國的這場輿論戰中，已經大獲全勝。但“今日俄羅斯”的寶貴經驗我們有人在研究、借鑒嗎？

CGTN主播劉欣與美國福克斯電視臺女主播翠西·里根“隔空辯論”

觀察者網：其實現在也有很多媒體人主動出擊，CGTN主持人劉欣和福克斯女主播的辯論就是一例。但這樣的例子并不多，中國學者和媒體人一直不擅長短兵相接，有觀點甚至認為這是口水戰，只要國家實力上去了，“真理在射程之內”。您怎么看這種所謂的“口水戰”？

鄭若麟：“口水戰”不打，那么中國在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民眾的頭腦里，就會被印上一個絕對負面的形象，這無論如何對我們國家的未來發展前景都是不利的。國家實力上去了，“真理”也確實“在射程之內”。問題是，你為什么要成為一個人人都討厭的強國，而不是一個人人都歡迎的友好國家呢？更何況，我不相信一個“人人都討厭的國家”能夠真正強大起來。當你的游客走到哪里都遭人唾棄的時候，你就知道，世界并不是只有金錢才是值錢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中國媒體人都能夠向主持人劉欣學習，勇敢地接受與西方主持人進行辯論的邀請；而我們的官方電視臺也應該有一定的寬容度，允許我們的記者在辯論中有失誤、犯錯誤。但只要我們的記者說出了一定的真相、真理，影響到了一定的西方觀眾，我們就要鼓勵他，支持他。發聲的人越多，中國的聲音傳播得就越廣，這是成正比的。

觀察者網：我們前些日子發布了一篇對加拿大博主丹尼爾·鄧布里爾的采訪，他既提到了西方對新疆的不實報道，也提到了中國對新疆的不全面報道。這其實也是對我們宣傳手法的一個提醒，有時候如實展現我們的不足也能幫外界理解到我們面臨的困難。從這個角度說，您覺得我們在對外講述中國時要注意什么？

鄭若麟：我們在對外講述中國時，一定要實事求是，要尊重客觀事實，要全面地、多方位地、既談中國的優點、長處、正面的內容，同時也要談中國的弱點、短處、負面的內容。我們自己談自己的負面內容，比如談我們確實在某些領域存在著不尊重人權的現象、比如我們也應該坦承我們在環境保護方面做得還不夠令人完全滿意、比如我們也應該經常談論，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在進行當中——當然，我們一定要堅決否定將“選舉原罪”的大帽子扣到我們的頭上。

“選舉原罪”這個詞是我在東南衛視“中國正在說”節目中“反對西方精神殖民”的演講里自創的一個詞，含義是揭露西方因為我們沒有采用西方式的選舉，就將其視為中國政治體制的一項“原罪”扣到我們的頭上。你知道，在基督教中，“原罪”就是與生俱來之罪，是要以一生去贖罪的。中國被扣上“選舉原罪”后，中國做什么就都是錯誤的，中國必須自我修正這個罪，才能與西方平起平坐。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陰謀。可惜，中國很多人都在潛意識里接受了這個“選舉原罪”的概念。

總之，在對外講述中國時，既要“有理就應聲高”，也要“負面討論同樣充分”。

馬克西姆·維瓦斯在新疆的棉花田里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的您的朋友馬克西姆·維瓦斯，還有丹尼爾·鄧布里爾，這樣的國際友人不在少數。用這種外國友人的視角講述中國故事，是否能夠在國際社會獲得更大的認可？這些友好人士目前面臨的一個局面是在外受到打壓，在內又很少為人所知，也有一些是“墻外開花墻里香”，最終又變成了“內宣”。您覺得我們該如何打破這種內外阻隔，讓越來越多的外國朋友主動講中國故事？

鄭若麟：這是肯定的，我們應該全力支持他們。因為他們是在一個惡劣的輿論環境中說真話、說真相、說真理，這是需要莫大的勇氣的。他們會遭受很多壓力，我們應該全力支持他們，比如購買他們的著作版權，把他們介紹到全世界去；我們應該給他們評一些中國的書籍獎、新聞獎；應該邀請他們來華訪問；我們的大學應該聘請他們當教授……

我們在國內是很難想象他們遭遇的壓力的。這一點，我非常理解他們。我當年也曾經在法國遭遇過類似的壓力，但我因為是中國人，為中國說話理所當然，而他們的壓力則無疑更大。我的朋友維瓦斯告訴我，他甚至已經遭遇直接威脅了。要知道，有些事情不是我們能夠想象的，什么都可能會發生，我真的是非常為維瓦斯擔憂。因此，我們一定要強有力地從物質上、精神上多方面支持他們，要保證他們說真話能夠收獲說真話的成果，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人站出來為真理而鳴！

最后我想說的一句話，是這場輿論戰無疑是一場持久戰，我們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我們真相在手、真話在口、真理在心！我們理應致勝。問題在于，我們絕大多數人并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輿論戰，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看不見的戰爭，這是我們需要喚醒民眾的關鍵。所以，感謝觀察者網對我的采訪，這就是一聲吶喊，喚醒民眾的吶喊！

[注]有些節目因為我沒有錄制下來，網上也已經找不到，因此完全是憑記憶，可能會有一定的出入。請讀者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