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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棉花中的產業戰影子——關于打擊新疆棉花產業背后陰謀的對話

點擊：  作者：曹和平 司馬南    來源：中信基金會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6-26 13:18:21

 

  

引子

 

司馬南：今天我邀請了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曹和平。曹教授是一個緊扣時代脈搏，對很多現實問題有深入研究的，善于解決實際問題的學者。今天我借這個機會，與曹教授就新疆棉花事件進行對話。中國棉花中的翹楚是新疆棉花。近一段時間來，白棉花怎么就上了黑名單了？這件事兒中國老百姓想不清楚。但那些制裁中國，把中國列入黑名單的人說中國新疆存在強迫勞動，存在人道主義災難，甚至種族滅絕，所以要把你列入黑名單。這不是瞪眼撒謊嗎？

 

但是瞪眼撒謊的事兒，西方列強的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和單邊霸權主義者已干得太多了，這是他們的常規手段。對這件事情，我們不能僅從一般的道德義憤出發聲討。這件事情如果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從學理上進行條分縷析，從那些制裁中國的人和機構所屬的國家集團，以及他們一貫的行為軌跡來看，就有可能找出更深一層，或者具有規律性的認識。

 

“新疆棉花戰”突發的產業沙盤推演

 

司馬南：新疆棉花這件事現在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了。新聞里邊還有很多關于新疆棉花的討論，老百姓的議論挺多，一般是在道德層面泛泛地議論。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新疆棉花這件事，你能給出經濟學方面的解讀嗎？

 

曹和平：先看產業背景。多年來，我們國家的紡織品占世界市場份額的44%左右，我們的服裝業占世界市場的51%左右。我們的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幾乎各個地區各占全世界棉紡業15%左右的市場。如果人家要跟你打貿易戰或產業戰，不僅是在高新產業領域，也會涉及到常規產業領域。打擊中國的棉紡產業應該是一個意料之中的選擇。我們國家的棉花產量去年是561萬噸。全世界的棉花產量大概在2600萬噸左右，我國占全世界棉花產量的22%。

 

司馬南：那比1/5還要多。

 

曹和平：換句話說，你占全世界棉紡織業50%左右的市場份額，你自己才生產了約22%的棉花原材料。想想看，我們國家是不是一個總量意義上的棉花純進口國？

 

司馬南：當然。

 

曹和平：所以，從全世界范圍來看，有人打擊我們中國新疆的棉花，把它污名化，比如說新疆的棉花賣不出去了，即使我們把新疆的棉花完全自己消費，還有一半的棉花原料需要進口。但只要我們出口，就不得不買外邊的棉花，這可不是還有一半原料差額的問題。中國會成為世界棉花原料更大的買主，誰受益呢？

 

司馬南：自己都不夠用，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但為什么會是新疆棉花出現這樣一個問題？這個事件是怎么來的？

 

曹和平：談產業戰問題，還需要梳理一下。特朗普開始跟我們打貿易戰時說“我們要平衡貿易，所以你要買我們的東西”。

 

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中國說：“好吧，我們買。你要我們買多少？”美方回答“4000億美元”，要別人平衡自己國家的貿易賬戶，坐地起價。

 

當中國談判代表去美國談的時候，美方又坐地漲價，要8000億美元，中方捏著鼻子答應了。中國代表團在美國開了新聞發布會，雙方算是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可當我們的代表團剛回到國內，還沒來得及在部門之間統一協調這個讓人不舒服的協議，美國那邊更高級別的領導隔洋放話，說8000億美元還不行，我要的是連續數年的平衡，至少是16000億美元。

 

遇上這樣的談判團隊，那就請他們到中國來談吧。我們考慮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和進口增加的需求，仔細核定了部門之間的協調和承擔額度，把執行年度延長一倍，答應購買總量16000億美元的產品。可是，美國貿易代表團回去后又提高到32000億、甚至40000億美元的要價。而且語帶威懾，說我們必須得買他的東西。這就不是談判了。

 

本來，美國要中國來平衡它自己的貿易不平衡問題，這就像你的國民經濟結構不平衡，要中國幫你來調結構一樣荒唐。但問題越來越嚴重了。特朗普在執政4年中，把中美間貿易摩擦延伸到產業問題，要求各種產業回流到本國；又從產業問題上升到技術方面的沖突。從貿易之戰、產業之戰、技術之戰，最后上升到了增長方式、政治制度、文化文明的高度！在過去4年中，美國與中國的沖突如果用“戰”來描述的話，他把戰爭級別抬高了五六個臺階。

 

過去幾年，特朗普在全世界搞得天怒人怨。他不光打中國，把盟友也打了個雞飛狗跳。拜登上臺后，人們對他的期望是，重拾他的民主黨前任在全世界奉行的戰略，向自己的盟友道個歉。在中美關系上呢，你把岔道搬回到原來的傳統軌道上就可以了。可是大家很少注意到一個小小的問題。

 

拜登是今年1月6日上臺。上臺前的兩個星期，有一個我們叫“BCI”的國際組織（the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直譯是“良好棉花發展協會”（棉花協會）。

 

司馬南：對，棉花協會。我們就叫“棉鞋”。

 

曹和平：當協會還真不夠格。它就是一個非政府組織，2009年，它在中立國瑞士注冊。這個不起眼的組織2012年在我國上海設立了辦事處。

 

那時我們國家消耗非常多的棉花，做各種世界品牌的代工，像耐克、阿迪達斯以及像 H&M這種銷售各種高檔棉紡品的超市很多。BCI就這樣和我們新疆的棉花聯系起來了。

 

當時，它是以親民親商的姿態到我國注冊的，我們當然歡迎。可是，它在拜登上臺之前兩周，用英文發表了一個宣言：“中國的新疆在人權方面有非常大的問題，他們使用的是奴役式的勞動，然后從全世界來賺取利潤”，所以“我們要讓新疆人從奴役勞動中解放出來，我們呼吁全世界使用中國棉花的品牌企業不要再用新疆的棉花”；而且說：“我們希望全球的棉花使用商注意，BCI下的超級棉花消費商不再為中國新疆棉花提供質量認證”。

 

換句話說，你新疆的棉花哪怕是一級品，它也不認證你是一級品。它為什么要這么說呢？其實美國就是想要全世界棉花消費商不再買中國的棉花。它企圖將中國棉花的供應鏈在全世界范圍打斷。可以想象后續的影響：第一，在中國的紡織廠商要保持自己的品牌，但中國國內生產的合格棉花沒有認證不能買，只好從國外進口；第二，雖然中國的棉花能滿足自身一半的紡織廠商需求，但有些特殊質地的棉花還是需要從國外進口，中國的棉花就會形成結構性過剩。這樣我們國家的紡織服裝企業就會受到傷害。可以看到，原來BCI這種表面上是一個非政府的、親商親民的國際組織，在關鍵時刻就開始咬人了。它這所謂無偏國別利益的NGO到底是偏向于誰？它成了一個政治定時炸彈。它在中國蟄伏9年，到這個時候引爆了。這是碰巧嗎？

 

現在我們看到，新疆棉花問題是一個以人權問題為幌子爆發的產業戰。這是討論這個問題的一個背景。

 

 

 

BCI不是一個普通的NGO棉花協會組織

 

司馬南：BCI上海辦事處負責人有個最新聲明。這個聲明說，“我們沒有發現強迫勞動的現象。我們受到了某種壓力，所以又發表了一個聲明”。是不是他們有意要把事情做的波瀾起伏，還是他們確實受到了某種壓力？

 

一個月前，它還說我們的棉花是好的，然而就在這個月里突然改口說強迫新疆人勞動，現在又自己把這個說法撤回了。這就跟好萊塢的編劇一樣，故事編的真是第一等的錯綜復雜。

 

曹和平：它第一次發的倡議說，中國在新疆棉花生產方面有人權問題，使用強制勞動，其實我們摘棉花早已使用機器了。它說的這些事情明顯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第一，中國人如果把新疆棉花產區機器摘棉的視頻放到網上去，它這個組織還能存在下去嗎？

 

第二，如果中國還像前些年自媒體不發達的情況，它一嚷嚷說我們存在問題，老百姓也許會跟著相信這些組織的話，就像有一段時間，西方說什么我們坊間跟著說什么一樣。一些大V和公知在網上唱什么調，還會給我們帶來不大不小的撥亂反正難題。而今天我們已進入自媒體時代了，中國老百姓的信息相當透明，如果這個組織再不矯正就太出丑了，它可能就會被永遠甩出中國的市場了。

 

如果BCI是以對世界棉花生產品牌廠商的服務為生存基礎，同時得到某些競爭性國家的資金支持，尋求生存空間，那么它一旦失去了在中國的業務市場，那些在中國市場上占據很大份額的企業，就會跟它做某種業務隔離。一旦失去了跟大企業的聯系，背后支持它的西方國家的資金還會去用它嗎？所以，BCI來回變換觀點，其實是生存之道。下次時機一到，它還會照樣黑我們的。這種無德無行、專以吞噬世界產業公共品為生的NGO，它的無德行為只通過一兩次事件還看不清楚，要通過它的歷史足跡來判斷它是良性還是惡性的。

 

司馬南：這類組織確實比較奇特。我在新疆的朋友說，這個BCI到新疆去考察，和當地的人合作很好，專業性很強，而且一直夸那里的長絨棉好。這個變臉聲明是突然的。所以，跟BCI打過交道的人覺得很錯愕，說不可能吧。但恰恰是BCI發了那個倡議之后，各家品牌緊接著跟上，在美國方面還提出一個針對性法案，幾方配合就演變成了今天這樣的輿論事件。

 

曹和平：這個組織要是放在美國或者歐洲，有政府第三方力量監督，它們還會顧及社會輿論。但這些組織脫離了第三方監督，您剛才說的這些行為組合在一起，就不會是簡單的偶爾行為，它的內部一定有一個或明或暗的力量存在。某種特定的利益力量在母國和東道國之間尋租。到了某種場景需要它發力的時候，它就變成了一把指向東道國的刀劍。平時它可能偽裝得很好。所以，BCI這種兩面性其實是一種“碟中諜”行為。最近它把英文倡議撤掉，又發了個聲明把話圓回來了。我看這可能是權益之計。對這樣出爾反爾、充滿經濟利益算計的NGO，應該有一個機會成本均等意義上的加倍懲罰，罰到它干這種事不再劃算為止。

 

 

 

產業鏈之爭的大國博弈

 

司馬南：中國棉花好，而且紡織品的研發和生產能力超強。很多所謂的國際大牌其實是由中國人生產的產品，只是貼了個外國牌子，價格就翻上去10倍甚至幾十倍。可中國偏偏有一部分人就愿意買這種翻了幾十倍的東西。您怎么看這種品牌效應？至少我從來不買這種東西，我覺得我穿的衣服上邊如果有個名牌，反而很丟人。

 

曹和平：我給你舉個例子。2004年，我在東莞鳳崗鎮做調研。鳳崗鎮有個企業叫聯泰。它生產的幾個男用品牌在全世界占有40%的份額，比如 Polo，襯衫的左胸前有一個打馬球的徽標；第二個是Ralph Lauren。國內不是太了解。當年克林頓的那個小妹萊溫斯基在白宮實習完了之后，克林頓給她寫了一封推薦信，就是推薦她到Ralph Lauren工作。那是一個服裝和男用品牌生產商，時尚企業。第三個是Tommy（托米），一般是年輕的姑娘媳婦給他男朋友或者先生買的。托米它的發音和英文里老虎和石頭的發音很像，女孩子容易喜歡那種陽剛味道。這三大男用品牌襯衫，東莞這家企業生產了全世界40%的市場份額。

 

司馬南：這三大品牌都是東莞這家企業生產的？

 

曹和平：是的。生產襯衣的原料，紗線、棉花、紐扣、填料和輔料都是國內生產的。一件襯衣的出廠價是56元人民幣，按當時匯率約合8美元左右。可是如果拿到美國，船在紐約港口上岸，拿到第四十九大街的商店去賣，一件襯衫120美元，翻了十幾倍。為什么會這樣呢？在大工業時代，當車間生產達到其高端業態——流水線模塊化生產階段以后，從車間經濟的最后環節派生出了三個相對獨立又相互連結的產業鏈環節。經濟體系中的產業鏈就從短鏈變成了長鏈。

 

第一個環節叫物流和采購（logistics and purchasing）。10年前，我們經常說的第三方物流就是這個內容。第二個叫供應鏈管理環節（supply chain management）。這兩年供應鏈金融的討論很熱，其實廠商和商品貿易的供應鏈是供應鏈金融的基礎，它讓供應鏈的價值鎖定能力超過了工商信貸實物抵押價值的鎖定能力。第三個環節是整合信息技術（the integrated solution technology）。正是這三個產業鏈環節的有序延伸，整個經濟出現了物質產品生產過程的大分離現象。大車間時代從原料到最后一道生產工序，哪怕你生產了這件產品100%的物質形態，你在價值鏈上實現的能力還不到9%。換句話說，我們生產了全世界40%的三大男用品牌襯衫的市場份額，在價值份額上還不到4%！人們想不通，品牌襯衫不過是貼了個徽標，怎么價格就漲到那么高？究其原理，在于長鏈產業時代，車間內技術在行業內變成了常識，而長鏈產業縱橫交錯形成的一個個網絡網格間的信息傳遞，反而成為產品價值實現的前沿高難過程。

 

把話說回來，既然產業進步到了這個高度，為什么我們不向產業鏈的高端去攀登，而甘于在低端？前一段我們有些經濟學家或貿易部門的領導說，全世界在貿易中形成了平均利潤率，我們留在某個產業鏈環節就能得到平均利潤率。這是胡說！他們純粹是把自由市場關于平均利潤的書本理論上的假設套用到日常經濟實踐中來了。

 

問題恰恰在于，幾十年來，中國經濟不斷發展，技術不斷升級，產業鏈不斷延伸，國民經濟不斷增強。當我們從產業低端越過中端、向高端穩步攀登的時候，有人就來遏制我們了。棉花問題就是這樣，我們停留在低端沒問題，而你到中端我就站在你的身邊，當你再向高端爬行，我就不能容忍你了。我們現在確實是到了這個階段，剛才你對品牌問題問的特別好。我們的技術和發達經濟的技術到了在同一個賽道上沖撞的時候了。

 

司馬南：新疆的棉花也是同樣的問題。

 

曹和平：對。它打你的棉花只是其中一項。其實存在很多諸如此類沖擊。因產業、因技術、因發展問題帶來的，有某種不按照國際通行規則行事的一種惡性競爭做法，這是抬不上席面的，特別丑陋。

 

歐洲摻和進來的對策

 

司馬南：為什么歐洲人也要摻和進來？

 

曹和平：這就說到H&M這個企業。20世紀從戰后到70年代，是歐洲和美國力量此消彼長的年月。70年代以后，歐洲人開始羨慕起美國來了。因為美國是美利堅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和美國人一比，歐洲人特別也想有一個“歐羅巴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但是它們做不了。

 

戰后，歐洲主義者一直夢想向歐羅巴合眾國邁進，這就形成了看起來像歐洲的國務院機構——就是今天的歐盟。但它的“國務院”不是全權性質的國務院，至今只有貨幣實現全權，各國使用同一個貨幣。但它只有約1/10的外交權。

 

歐盟沒有教育部，教育部設在歐洲各個國家；社會保障和集體安全體制有一點協調，貿易支付結算整合得比較好，讓歐盟嘗到了甜頭。換句話說，歐洲的“國務院”（歐盟）大體上相當于中華民國時期的行政院，提不上調。歐洲議會的門檻更低，它跟歐盟在制度上沒有立法-行政的對應關系，不能和“國務院”對稱平行，但它又跟美國的國會一樣，叫了個歐洲議會的名字，它在資源配置和立法等方面的能力比美國要差多了。所以，歐洲議會似乎是個議事的清談機構，但又是要向更高整合程度的標準議會過渡的機構。它具有四點合一的特性，就是這么個中間性、民間性、松散性和目標上的遠大性，歐洲議會集合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力量。

 

這一次BCI剛一發聲明，H&M怎么那么快就跟著唱了一出惡心中國的戲呢？因為歐洲議會里有些仇恨中國的力量，比如跟著美國跑的一些東歐國家，人家在背后給它出主意，它就在前面瞎起哄。我看這其實很好，把打頭的H&M干掉，我看你歐盟的議員以后還會給我們出啥幺蛾子。雖然是歐洲議會的議員，但他們干著損害歐洲議會地位的傻事。歐洲議會機構的長遠利益，是在歐盟目標下獨立成長，而不是跟在外國勢力后邊，任憑異己力量左右自己。歐洲議會和歐盟中很多有識之士急在心里。要把歐洲議會和歐盟委員會分開，也要把歐洲議會某些出賣歐洲利益的議員和H&M這種短視利益者拎出來，精準打擊損害公共利益的那些人，歐盟和中國合作的路子可能會更順暢。

 

司馬南：非常感謝您給我們這個解讀。這些紛繁復雜的事件有著怎樣的邏輯聯系，您今天給了一個很好的解析。

 

作者 | 曹和平，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司馬南，獨立學者，社會評論家，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北京交通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多所高校兼職教授。  來源 | 《經濟導刊》2021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