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哪一種情況發生，對于美國而言，它都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失去通過進行核戰爭領域的軍事冒險，付出較小的代價制造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并以此恢復其在全球占據支配性的國際地位的選項，某種程度上說，這可能就是這一大片戈壁荒漠中“風電農場工地”背后最根本和重要的價值。
在本周紛繁復雜的國際軍事新聞中，中國人民解放軍迎來了建軍94周年的紀念日，而在大洋彼岸，美國媒體和美國軍界正在熱烈討論的話題同樣也和解放軍有關，其核心內容則包括西方媒體在中國西部發現的大量新的工程建設項目。由于這些建設規模龐大，而且極有可能涉及中國的戰略核打擊力量，因此又進一步引發了有關中國核武庫和核戰略發展方向的討論。
7月26日，美國《紐約時報》渲染稱中國在哈密地區正在建造多達110個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井，而如果加上上個月《華盛頓郵報》宣稱中國在玉門等地正在新建的所謂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井，中國的在建導彈發射井數量將超過250個。
從美國公布的民用衛星照片來看，兩處的所謂導彈發射井的外部特征基本一致，都是間隔3公里左右，有公路連接的大型點狀設備工地。工地上都建設有大型隔氣式遮蔽工棚，對于環境惡劣的戈壁荒原工地而言，這種設備并非罕見：工棚可以提供與外界相對隔絕、且氣溫、濕度等指標都相對穩定的環境，既方便工程人員的施工作業，也有利于諸如混凝土澆筑之類工作的開展，客觀上也遮蔽了太空視角，給外國偵察衛星拍攝和研判工程的實際內容帶來了難度。盡管缺乏確鑿證據，還是并不妨礙美國國防部和美國媒體直接認定這些就是導彈發射井，并以此為依據進行后續的輿論施壓和理論推測。
它一定不是風力發電站？
它也可以是風力發電站。
250個戰略導彈發射井在當代核武器裝備領域是什么概念呢？根據美國自己公布的數據，2020年美國處于部署狀態的核武器總共有1800件，部署于總數約400枚的“民兵3”洲際彈道導彈、14艘“俄亥俄”級戰略彈道導彈核潛艇、60架左右戰略轟炸機以及各種使用戰術核武器的戰術飛機上。其中，部署于導彈發射井中的“民兵3”洲際彈道導彈就是美軍陸基戰略核打擊力量的全部家底。
在此之前，中國部署于導彈發射井里的彈道導彈數量只有美國的5%左右，如果中國按照美國這回指責的那樣新建了超過250個導彈發射井，而且全部部署，則中國的陸基井射彈道導彈數量將達到美軍70%左右的水平。對于冷戰后整體沒有發生顯著變動的國際核武器分布格局而言，這樣的增量無疑是非同小可。
如果那樣的話，再算上艇彈和車載彈，我國核武庫規模已經比肩俄羅斯。（圖源：社交媒體。）
在各種部署方式的戰略核武器中，井射彈道導彈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導彈發射井內保障條件好、各種相關準備充分，理論上在接到發射指令后能夠在極短時間內進行準備，并在幾乎沒有征兆的情況下發起核打擊，適合部署重型核導彈并且作為首輪戰略核打擊的導彈使用；另一方面，導彈發射井因為是固定陣地，幾乎無法隱藏，也逃不過對手偵察衛星的反復過頂，唯一的防護手段是加固發射井，增強自身的被動防御能力，在核博弈中屬于容易被發現、定位和摧毀的。正因為這一系列的特點存在，冷戰期間美蘇兩個核大國都將陸基核彈發射井視作對手發起核突擊的主要力量，也在本國的核突擊方案中將對手的陸基核彈發射井作為優先打擊目標。
民兵的發射井暴露在外，但并不代表它極易摧毀。
中國一直以來奉行保持最低限度核威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戰略，目前裝備的井射彈道導彈只有源于上世紀70年代的東風-5系列洲際彈道導彈，且導彈和發射井數量都極為有限。近年來中國大力發展和批量裝備的遠程核威懾手段，主要是東風-31/41系列的陸基機動發射洲際導彈和巨浪-2/3系列的潛射彈道導彈，二者的特點正好和井射彈道導彈互補：機動部署，難于發現和跟蹤，從接到命令到完成發射準備的耗時也相對較多，因此往往被用作二次核打擊力量。正因如此，西方國家在過去觀察到中國列裝新型戰略導彈核潛艇和機動式洲際導彈時，更傾向于這是中國在既有框架下加強核反擊力量。而這回看到這么多看起來像導彈發射井的建設工程時，他們擔憂的就不是單純數量上的核武庫增長了，而是開始試圖搞明白另一個問題：中國的核戰略是否發生了變化，變化的方向又是什么？而搞明白這個問題的終極目的，則是為了調整美國自身的核戰略，以實現大國競爭環境下的戰略威懾均衡甚至“美方優勢”。
核戰略。
從人類研制成功核武器至今，美國作為世界上首先掌握核武器技術的國家，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在核軍備占據優勢。在冷戰期間美蘇花樣翻新的核軍備競賽中，美國的核戰略也依據形勢的變化有過諸多調整。無論是冷戰早期的大規模報復戰略，還是60年代的“確保相互摧毀”戰略，70年代的“有限核選擇戰略”，或者80年代的“抵消戰略”，美國做出核戰略調整的主要因素，一是美蘇兩國在核武器領域的力量變化，二則是美國在核戰作戰領域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化。由于蘇聯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投入了大量資源用于提升本國核武庫的質量與規模，并在70年代時在規模上趕上了美國，技術上也顯著縮短了差距。美國的核戰略也逐漸從赤裸裸使用核武器開展全面打擊，逐漸變成防止蘇聯的核冒險或者利用核戰威脅阻止蘇聯發動常規戰爭的“防御性”戰略威懾。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伴隨美蘇關于削減戰略核武器達成協議，兩國在核武器和核載具規模上達成了數量限制，以及新一代的武器科技的發展，美國又再度修改器核戰略，轉而試圖利用美國在科技上的優勢，通過更新新一代的核武器系統，獲得對蘇核戰略的優勢甚至“打贏”核戰爭。
戈爾巴喬夫名言：核戰爭甚至不是政治的延續。
不難看出，即使在人類距離核大戰只有一念之間的冷戰期間，美國也從不放棄利用本國的核力量取得核優勢的努力。在冷戰結束之后，世界進入一超多強時代以后，美國一方面在常規武裝力量上傲世全球，另一方面也依靠更新的裝備和更充沛的資金支持，保持了與當時的俄羅斯規模相仿、但更具效率的核武庫；而冷戰后不久的中國，不僅在核武庫規模上在五常中墊底，在能夠對美國本土形成威脅的核載具數量和質量上也是極度孱弱。在這一時期，美國的核戰略非但沒有隨著冷戰結束趨于緩和，反而因為自身優勢的擴大而更加激進。21世紀初，美國不止一次提出過同時對中俄發動核戰爭并取得勝利的核戰構想——在當時國力超強的美國眼里，俄羅斯的核武庫雖然老舊，但其龐大的規模依然可以造成一定威脅，而當時的中國核武庫，雖然在二次核打擊能力上有所起色，但其較小的規模和幾乎沒有有效實戰能力的一次核打擊力量，使美國自信可以通過一次性的核打擊消滅中國絕大多數的核力量，從而贏下這場實力本就不均衡的核戰爭。不過相對于核武庫，此時的美軍在常規武裝力量上與中俄的對比更加懸殊，因此這一階段的美國更傾向于使用其常規力量解決問題。
比如爆炸當量估計為5至7千噸的W-76-2，就是美軍這一時期理念的成果。
不過在進入21世紀以后，特別是隨著美國在打完伊拉克戰爭和反恐戰爭兩場耗資巨大、曠日持久的治安戰之后，美國的武裝力量和綜合國力遭到了巨大的消耗，軍事科技的發展方向也一度陷入迷茫。加上為了填補天文數字的作戰開支，美國在武器裝備領域諸多項目上都為了節約經費，推遲了冷戰期間研制部署裝備的更新換代。特別是在戰略核武器這個領域，由于俄羅斯的戰略核武庫常年無力進行快速全面的更新換代，而中國當時的核武庫雖然在質量上有改善，但總規模依然較小，遠達不到挑戰美國的核優勢的地步，因此以“延壽”替代“換代”從現實層面充滿了合理性，而這一切的結果，就是美軍至今仍在使用問世50年的“民兵3”洲際導彈，至今還在為1962年就停產的B-52轟炸機延壽，至今新一代核威懾力量的研制和換代工作仍然沒有取得階段性的成果。與此同時，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與軍事工業領域的厚積薄發，中國作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在軍事力量特別是常規軍事力量領域迅速發展，特別是以區域拒之/反介入作戰為核心的新一代作戰體系，讓美國常規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區很難占據優勢，以至于核手段反而成為美軍考慮和評估的策略之一。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美國的戰略對手真如美國所說，以數百枚的大規模建設和部署固定發射井和洲際核導彈，則從美國的利益角度出發，這意味著美國對華進行核打擊的成本和代價都將成倍上升。
美軍核換代拖到了2017年以后。
按照冷戰時期的經驗，高度加固的彈道導彈發射井即使用核彈頭攻擊，其效率也相當低下：首先核彈頭必須要有相當高的精度，直接命中或者落在發射井周圍200米以內才能摧毀發射井；其次由于目標發射井的疏散部署，每枚核彈頭都不可能同時摧毀多座發射井，考慮到命中精度導致單枚核彈摧毀發射井的概率，每個發射井需要2枚彈頭攻擊的“雙保險”才能達到90%以上的摧毀率。按照這個情況推算，250多個導彈發射井需要300-500個左右的彈頭，才能達成有效的摧毀率。這一數量已經相當于美國部署核彈頭的1/6-1/3，如果算上攻擊其他目標的核彈，其所需核彈規模將會更大。即使在如此理想的設想下，美國仍將面臨近10%，也就是20枚以上核彈頭的報復性打擊，足以造成美國數百萬人口的傷亡。如此一來，美國在21世紀初幻想的“一次性核打擊打贏對華核戰爭”將失去哪怕理論上的可行性，中美核戰將會和美蘇核戰一樣，成為注定沒有贏家的共同毀滅。
即便有分導彈頭的加持，美軍依然很難一次性摧毀所有發射井。
規模增加帶來的后續影響還不止于此，它還會導致美國現有核武庫在“以一敵二”的核威懾博弈中處于下風的結果。畢竟當前俄羅斯核武庫雖然整體趨于老舊，但仍然在維持核武庫規模的同時，大力推進戰略核威懾裝備的更新換代。新的競爭對手在核武庫規模上的顯著增強，則會讓美國在核力量的對比中處于“0.9+0.4>1”的不利局面。如果美國的對手都和美國一樣好戰，那么一旦爆發核戰爭，美國要么會因為核彈頭總量上的劣勢在兩國的聯合打擊中落敗，要么在和其中一個國家的核戰爭耗盡本國核武庫，并在隨后的核博弈里處于絕對的劣勢。至于“美俄聯手對付中國”或者“中美聯合對付俄羅斯”劇本，雖然存在理論上的可行性，但任何當代政治家只要不是癡呆，就不會將這種一廂情愿的假想當真。
面對這樣的局勢，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如果美國想要繼續維持在核武器領域的強勢地位或者相對中俄兩國之和的均勢，那么放棄《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在更新新一代核武器和核載具的同時單方面擴充核武庫規模很可能會是一個選擇。當然這一選擇意味著更多的資金和資源要被投入到美國的核武器研發和部署領域上，這又必然會擠占總體規模有限的美國國防預算總量——美國已經開建的下一代戰略導彈核潛艇“哥倫比亞”級計劃建造12艘，預估的總成本接近110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艇上的導彈；計劃采購至少100架，最多近200架的B-21隱身戰略轟炸機，單機預估成本5.6億美元；預計替換民兵3的下一代洲際彈道導彈雖然還未定型，但預估成本也已經超過960億美元……這只是這些產品在規劃階段比較樂觀的金額，而美國武器裝備在研制和生產中不出現成本超支的案例在當代已經鳳毛麟角。如果考慮到美國擴核的需求，美軍不僅需要更多的投資將部分目前處于庫存狀態的核彈頭恢復到可部署狀態，各種新一代核武器載具的采購數量也都要按照相應比例增加。再算上相應的人員開支和日常維護，短期內快速擴核對美國軍費的影響仍然會十分明顯，對于目前紛紛“哭窮”，從戰機、戰艦到新一代地面裝備采購都面臨采購經費跟不上換裝需求的美國各大軍種而言，新來這么一個燒錢搶錢的大戶加入預算競爭，無疑是個壞消息。
美軍目前的核武器采購規模保持再條約水平，再“擴核”問題上，拜登能打的牌不多。
如果這樣的“強硬”應對做不到，那么美國就只能考慮接受本國在核軍備競賽中無法同時壓倒兩個競爭對手的事實，有多少能力干多少事兒，通過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領域全方位的調整，來適應全球戰略核力量對比發生的根本性變化。不管哪一種情況發生，對于美國而言，它都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失去通過進行核戰爭領域的軍事冒險，付出較小的代價制造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并以此恢復其在全球占據支配性的國際地位的選項，某種程度上說，這可能就是這一大片戈壁荒漠中“風電農場工地”背后最根本和重要的價值。
（來源：“觀察者網”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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