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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一場史上罕見的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的肆虐，東西方意識形態的斗爭也顯得空前激烈。

在國內思想文化界的輿論交鋒中，總有人談到前蘇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幾位作者。比如，有人曾經公開在文章中用教訓的口吻，批評對寫武漢日記人不滿的作者時，說你讀過索爾仁尼琴嗎？你知道有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叫索爾仁尼琴嗎？那口氣，你若是沒有讀過索爾仁尼琴的著作，你不知道有這個人，你連跟人談話的資格都不具備。因為你太淺薄，這顯然是在拿日記作者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索爾仁尼琴相比。這確實有點太滑稽了。不論哪一個方面，這都不是一個級別一個檔次的比較。另外還有一種觀點，當寫日記的人面對整個社會排山倒海似的群眾批評時，不是主動向大眾檢討自身的錯誤，而是公開挑戰說，我在美國出版一本日記，難道還能塌了天不成，還能給國家給社會造成多大危害？說對了，你不僅給國家造成危害，而且簡直是在禍害整個國家和社會。

輿論界，也同時常常聽到另一種不和諧的聲音，說那些寫日記的人，不就是寫點文章嗎？連這點自由都不行嗎？這有什么大驚小怪的，不必把這個當回事。這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還是為數不少。正是因為這樣一些原因，一些明顯有悖黨中央的政策和決策，明顯與抗疫大局完全不符，明顯對黨的領袖和黨的領導冷嘲熱諷的言論和文章便得以在市場暢通，有些不僅如此，而是明顯在與國際上敵對勢力密切配合的言論，也能堂而皇之地登上輿論場。應該說，這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政黨是十分危險的，對于抗疫大局完全是破壞性的。

一些以文人學者作家名義寫的文章作品，到底能否影響國家政治安全？我想就成為熱點話題的前蘇聯四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作者談起，由此看文藝與國家政治之間是怎樣一種密不可分的關系。

首先，我可以十分明確地表明我的政治態度，我認為，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不論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經典著作里，還是從毛澤東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為代表的經典論述里，或者近幾年來我們的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講話里，我們都可以得出一個極為重要的結論，即文藝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意識形態來說，決非至于娛樂，它甚至直接關乎國家安危。這個觀點，也是我一貫堅持的基本立場。前鑒不遠，前蘇聯用亡黨亡國的教訓，已經給我們上了非?，F實的一課。這并非危言聳聽。

那么，我們就從前蘇聯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四位作家的歷史，來看這幾位作家對整個蘇聯意識形態包括最后蘇聯亡黨亡國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不可估量的影響，由此來談談文藝與政治是怎樣的一種關系。這是一段載于歷史史冊的文壇往事，但對于前蘇聯和前蘇聯人民，它卻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是根本不愿談及的歷史傷痛。而且這段歷史，與文學有著十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系。

回顧和反思蘇聯文學史的發展，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像，在蘇聯十月革命前后，俄羅斯文學界曾產生一批燦若群星般光耀世界的大人物，比如列夫·托爾斯泰、比如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比如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還有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等等，這些聞名世界的文學泰斗，不僅是整個蘇俄文學史上的巨大成就和驕傲，也直接影響著蘇俄文學的發展和走向，甚至也影響著整個世界文學的發展，特別主要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展。新中國的文學創作，主要受到蘇俄文學的巨大影響。近現代的文學成就，包括美歐文學在內的所有西方大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與俄羅斯文學相比。俄羅斯文學稱雄世界，去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就文學本身來說，沒有那個國家不承認俄羅斯這樣杰出的偉大成就。但是，在相當一個時期，這樣巨大的文學成果，卻沒有聽說在世界獲得像諾貝爾文學獎一樣這獎那獎的作家。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非常奇怪的現像。由此我們可以說，諾貝爾文學獎到底算不算真正的代表世界文學的最高成就的大獎，還真值得懷疑。

但是，到了蘇聯時期，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主體國家，卻連續出現了五位獲得由西方主導的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如果說這五位作家的作品和文學成就，比起前邊提到的那些大師們，應該說還相距甚遠，比如高爾基、托爾斯泰、普希金等等，還有很大差距，有的人甚至一向還鮮為人知。但是卻是國際大獎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這五位獲獎者，正是我們今天要研究的。比如俄羅斯（蘇聯）獲得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蒲寧，他是1933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此時他正在國外流放，屬于典型的持不同政見者。1958年，曾經創作《日瓦格醫生》的作家帕斯捷克納克，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他的獲獎，卻引起蘇聯領導人及其廣大人民的強烈憤慨，因為他同樣也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在作品中抨擊了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他在人民的批判聲中，為了能夠繼續留在蘇聯，在蘇聯方面的強令要求下，不得不采取了放棄領獎的舉措，以得到繼續留在本國生活的權力。否則就只能流放他國。1970年，曾經創作《靜靜的頓河》的作家肖洛霍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實，早在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蒲寧獲獎以前，肖洛霍夫在世界已經赫赫有名了。他的名氣遠遠早于蒲寧和其他一些同代作家之上的。

【肖洛霍夫（1905.5.24-1984.2.21）】

值得一提的是，肖洛霍夫是唯一一位既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同時又受到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尊敬的大作家。一直到去世，這位作家在蘇聯都享受很高的待遇和威望。備受人民喜愛。他還得到過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最高獎。第四位獲獎者便是后來以創作《古拉格群島》著名的作家索爾仁尼琴，他是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但是從他被宣布獲獎，直到1974年12月10日，四年以后，他才最后站在了瑞典皇家學院的領獎臺上發表受獎演說，為什么？因為這又是一個典型的蘇聯社會持不同政見者。那4年，他一直在顛沛流離的流亡中生活，最后在美國定居了，直到晚年葉利欽當了總統以后，受到葉利欽的特許才回到了俄羅斯。但是他后來對自己辱罵祖國的行為曾經表示深深懺悔。1987年，加入美國籍的詩人布羅茨基為蘇聯（俄羅斯）贏得第五個諾貝爾文學獎。他同索爾仁尼琴一樣，又是一個作為持不同政見者被蘇聯驅逐出境的作家。早在1964年，他曾經以“寄生蟲罪”被蘇聯法庭判處5年徒刑，后加入了美國國籍。就這個罪行的名稱，就可以看出蘇聯政府對這些持不同政見者，是多么的仇恨和厭惡。

這樣，在前蘇聯（也是整個蘇聯文學史上）五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中，除了肖洛霍夫以外，有四位都是在蘇聯政治歷史上是持不同政見者。這四位曾經流亡他國。因為這樣的原因，這四位獲獎者，除了索爾仁尼琴以外，連他們的名字都少有人知道，更無論說這些人的作品了。至于這幾個人獲獎的原因，當然是除了文學造詣本身之外，一個更主要的也是非常關鍵的原因，那便是他們的創作在價值觀上與西方價值觀一拍即合，符合了西方意識形態的需要，符合了西方對蘇聯進行政治和文化滲透的需要。這一點，不僅已經被后來的歷史發展所證實，也已經被中國人民看個清楚。因為諾貝爾文學獎這個獎，與國際諾貝爾和平獎一樣，本身就是按照西方的價值觀制定的標準，與其說這是文學獎，倒不如更準確地說，這是按照西方標準制定的政治意識形態獎。獲得這個獎的人，今天在我們看來，未必是一種什么光榮，說不定就是因對祖國的背叛而獲取的西方賞賜，因此今天，人們對獲得諾貝爾獎，除了那些科學技術獎項之外，對和平獎、文學獎一類，早已不屑一顧，甚至獲獎者多為本國人民和價值觀的叛逆者。這一點，已經和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事實所證明。多種情況下，諾貝爾和平獎及文學獎，幾乎成了西方勢力對社會主義陣營進行政治進攻甚至瓦解對手的政治工具。

【《靜靜的頓河》中譯本】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是西方標準，被蘇共黨中央和蘇聯人民高度認可的肖洛霍夫為什么能夠獲獎呢？這有一個歷史的因素。在當時來說，這也同樣是一種政治需要。就在肖洛霍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他已經獲得了代表蘇聯文學的最高成就獎，另外他的影響已經在東西方陣營已經很大，早已聲名遠播。一是因為他的《靜靜的頓河》在世界文學史上聲譽太高，諾貝爾不頒給這個影響世界的文學大師，已經無法對世界輿論做出交代。二是作為頒獎者也想以此表明其評獎的客觀公正，即使心理很不情愿，也總要做個樣子。還有，因為這時的社會主義陣營非常強大，不論國家數量和人口，正處于上升階段，西方不可小視。作為一個國際大獎，也需要考慮真正的文學影響。但是，誰都明白，按照一般邏輯，瑞典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是很不情愿把這樣一個大獎頒給蘇聯共產黨崇尚的作家的。因此，基于這個情況，社會主義的蘇聯對肖洛霍夫獲得這樣一個大獎，也采取了認同和樂于接受的態度。否者，可能自己就主動疏離了國際評獎。

全世界都知道，此時肖洛霍夫小說《靜靜的頓河》影響太大，已經被全世界公認為是一部具有史詩性質和世界意義的巨作，不評獎也會直接影響這個獎項在世界的聲譽。至于這部小說本身，它講述了十月革命和內戰期間俄國哥薩克人的故事。作品通常被譽為是一部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但是，這部書在評獎過程也面臨過諸多爭議，比如持“陰謀論者”有這樣的提議，稱肖洛霍夫非這部作品的真正作者，為什么？因為他的其它作品并沒有表現出這樣高超的文學技巧和寫作才華。但是，評獎委員會最終還是尊重事實，不能把猜測作為依據，還是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肖洛霍夫。因為他在這部作品中所表現出的杰出的藝術力量，表現了俄羅斯人民特定的歷史階段的生活現實。確實感染了整個當時的世界。

那么其他四位獲獎者，為什么受到蘇聯政府的堅決排斥和驅逐，這就必須說說蘇聯政治文化的歷史。

可以說，在東西方兩大陣營此消彼長的斗爭史上，從一開始就伴隨著意識形態領域的激烈爭奪。因此，蘇聯這個東方陣營最強大的國家，從成立之初，就已經非常注重文化領域的意識形態的斗爭，對西方文化的侵入防范非常嚴密。為了防止西方運用文化這個工具向社會主義進攻，斯大林采取了非常嚴密的防范手段和措施。歷史上，蘇共打造的意識形態防御舉措，足以稱得上是堅不可摧的銅墻鐵壁。這個手段，一直維持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這種嚴密的防范辦法，是我們今天不可想象的。

首先，為了防止西方利用作家學者對蘇聯進行政治滲透，蘇聯對于持不同政見者，施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多重壓力。比如，蘇聯作家協會可以將這樣的作家開除會員籍，作品可以遭到封殺。還可以運用開除公職、黨籍，被收回住房等社會福利的辦法，以此用來禁止這些人的種種反社會主義行為。使這些人不僅喪失政治上的權利，而且失去經濟上的來源，生計都受到嚴重威脅。第二，對這些人中影響極壞的，可以進行搜查逮捕。1964年，Р·麥德維杰夫的《政治日記》開始在西方定期發行，1965年他被克格勃逮捕。其實，這期間僅在維爾紐斯就有100多人因為私下出版物中發布反政府言論被審訊。第三，被審判入獄。不少人因為發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作品被判刑。第四，被關進精神病院。第五，也是比較多的使用辦法，剝奪國籍驅逐出境。為了減輕在國內控制持不同政見者的壓力，從70年代開始，蘇聯當局更多的是傾向于將這樣的人趕出國門，禁止他們作品的傳播。1972年布羅茨基和西尼亞夫斯基流亡國外，1973年馬克西莫夫離開了蘇聯，1974年驅逐了索爾仁尼琴。這都是非常典型的例證。至于這種做法的得與失，我們暫不做評論，因為那時東西方正處于冷戰的關鍵歷史時期，雙方對對方都是嚴加防范的。

蘇聯的這些高壓辦法，當時運用于阻止美國意識形態的滲透，對防止敵人的文化滲透，應該說還是非常有效的。美國在相當長一個時期，運用文化領域對蘇聯的進攻，雖然不擇手段，但是很難以得手。正是這個嚴密的防范，曾使蘇聯在與美國的意識形態較量中占有先機?？梢哉f在開始階段，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自己都承認，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博弈，西方不是不是蘇聯的對手，那時也正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快速發展成長階段。社會主義各國對美國的防范保持了一致行動。

但是后來，特別斯大林去世以后，情況慢慢發生了變化，當這種為了被動防范造成的固步自封使意識形態平衡被打破以后，蘇聯共產黨漸漸對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產生了錯誤理解，加上忙著與中國開展了理論論戰，由此所帶來的問題便也就集中顯現出來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當局文化政策確實又出現比較大的失誤，直接導致的后果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持續高漲，這幾乎成了影響蘇聯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本來這時蘇聯共產黨應該反思自己的失誤，解決與西方斗爭的策略和斗爭藝術問題，糾正自己的不足和缺陷，但是，此時的蘇聯正在忙于否定斯大林，對原本堅持的基本方向和正確道路開始進行“修正”，使這種不同政見者運動不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而且有機可乘，快速成為一種力量，直接影響了蘇聯國家政治安全。

這種局面，為美國文化入侵滲透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和時機，最終的結果使蘇聯主流政治文化讓位于以持不同政見者為代表的非主流政治亞文化，為蘇聯社會主義紅色政權的失敗結局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筆。特別是蘇共二十大以后，一批被后來稱為蘇共和蘇聯掘墓人的青年一代持不同政見者的成長，直接威脅了蘇聯的國家安全。二十大以后這一代人執掌政權以后，對蘇聯歷史走向產生了巨大的決定性影響。成為真正意義上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掘墓人，直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和亡黨亡國。

至于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其陣營非常復雜，大概來說，包括這樣幾種類型的人。其一是直接崇拜西方文化，崇尚美國人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西化派，推崇西方價值觀，是認為外國月亮圓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其二是非常明確地利用文藝作品堅決反對十月革命，懷念沙皇時代俄羅斯貴族生活的一大批泛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激進分子。這批人不僅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寧斯大林，而且明顯對蘇聯當下社會主義制度不滿。另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因為此時中蘇的理論論戰正在進行，一批原本有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知識分子，對蘇共二十大以后背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不滿，按照后來的話說，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等人搞修正主義不滿，不贊成蘇共20大以后采取的修正主義路線，對中國共產黨的路線表示贊賞的一部分人。這部分人比較少，但也一樣被當作不同政見者。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選代表直接給中共領袖毛澤東主席寫信，表達對蘇共領導人背棄列寧斯大林的不滿。正是這樣多種元素的力量的組合，使整個社會出現持不同政見者的狂潮。但在這個狂潮中，更主要的力量也是根本的力量是西化派為主體，是一些對社會主義道路本身不滿的人。特別蘇共二十大以后，這樣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力量，對蘇聯執政黨和蘇聯政府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在文學陣營里，這樣的持不同政見者，是一個為數不小的力量。很奇怪，一些作家當時熱衷于參與政治談論和論爭，他們以自己的文學才華和影響，用文學手段表達對政黨的不滿，發泄褻瀆政府和老一輩領袖的言論，甚至出版與國家主流價值觀相違背的書籍，這在當時，已經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尋常現像。

而這時的西方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對立的態勢已經基本形成。在二戰結束后，本來都是同盟國的蘇美各國，在對抗希特勒德國時曾進行并肩作戰，而這時，相互之間的共同利益已經逐漸減少，意識形態的分歧卻越來越明顯，而且在與日俱增。1946年，以丘吉爾的《和平砥柱》演說為標志，拉開了東西方冷戰的序幕，實際上是冷戰的動員令。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向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明確提出將“冷戰”作為美國的基本國策。

所謂冷戰，與熱戰不同，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攻防，文化便是首當其沖的主要手段。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對利用文化領域進行冷戰，用最低的投資對蘇聯進行政治滲透表現了極大的興趣。也是他們特別嫻熟的慣用手段，而恰恰在這樣一個時期，蘇聯出現的持不同政見者熱潮，對美國中央情報局來說，無疑是送上門的大禮和良機。他們認為這是極其重要的時機和可以利用的力量。所以，凡是持不同政見者，都很快進入了美國中情局的視野。這其中，一些有影響的作家為數就不少。美國人認為，利用他們的作品做文章，作為與蘇聯進行冷戰的極其有效的和重要的手段。中情局的人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發現充分滿足這些作家的虛榮心，把掌握在西方人手里的諾貝爾文學獎的橄欖枝，伸向對獲獎充滿欲望的持不同政見的作家，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和斗爭手段。因為每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不僅獲得文學聲譽，而且獲得一筆不菲的獎金，這足以讓一些人政治立場發生動搖。

【帕斯捷爾納克（1890.1.29-1960.5.30）】

在這四位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持不同政見者作家中，首先要說的是《日瓦格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因為比較起來，這部作品影響最大，也是美國中情局花的本錢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多的項目，當然收到的效果也最為明顯。

《日瓦戈醫生》這部書，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曾經風靡一時，被中國一些中青年作家作為文學模仿的經典和范本。今天活躍在文壇上的多個知名作家，都以熟讀《日瓦戈醫生》作為一種光榮和自豪。這件事本身，拋開文學本身的因素不說，單以中國改革思想極其活躍的大背景，這樣一部書被人為引進并被大肆吹捧，本身就有美國的政治背景和周密運作，因為利用一本書來滲透一個國家，從而讓一代人的價值觀發生動搖，他們已經在蘇聯獲得成功。其中《日瓦戈醫生》就是他們成功的政治工具之一。對美國人來說，他們企圖用他們在前蘇聯用過的同樣手段，在中國再度推廣和使用。那時的一批中國作家，都形成了一種時髦，在自己的作品里極力模仿《日瓦戈醫生》那樣的思想和韻味，如果別人說自己作品具備《日瓦戈醫生》那樣的技巧和思想風格，是一種十分值得炫耀的有才華的表現。這種開始的簡單模仿，到最后的盲目崇拜，再到后來思想深處對作者表現的強烈政治思想認同，深深影響了今天中國的一批作家，以至于大批傷痕文學出現。這種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大學課堂的教授，一部分知名作家，開口閉口就是《日瓦戈醫生》，這種盲目對文學時尚的追逐，對中國作家影響很大。

如今，這批作家的作品，按照今天老百姓所說，離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越來越遠，離西方價值觀西方文化越來越近。所以，什么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等，雖然獎項設置不少，但真正深入中國老百姓人心的作品卻少之又少。因為在對西方文化觀的追捧中，慢慢地就丟失了靈魂，很多作家至今也沒有找回自己的靈魂。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些獲得大獎的什么作品，以及當下正在激烈爭論的日記什么的。那些對社會主義，對黨的領導，對毛澤東等領袖們冷嘲熱諷的什么解讀歷史的作品，那些嘲諷黨的革命史，甚至直接攻擊黨的重大政策，如土改、抗美援朝等，等等，成為一種新的時尚。我們不能不說，是以《日瓦戈醫生》為代表的一批同類作品，對改革年代的中國一代作家影響至深。今天，人們一提經典文學，依然能夠記得的還是五六十年代的一批老作品。比如“三紅一歌”（《紅日》《紅巖》《紅旗譜》《青春之歌》），還有《創業史》等。這些年一些被作家圈子吹到天上的那些時尚作品，不僅沒給老百姓留下什么印象，而且遭到大眾的唾棄和反感，甚至被厭惡和憎恨。文藝創作成了一些作家圈的個人行為，離大眾和社會越來越遠。同樣，這種風氣也蔓延到影視文化和其他娛樂文化。由此思考，改革之初，那些盲目引進的西方欣賞的文藝作品，實際是美國及其西方有預謀的一種文化戰略。

【《日瓦戈醫生》中譯本】

《日瓦戈醫生》是一部怎樣的作品呢？

簡單點說，這就是蘇聯版的一部“傷痕文學”。作品反映的時間點是1917年的2月革命、10月革命，再到國內戰爭，以及國內戰爭結束后的那段歷史，作品寫了日瓦戈與妻子冬妮婭以及女護士拉拉之間的愛情故事。說穿了，這就是一個老版的三角戀愛的故事。本身情節并不復雜。但是，就是透過這么一個三角愛情故事，作家卻用一個知識分子的不幸遭遇遮蔽和歪曲了偉大革命的歷史本質。在這部作品中，以十月革命為背景的蘇聯社會的歷史發展看不見了，十月革命給蘇聯人民以及給整個人類帶來的偉大進步看不見了，革命給蘇聯人民生活帶來的改變看不見了。讀者能看到的，只是這樣一場革命給蘇聯社會帶來的災難和破壞，給個人帶來的顛沛流離和心酸記憶。這部作品，文學手法比較高超，實際上是在運用文學方法，質疑十月革命這樣的偉大歷史事件的合理性。這自然與當時蘇聯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熱潮格格不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部格調灰色的典型的思想消極的內容有嚴重問題的作品。

對這樣一部作品，即使在當時冷戰的背景下，蘇聯思想界文學界必然展開堅決的理所當然的批判。在當時情況下，蘇聯對這樣一部作品的批判，不僅是蘇共中央的決定，而且也是廣大蘇聯人民的底層百姓的一致要求，從捍衛十月革命和衛國戰爭成果角度觀察，這個批判都是正當的和必須的。盡管蘇共在理論上已經發生了問題，但國家的社會主義旗幟畢竟還沒有倒下。蘇共黨員中大批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人還沒有變質，剛剛經歷過戰爭苦難的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是充滿發自內心的熱愛和向往的。人民不允許這種詆毀社會主義的充滿灰色基調的文藝作品在文化市場大行其道。

然而，蘇聯批判《日瓦戈醫生》的情報，很快被美國中央情報局迅速捕捉到了。凡是蘇聯反對的，美國人必然認為自己可以利用。他們認為，這個對他們來說十分重要的消息，美國中央情報局認為完全可以運用《日瓦戈醫生》做文章。他們認為，蘇聯對作家及其《日瓦戈醫生》的批判，恰恰是美國人可以利用的大好機會。

1958年1月，當英國的情報機關將《日瓦格醫生》的手稿做成兩卷微縮膠卷送給美國中央情報局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們如獲至寶，欣喜若狂，這正是他們期待利用的蘇共的禁書，進行反蘇反共活動的急需書籍。于是，一個周密的計劃，由美國中情局開始實施。按照計劃，首先由中情局親自出馬，做盜版書出版，做便攜式印刷版，由二渠道發行商發行，甚至評論推廣商等多重角色，都由美國中情局的人員負責。計劃先讓這部書的俄文版在歐美市場流行造勢，而后想盡一切辦法，將這部盜版書推行到俄羅斯讀者中去。

一個布局周密的計劃開始了實施，一部書作為武器，開始了對蘇聯的文化攻勢。很快，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操作的兩種版本的俄文版《日瓦戈醫生》在荷蘭出版了。這部書硬皮精裝本在荷蘭本地印刷。紙皮本的印刷本直接就在美國中情局總部印刷。計劃由總統艾森豪威爾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批準實施，可見這對于美國來說多么重要。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于受命于總統的任務樂此不疲。今天，已經解密的美國情報局檔案這樣記載包括《日瓦戈醫生》一類圖書的行動目的：“為了對蘇聯進行文化進攻，凡是在蘇聯東歐被列入禁書的作家作品，都可以拿來作為我方宣傳之用，比如像《日瓦格醫生》，還有像其他人的小說、詩歌等等，凡是蘇聯禁止的反對的，都是可以列為我們進攻的文化武器。”美國人的目標和計劃非常明確，那就是進行文化滲透。當一切準備工作就緒之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們就開始籌劃怎么把這樣在蘇聯讀不到的圖書向俄羅斯散發。

歷史給了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個特別的機會。

1958年，世界第一屆國際圖書博覽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這是由43個國家參展的圖書博覽會，在布魯塞爾足有500英畝的土地。美蘇兩國均建起了巨大的展覽館，目的在于宣傳本國的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兜售自己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這其中，更讓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們興奮的是，比利時政府為了推銷生意，事先已經向蘇聯公民發放了16000份的簽證，這樣就有大批蘇聯人前來博覽會。為了實施這樣一個計劃，事先美國人還特別招聘了一批荷蘭特務送到了華盛頓培訓，負責參與送書的活動。1958年的9月6日，一批包裝精美的《日瓦戈醫生》已經運到了布魯塞爾，對小說的分發，當然不能在美國展覽館進行，因為這很容易引起蘇聯克格勃的注意。

但是，很巧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盟友就在美國展館的旁邊，即梵蒂岡的“上帝之城”館，在梵蒂岡的這個館內，流亡的俄羅斯天主教徒，在這座館內拉起了簾子，借地方辦起了自己的一家小書館。于是一項十分縝密的活動就在這個簾子后邊開始了。來自俄羅斯的大批讀者，從這里可以悄悄從經銷商手里接到免費的藍布皮《日瓦格醫生》贈書。書拿到以后，蘇聯讀者立即扯掉書皮。于是在這座展覽館里，藍布封皮幾乎鋪滿了地，因為這樣的書是不可能在回國時通過海關檢查的。就在現場去掉了封皮及對書進行現場解體以后，把書拆開為若干部分，然后悄悄塞進衣服口袋。這樣，一大批俄文版《日瓦格醫生》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的被帶到了蘇聯。在蘇聯讀者中開始了秘密流傳。越是政府列為禁令的圖書，越容易受到普遍的追捧，于是，俄文版的《日瓦戈醫生》在蘇聯被廣泛傳閱。

然而，按照法規來說，這是一部真正的盜版書。當年，也就是1958年10月，當瑞典學院向世界宣布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給帕斯捷爾納克時，蘇聯以政府名義立即宣布，這是真正的反蘇挑釁。迫于蘇聯的巨大壓力，帕斯捷爾納克不敢到瑞典去領獎，發表了感謝聲明后，又轉而拒絕接受頒獎。

此后，美國人的初步成功，似乎嘗到了利用小說進行政治滲透的諸多甜頭，于是多種多樣的袖珍版的《日瓦格醫生》在歐美各地出版流行，各種俄羅斯青年與外國青年聯歡聚會的機會，都可能成為美國情報局的特務們向他們兜售贈送《日瓦戈醫生》的時機。盡管克格勃的特工們時時都在盯著這類文化交流的往來，但《日瓦戈醫生》依然在蘇聯土地上悄然流行。往往你越是禁止，越能激發讀者的好奇心。就像我們文革時期的一些黃色手抄本，當你作為政治事件去查去追的時候，恰恰為這種書的流行做了最好的鋪墊和廣告。

今天這部曾經獲得諾貝爾獎的小說已經在俄羅斯公開出版。但是因為一部小說展開的東西方力量的角逐，卻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一段歷史。帕斯捷爾納克至死也沒有去領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獎金，是因為他不愿意離開他自己的祖國。因為他當時面臨的，是在祖國和獎金面前必須做出抉擇。

【索爾仁尼琴（1918.12.11-2008.8.3）】

在四位獲獎的俄羅斯作家中，特別值得一說的還有索爾仁尼琴。

索爾尼仁琴，非關注文學的人，聽來名字來有點陌生。這是一個典型的俄羅斯人，1918年生于高加索，2008年去世。早在1962年，索爾仁尼琴就發表過描寫蘇聯勞改營生活的中篇小說《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在社會上引起了超出純文學評論的反響。1968年他因寫成了小說《第一圈》和《癌癥樓》并在西歐發表，不僅內容被質疑，其做法對于當時的蘇聯來說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于是1969年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而他的否定丑化蘇聯時期政治制度的作品，卻受到西方的特別垂青。1970年，索爾仁尼琴被告知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件事在蘇聯國內立即引發了渲染大波。盡管蘇聯此時已經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丑化歪曲虛無蘇聯歷史的做法依然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第一圈》中譯本】

關于這件事的爭論異常激烈。一份支持索爾仁尼琴獲獎的聲明已經在私下悄悄流傳，一批持不同政見者在聲明上簽名，表示支持索爾仁尼琴去領獎，并將其轉給外國新聞社記者，以圖造成國際影響，成為一個國際關注事件。而具有官方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卻大力反對，明確把授予索爾仁尼琴諾貝爾獎一事，看作為西方對蘇聯的一種政治行動，西方的目的在于支持諸如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一些持不同政見者。于是，蘇聯政府采取了非常嚴厲的手段，驅逐了索爾仁尼琴和約瑟夫•布羅茨基等人，將他們流亡國外，成為蘇聯僑民文學的典型代表人物。1987年，索爾仁尼琴已加入美國國籍。

索爾仁尼琴作為一個俄羅斯作家，他是一個性格和思想十分復雜的人物。在二戰中，他還當過蘇聯軍隊的炮兵連連長，如果說他一生最大的政治影響的話，那就是他利用文學作品全盤否定斯大林，發表過對蘇聯政府有異議的許許多多文藝作品，因此成為著名的異見人士，也因此受到西方的嘉冕，因為他在作品中寫了大量反斯大林的內容和對政府異議，因此受到西方的特別關注，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也因為持不同政見，被當時的蘇聯當局逮捕并被剝奪國籍驅逐出境。先是于1974年驅逐到西德，同年12月僑居瑞士蘇黎世，后又流亡美國，受到美國參議院的特別歡迎，曾經授予他美國榮譽公民稱號。

一開始，美國當局認定這個作家寫了那么多反斯大林和蘇聯體制的文學作品，那他一定是向往西方民主和自由的。但是當他定居美國以后，美國人突然發現，這個討厭斯大林的作家，也同樣非常討厭美國民主自由的虛偽，他不但寫文章抨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和斯大林，同時也堅決對美國的自由民主進行強烈的抨擊。因而美國政界對這個人后來非常不滿。他在大量演講中公開聲明，西方民主自由根本不具有什么普世價值，他還痛罵美國音樂實在難聽，對美國的種種文化他甚至非常厭惡。對待這樣一個人，美國人當然不滿意。為此，當年的基辛格曾經特意提醒總統卡特，不要接見這個人。

但是，蘇聯的情況后來變化了，戈爾巴喬夫執掌政權以后，新思維的理論盛行一時。對索爾仁尼琴的態度大大轉彎，戈爾巴喬夫不僅撤銷了當年對索爾尼仁琴的處理決定，而且決定重新出版他的作品。這對于蘇聯來說，是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待等蘇聯解體后，葉利欽當了俄羅斯總統的時候，葉利欽干脆邀請他回國，還讓他當選了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但是，這位長期流亡，政治上讓人捉摸不定的人物，居然在回到祖國后對俄羅斯政策也非常不滿，他目睹俄羅斯由一個蘇聯時期的大國淪落到這樣不堪的地步，老百姓貧困潦倒，物價飛漲，經濟一片凋敝，一個大國變成了一個經濟上的弱國窮國，內心痛苦之極。他非常痛苦地說：這遠遠不是他所期待的樣子。所以，他內心的痛苦，甚至超越了當年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

當1998年，葉利欽以為他慶壽的名義，宣布向他頒布俄羅斯國家獎章時，為了抗議葉利欽一系列的國內政策，他居然拒絕去領獎。后來普京做了總統，他感到了俄羅斯在普京領導下或許有了重拾大國輝煌的希望。直到去世前，當普京向他頒獎時，他才欣然予以接受。

就是這么一個思想非常特殊的作家，在蘇聯亡黨亡國之后，以寫《古拉格群島》聞名世界，這個全盤否定斯大林詆毀過列寧的作家，在反思自己全盤否定斯大林、全面反對蘇聯政府的做法時，他說了一句傳遍世界的話，他說：“我的所作所為，對不住蘇聯和蘇聯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俄羅斯祖國。”

這位被曾經當作異見人士代表的作家，到晚年說出了俄羅斯老百姓想聽的一句真心話。后來在整個俄羅斯對歷史的反思中，索爾仁尼琴這句懺悔之言成為一代人的具有代表性的心靈之言。這就是這位今天被國內某些人當作偶像級別的著名作家的大致歷史。

到了晚年，索爾尼仁琴到底心靈的糾結是什么？他為什么說他害了俄羅斯祖國？她在蘇聯亡黨亡國中起了怎樣的作用？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不得不講一段歷史往事，否則你便無法理解索爾尼仁琴的內心是何等痛苦。你更不能理解國內某些人在今天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會把這樣一個人當作偶像加以吹捧的原因所在。

在蘇聯解體前的1988年，蘇聯曾經發生過一段非常奇特的很重要的政治事件，那就是在那個特殊時間里，一些媒體和學者開始公開否定英雄、丑化領袖、惡搞歷史，對列寧斯大林時期的歷史進行虛無主義解讀。英雄人物像黃繼光式的馬特洛索夫、卓婭等等前蘇聯時期的國家英雄，領袖如列寧和斯大林等，被一些右翼力量肆意惡搞和重新解讀。這種情況一時形成一種惡潮。其狀況，很像前些年我們國內一些人丑化董存瑞、黃繼光、狼牙山五壯士，肆意詆毀毛澤東等領袖形象時一模一樣。

對這種歪曲歷史的惡潮，一些蘇聯老布爾什維克實在看不下去了，有人便開始撰文表達不滿。列寧格勒工學院的一位名叫尼娜·安德列娃的女教師率先站了出來，在《蘇維埃俄羅斯報》以讀者來信形式發表文章，對全盤西化、虛無蘇聯歷史、丑化領袖英雄的做法提出堅決質疑和不滿。這封信在整個俄羅斯影響極大。這本是一個共產黨員捍衛黨和人民利益的正義舉動。但卻驚動了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中央政治局。

一開始，這封讀者來信在蘇共黨內引發了渲染大波。各報不僅轉載，而且就歪曲歷史的種種現像進行尖銳批評和討論。許多有正義感的老共產黨員認為這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不能允許這種現像蔓延。應該說，這時的蘇聯，老一輩蘇共黨員為數不少。對老共產黨員這樣捍衛真理的聲音，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改革派”卻聽著逆耳，堅決反對，認為這是蘇共舊勢力對他改革的阻撓和破壞，是斯大林勢力在反攻倒算，是守舊勢力的故態復萌。為了解決這個突然發生的輿論熱點焦點問題，蘇共中央政治局開了兩天的閉門會議，研究怎么化解這場意識形態危機。

在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思想的主導下，最后蘇共中央政治局居然做出極其荒唐的決定，把這位青年女教師為代表的捍衛歷史和英雄的行為，定性為“反改革的勢力”的一次有預謀的行動，對教師進行嚴肅的組織處理。而在領導權上，決定把主管意識形態工作、堅持馬列主義原則和立場的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當即免職，讓他改行去主管農業工作。認為利加喬夫責任不可推卸。而把曾留學美國、一向堅持西化立場、對斯大林抱有刻骨仇恨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接替利加喬夫的職務，并就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把安德列娃的那封捍衛原則和正義的讀者來信，定性為是“反改革分子”的政治宣言。把這位有堅定原則立場的女教師定為反改革的急先鋒。這里必須指出的是，此處戈爾巴喬夫所說的改革與我們所說的改革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蘇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主導下的改革就是打著“公開性”旗幟的全盤西化，全面復制美國模式。

于是，蘇聯的整個思想界，一瞬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一批蘇共老黨員相繼被迫害被打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被丑化被歪曲。蘇聯的衛國戰爭的光榮歷史被肆意虛無和歪曲解讀。英雄形象完全被玷污和扭曲。

就是這個雅科夫列夫，后來成為葉利欽瓦解蘇聯的得力干將，在他就任蘇共宣傳部長之后，他立即著手對意識形態領域領導權進行大改組。對當時蘇聯主要報刊大換血，實際上對媒體宣傳的領導權進行政治大清洗。原來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人一個不要，換成了反社會主義否定蘇共歷史的所謂“改革派”“新思維派”。

一開始，雅科夫列夫便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那就是他悍然決定，把曾經獲得過諾貝爾獎的作家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古拉格群島》，在《新世界》雜志進行連載。使這個雜志一下子從原來的發行量42萬份，暴增到250萬份。

【《古拉格群島》中譯本】

 

這部作品與前邊提到的《日瓦戈醫生》一樣，也同樣曾經被一部分中國作家當作范本和經典，實際是一部引導中國虛無自己歷史的一部政治小說，這部作品同樣對中國作家和讀者產生過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我們一大批美化國民黨、歪曲共產黨歷史，丑化貶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歪曲新中國取得的巨大進步，詆毀共產黨干部形象的諸多暢銷流行小說，都有受到《古拉格群島》影響的影子。比如嚴重辱罵共產黨計劃生育政策，嚴重詆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的小說，等等，都是從這里尋找到了思想的和藝術的模仿源頭和靈感。它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可以說基本是負面的。

《古拉格群島》是一部怎樣的書，我們必須說一說?？梢哉f，這是全面詆毀前蘇聯的列寧和斯大林的作品，作品說這個時期的政治是殘酷統治。古拉格是俄語，代表的前蘇聯勞改總局，作者將勞改總局比喻為群島，而又將群島代指整個蘇聯歷史。在作者筆下，鮮血淋淋地描述這個勞改局內的生活。意指蘇聯這樣的勞改制度已經滲透進了整個蘇聯，整個蘇聯就像是一座古拉格群島。實際這就是地獄，是非人的生活環境，所以這部作品便成為攻擊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這部作品從一出現就被當局列為禁書。原書是在國外出版的。

但是，雅科夫列夫居然把這部有嚴重政治錯誤的作品連載發表。這無疑于一個強大的政治信號。于是，在蘇共宣傳部這樣一種暗示和引領鼓動下，整個蘇聯像刮起了政治龍卷風一樣。全面攻擊列寧、詆毀斯大林、詆毀社會主義的惡潮越卷越猛烈。好像不罵幾句共產黨和斯大林，證明你這個人不識時務，不懂理論和時尚。在這種烏煙瘴氣的鼓噪中，很快整個蘇聯的思想呈現一派混亂景象。

兩年以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飄了70年的旗幟悄然落下，世界上面積最大成立最早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在西方一片喝彩中解體了，世界最早的共產黨迅速結束了他的歷史。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強大的黨和強大的國家在一派烏煙瘴氣的吵鬧中轟然倒塌。我們不能說索爾仁尼琴在其中具有多么大的決定作用，但他以作品來攻擊列寧、斯大林和虛無蘇聯歷史的做法，在當時確實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不可估量的作用。蘇聯人民從崇尚名人和知識分子角度，輕信了他的言論和鼓噪。也葬送了自己曾經輝煌的祖國。因此，到后來，當索爾仁尼琴目睹俄羅斯人民墮入苦難深淵，國家腐敗現像一發而不可收的狀況，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一次次聯合對其進行制裁，使國家陷入苦難之中時，他有著發自內心的懊悔和苦惱，可以想見，他的心靈是萬分痛苦的，他發表了許多帶有懺悔性的言論，但為時已晚，強大的蘇聯已不復存在，蘇聯共產黨已經成為歷史，而他所抨擊的斯大林卻在今天成為原蘇聯人民倍加懷念的一代真正的偉人，他為此更感到萬分苦惱。這也是后來他被稱為有良心的作家的主要原因之一。晚年甚至包括他對斯大林的污蔑和詆毀，他都感到了深深的內疚。

對這樣一個作家，在索爾尼仁琴訪問臺灣時，臺灣作家李敖有過相對客觀的評價，李敖在肯定了他的文學藝術成就后說：為了反共為了反斯大林，他可以不講手段和原則，什么樣的人他都可以聯合，甚至極右的法西斯政權他都可以成為朋友，他都可以到現場為他們捧場。他認為凡是反共的政權都是可以聯合的政權，這種認識是極其幼稚和多么荒謬。李敖認為他由于政治上的短見和荒謬，因此他一生都是充滿矛盾的。晚年雖然已經意識到自己的人生矛盾，但是他的作品已經給他鑄成了形象，他的作品給蘇聯人民帶來的惡果，是僅靠懺悔所永遠不可能抵消的。如果說利用輿論和影響誘導了人民走上錯誤路線的話。那么索爾仁尼琴對于蘇聯和蘇聯共產黨來說，犯下的是罪惡。這就是文學的作用和力量。這也是值得今天我們中國的作家和人民來重新理解作品和文藝的歷史作用的時候。

曾經獲得過諾獎的索爾仁尼琴，就是這樣一個晚年懺悔自己的作家，今天在我們全民抗戰疫情的偉大斗爭中，有些學者以偶像的名義來教育和開導讀者。要大家去讀索爾仁尼琴，讀這個連作家自己晚年都深感懊悔的作家的所作所為。我們不僅想往深處問一句，你要今天我們的青年把索爾尼仁琴作為偶像閱讀，我們學習他什么樣高尚的品格呢？是學習他到了晚年敢于承認自己錯誤向自己開刀解剖自己的英勇精神呢？還是學習他帶有偏見和偏激的態度虛無歷史、帶有極不成熟的偏見全面詆毀列寧斯大林、詆毀蘇聯前期曾經有過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錯誤行為呢？你還是在號召社會對黨和政府不滿呢？在我們全民戰勝疫情的當下，這些所謂的學者教授們不是鼓勵大眾投入眾志成城的抗疫作戰，而是教導讀者去閱讀索爾尼仁琴，不知到底是何等用心？我想這只有這些學者教授們自己心里明白。

【蒲寧（1870.10.10-1953.11.8）】

在俄羅斯歷史上，與索爾仁尼琴和帕斯捷爾納克相比，前蘇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中，伊凡·蒲寧是前蘇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在這次評獎中，蒲寧成功擊敗了深受斯大林青睞的被稱為無產階級的偉大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早在沙皇帝國時代，諾貝爾一家曾有很多年在俄羅斯生活，直到1916年，俄羅斯三分之一的原油依然掌握在這個家族手里。然而十月革命卻導致了諾貝爾失去了整個商業帝國。上世紀二十年代末，當諾貝爾的侄子伊曼紐爾·諾貝爾定居巴黎時，曾與包括蒲寧在內的反蘇俄羅斯移民聯系密切。在他1933年獲得諾貝爾獎以后，蘇聯方面明確表態，這項獎頒給蒲寧，完全出于一種政治目的。并且明確稱蒲寧是“革命的敵人”。因此，這個獎項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受到了蘇聯的無情譴責。

作為一個出色的作家，蒲寧與契訶夫、托爾斯泰頗為熟識。但是，他在作品中毫不掩飾他對蘇維埃十月革命的厭惡。因此，蘇聯的批評家們盡管也承認他的文學成就，卻毫不留情地稱他是一個手里拿著鞭子的反動派。在他看來，蘇維埃的革命僅僅意味著把俄羅斯古老文明消亡，把俄羅斯引向野蠻化。他的確熱愛俄羅斯，但他熱愛俄羅斯，對于俄羅斯貴族和農民是同等熱愛。所以他的作品中，從來不寫蘇維埃的十月革命，從來不寫蘇維埃。他的著名小說《永恒的春天》非常明確地表達了他的這種觀念。這位作家1887年就開始了文學寫作。十月革命以后，他非常明確地反對蘇維埃政權，而后移居克里米亞。當蘇聯紅軍解放克里米亞以后，他便流亡法國繼續寫作。

蒲寧的作品在中國受到了很大的推崇，常常被一些人用“美麗”“可愛”“純凈”這樣的詞匯來形容他的作品。稱贊他的作品“對黑暗俄國的極好描寫”“對貧苦農民的極大同情”等等。但是這樣一個作家，卻為何遭受蘇聯政府的極大反感，這還是源于他作品的政治立場。在他的作品中的愛國情感，充滿了對俄羅斯貴族生活的贊美，他稱人民的造反者都是誣賴，不是善良而又寬容的信徒。在他《可詛咒的日子》中，他把普通老百姓寫成暴民、雜種、野人、怪物和返祖特征明顯的家伙。用這種骯臟的詞匯，來發泄對蘇維埃的極度不滿。自然，他的這種政治態度，在十月革命后的社會主義的蘇聯，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但是對于東西方陣營和政治格局已經基本形成的背景下，把這個獎授給蒲寧，與其說因為他的愛情詩歌、散文寫得漂亮，倒不如更準確地說，是因為他的作品與十月革命的精神完全相悖。而這一點，恰恰符合歐美對這場革命的厭惡心理。這同時也與諾貝爾家族與蒲寧本人有著不無良好的關系密切相關。

【約瑟夫·布羅茨基（1940.5.24-1996.1.28）】

作為前蘇聯最后一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約瑟夫·布羅茨基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持不同政見者。他生于蘇聯衛國戰爭年代列寧格勒，早在1955年就開始了詩歌寫作，1972年被剝奪蘇聯國籍，而后被驅逐出境，后移居美國并加入美國國籍。主要著作有《詩選》《二十世紀史》《致烏拉尼亞》等等。1964年，就在索爾仁尼琴因為寫暴露黑暗的文學作品引發轟動后不久，24歲的列寧格勒詩人布羅茨基就已經被逮捕。理由當時很簡單，他是一個體制外的詩人，體制外的詩人被當作不勞而獲者，被作為“社會寄生蟲罪”逮捕，而實際上依然與他的作品有關。他一生創作了大量詩歌，被稱為文壇的詩歌巨匠。但是，他在列寧格勒乃至整個蘇聯感覺自己像在幽閉的空間里生活，象得了恐懼癥一樣，因此他一度被確定病人。他做夢都想成為一名世界公認的詩人，但是由于他的作品不符合蘇聯主流思想，不能公開出版詩歌集，只能在地下流傳。他的這樣一種作品與蘇聯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曾經尋找機會離開蘇聯，選擇與一位美國女子假結婚，但他最后沒有這樣做。被驅逐離境后，他選擇去了美國。1987年，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蘇聯歷史上，利用文學作品開展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可以說貫穿了整個蘇聯的歷史，但是由于蘇聯始終運用高壓政策對待意識形態的斗爭，難免有許多失誤的地方，這給蘇聯文藝帶來了一定的損失。比如，最后獲獎的這個布羅茨基，在政治上并沒有太多與蘇聯主流價值觀相對立的文藝作品，而是一個沉醉于創作的詩人，但是迫于蘇聯當時的高壓政策，也被驅逐出境了，這對蘇聯文學也是某種程度的傷害。但是，縱觀俄羅斯與諾貝爾文學的歷史，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諾貝爾文學獎對于東西方文化角逐來說，它已經是一個真正的政治斗爭的工具。在諾貝爾文學獎設立100多年的歷史上，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刂圃谖鞣絼萘κ种械奈乃嚜?，不可能評什么社會主義的文藝作品。我們建國以來，有很多產生巨大影響的精品力作，沒有獲獎的殊榮。但唯有那些歪曲歷史、丑化民族形象的作品才可以獲獎，這足見這個獎具有多么強烈的政治色彩。

今天，無論諾貝爾和平獎還是文學獎，可以肯定地說，都是西方意識形態的表達，對中國已經算不得什么東西。用這樣一個獎拿出來教導中國讀者，前天還有人公開叫喊，認為什么日記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樣一種毫無羞恥之心的惡意炒作，除了表達對黨和國家的不滿以外，沒有任何意義。如果說目的，恐怕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把那個寫什么日記的作家與索爾尼仁琴等人相提并論。以借此提高日記作者的身價，其實這種惡意炒作不僅可悲，而且可恥，不管索爾尼仁琴等政治上怎樣，有多少問題和不足，但他的文字還有諸多可取之處。而我們的某些作家那些被炒作的日記文字幾乎根本談不上什么文學的，有的簡直就是堆砌的垃圾。不過是給帝國主義當了鷹犬，每一個今天的讀者，相信都有自己的辨別力。

一句話，今天我們這個社會，不要再用什么名人，什么這獎那獎來忽悠社會了，人民大眾相信的是眼見的事實。比如當下，不管你用怎樣的手段來貶低和污蔑我們這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的抗疫斗爭，但人民眼見的是事實，這個事實，就是在當今這個疫情遍及全球的當下，只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是對人民生命安全和人民健康負責的政黨和政府。不管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勢力怎樣貶損和詆毀我們，社會主義中國在抗擊重大自然災害面前所表現的制度優越性，不僅中國人民看得見，整個世界都已經看的分明。雖然我們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在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正在不斷克服自身的問題中前進發展，這一點，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反而，我們的社會對那些動輒說我們政府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動輒以學者大人的模樣教訓社會教訓人民，而自己習慣于躲在陰暗的角落充當智者的人，這一次老百姓也看個清楚。那些家伙跟咱老百姓不是一條心，他們的那些陰陽怪氣的話，最受紐約時報、受西方媒體喜愛。我們從這次抗疫作戰有令則行的出發，從千萬醫療隊員離開武漢時的灑淚惜別，都是可以看出我們的人民對我們的黨對我們政府的極大信任。都可以感悟到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已經深深融入百姓的心里。任何對黨群關系的蓄意挑撥，任何對政府和百姓關系的詆毀，都注定是徒勞的，也是無宜的。其結果只能增加人民對你的厭惡和反感，甚至憎恨。 

 

 （作者系著名文藝評論家、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全文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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