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所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羅馬軍事理論家韋格蒂烏斯說過，誰要想獲得和平，就得準備戰爭。集偉大統帥和偉大戰略家、偉大軍事理論家于一身的毛澤東同志也歷來重視戰爭準備問題，認為“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他還在《論持久戰》中引用《禮記 • 中庸》一句名言“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以此表達對戰爭準備的重視，也充分體現了對戰爭的預先準備的必備思想。通觀毛澤東關于戰爭準備的理論和實踐，始終貫穿著“常備”、“全備”、“審備”的基本思想。毛澤東關于常備不懈的戰爭準備指導思想原則，其實是就戰爭準備的時間跨度而言要做到“常備”。這一“常備”思想，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歷史淵源和深遠的戰略意圖。毛澤東早在30年代就正確闡明了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基本立場和觀點，并把“為永久和平而戰”視為中國革命的最終目標和自己畢生的事業，主張“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最終實現“消滅一切戰爭的志愿”，把全世界歷史轉到人類永久和平的新時代。與此同時，毛澤東篤信“帝國主義就是戰爭”，認為世界上只要有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存在，就要準備他們在世界上鬧事，就要準備反對他們的侵略戰爭，進而指出了戰爭發生的必然性決定了戰爭準備的長期性，并要求把準備戰爭作為經常性的戰略任務抓緊抓好。一是備而戰之。這是常備不懈進行戰爭準備的根本目的。只有堅持不懈地充分地準備，才能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的實力，逐步變劣勢為優勢，變被動為主動，最后贏得戰爭。就當前講，我們要想在美日等西方敵對勢力的戰略圍堵、戰略遏制甚至戰略剿殺面前，求生存，謀發展，以至于要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就必須精心謀劃、周密安排好各種主客觀綜合實力的戰爭準備。這方面，我們也應當注重“謀旨深遠一點，邏輯縝密一點，章法嚴謹一點，布局精妙一點”，目的就是要在戰爭準備過程中，努力籌劃與尋找減殺并削弱美日等敵對勢力的力量、增強自己的實力的關鍵及其解決的方法，使我們與美日等國在實力對比上不斷向著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態勢轉變。這里有四個關鍵點要抓住：首先是國民居安思危的意識培養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清理整頓問題。如果我們從上到下、從統帥到士兵、從軍隊到地方，沒有一個奮起一戰的精神準備，尤其是軍人，如果沒有一個“今夜一戰”的思想準備，一旦戰爭爆發，我們就對不起歷史，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民族。須知，對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其實力，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國民意識及其領導人的戰略氣魄中；其次，是丟掉幻想，提高警惕性，時刻準備戰爭，不斷積蓄和增強自己的國防實力和我軍的打贏能力，要對包括美日和臺獨分裂勢力在內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敵對勢力具有絕對的威懾形象，使其不敢輕舉妄動我；再次，是要千方百計通過政治、軍事、外交、經濟、金融、輿論、意識形態和網絡空間等多種手段，孤立敵人，分化瓦解敵人陣營，打亂其部署，慌亂其陣腳，減殺其力量。新中國成立后，我軍之所以在抗美援朝戰爭和數次邊境與海上自衛反擊作戰中獲勝，也得益于有較強的戰備觀念，居安思危，思則有備，因而在敵人發動侵略時，能處變不驚，從容應戰，贏得勝利；最后，是統一戰線，爭取多數，孤立少數。進一步強化中俄戰略協作，同時對諸如朝鮮、巴基斯坦、柬埔寨、緬甸、孟加拉、斯里蘭卡、伊朗、敘利亞、古巴、委內瑞拉等國家，我們必須果斷地與其在政治、經濟、外交以至于軍事上加強磋商與協調，以便在緊急情況下和需要的時候能夠堅定地站在我們一邊。二是備而止之。這也是常備不懈準備戰爭的重要目的之一。堅持不懈準備戰爭，不僅是打贏戰爭的基本前提，更是防止戰爭的重要手段，正所謂“以戰勝戰”，“以戰止戰”。毛澤東講“準備沒有壞處”，是“一個事物兩個方面”的戰爭辯證法，它既包含著充分的戰爭準備能夠保證打贏戰爭的思想，也蘊涵著準備好了更有可能防止戰爭的深刻含義。關于這一點，特別是在和平時期，顯得尤其重要。1970年7月29日，毛澤東在會見外國軍隊領導人時指出：你不準備，人家就欺負你。你準備好了，它就可能不來，打來了也不怕，有辦法。其中，“準備好了，它就可能不來”，就表達了充分的戰爭準備可以推遲乃至制止戰爭的思想。所以，毛澤東的戰爭準備的戰略指導，不僅要解決如何打贏不可避免的戰爭的問題，也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遏制戰爭因素的增長，堅決防止可以避免的戰爭的問題。當然，毛澤東在指導戰爭準備的實踐中，還特別注重把戰備與談判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號召人民做好隨時應戰準備，一方面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備”和“談”巧妙結合，剛柔相濟，始終居于戰略主動地位，實現了分化敵人，防止戰爭，爭取和平的戰略目的。對此，周恩來曾總結說：敢戰方能言和，談和更需備戰，你不怕打仗，談判才有力量；反過來，你要談判成功，更需要備戰。……我們是又談判，又備戰。周恩來這段話，準確地反映了毛澤東戰爭準備思想的深邃內涵。三是備而審之。毛澤東雖然強調戰爭準備要常備不懈，但又經常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適時注意調整“常備”的力度和重點，既居安思危，又不致于草木皆兵，把戰爭準備放在適當的位置，而以主要精力從事于國內各項建設事業上。比如，1950年6月，毛澤東分析國際形勢后認為：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只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夠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1952年8月，他又指出“說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嚇唬人的。我們要爭取十年功夫建設工業，打下強固的基礎”。在此形勢的判斷下，他一方面繼續要求全國軍民要繼續保持精神上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另一方面則抓住時機，對我軍進行精簡整編，把全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國家經濟建設上來。1956年，毛澤東再一次分析指出，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在短時間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于是次年他就再一次做出了“裁減軍隊數量加強質量”的決定，調整了戰爭準備的工作重點。由此可見，毛澤東的這種有張有馳的戰爭準備指導思想，才是真正體現了因情有變、變而有備的特點，極大地促進了這一時期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全面發展。這是對那種只是單純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愚蠢做法的最有力的批判。
二、精神和物質兩手準備的戰爭準備思想
在戰爭準備問題上，毛澤東歷來主張必須精神和物質兩手都要準備。毛澤東早就諄諄教導我們說：“帝國主義勢力還在包圍我們，我們必須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今后帝國主義如果發動戰爭，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進行突然襲擊。因此，我們在精神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著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致于措手不及”。這一論斷，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的“全備”思想。物質準備是戰爭準備的基礎和前提。孫子兵法有言：“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后十萬之師舉矣”。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用兵，也是把物質力量的分析和準備放在“廟算”的位置優先考慮的。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恩格斯也指出：“軍隊的全部組織和作戰方式以及與之有關的勝負，取決于物質的即經濟的條件：取決于人和武器這兩種材料，也就是取決于居民的質與量和取決于技術。……總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經濟的條件和資源幫助‘暴利’取得勝利，沒有它們，暴利就不成其為暴利”。恩格斯的這一論述，精辟地闡述了戰爭的基本原理和客觀規律。毛澤東非常重視物質力量在戰爭中的基礎作用，注重分析敵我雙方物質力量的對比，從中找出客觀規律用以指導戰爭準備。他揭示的物質力量影響甚至決定戰爭勝負的思想和理論，直到今天對指導我們時刻扭住發展經濟不放松，并進而不斷強化戰爭物質力量的積聚和準備，仍然具有十分深遠的歷史和現實意義。他明確提出：“把……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他認為，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到疲憊，就不能完成偉大的戰爭事業。毛澤東之所以如此重視戰爭物質力量建設，是因為他既實際又深邃地認識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吃飯、穿衣，語言很通俗，但卻揭示了極為深刻的原理。在長期的戰爭實踐中，毛澤東經常指示前線指揮員要“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彈藥和糧秣均有辦法戰勝敵人”，“其中特別是糧食條件的困難，你們高級領導方面，尤其要嚴重地估計到”。毛澤東在指導戰爭的實踐中，尤其是在物質力量的準備上，不僅重視現有的戰爭實力，更特別注重動員戰爭潛力，并及時將其轉化為戰爭實力。如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分析中日雙方勝負因素時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優勢在于它有較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但從戰爭潛力看，又存在嚴重的先天不足，其國家小，人力、軍力、財力和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戰爭的消耗。加上日本侵略戰爭的退步性和野蠻性，因而斷定日本必敗無疑。反之看中國，中國雖然是個弱國，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方面均不如日本，但中國國家大，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有充足雄厚的戰爭潛力可以支持長期的戰爭。加上抗日戰爭的正義性，共產黨八路軍的先鋒作用和國際援助等條件，決定了最后勝利必然屬于中國。為此，毛澤東號召全國總動員，充分發揮中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戰爭潛力，開展真正的人民戰爭戰勝敵人。在戰爭準備問題上，毛澤東除了歷來重視物質因素對戰爭的基礎作用之外，還非常重視精神因素的主觀能動作用。他認為，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下，戰爭指導者的主觀能動作用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其實，在毛澤東指導的歷次戰爭實踐中，我軍之所以能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其法寶之一，就是靠這種戰爭力量中的精神因素的動員和準備。但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中的精神因素，是建立在自覺的階級覺悟基礎之上的，是以個人利益服從于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的。而這正是我們今天所必須面對和亟待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比如，由于今天在我們的意識形態領域和思想戰線上，存在著嚴重的自由化思潮和思想割裂現象，我軍過去那種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勇于獻身的自我犧牲精神、堅貞不屈的崇高氣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氣概等，究竟還能否再次煥發出青春？而這才是我軍之所以在歷次戰爭中戰勝國內外敵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毛澤東關于戰爭準備中的精神準備，有著獨特的思想內涵：一是對敵人不應抱任何幻想；二是必須時刻有準備打仗的思想。所謂對敵人不能抱任何幻想，簡言之，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是其一。其二，不論形勢發生什么變化，我們對敵人，都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不變的定力，不能隨意讓人家忽悠來忽悠去。而關于“準備打仗的精神”，主要有兩點：一是“不忘”，二是“不怕”。“不忘”，就是要時刻不忘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和危險性。“不怕”就是要高瞻遠矚，有膽有識，勇敢亮劍，就是不怕戰爭到來，牢固樹立敢打必勝的英雄氣概。關于這一點，對于今天的中國，尤為重要。中國的強大，中國的崛起，不單單是指物質實力上的強大，也不單單是指物質實力上的崛起，更需要精神實力上的強大，更需要精神實力上的崛起。克勞塞維茨有句名言：“物質的原因和結果不過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結果才是貴重的金屬，才是真正鋒利的刀刃。”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的中國，不可謂不強盛，但缺少一種血性，缺少一種氣概，而這種血性和氣概，才是“真正鋒利的刀刃”。沒有這種血性和氣概，枉談勝利的激情與豪邁。 對戰爭力量中的這種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物質和精神兩大要素，克勞塞維茨也早有論述：“物質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像用化學方法分析合金那樣把它們分解開”。而在戰爭實踐中，毛澤東堅持用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辯證統一的思想，去籌劃和指導戰爭準備，因而也就特別重視這兩大因素的自然的同一體——人——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在戰爭中，既是物質力量，又是精神力量，是二者同一的結合物。人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戰爭的主體。人與物的結合，人與武器的結合，人的主觀認識與客觀物質基礎的結合，構成了戰爭的主體力量。所以，毛澤東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其實說到底，對戰爭而言，其直接的表現就是操縱各種武器的人進行的直接或間接的搏斗。毛澤東還說：“力量的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因此，在戰爭準備中，毛澤東時刻不忘把人民群眾的動員、武裝和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把軍隊的整頓、訓練和教育放在突出位置，努力把精神和物質的準備通過人的主體和媒介作用達到完善的統一。關于這一點，對于今天的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對于我們的軍隊，更具有極其深遠的現實指導意義。
毛澤東在戰爭準備上的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兩手準備的思想，其實也反映了毛澤東對戰爭的全面準備思想。早在1937年，毛澤東就提出：“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1938年，毛澤東又說：“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做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由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毛澤東所講的精神和物質的準備，包含著政治、軍事、經濟、教育、自然和主觀指導能力等多方面內容。當然，就當代而言，我們所要進行的戰爭的精神與物質的準備，包含著政治、軍事、經濟、外交、金融、輿論、信息、生物、智能、意識形態和網絡空間等諸多內容。而這諸多方面的內容總和，就構成了決定戰爭勝負的戰爭力量。構成戰爭力量的任何要素，若疏于準備，都可能對戰爭的勝負結局產生重大影響。所以，面對當前美日以及其它各種敵對勢力的戰略圍堵、戰略遏制直至戰略剿殺，尤其是面對美日的一次又一次的戰爭恫嚇和狂嘯，加之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初戰即決戰”的性質特點，我們必須按照毛澤東的關于戰爭準備的思想，圍繞戰爭特別是現代信息技術條件下的戰爭諸要素進行全面準備，目的就是要以優長補不足，以先機制勝補后發制人之缺陷，以戰略預置減殺敵前沿部署之優勢，以我在政治、軍事、外交、金融、輿論、信息、生物、智能、意識形態和網絡空間等諸方面預先所創造的綜合力量優勢，來壓倒武器裝備相對居于優勢的敵人。
三、“準備壞的爭取好的”的戰爭準備思想
“準備壞的，爭取好的”，一切從最困難、最壞處著眼做準備，爭取最好的前途、最好的結果，是毛澤東指導戰爭準備的又一個重要思想。這種對戰爭準備的“審備”思想，要求對戰爭的各項準備都必須充分扎實、周密審慎、一絲不茍，能夠應付各種可能遇到的困難，爭取最好的前途。春秋時期越國政治家范蠡所說“審備慎守，以待不虞”，講的也是這個意思。毛澤東歷來把應付最困難局面，作為一切戰爭準備的出發點。他在每一次大的戰略行動前，都告誡前線指揮員“要做充分的思想準備，從最壞處著眼，努力爭取最好的前途”。毛澤東在戰爭準備問題上的這種鮮明特點，體現在毛澤東畢生所導演的威武雄壯的戰爭活劇之中。1948年10月，毛澤東在對淮海戰役的指示中曾指出：“在研究部署時，除根據當前情況外，還要估計到情況的某些可能的變化。要設想敵可能變化的幾種情況，其中應包括一種較嚴重的情況，有對付的辦法”。1955年，毛澤東又說：“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同時，毛澤東又向來反對機械執行計劃。“炮聲一響，計劃作廢”，任何戰爭都不可能完全按預先計劃實施。實踐中，一些指揮員過于依賴計劃，甚至不顧戰場客觀實際死板地執行計劃。信息化條件下，戰場態勢瞬息萬變，軍兵種協同關系頻繁轉換，機械執行計劃很難適應戰場要求。毛澤東同志指出：“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于新的情況。”因此，要依靠計劃，強化其在作戰活動中的“主線”作用，尤其是涉及主要方向、關鍵行動、重要時節等關鍵要素時，必須嚴格對標計劃，不要擅改計劃；當戰場情況與計劃略有出入時，要堅定決心執行計劃，但不要拘泥于計劃；當戰場情況與計劃有本質差別時，應果斷修訂甚至重新擬制計劃，始終做到以打贏為第一要務。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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