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校統戰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在目標上彼此一致,在內容上互相融通,在政治上高度聚合,在邏輯上互相映襯。將兩項工作協同并進,不僅有助于從理論方面追本溯源、融會貫通,而且有助于從實踐方面精準發力、提升水平。意識形態工作和統戰工作都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同為高校思想政治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意識形態安全的工作周期長、任務重,其本質是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關系到能否堅持和完善共產黨的領導、能否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時,統戰工作不是搞俱樂部,既然是統一戰線,就意味著有共同對抗的敵人,也必然有敵友之分,既要充分團結也要敢于戰斗。本文在分析統戰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的協同特點基礎上,著重強調非傳統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和統戰風險,進一步指出高校統戰和意識形態協同工作中應當依靠誰、爭取誰、反對誰,最后,從黨建、信仰、理論、法律和管理等層面給出了相應對策。
一、高校意識形態工作與統戰工作協同并進的理論基礎
“意識形態”一詞最早由法國哲學和經濟學家特拉西在其著作《意識形態概論》中提出,并被認為是考察觀念的普遍原則和發生規律的學說,這是人類思想史上的重大突破。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意識形態是作為與經濟基礎相對立的一個重要概念,它由經濟基礎所決定,同時反作用于社會形態的發展。意識形態是一個社會共同的價值認同,它總是會影響和制約著生活在同一社會中的人。在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曾給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一個批示,要求各級黨委的領導應該走在意識形態工作的前列,明確、承擔政治責任,牢牢掌握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他強調,歷史和現實不斷向我們證明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它決定著黨的發展前景,攸關著國家的國泰民安,影響著整個民族的團結和諧。在隨后的“8·19”講話中,習總書記特別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工作”;“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對意識形態的高度重視是古往今來的領袖、政治家、有識之士都非常在意的。拿破侖曾說:“世界上只有兩種強大的力量,即刀槍和思想;從長遠看,刀槍總是被思想戰勝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引領著全國上下的思想政治社會行為。在現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一方面行使著維護現存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天然職能”,另一方面通過思想文化教育將執政黨的治國理念和政治訴求融入并且轉為大眾的普遍價值追求,不僅為政治統治提供了合法性,又為民眾提供了認識世界的新角度。因此,主流意識形態的正確性和統一性至關重要,如果出現問題,容易導致社會思想混亂、政治分裂和秩序失衡,從而威脅整個國家的安全。統一戰線分為廣義的和狹義的,廣義的統戰是指不同政治與社會力量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以及具備共同利益的基礎下,為實現共同目標而組成政治聯盟;狹義的統戰泛指一定社會政治力量的聯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語境下的統一戰線特指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組織領導的統戰工作。列寧認為,統一戰線不僅要擴大己方陣營、鞏固革命成果,更要最大程度地去孤立敵人,從而最終實現擊敗資產階級敵人——官僚資產者和帝國主義——的最高目標。列寧認為統一戰線的核心策略是在政治斗爭中掌握“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團結各民族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基于共同革命斗爭實現聯合”的原則,從而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成功、鞏固并保障革命成果。毛澤東同志在總結我黨以弱勝強的經驗時也強調統一戰線是“戰勝強大反動勢力的法寶”。鄧小平同志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繼承和發展,他認為“只要不斷發展和壯大統一戰線,任何阻力都將被我們消滅。”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鄧小平,不僅對統一戰線的“統”有著充分認識,更對“戰”有著明確要求。可見,統戰工作從來就不是、也不應只是泛泛地一味求同甚至討好。意識形態工作與統戰工作緊密相連、密不可分。意識形態具有鮮明的階級性,階級性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屬性。統一戰線不僅是帶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創新,更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的具體運用,是在中國長期內生演化的獨特政治形態。前者是后者的“靈魂”和“精神”,后者助力前者才能使之獲得人心之“實質”和“軀體”。時至今日,傳統的階級概念已經得到了豐富和發展,統一戰線所蘊含的政治認同底色同樣得到了擴展和發揚。當下統一戰線的關鍵是鞏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礎,壯大統一戰線的政治聯盟,構建中華民族最廣泛的大團結、 大聯合、大和諧的發展格局,為構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而對社會力量進行整合。統戰和意識形態工作作為黨和國家的重要工作,同時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相輔相成的兩個重要環節。意識形態工作能夠凝聚人心、促進統戰對象從思想上認同主流意識形態;而統戰工作本身又反過來可促使統戰對象在意識形態工作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從而一舉兩得,相互砥礪。要深刻認識到,統戰工作與意識形態工作在目標上彼此一致,在內容上互相融通,在政治上高度聚合。將兩項工作協同并進,不僅有助于從理論方面追本溯源、融會貫通,而且有助于從實踐方面精準發力、提升水平。在新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統戰工作本質的要求是廣泛的團結和聯合,針對的是人心和力量。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要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大統戰工作格局,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統一。十九大報告強調,“統一戰線是黨的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必須長期堅持”。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新時期統一戰線是“最大的政治”的新論斷,他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全黨特別是宣傳思想戰線必須擔負起的一個戰略任務。”目前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和面臨的內外形勢及肩負的使命都發生了極為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社會思想觀念更加多樣,新的利益群體不斷產生,與此同時,西方敵對勢力一刻沒有放松,反而更加緊對我國進行“西化”和“分化”。習總書記強調,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激烈,“有的人借口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攻擊我們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有的人極力歪曲、丑化、否定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軍隊和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有的人大肆宣揚西方的價值觀,有的人惡意編造、肆意傳播政治謠言……企圖把人心搞亂。”意識形態工作與統戰工作都與國家安全高度相關。十九大報告在“有效維護國家安全”部分指出“堅決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并使用了“滲透顛覆”一詞——“嚴密防范和堅決打擊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活動、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活動、宗教極端活動。”其嚴重性可見一斑。意識形態安全本質就是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是關系到是否能堅持和完善中共領導、是否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頭等大事。我國將會持久而強烈地與西方敵對勢力在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分裂與反分裂方面進行堅決斗爭。我國高校歷來就是西方及其在華扶持的反動勢力重點滲透的首選場所,其潛在危害極具隱蔽性,一旦爆發管控難度很大。黨和國家對國家安全中“非傳統安全”的認識緊跟現實,方針明確。為了更好地協同促進、融通提升統戰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的方法和水平,有必要分析和探討高校統戰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目前的新特點和困難,以及應當采取的戰術和策略。
二、復雜形勢下帶有新特點的統戰困難和意識形態安全風險在高校中暗流涌動
近年來,構成國家安全的“非傳統安全”部分越來越凸顯出其巨大的隱患和重大的威脅。作為非傳統安全的核心部分,意識形態安全本質上是政治安全問題,是能否堅持和完善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而這些事關意識形態大局的“非傳統安全”的諸多因素在大學校園的環境中,值得我們警惕和重視。高校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重大,其核心使命就是為誰培養人,培養怎樣的人和怎樣培養人。中國日益強大,不可避免影響了西方的霸權秩序,某西方大國的文化心態習慣于在虛偽西式道德的掩蓋下通過各種手段對中國進行顛覆。其顛覆手段中最重要的環節就是營造大規模的思想文化滲透,不斷蠱惑中華民族的年輕人,妄圖在中國高校內部培育出更多的西方崇拜者,全盤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最終目的是讓中華民族成為西方的附庸,并放棄社會主義道路,進而永遠掠奪、壓榨乃至奴役第三世界的人民。面對這樣的危急情勢,我們的高校意識形態工作持續地面臨著嚴峻挑戰。事實上,我國的大學校園歷來就是西方及其在華扶持的反動勢力所重點滲透的首選場所,非傳統國家安全的多元性和復雜性等特征的誘因和潛在危害極具隱蔽性,一旦爆發管控難度很大。因此,作為預防手段,高校的統戰工作也必須有相應的對策。搞統一戰線的前提是有需要共同對抗之敵。沒有敵人,哪里需要什么戰線?所以統戰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立場問題,弄清楚應當依靠誰,爭取誰,反對誰。高校里面的統戰工作,首先是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服務的。沒有斗爭哪里需要什么統一戰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承認高校里面有意識形態的斗爭無疑是掩耳盜鈴。目前,危害性和破壞性極大的意識形態風險在高校里暗流涌動,不可忽視,基本可以分為以下四類:第一,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活躍在課堂內外。這基本上是我國臺灣省反動作家龍應臺的慣用套路,鼓吹個人至上,誘導大學生相信個人和國家命運沒有聯系,個人不對國家發展承擔任何責任。少數師生對國家統一完全不認同,甚至為“臺獨”“藏獨”站臺,在各種綜合活動中明里暗里反對祖國統一大業,甚至在講臺上、在論文中嘲諷國家統一。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點非常多,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斗爭從未消停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態勢不僅沒有緩解,反而有在逐漸增強的趨勢。馬克思主義者常常處于守株待兔的劣勢地位,甚至被剝奪了發言權利。有些高校教師偏離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控制,在講堂上公開宣揚和散播反對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只片面講授西方經濟學和西方政治學的學術觀點和成果。某些課堂中,少數教師和學生,尤其是部分外教,利用其身份宣傳“人權高于主權”等片面思想。在一些高校的課堂上,部分外教來源不明,質量堪憂,甚至是受NED或者境外宗教勢力支持的。這些外教自以為不受學校學院的黨組織約束,利用國際政治的熱門話題,諸如鼓吹兩次海灣戰爭、盧旺達與前南斯拉夫戰犯的國際審判、阿富汗戰爭等均是在人權高于主權原則的指導下進行的戰爭,引發西方人權的價值觀與不干涉內政原則的沖突觀點,隨即引導學生在課程作業、小組報告、期末考試甚至考研的專業課試題的答題中將該類觀點擴大、深化。第二,歷史虛無主義泛濫在校園內外。顛覆性的勢頭在校園內外彌漫擴撒,肆無忌憚地直接質疑共產黨的領導,猛烈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先進性。甚至有人公開談論和散播漢奸言論,顛倒歷史黑白,竟將汪精衛等人看作是“真正的國家英雄”,反而將那些愛國者稱為“賣國賊”,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這表明我們黨和國家在大學的思想陣地并不穩固,且數量更是在慢慢減少。高校是國家人才的聚集地,是領導干部的發源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和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培育地。高校情況如何,決定了接班者是否真正的紅色接班人,甚至還是“掘墓人”。高校的意識形態風險控制以及統戰工作的實效,決定著未來的國家領導干部是否和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站在同一戰線。高校教師的意識形態狀況,直接影響學生的思想狀況。因此,應當嚴格完善高校教師的選拔、聘任機制,警惕教師中的不安全因子。目前部分高校完全臣服于西方學術裁剪的標準,有的一些十幾個人的學術團隊,就有著七八個國家和地區的師資,且黨員數量稀少。除外教外,一些學校引進了不少獲得西方國籍的華人教師和中國臺灣籍教師。由于少子化進程劇烈,再加之臺灣當局政治混亂,治理無能,臺灣高等教育發展近年來混亂不堪、質量嚴重下滑,明顯表現就是高校過多,而生源不足,大量的臺灣省高校惡性競爭,缺乏統一規劃。因此,臺灣省的博士(尤其是文科類博士)在臺灣島內謀生艱難,大陸某些合作辦學高校利用此情形,大量聘用臺灣教師,而據一些學術團隊半公開的調查,像復旦大學外國語學院盧麗安教授那樣的愛國臺灣教師在事實上鳳毛菱角,而相當大部分臺灣教師的“臺獨”立場堅定,對于中共的態度更是充滿敵意。據了解,其中不乏有人公開利用課堂宣傳中國大陸與中國臺灣是兩個國家,此類情況已多次浮出水面。在中國境內,高校任教卻公然挑戰憲法尊嚴、違法言論層出不窮的情況并非危言聳聽。著名歷史教師袁騰飛,更是在他2015年新開設的電視節目“袁游”中公開為殖民主義站臺,在節目中一再信口開河,肢解歷史事實、張冠李戴,含沙射影攻擊中共統治。如他在節目中諷刺青島的黨政機關公安局仍然要使用當年的德國建筑,同時大言不慚地說“治外法權不是侵犯主權,而是因為中國傳統的五刑沒有人性所致,殖民者來幫助我們保護人權”、“傳教士是上帝仆人,是有信仰的人,不可能胡作非為……義和團是烏合之眾”等(經作者投訴后,袁偷偷刪除了部分內容,但舊的原始截圖保留在筆者這里。)因此,針對公然反黨、違反《反分裂國家法》卻又屢教不改的,必須嚴厲譴責、嚴肅處理。第三,逆向種族主義思想扎根部分師生潛意識,知識界的部分人對“自我殖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此類師生認為西方什么都好,中國樣樣都不好。被西方嚴重洗腦的師生談何四個自信?根據王小東學者對于逆種族主義的概括,它是一種對內的自我矮化的種族主義。比如,香港中文大學原學生會會長周某某稱呼內地生為“支那人”,稱呼祖國為“支那”。再比如,美國馬里蘭大學2017級的某位來自中國昆明的畢業生,極盡獻媚之事,在演講中說“中國空氣差到出門要準備五個口罩,否則就會病倒……美國的空氣充滿了民主和自由的香甜”。更有甚者,在港中大就讀本科的來自四川某地級市的文科狀元唐某某,從未踏出國門一部,一直在祖國的土地上生活、求學,但卻把祖國也稱為“支那”,把同胞稱為“支蛆”,并公開在社交媒體說羞于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針對唐某某的所作所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張頤武教授指出,這其實和殖民主義者在殖民地培養的那種“高等”的被殖民者心態非常接近。他評價說“那種殖民化教育的特點,在于讓被殖民者成為對自己民族感到羞恥、覺得自己比同胞優越、同時甘心認殖民者為優等民族的‘精英’。一些有色人種的被殖民者會努力使自己更像一個白人殖民者,甚至還會時刻為其膚色和舉止感到羞愧,感到自己的同胞正在丟自己的人……要盡力表達對自己的過去,對生養自己的國度和那些自己的同胞的輕視。他只有更多地表達對那些人的輕蔑,才會在那個圈子里得到肯定。”就像英國殖民者在19世紀就認識到價值觀認同是比殺戮更有效得多的統治手段,英國殖民者如愿以償地讓印度王公們不僅接受了西方價值觀,連英式的尊卑觀念也一并汲取,他們主動鞏固了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甚至被收買成了“光榮的”英國紳士。這樣,他們直接承認了英國文化的優越性,主動信仰而非出于貪婪或恐懼來維持現狀——發自內心的文化認同使得被殖民者們永遠無法真正反對和抵抗英國的侵略。第四,極端宗教和狹隘民族主義思想散播在校園內外。高校是國內外各種不穩定因素和敵對勢力進行輸出和浸透的關鍵點。隨著宗教極端勢力在高校的迅速蔓延,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找到抵抗和防備的方法。境外勢力企圖通過宗教手段和民族話題與我爭奪陣地、爭奪接班人、爭奪下一代、爭奪未來。某些高校,特別是民族高校,有少數教師利用課堂傳播極端宗教思想,鼓吹教族捆綁,只講少數民族特權,不講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更有非法的地下教會學校,常年活躍于國內大城市。比如西部某省會城市境內的“XX圣約學校”,竟然常年通過其微信公眾號大張旗鼓招收全日制的本科、碩士和證書課程,其本科和研究生階段對學生不收學費,且要求辭去工作全日制就讀,教會負責所有的學習和生活費用,畢業后自然就是“受主蒙召”的傳教士。該“學校”有嚴格的考試入學和身份篩選系統,有龐大而運轉良好的地下網絡。該校的宗旨在招生簡章上直言不諱,要“復興教會大學,培養圣約子民,更新中國文化。”如何及怎樣“更新”中國文化呢?該校的在“使命”中說“相信一切真理都是基督的真理,因此認識與信靠基督,始終是一切知識與學術的基礎,又是一切教育的目的。因此在人文學院對圣經及基督教經典的認識,將始終引領我們對任何學科領域的研究和教學,我們相信,人之為人的真正定義在于,不斷與基督聯合。人的一切,在世的學習與工作唯一正當的目的,就是不斷認識上帝及上帝所差來的皆因基督耶穌的榮耀,以一生的經歷來榮耀上帝,并以他為樂。因此在人文學院,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信仰生活將始終貫穿全部教育過程。”其課程的任教者更是不乏國內高校的教師和知識分子。這樣一個非法運營、違反我國高等教育法存在的地下宗教學校,受到多次投訴無果,直至2018年11月底,其微信公眾號才顯示“接相關投訴,此賬號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已被屏蔽,內容無法查看。”然而,其主題的其他公眾號繼續以宣揚“圣戰”的方式在網絡廣為流傳,無人監管。試摘錄兩段:首先,強調為主賣命,并且毫不遮掩要打一場戰爭,宣戰的對象是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共的意識形態交易,劍鋒直指中華民族的精神根基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合法性,充滿恐怖分子氣息:
……而這種氣質我把它稱為心照不宣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愿意為主賣命的生活方式!正如王怡牧師所發表過的三句話:“至于我,活著是為了三件事:跪著禱告、站著講道、跑著宣教,為此,主給了我三個錦囊:隨時搬家、隨時坐牢、隨時回天家!”……這里還有一種氛圍就是我們從開學的第一天開始就意味著默認進入了一場屬靈的爭戰中,就意味著隨時預備要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前線上面對著儒家文化中那根深蒂固的道德主義捆綁,我們要對著那儒家道德文化中那極其糟劣的自義宣戰;面對那看似無孔不入的無神論意識形態的教育體制的滲透,我們要對著無神論那堅固的保障去一一攻破。
如英國基督教作家CS.路易斯對這個世代的描述:“宇宙中有一場大戰在進行,我們人類住在由叛軍占領的宇宙這一部分上。基督信仰說的,就是這位正義的君王怎樣在這土地上登陸。你也許可以說,這位正義的主喬裝成人登陸地球,號召我們參加這場偉大的反擊軍事行動。”教育不是一幅田園風光的油畫,而是血淋淋的十字架之路。
其次,其斗爭的核心爭奪區域就是我國的教育制度。其團伙強調教育應當是基督教意識形態下的教育。
……教育從來不是為了國家和民族而存在的,也不是為了家族和社會而存在的。教育是為了基督和教會而存在的,尤其是為了下一代的教會而存在的。一百年前,美國長老會與公理會及其他宗派共同創辦了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司徒雷登先生曾為這所教會大學寫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的校訓。然而不久之后,因著美國長老會自由神學的而發生的分裂和在中國本土爆發的“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自此,真正意義上的教會大學在中國已不復存在。
同時,此類地下宗教團伙明確號召其成員要以燎原之勢,迅速占領中國大地。其戰斗目標明確,明明是地地道道中國人,卻對中華文明充滿冷血,對執政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充滿仇視:
“這是一項國度的事工。我們來自全國各地,山西、山東、新疆、河南、湖北、安徽、上海等,因為教育的異象來到XX圣約人文學院,在這里受裝備。絕大多數畢業后會回到自己的家鄉,籌備本教會的學堂,為基督贏回那失落的一代。所以你的一百塊不僅是支持成都的一個學院,在成都學習的幾十個學生,而是未來3-5年遍地開花的教會學堂的教師。一旦基督教教育運動開展起來,它的影響力將遍及全國。從城市到農村,甚至到每一個偏遠的角落。”
比起我國境內那些真正遵守憲法、愛國愛教的佛教、道教等東方宗教包容并蓄的博大氣質和不以世俗政事為目標的特點,此類的地下或受境外勢力支持的宗教團體,其目標是從根本上異化中國、圖謀世俗的政治權力。這種落后野蠻的中世紀政教合一的道路過去沒有、現在不會、將來也不可能適合中國和中華民族。然而,是誰給了這樣的地下宗教學校如此明目張膽的發展甚至自主招收高等教育多級學歷生的底氣?是誰給這樣幾乎淪為邪教的地下宗教勢力向中國傳統文化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意識形態教育“宣戰”的能耐?稍加分析其文字就會發現其邏輯混亂不堪——其本身就是純意識形態操縱的手段,卻還要指責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事實上,沒有國家不在乎自己的意識形態建設。類似的地下宗教學校不勝枚舉,其成員之多,暗流涌動,完全超越了一般意義上教人向善、修生養性的宗教功能,其目的在于“奪取”和“戰斗”,其背后勢力值得深思。如果不出重拳、加以嚴厲治理,任由此類團伙做大做強,后續的治理成本更加高昂,甚至會牽連甚廣,因為此類團伙與中國傳統文明和中國共產黨“叫板”的終極武器無外乎就是求助于境外反華勢力,甚至其本身就是境外反華勢力的先頭部隊。
三、高校統戰工作與意識形態工作中應該依靠誰、爭取誰、反對誰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需要探討的是,在高校意識形態和統戰工作中,我們依靠誰、爭取誰、反對誰。第一,應當依靠的對象,是高校教師黨員隊伍中的中堅分子。愛國愛黨、敬業正直的黨員教師是統戰工作能夠順利進行的堅強保障。當然,并不是所有黨員教師都符合黨員的真正標準,必須是有全局觀念和大局意識的黨員教師才能成為這樣的中堅力量。東南沿海某大學黨委對潔潔良事件對處理,一開始不痛不癢。換來的是該大學主要黨委成員被換人。由此可見,政治上麻木不仁的高校黨員干部不乏其人。一直以來,黨中央出臺文件嚴肅黨紀,因為全面從嚴治黨的根本方法就是增強紀律、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歷來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環節,十九大后更是把紀律建設的重要性繼續強調和提升。黨員師生是非不分、蓄意散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必須受到批評教育,對問題嚴重者必須予以處分,該開除就得開除。高校教師中黨員的中堅力量在此時就要發揮關鍵作用。首先要嚴肅黨內的政治紀律,黨員教師的思想和言行,必須與黨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堅持統一。對于言論自由,國法的要求是不許違憲,黨紀的要求是必須在思想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黨紀的要求嚴于國法。其次要堅決整頓黨員隊伍,徹底解決依靠誰的問題。兵不在多在精,統一戰線需要的不是紳士而是戰士。黨組織應當是堅強的戰斗堡壘而非俱樂部。第二,應當爭取的對象,是高校廣大的學生和非黨員教職員工。至于爭取他們的路線,以前清華大學的著名領導蔣南翔已經說得很清楚: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三個思想臺階,循序提高。爭取不是泛泛而談,不是黨委書記不痛不癢地發表講話就完事。中國古代社會尚且都能做到儒法并用,外儒內法。當今中國高校更應該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一些手段結合起來。法家主張立規矩、明賞罰,倡導賞罰必信。韓非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韓非子·五蠹》第四十九)這樣的思路,在今天高校統戰工作中同樣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跟著黨組織走的教師和學生,黨組織要愛護和重點培養。具體的策略可以有優先報送研究生、推薦公務員選調、推薦到媒體去發表學術報告等,個人品德和政治素養要擺在首位,其次才是專業能力。第三,應當反對的對象,是在高校中對意識形態和統戰工作尸位素餐、甚至立場反動的少數人。對他們有這么幾種手段:首先遏制其影響力。黨組織要勇于亮劍,對于散播錯誤極端思想的人,進行公開的批評和批判。不能以多元化作為是非觀混淆的借口。中國的高校首先應是黨領導下的高校。不認同黨和國家的教育理念的人,請回家自己玩去,學學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嚴禁他們占用高校教學資源。其次,對于一時糊涂的人,特別是某些社會閱歷不多、被反動勢力洗腦的年輕學生,黨組織要有專門的轉化機制。應當安排可靠的黨員教師學生,在思想影響這些人,在生活中給予他們適當的關心。以理服人以情動人。另外,對于極少數頑固不化、立場極其反動的害群之馬,要有堅決的處理手段。高校不是象牙塔,哪里有黨員隊伍,哪里就必須有紀律和規矩。廈門大學黨委改組之后,開除了多位發表反動言論的教師和學生,這是進步。高校統一戰線就應該和從嚴治黨結合起來。
四、對策:全方位保障高校統戰工作與意識形態工作協同并進
領導權在誰手上,話語權歸屬于誰,這個問題的解決對于不管是統一戰線工作還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進行都具有前提性意義。換言之,就是要堅定不移地始終堅持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堅實基礎。歷史和現實給予了我們答案,人民的選擇堅定了這個答案,從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和創新性繼承與發展。因此,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是唯一也是必須的選擇,堅持和加強黨對高校統戰和意識形態工作的全面領導也是高校的必然選擇。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如何落實高校黨的建設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陸續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從根本上給出了有關“培養什么樣的人、為誰培養人、怎樣培養人”“辦什么樣的教育、怎樣辦教育”等問題的切實答案,從而為我們如何管理黨政,如何治理高校提供了根本指引和有效辦法。完善黨在高校的領導,健全高校二級黨委(黨組)相關管理和工作制度,確保黨在高校事務中發揮戰斗指揮作用,把黨的領導貫穿高校辦學治校全程,協調各方,增強合力。將政治建設放在工作的第一位,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旗幟下來講政治,確保每位高校領導、教師黨員、學生黨員都能夠明確作為黨員的職責和要求。不僅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在行動上要保持言行一致,知行合一。高校書記、校長要對自身的政治素養保持較高要求,不僅要會搞教育,更要懂講政治。在教育上要桃李滿天下,在政治上更要爭當第一人,要懂得將教育和政治有機融合,教育中貫徹黨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政治上專抓教育這一切入點和重點,借助黨的有效建設來促進本校的可持續發展。要明確和弘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先進性和指導性,加強師生思想教育,確保高校作為先進思想的發源地和黨的領導的儲備地。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對于抵制西方的“唱衰中國”的思潮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西方資本主義的污蔑和滲透,我們要堅定不移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中國化成果武裝頭腦、指導高校的辦學治校全過程。西方資本主義理論肯定是為自身的意識形態服務,站在資本主義政治立場去看待所有問題。因此,片面的從西方國家的視野去觀察評價我國的情況是完全不可行的,更不可能拿著西方資本主義理論來作為我國理論和實踐的指南針。盡管西方理論中也存在著一些相對合理的看法和建議,但從總體來看,這些理論是不適合我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的。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道路差別來看,我們可知資本主義相關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不可能同時兼容和共存的,資本主義理論不可能替代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科學高度去決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軌跡,也不可能擔負起為發展中國家指引道路的根本任務。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框架。理論來源于實踐,并指導實踐,實踐又能進一步檢驗真理是否正確,并要求理論不斷發展和創新。只有在實踐中我們才可以得到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性的正確認識,才能堅定理論自信。既然我們的理論是真理,就必須堅定不移在實踐中一以貫之。用科學成熟的理論體系戰勝西方教條、克服路徑依賴、起底精神殖民,是每一位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的份內之事。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來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思想來瓦解西方“人權高于主權”的相關悖論。從理論出發,要明白人權是包含在任何一種文明中的一個重要理念,應遵守各種文明平等相處的原則,應承認沒有哪一種文明不應受到其他文明的尊重和保護,要秉承著促進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和社會形態的各種價值觀和道德觀互相包容、接納、和諧共處的觀點。換句話說,文明的多樣性決定了各自的政治制度、價值標準、人權理念的多樣性,因此,世界上不應存在某種所謂的“普世價值”來左右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的運作方式和管理機制。相反,應當堅持求同存異的原則去看待世界上所有的文明下所涵蓋的價值觀和理念,在此基礎上,尋求彼此的融合點、契合點,努力實現差異前提下的有機統一和互補包容。這恰好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所強調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人權提供了新的法治保障,為其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當今世界主權國家和國家主權在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核心地位被動搖了。國家主權仍是一個國家存在的最高話語權。地緣政治(國防安全)和爭奪能源控制權(經濟安全)、傳播西方價值觀(意識形態安全)是西方發動一系列軍事干涉的重要原因。在這個意義上,無論被干涉國是否存在人權災難,西方國家一直都欲除之而后快———推翻其政權,因而,“捍衛人權”只是一個借口,甚至,即使沒有或疏少人權災難,西方國家也可能通過電視等媒體歪曲抑或影射出一副嚴重的人權災難圖景,繼而為軍事干涉鋪路。阿甘本曾指出,“為了在攝像機前對能使新政權合法化的種族滅絕加以擬真,剛被埋葬或安放在太平間臺子上的尸體又被匆忙掘出并遭到折磨…….全世界通過電視直播看到并信以為真的東西,實際上是絕對的非真實;并且,盡管這種偽造有時看起來非常明顯,但卻仍舊被世界媒體體系合法化”。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時,習近平明確提出國際關系發展進程中篩選出來的諸多公認準則應該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提供基本法則和引導方向,而其中“主權平等,是數百年來國與國規范彼此關系最重要的準則,也是聯合國及所有機構、組織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則”。這就說明,堅持和遵守主權平等是國與國相互交流合作的首要前提和基本原則,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共同認識和基本遵循。因此,我們要在此基礎之上去認識和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人權與主權關系。從辯證的角度去理解人權與主權的關系,堅決反對和杜絕“人權高于主權”的錯誤論斷,同時,要從具體而非抽象的角度去看待人權,人的本質就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權肯定也是非抽象的。理智的將人權與整個國家和全民族的發展相結合,才能找到實現真正的人權的客觀途徑。高校教師是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高校領導干部,更要帶頭堅定理論自信。不僅如此,還要加強思想政治引導,積極引導非黨員高知分子堅定“四個自信”,方能鞏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正確運用法律法規的武器。要領會歷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相關思想精髓,同時思考現行法律如何使用,如何懲前毖后。鄧小平對于相關行為的精辟論述對現階段高校統戰工作如何運用法律武器提供了綱領性的指導。鄧小平在談到香港1997年回歸后的問題時曾說:“一九九七后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么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因此,任何損害“一個中國”原則的行為、任何危害國家安全和中華民族核心利益的行為都必須嚴厲打擊和堅決禁止。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我國的唯一合法最高政府,只有它才能依法行使國家的全部主權。損害國家核心利益的任何行為都必須得到懲治和禁止。高等教育同樣如此,危害高等教育的行為實質上也是在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辦好我國高等教育,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牢牢掌握黨對高校工作的領導權,使高校成為堅持黨的領導的堅強陣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鮮明地強調了我國高等教育的領導權是掌握于黨的。在這一點清晰的論斷下,高校各級黨委在面臨各種意識形態風險時、在面對統戰工作中需要“統”或“戰”時,就應當回歸到這一重要講話精神中來。事實上,上述行文中所談到的高校意識形態風險以及地下宗教向高等教育滲透和擴張等情況,其中不少行為已經違法,甚至是公然違法。所以,在適當的時候,動用法律武器,既是意識形態管理所需,也是依法治國的應有擔當。如何從法律層面預防和懲治那些“別有用心”的西方勢力通過勾結國內既得利益集團開展西方意識形態滲透?依法治國要求各級國家機關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對于高校統戰工作中的極端惡劣違法現象,也必須以法律思維對待,不可姑息,這也是構建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對于嚴重違紀違法的,我國刑法中,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罪有著詳細的定罪標準和量刑體系。危害國家安全罪包括12項具體罪名,是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其所囊括的罪名可分為三類:一是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罪、二是叛變、叛逃罪、三是間諜、資敵罪。如果仔細對比和研究,不難發現,高校中出現的一些情況、尤其是地下宗教學校出現的種種亂象,已經涉嫌嚴重違法。比如地下宗教學校的種種做法,涉嫌犯背叛國家罪。背叛國家罪的客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國家主權是國家的基本屬性和根基,國家擁有獨立自主的處理其內外事務的最高權力。亞里士多德曾對主權概念有所論述,法國學者讓布丹首次闡述了主權理論,提出主權是一個國家不可分割的至高無上的永久的權力。荷蘭法學家格老秀斯強調了主權的對外本質,從此將主權觀念擴大到了國際社會。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從主權的歸屬和行使等角度提出了君主主權、議會主權、人民主權等不同觀點。對于主權,我國的觀點是在堅持主權平等的同時遵守合理的國際規則,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保持對國際規則的尊重與遵守。作為國家主權的下位概念和重要組成,教育主權是國家主權不可分割的構成部分,國家主權的獲得是它存在的前提。因此,地下宗教學校的辦學和滲透,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非法辦學,不僅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更要透過教育主權屬于國家主權這樣一個本質來看到其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的事實。同時,背叛國家罪的成立并不一定意味著相關違法行為造成了實際后果,然而只要本罪的相關行為人在主觀上出于直接故意,做出了對外勾結背叛祖國的行為并可以達到相關后果就足以被判此罪。最近目前主流媒體報道了多起臺灣省間諜利用色誘、金錢等方式對于我國大學生的腐蝕乃至使其犯罪的事實,以間諜罪的罪名起訴相關涉嫌違法人員的思路同樣值得參考。相應的高校管理制度必須得到進一步完善和加強,堅持以政治建設統領高校的人才、黨建和統戰工作。將思想政治工作落實到高校統戰工作中去,堅持以政治建設統領高校院系的人才、黨建和統戰工作。黨的十九大作出了“突出政治建設在黨的建設中的重要地位”、“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等重大理論判斷和理論創新,這對于努力將黨建做的更好更扎實具有深刻久遠的意義。在高校院系的各項工作中都應該全面堅持以政治建設為統領,唯有如此才能保證黨對高校的全面統籌和統一領導,才能堅定正確辦學方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培養合格和可靠的優秀人才。這里的“合格”首要的是政治上的合格,這里的“可靠”首要的是政治上的絕對忠誠可靠。我國選材歷來注重德才兼備,既然要選拔又紅又專的接班人,就必須依靠相應的制度保障,否則就會淪為一句空話。要敢于把對思想的合理要求在各項人才招攬機制中落實:如果所用的人并非建設祖國而要出賣祖國利益、不能遵紀守法而是淪為境外反動勢力的“帶路黨”,那么引入這樣的人才就是自毀長城。高校知識分子背景來源多元,在其人才選用和聘任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而堅持黨的領導并非只是在選聘教師時請各級黨委書記走過場,而是全面細致的了解、科學合理的分析此人才的全方面情況。目前海歸人才較多,海外院校眾多,了解起來會比國內的師資更加耗時耗力,但并非不可為,而且由于通訊科技日新月異,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黨委部門應該安排專門人員,合理調研相關人才。筆者曾在省級黨校工作過并參與負責人才引進,試講的博士中,竟然有幾位在課堂上公然宣揚“藏獨”思想,所幸黨校領導和人事部門不僅學識淵博,更具備堅定的政治立場和鑒別能力,立即禮貌回絕并阻止了此類人員在黨校教師隊伍中潛伏下來的意愿。各級黨委部門和人事部門都要充分認識到,人才、統戰、思想工作三位一體,缺一不可,都要在實踐中牢牢堅持黨的領導,因為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國家和社會的有序運作和良性發展,才能在人才選用、思想傳承、對外開放等重大任務中始終牢記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性質和宗旨,從而為國家建設添磚加瓦。在對高校人才的選用中,凝聚政治共識必須擺在首位。高校是大量信息“集散地”、各種社會思潮的“發源地”、社會輿情的“晴雨表”,所以基于意識形態安全的統戰工作在某種意義上比其他場所更為重要,理應加強對高校意識形態的管控,常抓不懈。高校的全體教職員工對此都應該充分理解和支持,教師就更加應該理解和支持。那種把抓意識形態安全視為“侵犯”自由的認識和抵觸情緒,是錯誤的,必須糾正,在必要時懲罰。縱觀世界,不論是民族國家概念誕生地的西方各國,還是南亞各資本主義國家,無不要求熱愛祖國、忠于祖國。美國聯邦政府歷來鼓舞并要求師生愛國,例子不勝枚舉。例如,2001年10月12日,白宮呼吁全國5200萬學生參加效忠誓言的大規模朗誦。四天后,美國眾議院通過了404-0決議,敦促各級學校展示”上帝保佑美國“的字樣,以增強民族自豪感,鞏固民族身份。時任總統布什認為這些倡議將提高學生對美國歷史的認識,增加學生的公民參與,并”加深他們對我們偉大國家的愛“,布什強調,為了讓美國年輕人牢固樹立愛國主義意識,必須教育孩子們”美國是有益于全世界的力量,美國給他人帶來自由和希望。“2005年聯邦預算撥款1.2億美元用于資助美國傳統歷史的教學。此外,國家人文基金會的運動旨在資助傳統的美國國家英雄的慶祝和紀念活動。再如印度外交部長穆吉克曾在代表印度政府的講話中,明確要求印度的各級學校必須要教育學生熱愛祖國。印度領導人能充分認識到印度長期以來內部文化上、思想上的四分五裂和全國性的缺乏共識是國家和民族進一步健康發展的最大隱患之一。在我國,各地黨委和政府主導下的學者計劃、千人計劃、各類社科人才計劃,都必須把忠于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放在首位,只能是培養中國的紅色接班人,絕不能為其他勢力培養人才,更不能培養破壞中國發展道路的敵對“人才”。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實現偉大夢想就必須進行偉大斗爭。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要“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是因為我們黨在完成艱巨任務的過程中,面臨”四大考驗“和”四大危險“。因此,在高校進行意識形態和統戰工作是進行偉大斗爭的必然需要,要旗幟鮮明、勇敢地把斗爭進行到底。凝聚政治共識必須擺在高校的統戰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的首位,常抓不懈,全體教職員工對此都應充分理解和支持。高校知識分子來源多元,特別是重點大學,不少教師思想政治上和行動上還沒有真正與中央的精神、路線、方針保持一致,對此,必須多管齊下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凝聚人心、集中計量,為進行偉大斗爭奠定共同的思想基礎。那種把抓意識形態安全視為“侵犯”自由的認識和抵觸情緒是錯誤的,必須予以糾正。培養中國的紅色接班人,不能畏懼在理論宗旨上亮劍,更不能畏懼在實踐中有所為。高校意識形態工作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進一步深刻認識百年未有之變局帶來的挑戰和任務,堅持發揚新時代的偉大斗爭精神,克服困難,敢于擔當,頑強攻堅。只有堅定中國信念,堅守中國方向,才能戰勝一切困難和挑戰,從而在偉大斗爭中奪取統戰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的新勝利。1. 甘暉:《牢牢掌握黨對高校工作的領導權》,《光明日報》(2017年03月07日13版)2. Westheimer J . Politics and Patriotism in Education[J]. Phi Delta Kappan, 2006, 87(8):608-620.3. 田心銘:《略論意識形態工作的幾個問題——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精神》,《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年第11期,》,5-11頁4. 李宗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意識形態工作新思想》,《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3期
5. 韓慶祥、王海濱:《“偉大斗爭”的基本內涵及新形式、新特點》,《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11期,第5-11頁
(作者:秦博,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社會學博士后、博士;王箏,成都市新津區投資促進局科員,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國別與區域研究文學碩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