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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雨瀟徐實：“動態清零”為什么是最優方案

點擊：3970 作者：戴雨瀟徐實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4-13 09:47:22

近日國內的疫情持續升溫，傳播更快更隱蔽的奧密克戎變異株給全國的疫情防控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2022年3月以來，累計新增本土感染者已經突破10萬人大關，波及30多個省份，呈現點多、面廣、頻發的特點。

我國一直堅持“動態清零”的總方針。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解釋道“動態”就是不追求絕對零感染，“清零”就是發現一起、撲滅一起，守住不出現疫情規模性反彈的底線。

隨著吉林省和上海市等地相繼采取封控措施，要求市民足不出戶或足不出小區，很多老百姓感受到了暫時的不便。伴隨著這樣的負面情緒，輿論場上開始出現一些質疑或反對國家“動態清零”防疫方針的聲音，甚至稱之為“小題大做”。

越是面臨挑戰，越有必要從上到下統一思想認識。思想認識是行動的出發點，倘若思想認識壞掉了，就絕無可能把事情做好。在這一輪疫情中，某些地方防疫工作開展得不到位，使得人民群眾遭受了本可避免的嚴重損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到錯誤思想的影響，以致手段不夠堅決，錯過了防止疫情擴散的最佳時機。因此，當前很有必要從科普的角度認真論證，為什么“動態清零”才是當前最合適的國策。必須徹底駁斥錯誤思想，幫助干部群眾建立對防疫工作的正確認識，才能保障防疫工作的順利開展，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反對“動態清零”的理由為什么不成立

互聯網上反對“動態清零”的人，主要用以下幾種理由支持自己的觀點：

1. 奧密克戎感染者癥狀輕，“沒有流感致命”，因此沒必要“過度防疫”；

2. 一些城市的管控措施導致個別老百姓無法及時就醫，“應收盡收造成醫療擠兌”；

3. 嚴格的封城和其他管控措施導致社會部分功能停擺，“防疫政策對經濟發展不利”。

其實這幫人在自欺欺人，上述幾種“理由”就沒一個成立的。

首先，關于奧密克戎的毒性。必須認識到，目前國內新冠感染者無癥狀或輕癥比例高、重癥及危重少且幾乎無死亡病例，是我國一直以來堅持的防控措施的效果。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解釋道，“我國疫情發現早、措施采取及時，對所有感染者，包括無癥狀感染者都進行全程管理，對無癥狀和輕癥及普通型病例給予中藥等治療，提高了病人免疫力，防止了病人從輕癥向重癥轉化，規避了危重病例的發生，大幅度減少或基本預防了死亡。”

吳尊友介紹了有關國家對德爾塔毒株和奧密克戎毒株流行期間的病死率和死亡率的對比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奧密克戎的病死率比德爾塔更低，但是由于奧密克戎的傳染性更強，其造成的死亡人數高于德爾塔。以我國香港為例，目前已經有超過8000人死于奧密克戎毒株，即每10萬香港市民中就有107個人死于奧密克戎，這個數字在可見的未來還會逐步攀升。我們用香港現在死于奧密克戎的人口比例乘以中國內地的人口進行初步的估算，結果是150萬——如果內地徹底放開防疫措施，會有至少上百萬中國人死于新冠。這是我們無法接受的代價。鼓吹“奧密克戎毒株死亡率低”的人，其實都是在故意混淆視聽、偷換概念，把病例死亡率（case fatality rate，簡稱病死率，即患病死亡人數除以感染人數）和死亡率（患病死亡人數除以人口基數）混為一談。其實病死率和死亡率的概念有很大差異，例如，狂犬病的病死率是100%，但全國死于狂犬病的平均每年不超過300人，因此狂犬病帶來的死亡率很低。而奧密克戎毒株恰恰相反，其病死率雖不高，但極強的傳染性會造成龐大的感染者群體，導致給總人口帶來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其他許多烈性傳染病。

實際上，即便是單論病死率，奧密克戎也遠遠高于流感。根據香港從去年12月31日到今年3月15日的數據，奧密克戎的病例死亡率為0.60%；在80歲以上的人群中奧密克戎的病死率為9.82%，在80歲以上且未完全接種疫苗的人群中這一比例高達12.15%。奧密克戎的病死率是季節性流感的病死率（約為0.01%）的數十到數千倍。

【在奧密克戎流行期間，香港各年齡段的新冠病例死亡率（Business Insider）】

此外，新冠肺炎后遺癥也是個嚴重問題。雖然這方面的研究才剛剛開始，但已被確認的后遺癥包括：心肺功能的部分喪失，認知能力下降，焦慮和抑郁，極度披發等等。新冠病毒感染血管內皮細胞，帶來的是血管內皮組織相關的廣泛疾病，只不過在肺部的癥狀體現得更明顯而已。根據非盈利機構Solve Long COVID Initiative的分析，感染新冠幾個月后出現的后遺癥已經影響了7%的美國成年人，在薪資、儲蓄和醫療費用方面造成3860億美元的損失。

新冠肺炎帶來的后遺癥有可能減少國民健康壽命（即健康狀態下的壽命，病懨懨茍延殘喘的壽命不算在內）。國民健康壽命的減少，則意味著平均勞動年限的減少、政府財稅收入的減少，以及醫療支出的增加。這一進一出，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可太大了，也會給政府造就巨大的財政風險。西方國家之所以敢于“躺平”，是因為現政府不用考慮這些事情——即便未來出現財政崩潰，那也是后屆政府的事情，本屆政府在乎幾年之內的事情就行了，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但是中國有著穩定的政治格局，決策必須考慮政策的長遠影響，因此中國政府必定高度重視國民健康壽命，而不會去做無謂的冒險。

第二點，造成“就醫難”問題的是新冠疫情，而不是防疫措施。房子被洪水沖垮時，是應該指責洪災呢，還是應該指責抗洪救災？必須承認，現在確實存在沒有得到及時護理和治療的個案。然而，放開防疫措施并不會改善人民群眾的醫療狀況，事實證明，選擇“與病毒共存”的地區實際上面臨著更嚴重的醫療擠兌。韓國政府于2021年11月放寬防疫措施，此后疫情迅速失控；12月全國日新增數千感染者的時候，首爾的急救病床就已經告罄，很多病人由于醫院無法收治而死在家中。2022年1月奧密克戎毒株占據主流之后，韓國疫情進一步惡化；到了3月中旬，單日新增感染者超過了40萬。韓國各地的醫院為了維持正常運作，不得不命令已感染新冠病毒的醫護工作者帶病工作。盡管統計顯示，新冠病人從確診到死亡的時間平均為15至17天，但是韓國政府為了解決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仍然狠心公布新規，表示國家不再支付新冠病人隔離7天之后的醫療費用，把窮人趕出醫院讓他們自生自滅。自3月以來韓國每日有數百人因新冠死亡，導致韓國衛生部不得不命令公立火葬場延長工作時間。

【韓國在放松管控措施之后疫情迅速失控（Our World in Data）】

韓國首爾大學醫學院教授、前疾控中心主任李鐘求表示，“韓國實質上正在遵循毫無科學依據的‘群體免疫策略’，這一做法并沒有控制住疫情，反而給我們國家帶來了可怕的后果。”韓國在過去的一個月中已經有上萬人死于奧密克戎，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韓國此前全部的新冠死亡人數。

美國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在今年年初奧密克戎爆發后很多州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醫療擠兌問題。馬里蘭州州長拉里 · 霍根宣布全州進入緊急狀態。亞利桑那州的醫護人員警告政客該州的醫療系統正在崩塌的邊緣。全國各地的州長都在動員國民衛隊進駐各大醫院進行支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重癥加護醫師薩米爾 · 卡德里的研究顯示，美國有四分之一的新冠死亡是由于醫院不堪重負而導致的。

第三點，“防疫政策破壞經濟”也是經不起推敲的。反對防疫政策的好事之徒喜歡無限放大個例——舉例因為封城某人失去工作了、某家飯館倒閉了等等，借此攻擊防疫政策。實際上，我們的防疫政策正是用短期的局部的犧牲換取長期的全局的經濟發展。反倒是很多國家由于政客和選民的短視，沒有實施充分的封城和隔離，導致國民經濟遭受了更嚴重的損失。

美國從未采取嚴格的封城，但在疫情爆發后的幾個月時間里，美國社會的各行各業迅速遭受重大沖擊，全國失業率飆升至14%以上。在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的失業者中，有四成的人在疫情爆發后的半年時間內都沒有找到工作。從2020年3月開始，美國的餐飲業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虧損了1300億美元的銷售額，多達210萬工作崗位因此消失，到年底全國各地約有11萬餐館長期或永久關閉。2020年美國的電影票房相比上年暴跌80%，創40年來的最低紀錄。

【新冠席卷美國之后，美國2020年的電影票房收入暴跌80%（CNBC）】

對美國商業、工作單位和公共交通的人流量進行統計會發現，在疫情爆發后的2個月時間內零售商店的造訪人數和公共交通的使用人數直接腰斬。直到今年，美國公共交通的使用人數相比疫情前仍然減少了超過30%，零售和娛樂場所的造訪人數減少了約20%。在“與病毒共存”的美國，疫情對服務業造成了永久且不可逆的打擊。

【從2020年疫情爆發后到今年美國各地零售業、娛樂業、超市、藥店、工作單位和公共交通等場所的造訪人次數據（Our World in Date）】

即便到了2022年，美國企業仍然面臨出勤率嚴重不足的問題。例如，美國生物醫藥企業就處于非常煎熬的狀態——只要發現一個員工感染新冠病毒，公司往往會把整個部門的員工都打發回家待幾天，拿到核酸陰性報告后再回來上崗。因為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太強了，如果不這么做，過幾天可能公司里得倒下一大片。換句話說，即使政府選擇“躺平”，企業事實上也沒法對感染新冠病毒的員工熟視無睹。于是在持續的疫情中，公司各個部門輪番歇菜，研發進度受到顯著影響。其他行業狀況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國許多著名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出勤率只有疫情前不到20%，作為研究中堅力量的博士后大量流失。

由此可見，如果貿然放開疫情管控，企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會付出比“動態清零”高幾個數量級的、不可承受的代價。我們從宏觀經濟數據的角度也能明顯看出動態清零策略的優勢。在過去的兩年（2020和2021年），曾在一開始就提出過“群體免疫”的英國，GDP下降了2.7%，放任病毒蔓延的瑞典GDP增長了1.7%，消極防疫的美國GDP增長了2.1%，而一直堅持嚴防死守、動態清零的中國在同樣的時間里GDP增長了10.6%。

西方國家打著“保經濟”的旗號消極防疫、犧牲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最后的結果是人命和經濟都沒有保住。中國采取果斷的防疫措施，把人命放在第一位，最后不僅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傷亡，而且取得了優異的經濟成績。2021年，我國年度的進出口規模達到了6.05萬億美元，打破了歷史紀錄。過去兩年來我國實行的嚴防死守和動態清零政策不僅沒有像某些人說的那樣使得中國“閉關鎖國”“被國際社會孤立”，反而保障和促進了我國的對外貿易。

“與病毒共存論”的本質

放松防疫措施“與病毒共存”，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不能解決醫療擠兌的問題，也不能促進經濟發展，那么為什么還會有那么多人支持這樣的看法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簡單介紹一下“與病毒共存”論的來龍去脈。

所謂的“與病毒共存”論并不僅是在描述“新冠病毒會在地球上長期存在”這一客觀事實，而是鼓吹投降主義的公共衛生政策和防疫路線——只要假裝新冠病毒不是什么大事，社會就能逐漸恢復正常、直至回到2019年疫情之前的模樣，好一場“掩耳盜鈴”。

“共存論”的最早版本出現在2020年5月，當時西方正處于新冠疫情爆發的早期。美國《華盛頓郵報》主筆、普利策獎得主尤金 • 魯賓遜發表了一篇社論《我們必須找到與病毒共存之道》。

文章首先陳述了美國疫情在第一波爆發后并沒有消退的跡象，新冠肺炎已經變成了美國人的主要死因之一。接下來作者話鋒一轉，引用紐約州州長安德魯 · 庫默的言論稱“極度嚴苛”的現行居家限制“不是一種可持續的政策”，人們必須被允許走出家門、孩子們必須回到學校接受教育、經濟活動也必須逐漸恢復。

然而問題在于，當時世界上既沒有新冠特效藥、也沒有疫苗（作者也承認他不認為安全和有效的疫苗可能在短時間內出現）。那么美國如何在疫情肆虐的情況下做到解除隔離，恢復常態？文章給出的結論是：“如果我們可以確認患有這種疾病并產生抗體可以賦予強大而持久的免疫力，那么幸存者應該可以恢復正常生活。那些工作需要近距離接觸的人，例如理發師和按摩師，（在被感染后）我們可以給他們頒發某種免疫認證……剩下的人將會戴著口罩小心翼翼地出行。”

【《華盛頓郵報》文章《我們必須找到與新冠病毒共存之道》節選】

盡管作者分情況列舉感染后的幸存者和未被感染者將如何在新常態下繼續生活，但是只字不提那些因為感染新冠不幸死亡的美國人，好像他們是美國社會應該付出的“必要代價”。

這套“與病毒共存”的理論直接預設政府必須放寬或放棄隔離措施，犧牲社會中的易感人群和高危人群，其思想內核與英國政府早期提出的“開放式”（躺倒式）防疫如出一轍。

在2021年新冠疫苗面世之后，“共存論”也與時俱進發展出了疫苗免疫的版本。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論述來自《紐約客》雜志在7月發表的文章《與新冠病毒共存》（Coexisting with the Coronavirus）。這篇文章的作者凱瑟琳 · 薛是研究微生物組演化的斯坦福大學博士后，對病毒和人體免疫系統有專業的認識。

【《紐約客》雜志長文《與新冠病毒共存》】

在文章中，作者首先承認現階段的研究表明，無論是過去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或是目前已經完全接種新冠疫苗的人都無法做到對新冠病毒達到完全和徹底的免疫。最近出現的多個變異毒株讓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人體響應初始病毒或現存疫苗產生的抗體與其中幾種變異的結合性較差，為再次感染創造了機會。

比如巴西的馬瑙斯市出現的情況就值得所有人的警惕。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在這里幾乎不受控制地肆虐，以至于當年10月的一項血清研究估測這座城市已經有高達76%人已經感染了病毒，遠超67%的所謂理論“群體免疫”閾值。出乎意料的是，2020年底新一波更嚴重的疫情再次席卷了馬瑙斯，住院人數和死亡人數都超過了第一波疫情。有觀點指出當地政府自以為已經達到“群體免疫”，過早地放棄了社交區隔政策，要負重要責任；也有人認為新出現的“伽馬變異毒株”是造成第二波疫情失控的重要因素。

【巴西城市馬瑙斯在已經達成“群體免疫”后爆發了更嚴重的疫情（上圖為每日新增死亡和住院，下圖為傳染數R值）】

在介紹完這個例子之后，作者話鋒一轉，說疫苗和感染形成的免疫屏障從來就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程度之分”。作者特地拿出來美國疾控中心對接種兩針疫苗之后“突破感染”的數據：在一萬多記錄在案的確診病例中“只有”10%多人嚴重到需要住院、“只有”2%的人死亡。

最終文章的結論是：“人類消滅病毒甚至群體免疫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因此我們必須改變與病毒相處的方式。”作者預測病毒將會持續在人群中傳播，但是感染者的癥狀越來越輕。某些群體，例如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仍將面臨跟嚴重的病情并發癥風險；弱勢群體可能會像現在人們死于流感和肺炎一樣死于新冠。但是對于“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新冠會成為像流感一樣的“熟悉的敵人”。

作者了解疫苗的局限性和變種病毒的威力，但是依然寄全部希望于疫苗，對未來十分樂觀。疫苗突破感染中“只有”2%的死亡率對她來說就是“驚人的成功”。至于那些易感、高危人群以及打完疫苗依然感染去世的人，作者直接將其排除出了“我們大多數人”的行列。

上述兩篇鼓吹與病毒共存的代表性論述的唯一區別在于：前者相信感染者的群體免疫、后者相信疫苗的效果。共同點則在于，他們都沒有考慮嚴防死守式的防疫措施，作者也沒有考慮，加強針打完之后再遇到馬瑙斯市這種免疫失效的情況該怎么辦。

美國疾控中心在今年2月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第三針“加強針”在接種5個月后效力會大幅下降。研究者對美國10個州從去年8月到今年1月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加強針（輝瑞或莫德納）在接種后兩個月的時間內防住院的效力為91%，4個月后衰減到了78%；接種后兩個月內防急診的效力為87%，4個月后衰減到了66%，5個月后衰減到了31%

總而言之，疫苗的保護力在時間的流逝和層出不窮的新變異面前存在著一定局限性，即便是第三針“加強針”也會在一段時間內失去效力。美國寄希望于第三針甚至第四針疫苗，仍然無法避免每日幾百到兩千多人死于新冠。

必須認清，西方形形色色的“共存論”，即便堆砌了很多科學細節，但本質依然是接受感染和死亡的常態化，主動放棄了社會中的某些弱勢群體。這些“與病毒共存”的話術與其說是一種經過謹慎科學論證的嚴肅防疫路線，不如說是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其附隨的新聞媒體對防疫失敗的文過飾非。

美國彭博社曾刊文稱中國“病毒清零”的防疫策略將使其未來幾年面臨“被國際孤立”的危險。英國廣播公司BBC也發表文章，異想天開地建議中國轉變防疫策略，向英國學習。這些西方國家由于防疫失敗既損失了經濟也沒保住人命，炒作“與病毒共存”議題是希望把中國拉下水，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國內那些跟著西方媒體瞎起哄的人，到底是個什么心態呢？應該當面問問那些“人”——如果放松防疫政策，你是否堅信染病死掉的必定是別人的爹媽、而不是你自己的爹媽？指望著犧牲別人爹媽來換取你的所謂“便利”，這種想法得有多齷齪？

為什么必須旗幟鮮明地支持“動態清零”

我們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都不能接受像西方國家那樣為了少數資本家和政客的短期利益消極防疫，棄廣大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之社會公義于不顧。

今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科學精準、動態清零，盡快遏制疫情擴散蔓延勢頭”。國家衛健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也講過，我們國家是具備“動態清零”的基礎和條件，更具備能力。幾年來的防控已經證明，實行“動態清零”是一個有效做法、一個經驗，也是符合中國實際的。

我們應當認識到，在國內疫情較嚴重的上海等地，群眾目前生活中遭受到一定的不便并不是“防疫過度”導致的，而是防疫不足導致的。以同樣經歷過奧密克戎毒株疫情的深圳為例。在3月12日，深圳新增66例感染者，上海新增65例，兩地的確診數不相上下。到了月底，深圳經過了兩輪全員核酸和一周封城之后，已經實現了全境低風險地區，生活回歸正常。而上海對疫情的認識和準備都不充分，在整個3月沒有開展全員核酸檢測，封控措施遠遠不夠，以致錯過了遏制疫情擴散的最佳時機，最終導致全城出現了20多萬感染者，疫情外溢全國20多個省份。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深圳等地“封城”的經驗充分證明——長痛不如短痛，防疫措施雖帶來短期的生活不便，但收益是廣大人民群眾長久的安全和便利，以及經濟的正常運轉。良藥苦口，倘若因為苦口而放棄吃藥，那是要送命的。實現“動態清零”不可能沒有代價，但是放棄“動態清零”必然帶來不可承受的巨大代價，西方國家今天的慘狀便是前車之鑒。是否有必要堅持“動態清零”根本不是個值得討論的話題。真正值得討論的是，如何使用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防疫收益，實現極致的投入產出比。

從過去兩年時間的實踐來看，我國的“動態清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現階段并不存在比“動態清零”更好的防疫策略。因此舉國上下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動態清零”，切不可因為一小撮人的無知和無能，斷送了全國億萬人民長期抗擊疫情換來的寶貴成果。

在堅持“動態清零”大方向不動搖的前提下，一些具體的操作細節可以加以迭代和完善：

首先，國家應當將核酸篩查、封控管理和交通管制等措施進行制度化的落實，總結出一套各地可以直接拿來“抄作業”的防疫標準作業程序（SOP）。此次上海爆發本土疫情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當地的消殺、核酸檢測等防疫工作出現了局部的混亂。這固然是由于基層人員缺乏相關的應對經驗，但是先前武漢、西安和深圳的成功經驗難道不應該發揮作用嗎？為了應對未來的突發情況，國家應整理出面向基層的防疫指導方法，保證其在全國范圍內都能夠得以推廣，并且不斷迭代更新防疫指導方法。這就能夠有效避免某些地方因缺乏預案而實行粗糙的“土政策”。

第二，國家應當進一步完善全國的疫情風險等級劃分以及核酸證明和健康碼等信息的管理。目前關于這一部分，全國各地存在相當程度的各自為政。有的地方由于對國家診斷方法和防控方法的理解不同，出現了和外地迥異的風險劃分和健康碼認定，不僅會導致外地無法及時應對外溢風險，而且會破壞全國的疫情信用體系。國家應當對各地疫情嚴重性的衡量建立科學和統一的標準，同時防止過度管制和管制不足的情況，對于不遵守規定的地方，有關部門應當及時予以糾正和懲處。

第三，國家應當完善群眾在隔離和封控期間的就醫保障。例如，患有哮喘、心臟病、尿毒癥、癌癥等嚴重疾病的病人，即使在居家隔離和閉環隔離中也需要支持性治療，否則有性命之虞。防疫政策是為了保障絕大多數群眾的安全，但也不能忽略這些病人應有的支持性治療，因此需要提供必要的綠色渠道，并且將流程規范化。

第四，國家應當倡導各地建立特殊渠道，確保城市即便在嚴格的防疫措施下，依然可以滿足基本的物流和老百姓的食品藥品供給需求。例如深圳在封城期間，外賣、快遞和超市都在正常運作，很多地方還有將超市導購員引入業主群組織團購的嘗試，確保了老百姓在封城中衣食無憂。相比之下，上海在封城之后物流不暢通，更有大量投機者囤積居奇，導致很多家庭開始面臨著食物、蔬菜和藥物的短缺，這也是當地管理者沒有做出相應準備的結果。

第五，國家應當建立疫情期間的特殊社會福利保障體系，讓被隔離的老百姓可以得到一定的工資補貼，允許人們延期支付貸款和房租以及減免中小企業的稅費等。例如深圳羅湖區推出的《抗疫助企惠民紓困“十條”措施》對受到疫情沖擊的老百姓、個體戶和企業提供幾百到幾萬元的現金補貼，實施稅收減免、緩繳住房公積金、減免水、電、燃氣費等扶持措施。這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正面案例。

“疫情防控要堅持全國一盤棋”，只有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抗擊疫情，才能早日擺脫新冠病毒的困擾，逐步回歸正常的生活。

【參考資料：略】

（作者：戴雨瀟，物理學者、美國社會觀察者；徐實，澄實生物CEO、資深生物制藥專家。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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