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602-664),唐代高僧,我國漢傳佛教四大佛經翻譯家之一,中國漢傳佛教唯識宗創始人。
佛學在唐初對人們的意識形態有著巨大的影響力。自北朝隋唐,歷代帝王多崇信佛教。唐玄奘長期參加在各處講筵,深感異說紛紜,無從獲解,遂產生去印度求彌勒論師之要典《瑜伽師地論》作為依據,發揚法相唯識宗之根本理論的想法。貞觀元年(627)玄奘結侶陳表,請允西行求法。但未獲唐太宗批準。然而玄奘決心已定,乃“冒越憲章,私往天竺”,長途跋涉五萬余里,歷時十七年,回國后譯出經﹑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玄奘西行回長安后,受到太宗的隆重歡迎,李世民敏銳地抓住了玄奘取經的政治意義,在接納玄奘取回經文的同時,太宗也于公元645年、648年邀請玄奘入仕從政,但被玄奘謝絕。太宗感動,。玄奘向太宗表示自己的譯經是“實資朝化”(朝化,朝廷的政教和風化)。玄奘反復請求太宗為他的譯經寫了序并求太宗在他工作期間“望得守門,以防諸過”,這意味著將佛經的解釋權完整地交給了國家,為此,“帝大悅,曰:‘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為處分’”。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朝廷在慈恩寺西院建大雁塔。(高永旺譯注:《大慈恩三藏法師傳》)
玄奘的事跡是感人的,但它的政治意義更是巨大而深遠的。大雁塔——大雁塔可以說就是唐朝的“中央編譯局”——建立使唐王朝抓住了對當時意識形態有巨大影響的佛經解釋權,這對唐朝意識形態的統一,從而國家政治安全和穩定,有著巨大的意義。
因此,今天我們紀念玄奘,不是因為玄奘學問大,也不是因為他梵文功底好,更不是因為他取經路上吃了不少苦,而是因為他的事跡在唐王朝甫立之際,為國家的意識形態統一立了頭功。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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