婷婷欧美影片,色999,不卡的黄片视频

牛保良：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紅軍政治工作的主要經驗

點擊：作者：牛保良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2-08-04 11:27:08

【論文摘要】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通過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在領導湘贛邊界的斗爭實踐中體現了革命首創精神，而且在創建人民軍隊的軍事實踐中同樣體現了革命首創精神和卓越智慧。本文謹從毛澤東探索并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對紅軍進行民主主義改造，保持人民軍隊性質；加強紅軍組織紀律建設，增強全軍凝聚力和戰斗力；對紅軍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實施思想教育改造，建立無產階級軍隊；實施革新創新管理制度，創建新的軍隊政治制度等五個方面總結了毛澤東開展紅軍政治工作的主要經驗作為學術探討。

【關鍵詞】井岡山毛澤東紅軍政治工作主要經驗

毛澤東軍隊政治工作的思想理論不僅是毛澤東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毛澤東軍隊建設和軍隊黨的建設思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在創建紅軍的革命實踐中，不僅開創了黨獨立領導紅軍的軍事斗爭實踐，而且進行了如何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創新實踐，并創建立了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形成了新型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寶貴經驗和思想理論。長期以來，這些經驗和思想理論一直是人民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和重要遵循，主要表現在：必須堅持和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保黨對軍隊的領導權；必須對紅軍進行民主主義改造，建立一支人民的軍隊，保持人民軍隊性質，保衛人民利益；必須加強紅軍的組織紀律建設，增強軍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必須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對紅軍實施思想教育改造，建立無產階級軍隊；必須實施革新創新管理制度，創建新的軍隊政治制度，創建新型人民軍隊，等等。這些創新實踐和經驗做法構成了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紅軍政治工作的精華。

一、必須建立和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本質上屬于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之所以稱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因為其革命的領導階級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力軍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在中國的農民階級），其革命勝利的結果和前途是社會主義社會和人民共和國，而不再是由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勝利的結果和前途也不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和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的中國處于半殖民地的封建社會，外無主權而受各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凌，內無民主而受地主階級、封建軍閥等反動勢力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由于受到中外反動勢力的重重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中國人民不自由的程度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好幾倍，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要獲得一絲一毫的民主自由都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就不得不建立自己軍事武裝，進行“暴力革命”。

換句話說，中國無產階級的解放必須首先建立和擁有屬于自己階級的無產階級軍隊。如何認識軍隊及關于軍隊的性質，恩格斯在1857年給《美國新百科全書》論述的有關“軍隊”中指出：“軍隊是國家為了進攻或防御而維持的有組織的武裝集團。”[①]1871年9月，馬克思在《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中論述無產階級軍隊的歷史作用時也曾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②]俄國革命勝利前，列寧在1905年7月論述《革命軍隊和革命政府》中指出：“革命軍隊是進行軍事斗爭和對人民群眾實行軍事領導以對付專制制度軍事力量的殘余所必需的。革命軍隊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只有靠暴力才能解決偉大的歷史問題，而在現代斗爭中，暴力組織就是軍事組織。”[③]了解了軍隊的性質和職能，再進一步了解一下國家的性質和職能及其與軍隊等暴力工具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論述國家的本質時做出進一步論斷：“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④]“國家是維護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⑤]“國家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施用暴力的機關或者機器。”[⑥]列寧則更加明確地指出：“最能表現這個國家機器特征的有兩種機構，即官吏和常備軍。”[⑦]“國家機構首先指的是常備軍、警察和官吏。”[⑧]構成國家機構的主要標志就是國家官吏和軍隊、警察。沒有國家官吏和軍隊、警察，國家機構就不能失去政府行為的前提條件。毛澤東在領導革命的斗爭實踐中親身體會到掌握軍隊和領導軍事斗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在“八•七會議”做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同時還批評了黨內存在的放棄對軍隊建設及軍隊領導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他在總結井岡山的軍事斗爭實踐時曾這樣描述道:“（湘贛）邊界的斗爭，完全是軍事的斗爭，黨和群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那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即被敵人占去了。”[⑨]不僅從轟轟烈烈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中，而且從湘贛邊界斗爭的慘烈軍事斗爭實踐中，毛澤東都親身體會和認識到了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要掌握軍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刻懂得了建立無產階級軍隊迫在眉睫，要以無產階級軍隊戰勝資產階級軍隊，要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爭戰勝蔣介石國民黨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戰爭。

在中國，離開了人民軍隊，就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就沒有人民的民主自由地位，就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就是革命戰爭和武裝斗爭的殘酷性。因此，毛澤東從另一面揭示了軍隊的本質：“軍隊、警察、法庭和監獄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于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東西。”[⑩]“從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學說的觀點來看，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11]從以上論述不難看出，軍隊是具有階級性的，人民軍隊也不例外，無產階級軍隊的政治責任和軍事責任是絕對服從黨的領導，保衛人民切身利益。

二、必須對紅軍進行民主主義改造，保持人民軍隊性質，捍衛人民利益。對舊軍隊實行革新改造，加強人民軍隊建設，保持紅軍之無產階級軍隊的政治性質，保衛人民利益，是毛澤東軍隊建設的重要經驗之一。在中國歷史上以往的一切軍隊都是反動統治階級鎮壓廣大勞動人民的暴力工具，近代以來產生的全國各地的封建軍閥勢力也不例外，各封建軍閥勢力對外都是依靠各帝國主義勢力，鎮壓本國人民的反抗，對內則依靠封建地主官僚與各帝國主義一道對本國人民進行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建立的南京政府仍然是大地主、大資本家、大土豪、大劣紳的專制獨裁政權，是以國民黨新軍閥代替了舊的封建軍閥勢力在中國的反動統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官僚主義、封建主義長期以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并徹底打倒作為這“三座大山”在半殖民地的封建中國的集中代表——蔣介石國民黨資產階級的專制獨裁政權。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必須也必然是代表廣大無產階級利益的軍隊，中國共產黨也必須建立一支人民軍隊，以形成無產階級軍隊反抗國民黨資產階級軍隊，達到以階級的革命戰爭反抗反革命的階級戰爭，直至徹底消滅資產階級軍隊及其反動統治。

毛澤東在建伊始，就確立了無產階級軍隊性質和武裝保衛人民利益的建軍宗旨。1944年9月8日，他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作《為人民服務》的講演時明確指出：“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2]1945年4月24日，他在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再次強調：“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13]到1947年10月10日，他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所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政治宣言中昭告全國：“本軍作戰目的，迭經宣告中外，是為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則是實現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內戰禍首蔣介石，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借以達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總目標。”[14]“本軍是中國人民的軍隊，一切以中國人民的意志為意志。本軍的政策，代表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15]

為了建設一支無產階級軍隊并鑄就無產階級軍隊的政治性質和為人民利益而戰的政治宗旨，毛澤東對紅四軍進行了人民民主主義的革新、改造，主要表現在：（1）實行民主革新、民主建軍。體現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三方面。在政治民主方面，實行官兵平等，官兵一致，軍民一致，軍爭一致，全軍無論職務高低，沒有貴賤之別，士兵委員會嚴格監督，堅決反對和清除舊軍隊中存在的封建習俗、官僚作風、長官意志，不允許打罵士兵，廢除舊軍中存在的“肉刑”酷刑，使廣大紅軍官兵切身感受到了人的尊嚴，彼此尊重。在經濟民主方面，不允許舊軍隊中存在克扣貪污軍餉繼續存在，全軍經濟賬目及開支公開，士兵委員會給予監督。這與軍閥部隊中廣泛存在的“吃空餉”和克扣部隊軍餉的消極現象形成了鮮明對比，更加增強了廣大官兵的主人公覺悟和意識。在軍事民主方面，處分調動廣大官兵的積極性，學習作戰，討論軍事，發揮積極主動的戰斗作用。（2）加強無產階級軍隊的政治教育，廣大紅軍官兵思想政治覺悟明顯提升。加強對紅軍官兵的階級教育，學習和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覺悟，同時在經濟待遇和生活上得到體現，紅軍官兵也可以像農民一樣獲得一份土地，即使對國民黨俘虜并也不例外。對國民黨俘虜實行，經教育改造后愿留則留，與紅軍戰士一樣分得一份土地；不愿留則發給三塊大洋的“路費”，準其回家。出了瓦解敵軍外，實質是爭取其為人民的一部分，并給予其“人民”的權利和地位。“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斗爭中不出怨言。連、營、團都有了士兵會，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眾工作。”[16]（3）實行軍政一致，軍民一致。人民軍隊的建設還表現在黨、政、軍、民的一致性或統一性。政府叫做“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軍隊叫做“中國工農紅軍”，人民群眾主要是由工人、農民、士兵及小商人、手工業者構成。黨的領導及其施政主要也是為他們服務。（4）加強紅軍的無產階級軍隊政治性質和人民軍隊政治宗旨建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制，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么正規的薪餉制，只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紅軍官兵中的邊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遠籍人分配土地頗為困難。”[17]由此，無論紅軍隊伍革命戰爭的環境多么艱苦，戰斗多么慘烈，他們都在思想上都十分明確是在為廣大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作戰，在精神上感到無比的崇高和自豪。（5）加強對紅軍隊伍的政治領導，將軍隊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確保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以領導無產階級軍隊取得最終勝利。實現對紅軍的政治領導，實際是一個系統工程，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紀律上、作風上、作戰中和生活中都要創建管事頂用的規章制度，正是經過這一系列的政治制度革新創建，毛澤東創造性地解決了紅四軍中原來存在的不少問題，可謂“舊貌變新顏”。1937年9月29日，他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中這樣回顧：“這個軍隊也不是一開始就像現在的情形，它也曾經過許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肅清了軍隊內部的封建主義，實行了官兵一致和軍民一致的原則。”[18]由此，毛澤東率部到井岡山的紅四軍已不同于中國歷史上封建的、軍閥的、資產階級的、雇傭的、鎮壓人民的舊軍隊，而是一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嶄新的、人民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軍隊，在廣大人民的汪洋大海中獲得給養和力量并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中不斷發展壯大。

三、必須加強紅軍組織紀律建設，增強凝聚力和戰斗力。毛澤東率部進軍井岡山是在“八•七會議”確定的秋收起義計劃，進攻長沙失敗之后。當時進攻長沙的部隊共有四個團，主要是國民革命軍武昌警衛團、安源路礦工人、當地參加起義的農民義軍。1928年春在井岡山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余部會師后即構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的主要成分來源。但是，由于這一支隊伍來源成分的復雜性，立即就提出了紅軍的政治建設問題，因為國民革命軍武昌警衛團中雖然有部分共產黨員，但總人數并不多。朱德、陳毅帶來的南昌起義余部中有原來的葉挺部隊，其中原來有黨的組織和中共黨員，但是在歷經南昌起義南下，南下轉移作戰及奔向井岡山途中傷亡巨大，所剩黨員已很少。可見其主要成分卻還并沒有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的深刻教育，在實質上還不能達到作為無產階級軍隊性質根本要求。來自安源路礦的工人是中共中央臨時決定組織他們參加紅軍，雖有一定的政治覺悟，但尚不能適應紅軍行軍作戰的要求。秋收起義時在當地加入的農義軍具有個人主義的自由散漫性，組織紀律性較差。因此，首先必須加強組織紀律建設。毛澤東到達永新三灣和荊竹山兩地先后進行了紅軍內部的組織建設和紀律建設。“三灣改革”主要是在紅四軍內完善了黨的組織，即：班排設小組，連設黨支部，營團設黨委，均為設政治部，全軍歸屬前委書記統一領導和指揮，全軍黨委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在荊竹山制定的紀律建設內容主要是：“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即：“行動聽指揮”“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等“三大紀律”，以及“捆鋪草”“上門板”“買賣公平”“言語和氣”“借東西要還”“損壞要賠償，不準亂翻東西”等“六項注意”。這些新制定的組織紀律具有很明顯很實用的針對性，正是班、排、連、營、團等部隊各級加強和鞏固了黨的組織，黨員處處身先士卒，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堅決執行黨的政治任務，嚴格遵守黨的紅軍紀律，在紅軍內部形成了堅固的凝聚力，促進了紅軍戰斗力的提升，對樹立紅軍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維護群眾利益發揮了積極作用。更重要的意義是，這是毛澤東在井岡山對創建新型人民軍隊管理制度的第一次嘗試，不僅是對紅軍政治工作的偉大創新，同時也是創建無產階級軍隊新的政治制度的偉大革新。這一制度在以后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發展歷程中逐步完善提升，發揮了重大的政治作用。

四、必須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施思想教育改造，建立無產階級軍隊。中國工農紅軍既然是一支無產階級軍隊，其軍事職能是保衛人民的利益，而不同于中國歷史上任何統治階級以及蔣介石國民黨資產階級新軍閥，那么就必須進行無產階級或人民軍隊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改造，通過這一教育和改造，要是廣大紅軍官兵懂得自己的政治使命和軍隊性質，而不是一支單純打仗的軍事集團或軍事組織，卻并不明白為誰打仗、為什么打仗。懂得了這一點，就有別于以往歷史上為反動統治階級鎮壓和殘害廣大人民的雇傭軍。由于部隊來源成分的復雜性及千百年來封建思想束縛甚至中國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局限，毛澤東率領到井岡山的革命隊伍中的思想意識狀況也是十分復雜的，部隊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問題，如：“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等。這些錯誤思想觀念和認識嚴重削弱紅軍隊伍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嚴重影響無產階級革命軍隊的政治作風和軍事作風。如果不批評和糾正這些五花八門的錯誤觀念和認識，就不能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

在如何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毛澤東首先指出了紅軍內部存在各種各樣的思想觀念和認識的錯誤表現，并提出了具體的解決辦法，甚至對有些問題還簡要指出了問題產生的原因。如：毛澤東在分析紅軍中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時就明確指出了單純軍事觀點的來源：“（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認識軍隊中政治領導的作用，不認識紅軍和白軍是根本不同的。（二）雇傭軍隊的思想。因為歷次作戰俘虜兵甚多，此種分子加入紅軍，帶來了濃厚的雇傭軍隊的思想，使單純軍事觀點有了下層基礎。（三）因有以上兩個原因，便發生第三個原因，就是過分相信軍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四）黨對于軍事工作沒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單純軍事觀點的原因。”[19]在指出這些錯誤思想的同時，毛澤東即針對這些問題給予了批評、教育、改造，但是最主要的最普遍的方法是教育。在對紅軍官兵的教育中，不僅開展了對全體紅軍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且是首先實施了對紅軍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僅如此，對紅軍干部開設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正規，更加嚴格，在龍江書院舉辦的紅軍干部的課程設置有一半是思想政治課，體現出了其所占居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而對廣大紅軍士兵的教育則不僅來自軍隊內部的黨組織和領導，還體現在軍隊宣傳工作，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的人民民主主義治軍革新思想，還有來自人民群眾的監督和意見等。這些都在不同的方面、層面和途徑教育和改造了軍隊。

五、必須革新創新管理制度，創建新的軍隊政治制度，創建新型人民軍隊。軍隊是一種軍事組織、作戰集團，構成這一“組織”“集團”的機制、規則概括起來即為“軍事制度、軍事體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這一概念也早有論述。1857年8月，恩格斯在《軍隊》中曾經論述：“我們不去講荷馬所描述的希臘英雄時代的軍事制度，那時還沒有人知道騎兵。”[20]馬克思對恩格斯寫的《軍隊》一文高度贊賞，并在回信中指出：“亞洲的軍事制度，最初出現在波斯人中間，但后來在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等等中間則被改得面目全非了。”[21]1995年出版《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制分冊》做出了更加科學的概念解釋：“軍事制度，即國家或政治集團組織、管理、維持、儲備和發展軍事力量的制度。”[22]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加強制度建軍構成了毛澤東的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一方面。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由于部隊受舊軍隊思想觀念影響及士兵主要來源成份復雜等原因，軍隊政治工作變得十分緊迫，十分重要。毛澤東在創建紅軍的革命實踐中也切實加強了紅軍制度的革新創新和建設，這是他全面改造紅軍為無產階級軍隊性質的重要的政治實踐創新。以毛澤東為領導的紅四軍前委革新創新的治軍建軍制度主要包括：軍隊內黨組織創建，在紅四軍內創建了系統的黨組織，特別是實行“支部建在連上”，確保了黨的絕對領導權；紀律制度創建，對嚴格約束和規范紅四軍官兵的形象和作風，樹立紅軍新風尚發揮了重要作用；民主管理制度創建，創建了士兵委員會制度，在全軍實行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實行民主治軍建軍，創建新型軍隊，對發揮廣大紅軍官兵的智慧和積極性，相互監督提高，促進團結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將舊軍隊改造為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制度措施；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創建，對紅四軍黨內整頓錯誤思想，純潔革命隊伍，對認識、批判、糾正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起到了積極作用；實行前委書記為全軍最高指揮和領導及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創建，在全軍中廣泛實行民主原則與集中原則相結合的制度，既利于發揮廣大紅軍官兵的集體智慧和積極性，又有利于在領導集中集體的指揮進行決策的環節形成科學的決策，充分體現了廣大紅軍官兵的“當家作主”和前委書記的“集中決策之領導”“兩個環節、兩個動力源”的結合和相互融合發力制度機制；對紅軍干部教育制度創建，不僅提高了軍隊干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水平，而且培養了紅四軍中無產階級軍隊的骨干力量，并促進了紅四軍無產階級軍隊性質的鞏固和政治水平的提高；紅軍宣傳制度創建，向全社會、向廣大人民群眾廣泛宣傳了紅軍和紅軍的政治性質、政治任務，對對促進廣大人群了解和支持紅軍革命斗爭實踐，對鍛煉和提升紅軍干部的宣傳能力，對教育和提高紅軍的思想政治覺悟和水平都產生了積極作用。總之，毛澤東在紅四軍中革新創新制度,堅持以新制度建軍治軍，對人民軍隊的制度建設具有不扣磨滅的重大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

注釋：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頁。

[③] 《列寧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8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頁。

[⑤] 《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頁。

[⑥] 《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頁。

[⑦] 《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5頁。

[⑧] 《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7頁。

[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頁。

[⑩]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5頁。

[11]《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