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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委員和我們在一起！”

——人民觀討論

作者：陳先義

 

為什么美國西方對我們屢屢進行顏色革命，但卻一直不能得手，因為毛主席那一代人為我們的黨創造了與人民魚水不可分的關系，這個關系，成為我們建黨100年來贏得人民擁護的根本保證。這句話，可不僅僅是句口號。而是我們黨百年來扎扎實實的偉大實踐。

 

老區有一首歌曲唱到：“毛委員和我們在一起，天天打勝仗。”這反映的就是那個時候黨與人民的真實關系。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位于江西永新的三灣村。在到達三灣以前，由于部隊對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的問題在思想上還很不明確，于是出現大量士兵逃亡，于是在這個地方進行了整編，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

 

原來部隊叫工農革命第一軍，整編后，改叫第一師第一團。

 

永新離井岡山60公里，當時，井岡山上有兩個綠林好漢，這兩個好漢，一個叫袁文才，一個叫王佐。把這兒有兩個好漢的信息告訴毛澤東的，是江西省委派來的聯絡員宋任窮。宋任窮揣著省委的密信趕到了文家市，并且第一時間把省委的密信交給了毛澤東。不要小看這封信，這封信對于促使毛澤東邁出上井岡山的第一步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也標志著他與農民和農民武裝建立關系的最早開始。

 

在毛澤東看來，這樣的農民武裝，代表的就是我們的父老鄉親，是人民。于是，毛澤東派人聯系袁文才、王佐。對毛澤東要率紅軍上井岡山，袁文才是有疑慮的，他寫了一封內容婉轉的信給毛澤東，他說：“毛委員，鄙地民貧山瘠，猶汪池難容巨鯨，片林不棲大鵬，貴軍馳騁革命，應另擇坦途。敬禮，袁文才叩首”。這封信非常委婉地拒絕了毛澤東和紅軍。

 

這封用大字寫在宣紙上的信，被毛澤東夾在了一本光緒年間印刷的《四書》里，幸運地得以保存下來。后來在湖南株洲的舊書市場上，被收藏者發現并且收藏，使這一文物得以流傳。

 

但我們不知道毛澤東給袁文才寫了一封怎樣的回信，我們只知道，就是毛澤東的這封回信，真正地打動了袁文才，他說：“毛委員是真正有大學問的人，看了他的信，真的是勝讀十年書啊！”

 

袁文才派來與毛澤東接頭的代表叫陳慕平。因為這個陳慕平在廣州農民講習所聽過毛澤東演講，就是他把毛澤東的回信交給了袁文才。

 

無論在當時還是后來一個較長的時期，黨內黨外的許多人都認為毛澤東此舉就是投靠了土匪，甚至他們還認為毛澤東自己當了山大王。這種看法，在黨內一直持續很多年，甚至傳到了第三國際斯大林哪兒。黨內有人認為毛澤東依靠的不是工人，也不是依靠農民，而是依靠流氓無產者起家的。

 

毛澤東確實是在井岡山起家的，但他依靠的確實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軍隊，這支軍隊后來被勞苦大眾稱為“人民子弟兵”。至于“人民子弟兵”這五個字的精髓，早就深置于中國的軍事制度之中。

 

 

關于這一段歷史，韓毓海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做了詳細解讀，他說：

 

什么叫子弟？所謂子弟，對應的應該是父老。劉邦入咸陽，曾經“與父老約法三章”。項羽兵敗，也曾經說了一句：無顏面見江東父老。但是什么是父老？這得研究秦漢唐的中國基層制度。這個制度的核心，就是保伍制度，即五家為一保，選拔最為忠勇的基層負責人，在古代墨家學說里，他們也被稱為俠。在老百姓眼里，他們便是立足鄉村扶危濟困，替老百姓抱打不平的好漢，這些好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心。這些人平時維持治安，戰時便應召入伍，打完仗再回來，用今天能夠理解的話說，老百姓叫這樣的人為父老。

 

那時候，所謂父老，就是基層的復員軍人，就是軍烈屬。從宋朝以后，國家以募役法代替了兵役制，以基層的家族制度代替了過去的保伍制度，基層有了朱熹的鄉規民約，但是沒有了軍事編制，基層有了鄉紳，但是沒有了軍烈屬。王安石變法，就是要在基層建立保甲保馬制度，而到了明代王陽明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恢復了秦漢唐的保伍制度，并且立足這樣一個制度，建立了一支民兵武裝。毛澤東就是從這些歷史中領悟了人民子弟兵和發動群眾的真諦。

 

毛澤東1973年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魯迅是圣人，而我只是賢人。

 

賢人不是士大夫，士大夫代表官家，而賢人代表的就是老百姓，代表的是基層領袖，正是由于有了賢人的存在，中國鄉村的治理，便轉入思想教育，而思想教育，就是啟發百姓的覺悟。這種思想有一個主導，即以百姓為父老，才可能帶出子弟兵。

 

毛澤東正是從基層百姓那里，發現了天理與良知。正是依據這樣一個思想，早在黨的六大結束不久，毛澤東就提出一個重要理論，在閩西他寫了一篇文章，即《反對本本主義》。這是毛澤東就如何聯系人民，把人民作為父老而不是一切從本本出發，要從人民利益出發的最早文獻。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問計于父老，才能找到科學的方法。才能真正做到為人民謀利益。

 

毛澤東為了確保部隊與人民的關系，把他的治軍理論概括為朗朗上口的王道。為了便于基層好讀好記，毛澤東干脆把這個王道編為后來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此在全軍推廣。

 

秋收起義部隊在文家市，毛澤東又為部隊制定新的組織形式，士兵委員會。經過九死一生，毛澤東才把起義部隊帶到了井岡山，就在毛澤東和袁文才接洽的時候，駐守在湘贛邊界的起義部隊突然舉行嘩變，第一師第一團團長陳浩趁毛澤東不在軍中，打算拉著隊伍投靠國民黨第十三軍軍長方鼎英。

 

毛澤東腳傷未愈，便拄著棍子從井岡山趕到茶陵。這天正是毛澤東的生日，毛澤東在茶陵召開營以上干部緊急會議，在會場當場揭露陳浩的叛變行為，宣布撤銷他的職務，立即予以槍決，就這樣，在千鈞一發之際，毛澤東把這支隊伍，從茶陵帶到了寧岡。

 

 

1927年11月，紅軍稍微穩定以后，毛澤東領導的第一師便在寧岡龍江書院創辦教導隊，毛澤東親自授課，這就是抗大的前身，也是國防大學最早的雛形。毛澤東通過這種辦學方式，宣傳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毛澤東在這個階段的工作，叫做收拾民心。收拾民心，不僅僅靠紀律，更主要的是靠與人民同甘共苦。

 

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曾經就一個問題專門請教毛主席，他說：“在毛主席之前沒有任何人領導農民革命獲得勝利，您是怎么啟發農民，使他們這么勇敢地跟著你革命的？”毛主席很淡然回答：“很簡單，我們共產黨人與農民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服，農民感到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我們沒收地主的土地，還把它分給農民。”

 

1956年，毛主席在中央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說：“我贊成和平時期逐步縮小軍隊干部和軍隊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額，但不贊成完全平均主義。我歷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斗。我們長征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有房子，就那么睡。朱總司令走了40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過來了。我們的部隊沒有糧食，吃樹皮、樹葉。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過去我們就這樣干過的，為什么現在就不能干呢？我們只有這樣干了，才不會脫離群眾。”

 

就在這次講話中，毛主席說了這樣一段著名的話：“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有這里頭出來的。根本的是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

 

我們可以說，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是一大批有靈魂的政治和軍事精英，而這個精英隊伍在毛主席的倡導下，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隊伍。挫敗秋收起義嘩變之后，毛主席很不容易把隊伍帶到井岡山。

 

 

1927年10月到1929年2月，在一年半的時間里，毛澤東率領紅軍，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戰勝了數倍于己的敵人，紅軍由原來的1000余人，發展到10000余人。創造這一奇跡的就是毛澤東人民子弟兵的建軍思想，這個思想，到后來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但是后來情況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毛澤東人民觀的贊成還是反對。說到底就是對農民隊伍的認識問題。

 

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當時形成了以工人為主導的領導層，這主要受到蘇俄革命理論的影響，有人照搬蘇俄經驗。其中有些領導認為，井岡山就是一個土匪窩子，紅四軍不是布爾什維克組成，而是由流氓無產者組成，有些人主張就是要清洗。在這些被清洗的人中，其中就包括袁文才和王佐。

 

1928年在莫斯科，黨的六大做出了一個《農民運動決議案》，其中第七章關于“父老與子弟兵”和《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的內容，這明顯是針對毛澤東的理論和思想及其實踐的。決議案明確指出，在暴動期間幫助過共產黨的土匪頭子，必須實行清洗。那時在共產國際和左傾思想指導下的中共中央，對什么叫子弟兵根本一無所知，因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歷史根本不了解，對中國傳統基層蘊含的革命性力量更是缺乏了解。

 

這時候發生一件事，1929年1月14日，蔣介石發兵3萬會“會剿”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領3600名紅軍離開井岡山，希望以此調虎離山。指示剛剛上山的彭德懷同志負責留守，讓袁文才王佐協助他負責留守。就在這個期間，黨的六大文件開始傳達到了井岡山，正是因為文件內容，使留守部隊發生內訌，恰恰朱德毛澤東下山了。結果袁文才和王佐屬于六大文件被清洗的對象。在被追殺時，袁文才被擊斃，王佐在追逃時掉到河里活活淹死。這表明六大的錯誤決議對中國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袁文才和王佐是迎接毛澤東上山的好戰友和同志，毛澤東聽說后是怎樣一種悲憤心情。毛澤東是在返回井岡山的路上知道這一消息的，當時他非常悲憤和惱怒。

 

 

一直到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時，他還惦記著這樣兩位好同志。接見井岡山代表時，毛主席拉著王佐和袁文才遺孀的手說：“王嫂子、袁嫂子，你們可好？我是毛澤東啊！”袁文才的遺孀謝梅香端詳了好久，方才說：“毛委員，是您？您回來了？您蒼老了！一定是操勞的！”王佐的遺孀蘭喜蓮則說：“毛委員，您記得嗎？那天晚上在茅坪開會，我燉了雞，您那時好瘦啊。”說完，蘭喜蓮淚如雨下。毛澤東連連嘆息，王佐和袁文才兩位同志，他們對于中國革命勝利都是有大貢獻的。

 

見完故人，毛主席夜不能寐，寫下了《念奴嬌·井岡山》，其中有詩句曰：

 

猶記當年烽火里，

九死一生如昨。

猶有豪情，

天際懸明月，

風雷磅礴。

 

這首詩表現了毛主席對這兩位紅軍領導干部的深深懷念和惋惜。

 

袁文才和王佐，在毛主席眼里，代表的是井岡山父老，是真正的大俠，那是人民的的代表。在他離開井岡山迎擊敵人后的短短幾天里，出了這么大的問題，毛主席心情的悲憤和惱怒可以理解，紅軍還怎么再回井岡山呢？于是，此后的紅軍，開始了閩西贛南根據地建設的艱苦時期。在接受慘痛教訓之后，黨和人民的關系，成為我們的黨和軍隊永遠不可偏移的生命線。歷史證明，一旦這個關系被破壞，革命將付出慘重代價。

 

“離開了人民，我們將一事無成”，這句話是毛主席反復告誡全黨同志的，也是我們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致勝的法寶。革命戰爭年代這樣，今天，即使在和平建設時期，依然如此。

 

離開了人民，我們將一事無成，讓我們9671萬共產黨員們記住毛澤東主席的這句教誨吧，我們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我們無私利可求，我們唯一追求的是人民的利益。

 

離開了人民，我們將一事無成！

（作者系著名文藝評論家、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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