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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們軍報大院的南門出來，就是三里河著名的月壇北街，你別看這條東西長不過兩三公里的街道，在北京卻很有名氣。

它東起于西二環路的月壇，西對釣魚臺國賓館的大門。據說當初規劃是準備當作進入國賓館的迎賓大街設計的，并且曾經計劃要把月壇北街更名為“迎賓路”。按照這個設計，國賓從人民大會堂出來，至復興門上西二環路，而后自壇北街徑直向西，直入國賓館大門。簡潔，莊嚴，不拐彎，有很強的國家禮儀感。

正因為有此設想，街道兩側的綠化樹便選擇了挺拔的雪松，這在整個北京是僅此一處。為什么？因為它給人的感覺，雪松就像街道兩側挺立的禮兵，以肅穆和莊嚴迎接著八方賓朋。如此景觀，我只記得在莫斯科紅場見到過。

因為要迎賓的原因，這條街上，當初甚至連汽車公交站都很少設置，酒店飯店則更少。這是為了保持街道的整潔肅靜。但是，到了后來，據說因為復興門、木樨地兩座立交橋的相繼建成，人民大會堂出來的國賓便可以在非常暢通的情況下，更方便更直接地從木樨地高架橋右轉，而后直接進入國賓館大門，少了月壇北街的兩次轉彎，這更有利于減少對百姓交通的干擾。

于是，月壇北街的迎賓功能便從此降為次要，所以街名也依然還叫月壇北街。月壇北街的名氣之大，并非因為這條街擬議中的迎賓功能，更多的是因為這條看似不寬不長的街道，它所包含的極其深厚的文化韻味。大凡一個地方，一條街巷，文化的歷史往往決定它的名氣和影響。但月壇北街是新中國成立后才建的城市新街，歷史短暫。它的名氣，更多的還不僅僅源于歷史。

首先，這是個發生新聞的地方。外交每天進行，新聞天天發生。月壇北街西頭終點的國賓館，是國家外交的窗口，每天都有來自全球各大洲的賓朋。這是中國外交的新聞熱點，不管是電視還是廣播，每天都在傳播著發生在釣魚臺的重大外事新聞。但是，僅有這一點，還不足以決定月壇北街的知名度。因為作為國家新聞，報道釣魚臺足矣，不會再報道月壇北街呀。如果說古建筑，除了月壇之外，月壇北街的建筑幾乎都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新建筑，如果論飲食的話，也只有唯一的一家老字號，就是位于月壇公園斜對過的慶豐包子鋪。門面不大，也就是街角的幾間平房。但是，即使這樣一個普通的包子鋪，也因為地處月壇北街讓人由衷的羨慕。

不過，如果單說建筑學的文化意義，在月壇北街，恐怕名聲最大的還要數紅塔禮堂了。據說當年這里的確有座紅色外裝的無線發射塔，而今紅塔已經無跡可尋。紅塔已隨煙云去，此地空有紅塔名。但是這座看云貌不驚人的以紅塔命名的禮堂，在北京的知名度，可以說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它建于上世紀的1955年，當年在北京曾被稱為全京城四大音樂殿堂之一，五六十年代，國家領導人還在此招待外賓，許多京劇名角尚小云、程硯秋等都曾在此為外國元首獻藝呢。起初名字叫國家計委禮堂，其規模形狀在今天看來，不過也就是一座普通的學校禮堂或者部隊大院禮堂，但是今天，周邊建筑物不論怎么更新換代，這座禮堂的形制包括外觀顏色，卻依然修舊如舊，十分精確地保留著當年模樣。因為它融入一代人的精神記憶，在北京已經進入了文物級別。

改革開放之初，當外來文化的潮流迅速涌入北京的時候，這是整個北京看內部電影的極少數文化場所之一，舉凡50歲以上的北京人，一說紅塔禮堂，幾乎無人不曉，它是年輕人的精神地標，是無數青年的向往之地。那時，只要有三里河的內部關系，弄一張珍貴的紅塔禮堂電影票，會受人追捧，被人仰慕。它既是人們對文化的追逐和向往，又是那個年代身份的一種象征。

不過，月壇北街的名聲遠播，這都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原因，這條街道有它獨特的人文景觀，第一，這里集中居住著國家各部委的一大批高級政府官員，其次，除了官員，這里還集中了大批的文化名流。

六十年代，黨中央為了表示對大批文化界史學界教育界等各方面知名人士的關懷和愛護，根據周恩來總理提議，將一批泰斗級的名人遷往這里的南沙溝居住，享受國家部長級待遇。因為這里是國家權力中樞，環境優異，交通極為便利，又有玉淵潭國賓館毗鄰，水豐樹綠，風景優雅，非常適宜居住。也就是從那時開始，這里便有了大批的國家級文化名人的身影。正是由于這些名人的遷入，立即給這片土地增添了無限的人文風韻。我們這些長居于此的居民們，便可以近距離一睹大批聞名海內外名家大師的風采。

這種機會，常常令其他地方的人艷羨不已。比如，十多年前，我們如果有興趣，可以一邊饒有興致地看錢鐘書的同名小說《圍城》改編的電視劇，興之所至，你還可以馬上去街邊兜上一圈，尋找《圍城》作者錢鐘書和他的夫人楊絳正在漫步的身影，碰巧的話還可以跟這位泰斗級的老人聊上幾句；我們還可以在看了人民日報刊登的華君武的漫畫之后，對人驕傲的吹牛，我們和華老算是對門鄰居啊；我們還可以在購買了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以后，到幾百米外的他家中尋求這位史學大師的親筆簽名；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們還可以在欣賞歌劇《白毛女》、在誦讀著名長詩《雷鋒之歌》《回延安》《在西去列車的窗口》等系列名作之后，近距離地去家中拜訪這些作品的作家、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同志，而后再為報紙寫篇人物專訪之類。而這些，對其他地方的新聞同行，或許根本就是一種奢望。碰巧的話，在賀敬之部長家里，我們還可以同時看到他的夫人、出生于鄭州的我的半個河南老鄉、同樣也是著名作家的柯巖。對人熱情的這位著名女作家如果興致來了，她可以飽含熱淚地給你朗讀她懷念周總理的長詩名作《周總理，你在哪里》，你還可以請她談談《尋找歸來的世界》是怎么跟那些小孩子交朋友的。碰上老作家高興，你或許還可以得到一本她的簽名贈書。我們還可以答應為好朋友們去找這些名家弄些首日封去簽名。

當然，像這樣的屬于“熊貓”級別的國寶，還有很多很多，比如像醫學大師吳階平，以及上世紀30年代就參加上海左翼美術家聯盟、并用漫畫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斗爭的大美術家蔡若虹，等等，而這些重量級的大人物，在別的地方，你是不可能如此批量的見到的。在月壇北街，只要你愿意并且有心去拜訪，并非難事。

名人們住月壇北街，月壇北街也因為他們平添了文化的厚重。

名人多了，發生在月壇北街的故事就多了。從我們大院出來的一側，有幾棟看似不起眼的樓房，在上世紀60年代的特殊時期，屬于北京市管理的一批作家、畫家、藝術家等，就被北京市安排這里居住，其中既有保護的意義，也是對老作家藝術家的特殊關懷和厚愛。月壇北街，一條平凡的街道，因為歷史和文化，平添了幾分凝重。

（作者系著名文藝評論家、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新軍”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