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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從根本上穩住經濟，靠的是發揮社會主義優勢，而不是其他

點擊：  作者：江宇    來源：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2-12-16 08:46:15

 

 

當前，由于新冠疫情等外部沖擊，也由于個別地方把經濟發展和防疫對立起來，一度出現思想松懈、自以為是等情況，導致疫情蔓延，給經濟工作帶來了近年來最大的壓力。

 

如何穩住經濟大盤？這是全社會十分關注的問題。筆者認為，如何穩住經濟大盤，習近平總書記已經在多次講話中說得很清楚了。當前的關鍵是落實。

 

第一，總書記在2020年我國剛受到新冠疫情沖擊時就反復強調“危機中育新機、變局中開新局”。也就是說，應對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不應該“頭疼醫疼、腳疼醫腳”，不是簡單地以疫情之前為參照系，而是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形勢，把穩經濟和結構調整、高質量發展結合起來。

 

第二，總書記在多次講話和集體學習中強調：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論述。西方經濟學雖然也有各種應對經濟下行的辦法，但是其重要缺陷是“唯生產力論”，也就是只盯著財政、貨幣、價格等數量手段，“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而不能也不愿觸及所有制、分配關系、勞資關系、共同富裕等觸及生產關系的手段。因此，無論是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還是主張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都在暫時穩住經濟的同時，帶來了更大的危機。最終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總爆發。

 

實現國內大循環、推進共同富裕，是同總書記關于化危為機的要求統一的，這是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一個鮮明要求。他強調：“危和機總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機”。

 

中國最大的“機”在哪里，答案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新冠”是二戰之后對國際經濟沖擊最大的一次事件，要用大歷史視角謀劃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我國戰勝“新冠”疫情，最大的優勢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疫情之后恢復經濟增長，最大的動力同樣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從政治經濟學上看，西方無論是疫情蔓延、還是經濟危機，歸根到底在于走的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道路，資本運動使社會的生產、分配、投資、消費都嚴重偏離了廣大人民的實際需要，美國在疫情中寧可草菅人命也要強行復工，根源是其政權被資本裹挾、社會兩極分化、醫療商業化。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無論采取多么強有力的財政、貨幣、補貼、減稅手段，都不可能產生持續的經濟增長動力。正如美國現在一樣。

 

對于社會主義中國來說，當前固然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穩定經濟大盤，但是根本出路在于，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導，實踐“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更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通過做優做強做大國有經濟、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推進共同富裕和均衡發展（這幾點都不僅是觸及了生產力，更加觸及了生產關系），才能產生持續的經濟增長動力。

 

一、做優做強做大國有經濟，集中力量辦大事，補上基礎性、戰略性領域投資短板

 

我國投資增速下降，不僅是疫情沖擊造成的，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市場經濟自身規律導致一般競爭性領域投資和產能過剩，資金難以找到足夠投資標的。

 

要持續經濟高速增長，就必須面向人民的實際需要開辟新的投資領域。開辟新投資領域，往往要求技術、業態、基礎設施更新換代，這就需要一個大規模初始投入和培育市場的過程。

 

這次疫情為啟動大規模新基礎設施創造了窗口期。因為疫情相當于一次全面的“極限壓力測試”，在測試中摸清了我國經濟發展的許多底線和底數，對我國產業鏈的優勢和短板、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等都有條件進行更深入的評估，未來科技進步、企業投資、產業政策的方向都會更加精準。

 

疫情之后，“新基建”可以選擇的范疇更為廣泛，那些具有公共性、為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拓展空間、儲備勢能的領域，那些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的基礎性、戰略性短板領域，那些公益性強、投資收益周期長、市場自發投資動力不足的領域，如醫藥自主研發、應急醫療救治、公共安全設施、城鄉人居環境整治、國家物資儲備、人力資源建設、軍民融合、農業農村發展、共性技術研發平臺等領域，都有大量投資空間。

 

搞好“新基建”，要集中力量辦大事。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進入技術前沿之后，要更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進行“試錯”，也需要更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特別是越進入技術前沿，市場形態就越不完備，一些在若干年后才能看到結果的基礎領域，市場還沒有產生，不可能完全靠市場配置資源。在這些領域，必須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通過科學決策和技術民主的方式，整合碎片化的利益，按照科技發展的自身規律，找到技術進步路徑。

 

搞好“新基建”，要更好地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國國有經濟集中在基礎產業和有先導性的戰略型產業，有利于把更多資源集中到那些帶動力強、外溢性強但卻短期投入大的項目，有利于提高經濟發展的長遠和整體效率。

 

二、大規模發展壯大城鄉集體經濟，讓農村成為吸引投資和人才的樂土，再造一個中國經濟奇跡

 

農村是未來若干年經濟增長潛力最大的空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做好，必須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推動人才、土地、資本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

 

在“新冠”疫情當中，人們發展，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如果組織起來，就地創業就業，不僅有利于社會穩定，而且是啟動鄉村振興的強大動力。

 

在疫情之后，農村生態良好、環境容量大的優勢更加凸顯，農業生產升級、綠水青山轉變為金山銀山的潛力巨大，有利于扭轉大規模人口進城打工這種單一路徑。另一方面，城鎮化、工業化快速發展，產能過剩現象已經比較突出，我國城市建成區人口密度偏大、過于集中，不利于經濟均衡發展和健康生活，綠色消費、食品安全、生態消費、田園生活，日益成為新的趨勢。這都決定了，有可能大規模把城市優質資源引向農村，啟動這個最大的經濟增長潛力空間。

 

啟動鄉村振興，不能走其他發展中國家搞土地私有化、跑馬圈地、竭澤而漁的老路，必須在黨的領導下走新型集體化道路，讓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為農村各種資源和資產的經營主體，讓廣大農民充分占有農業農村資產收益。

 

山東省煙臺市是全國首個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以黨的領導帶動集體經濟全面發展壯大的地方。2017年以來，山東省煙臺市抓住“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個牛鼻子，帶動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和黨建全面振興，面貌煥然一新。全市3400多個村由黨支部領辦了合作社，村級集體經濟收入增加3億多元。在我國人多地少、農業產業化程度低、農村人才流失嚴重、老齡化到來的形勢下，只有把農村黨建和經濟發展結合起來，才能一攬子應對這些挑戰。利用城市經濟下行的機遇，讓更多優質資源回到農村，把農民組織起來，激活農村，讓農村各種資源的收益留在農村和農民手里，這樣做能夠補上農村這個最大的“短板”，也將成為宏觀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

 

除了農村之外，城市集體經濟也有大量發展空間。在城市社會廣泛發展集體經濟組織，吸納受疫情影響的中小企業和人員納入就業，既能作為就業的穩定器，又能夠和基層組織建設結合起來，成為改善公共服務和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的戰略性工程。

 

三、調整以大城市為中心的舊的城鎮化路線，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和區域均衡發展

 

20世紀60年代，面對霸權主義的壓力，黨中央毅然做出“好人好馬上三線、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決策，調動全國優質資源開展“三線建設”，既在戰略上化解了外部壓力，又拉動了投資，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區的工業水平。

 

2020年，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這既是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也是統籌東西部發展“兩個大局”的戰略性決策。

 

在“新冠”疫情中，大量跨區域流轉的農民工推遲返工，這啟示我們，區域發展不平衡，在一定歷史階段固然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但是，這種依賴部分中心城市、大型集約化生產、人口大規模跨區域轉移的方式，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效率和速度，卻影響發展的均衡性、協調性、彈性和抗風險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協同發展；堅持生態文明，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這次疫情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了這些重要思想。如果做到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循環經濟充分體現，那么區域經濟就有更強的抗擊打能力，在遇到重大危機時能夠盡快自成體系，形成“大循環”“小循環”“微循環”協調發展的格局。這既是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更是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促進共同富裕的強大動力。

 

歷史上看，還沒有一個大國真正實現區域均衡發展。我國東部地區在發展中也走過一些彎路。西部地區完全可以依托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吸取東部地區發展經驗和教訓，在新時代再造一個新西部。

 

四、把公益性寫在旗幟上，大力發展各類社會事業

 

我國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充分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和公益性醫療衛生體制的巨大優越性，和西方形成鮮明對比。

 

這次疫情，我國醫藥衛生體制同西方相比，展現了巨大優勢。但同常態化疫情防控和人民群眾更高的健康需求相比，還有一定差距。從國內外經驗來看，公益性、公平性的醫療衛生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當前我國經濟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和人口紅利下降、人力資源水平不高有關，要轉到依靠勞動者素質的軌道，就要大幅提高醫療衛生投入。

 

恢復經濟增長和贏得國際斗爭，迫切需要加快醫改。“新冠”疫情將帶來一系列更加艱巨復雜的國際斗爭。加快公立醫院改革，有利于維護國家安全，夯實衛生健康和國家安全的銅墻鐵壁。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釋放消費潛力，拉動信息化等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增強“四個自信”，充分展示我們黨對人民健康高度負責的精神，建設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奪取國際斗爭話語權，更有力地占據道義制高點。

 

其他公共領域，如教育、養老等領域，相對經濟發展滯后，特別是公益性不足。應充分利用疫情沖擊帶來的時間窗口，把更多就業引向公共服務領域，補上這塊短板。這就要從根本上糾正過去以至于到現在一些干部存在的對公共服務市場化、私有化的錯誤主張。而是通過做優做強做大公益性的公共服務機構，促進共同富裕，改善人民生活，為長期經濟增長凝聚動力，這才是真正穩住了經濟大盤。

 

五、總之，穩住經濟大盤的關鍵是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吸取西方新自由主義措施救市失敗的教訓

 

——發展新基建，關鍵是避免西方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單純依靠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弊端。既依靠財政和貨幣政策，更依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公有制主體地位、推進共同富裕等制度優勢，從根源上消除有效需求不足。

 

——建設新農村，關鍵是避免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土地私有化、資本化。帶來破壞農村村社、土地惡性集中、城鄉兩極分化、大量流民遍地，甚至引起社會動蕩，中斷現代化進程的教訓，而是發揮黨的領導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優勢，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讓全體農民公平分享日益增長的農業經營收益和農村資產增值。

 

——新型城鎮化，關鍵是避免資本主導的城鎮化導致的城鄉兩極分化和“馬太效應”。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共同富裕的優勢，推進區域協調發展。

 

——新型公共服務，關鍵是避免美國等西方國家醫療衛生體制過度商業化、市場化、資本化的導向。而是發揮公有制為主體的優勢，堅持衛生健康事業的公益性。

 

世界上不存在純而又純、教科書式的市場經濟，各國市場經濟都要建立在具體的制度、文化、國情基礎上。所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也是雙向的。要實現這個優勢，關鍵是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而不是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割裂和對立起來，不是單方面強調向西方那種市場經濟融合。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融合起來，既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以人民為中心、公有制為主體、集中力量辦大事、促進社會公平、治理市場失靈等優勢，在經濟發展中更充分地體現制度自信。中國經濟就必將獲得更強勁的動力，中華民族就將贏得更光明的未來！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原載《中國軍轉民》2022年第11期，轉自紅色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