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感覺到有這兩個問題，不是結論，提出來只供探討——其實文人和資本都想控制政治。文人，泛指那種從事某種文化工作的人。從文人中分化出來一部分人自詡為所謂的批評家。在當代中國，這些自詡為批評家的人里又分化出了一個更特殊的群體，這個群體叫“公知”。本文說的文人就特指“公知”。這幫文人制造了一個口號：“文學就是要揭露黑暗，就是要批判現實，不能謳歌！”這話看起來像是在標榜文人的“信念”。如果他們真的任何時候都言行一致地堅持這種“信念”，那當然是值得贊賞的。但事實上，他們卻充滿激情地謳歌、肉麻地吹捧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甚至謳歌和吹捧民國時期的政治和文化。公知的這種與“不能謳歌”自相矛盾的行為就充分說明他們這種“信念”是一種偽信念，是為他們發泄對中國現行制度或體制的仇恨的一塊遮羞布。當文人不顧客觀事實只從自己的觀念和立場出發，為揭露而揭露，為批判而批判并背叛自己宣示的所謂“信念”的時候，這幫文人自我所標榜的價值觀就只能是用來打擊別人、宣泄自己的某種下意識做借口罷了，就變得虛偽了——自己不真的這樣做，卻用來堵別人的嘴，還把這種行為涂上道德或道義的色彩使其合理化。所以，在他們的文學作品里，占人口的 90%以上勞苦大眾和為勞苦大眾的翻身解放而奮斗的中國共產黨人變成了丑角，而靠壓迫、剝削勞苦大眾而生存的極少數人（包括入侵中國的外國侵略者）成了他們作品里的謳歌對象。所以，在他們的作品里，新四軍、游擊隊被描繪得像土匪一樣野蠻和兇殘，勞苦大眾就像“痞子”一樣可憎，而真正欺負勞苦大眾的惡霸地主被描繪成文質彬彬的所謂“鄉紳”，燒殺搶掠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在他們筆下也成了給中國孩子“送了一顆糖而被銘記了一輩子”的“文明天使”。為了表達他們的這種“純粹的思想感情”，在他們的作品里不惜把自己的母親寫成“善良而能干的蕩婦”，把自己寫成“與外國牧師雜交的野種”（作者大概骨子里覺得這是一種榮耀）。更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是，這幫文人持有如此鮮明的政治立場，卻標榜自己的文學作品只談人性不談政治，是超越政治的，是上帝的視角在看待世界上的一切的，或者他們自己就是上帝。再進一步，他們又搖身一變把自己打扮成民眾的代言人。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人們為了擺脫貧困而勒緊褲帶艱苦奮斗的生活，在他這幫文人的筆下被描繪得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還苦難十倍。改革開放后四十年總該好些了吧？不！這后四十年同樣被這幫文人描繪成物欲橫流、道德淪喪、腐敗不堪、瀕臨崩潰、底層民眾不得翻身的四十年。在這幫文人的筆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為推翻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設新中國的一百年都是錯的，新生的人民政權干什么都是錯的。誰對的呢？在這幫文人的心里，蔣家王朝是對的，北洋政府是對的，西方殖民者是對的，日本侵略者是對的，八國聯軍是對的，甚至清王朝的末代都是對的。對這幫文人的以上行為所表現出來的潛意識就是：不按照他們主張做都是錯的，只有按照他們的主張辦才是對的。他們主張是什么呢？他們的主張就是不再搞社會主義，算盤西化最好，做西方勢力的附庸也比現在強，回到民國時代說不定他們也是“大師”級人物，再次也是公子哥兒、少爺小姐，對這幫文人而言那幾乎是他們人生的理想。由此看來，這幫文人追求的次高級目標是“政治”聽他們的，最高級目標是“政治”就是他們的。故，我覺得文人其實想控制政治。這里的資本當然代指擁有資本的人，資本本身是物化的，是受人支配的。中國當下實行的是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的所有制，具體表現是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并存。從理論上和制度上講，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只具有一定時期的部分國有資本的管理權和支配權，當他離開自己的管理崗位時他對這部分資本的支配權自然消失。所以從理論上和制度上講，國有資本的管理者不擁有資本，真正長期擁有和支配資本的是私人資本擁有者。所以，本文“資本”一詞代指的只能是私人資本擁有者或者叫做私人資本主體。資本的最大特點就是無限制的擴張而不擇手段，而要達到無限制的擴張，最佳途經就是控制得了政治。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之所以叫做資本主義國家，就是因為資本控制了政治，政治為資本服務，即私人資本擁有者可以自如地操控政治。人們說美國有一個影子政府就是這個意思。故，我覺得資本也想操控政治。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生就是為了抗拒資本對政治的控制，使政治全體人民服務。但是，社會主義制度最早是一個理想化的制度，在實行過程中并沒有找到有效的具體辦法控制資本對政治的操控。即便是在純粹公有制和條件下，資本仍然具有巨大的私有化空間，這種私有化空間表現在特權階層的出現、公權私用，蘇聯解體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據。所以，我才用了“理論上和制度上講”這一話語與“實際操作”相對。即在實際操作中，現有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沒有成熟到完全防止資本操控政治的地步。中國正是借鑒了蘇聯解體的教訓，才創立和實行了目前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在黨的“十八大”前有一段時間，資本意圖滲透到政治領域操控政治的趨勢格外明顯。“十八大”后這種趨勢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但是，資本意圖操控政治的潛力還在，或許資本意圖操控政治的方式和途經在發生變化，更具有隱蔽性。
歷史和現實都證明，資本一旦成功操控政治，那么兩極分化和階層固化就基本定型，政治為資本服務就成了常態。民眾也只有罷罷工、抗抗議、搞點游行，改變不了現狀。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進入了“新時期”。我理解，新時期要解決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政治必須為人民大眾服務”，就是“杜絕資本對政治的操控”這種現象的發生。在現實社會中，解決政治為人民大眾服務，完全杜絕資本操控這個任務阻力很大、十分艱巨。加上制度仍然不十分完善，通過公權私用等渠道將公共資本私有化的操作空間仍然很大，所以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必是一段新的“長征”。我們過去經常聽到文人們說自己的文學創作獨立于政治，其實文人也好、資本也罷它們都不是真心“獨立于”政治，其本意恰好是想操控政治。由此，我倒覺得該反過來提倡政治必須獨立于文人和資本。不僅如此，我認為現代政治應該恪守一個基本原則：政治必須為全體人民服務，由此政治必須獨立于任何利益集團，即杜絕任何利益集團對政治的操控。政治獨立，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個新提法。然而我覺得這個新提法才是現代政治應該具備的基本特征。過去，我對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解不夠深刻。今天聯想到“政治獨立”這個話題，我忽然覺得江澤民同志說的不就是“政治獨立”嗎？有人可能會問，政治獨立才能為全體人民服務，那么上文說的“文人”與“資本”不也是人民嗎？政治不也要為他們服務嗎？我說，是的。但是“文人”與“資本”必須以普通人民的身份接受服務，而不能以特殊的身份，尤其不能以“政治操控者”的身份接受“服務”。有人可能還會問，人民對政治就沒有發言權了嗎？政治就不可以被批評了嗎？我說，不是。政治要為全體人民服務，當然要知道全體人民的需求，接受全體人民的批評與監督。比如當下小微企業受到經濟大環境的影響出現經營困難，國家就出臺相應的政策為其紓困解難。國家如何知道的呢？也就是說，政治如何了解不同階層的人民的需要呢？有一個方式叫“民主”：即法律規定、技術保證每一個人民都有表達自己正常需求和真實意愿的合法渠道。說到這里，我又想到一個對“民主”的新的詮釋，“民主”即“政治代表民意達到極高的程度”，這件事在大數據時代不是難事，技術上完全可以做到。民主方式中有兩個常用的方式就是批評和監督，即人民通過合法渠道指出政治行為中的某些不符合全體人民利益和意愿的地方并就如何改進提出意見和建議。人們普遍有一個對“民主”的誤解，即“我是人民，國家的事我做主”。這不僅技術上不可能做到，而且也不合理。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能代表人民，除非全體人民通過合法的方式賦予某人或某個組織以特殊的代表權。政治的具體操作必須是一部分專業人士而不是每一個具體的“人民”，即政治必須“專業化”，要懂得政治的并有能力從事政治的人去從事。政治意味著權力。過去，受限于信息傳輸渠道落后，權力運作存在非常巨大的黑洞。平心而論，孟德鳩斯設計三權分立就是想堵這個黑洞。但美國的實踐證明它也沒有有效地堵住這個黑洞，美國政治仍然被資本牢牢控制，不僅給美國人民帶來災難，也給世界人民帶來災難。中國的制度設計正是看到這一點才創立自己的制度。我以為，基于互聯網的大數據從技術層面給中國制度設計帶來了新的可能。上一節我們事實上說到了三個東西，即政治獨立、政治民主和政治專業化。政治專業化指通過某種合法的形式組建一支從事政治的專業團隊，這個過程可能是由較長的歷史選擇來完成的，在中國也是通過百年來的反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完成的，目前運作正常，即專業化問題基本解決，接下來是如何優化和完善的問題。政治獨立，正如上一節所論，正在努力做到不被利益集團操控，而要做到“完善專業化”和“獨立”必須以來“政治民主”。政治民主要解決問題，不外乎是制約權力濫用、防止權力被利益集團操控，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權力置于陽光之下，由公開走向公平和公正。而基于互聯網的大數據，給權力置于陽光之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支撐，關鍵在我們要把這種技術優勢納入權力的結構中。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過去火車票的信息不公開，車票緊張時，可以去車站找自己的熟人開后門，對于沒有熟人在車站工作的人就不公平了。現在所有購票信息都在網上，對每個人都是公開的，每個人的購票機會都很公平。我觀察到，中國的政務公開是有很大進步的，比如每個縣都有政務中心，政務信息對人民公開，老百姓辦事享受一站式服務都感到很方便。這些都是互聯網技術帶來的好處。盡管如此，政務信息公開、群眾利益訴求渠道暢通、各種建議和批評意見上達順利、大政方針和新的法律法規政策的草案公開征求群眾意見、老百姓辦事方便等方面都需要不斷地加大改善力度，創新使用大數據和互聯網技術大有作為。如果政治獨立、政治民主和政治專業化三件事做到位了，不管是文人還是資本或其它任何利益團體，其操控政治的空間就會越來越窄，直到無法操控。根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現代高科技技術的發展比較對社會變革產生深刻的影響，說不定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會更加成熟，有更多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體制和機制會被創造出來。也許到那時，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就不起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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