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一場嚴重的信仰危機，最終由誰來拯救？
點擊： 作者：跟陶叔學編程 來源：跟陶叔一起學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3-07-15 08:14:09
01
王陽明、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人的典范。
因為他們不僅學問好、德行高，更是建立了不朽的功業，并且是文武全才，各方面都堪稱完美。
有種說法是把他倆與孔子并稱為“兩個半完人”，即孔子與王陽明是兩個完人，而曾國藩則是半個。
這明顯有對曾國藩的故意矮化。
因為看功業的話，孔子除了教育方面，其他的建樹并不算突出。實際上，“修齊治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徑，孔子只是個開創者，本身并沒有走完全程，王曾二人才真正做到了登峰造極。
兩千多年的封建時代，只產生了兩位完美的典范，王陽明與曾國藩確實值得重視與研究。
如果比較王與曾，能夠發現他們的人生經歷非常相似。
前半程都有一個非常痛苦的思考求索的過程。王陽明格竹子格了七天累出了病，曾國藩改不掉壞習慣寫日記痛罵自己“真禽獸矣！”。
之后，都遭受了重大的逆境考驗。
王陽明得罪大太監劉瑾，從六品京官被貶謫到貴州的龍場驛，擔任沒有品級的驛丞。那里連最基本的住房都沒有，需要親自搭建茅草屋，后來只能找一個山洞棲身；而且瘴疬橫生，身邊人陸續病倒，甚至有三個異鄉過客在一天內接連暴斃。這些苦難時常折磨著王陽明的身心。
曾國藩響應皇帝號召組建湘軍對抗太平天國，滿腔忠君抱負卻諸事不順，打了好幾次大敗仗，氣得他要自殺。與此同時，他在前方拼命，后方的官員卻總是給他難堪，糧餉都拖著不給，讓他受盡了屈辱。
再后來到了某一天，他們都突然間開悟，想通了。
王陽明是在正德三年（1508年）有了著名的“龍場悟道”，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張。
曾國藩是在咸豐七年（1857年）因父親去世，離開軍隊回家守孝，在此期間他調整好了心態，第二年接皇帝詔書重新出山后，走上了“經世致用”之路。
很明顯，在那個關鍵轉折點，王、曾都“悟道”了，從此之后他們人生像開掛一樣，要做的事業都能做成，無往而不勝。
讀書讀到悟道，事業功成名就，大丈夫當如是也！這是很多人崇拜王曾二人的原因。
然而，他們雖被廣泛推崇，但大多數研究停留在反復琢磨他們的只言片語的層次，陶叔認為這樣并沒有抓住重點。
中國知識界有相當多的聰明人，他們博聞強識，對研究對象的很多細節如數家珍，什么時間什么地點見了什么人說過什么話，都記得一清二楚。
但是，他們卻缺乏優秀的抽象能力，做不到一兩句話把事情說清楚，也給不出一個脈絡，可以把零零散散的事件都給貫穿起來。
所以，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書，實際上是沒有用處的，是流水賬，并不能真正給人以啟發。
就以對王、曾的研究來說，孔子開創的儒家體系好不容易蘊育出的兩個偉大人物，他們到底能給現代人什么樣的啟示，一直都沒有人說得清。
相比記住他們建立的具體功業，很明顯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他們到底悟出了什么？
02
拋開被專家們弄得云里霧里復雜化的各種說辭，王陽明與曾國藩悟出的東西非常簡單：
要尊重現實。
那什么是現實？
把他們捶醒的，就叫做現實。
王陽明之所以遭難，是因為上書罵大太監劉瑾為“權奸”，屁股上挨了板子后被逐出京城。
而在龍城受了三年罪以后，吏部的一紙公文把王陽明調往江西廬陵當知縣。這個調令怎么來的？當然得通過劉瑾為首的太監集團同意。
即使不久后，劉瑾被扳倒，權力依然掌握在錢寧、江彬等奸佞手中，而王陽明卻不斷高升，六七年間就從知縣升到了都察院高級長官左僉都御史，奉命巡撫江西南部，并在此任上平滅了寧王之亂。
這個過程中，朝堂之上的清流與奸佞之爭會平息嗎？不會。
但是王陽明不再參與了。
因為他認清了現實：權力是屬于皇帝的，皇帝想給誰就給誰，試圖用各種堂皇的理由去左右皇帝的決定，是徒勞的。
與其做無用功，甚至受牽連遭難，不如踏踏實實地去做事。
知行合一，落到王陽明自己身上，就是尊重皇權世界的現實，遵守官場的規則，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為國為民做實事。再看曾國藩。
曾國藩的父親去世，他丟下軍隊去守孝，其實是想以此向咸豐要價，希望拿到督撫之權，擺脫被地方官員掣肘的難受局面。萬萬沒想到，皇帝卻順水推舟，你要走就走吧，別說督撫之權，原有的軍權也丟了。
回到老家的曾國藩，有一段時間的心態很不正常。天天有事沒事找幾個弟弟的麻煩，弟弟們都受不了，紛紛找理由跑了出去，他就接著找弟媳們的碴。
一個大老爺們，成天為了家長里短對一群老娘們吹胡子瞪眼，也是有夠滑稽。實際上，曾國藩是借此發泄對官場上遭受打擊的不滿。
如果曾國藩過不了這一關，陷到怨天尤人的境地里出不來，即使皇帝再給機會，他依然處不好跟同僚的關系，照樣干不成事。
好在曾國藩走出來了。
因為他認清了現實：
不可能跟官場的所有人為敵，必須遵守官場的規則，照顧別人的利益。
等到他再次出山的時候，那個橫沖直撞動不動拿大道理教訓別人的湖南蠻子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為人圓滑，說話辦事八面玲瓏的成熟官員。
王陽明與曾國藩都認識到，官場生存法則就是現實，違背了這個現實，不僅自己受苦，更是啥也做不成。
他們所謂的悟道，去除各種花哨的理由與解釋，就是從理想主義轉變為現實主義。
既然要從理想中走出，走向現實，那當初又為什么要有理想呢？
03
孔子創立的儒家體系，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克己復禮。
經過一代代大儒們的傳承與發揚，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被塑造成了：
克制欲望，成為圣賢！
王陽明在小時候就自發立志要當圣人。曾國藩則是在京當官期間，受理學大師倭仁的影響，開始寫日記做功課也走上了成為圣人的路。
真正的儒家弟子，不僅要自己成為圣人，更要以個人的行動來影響社會，甚至要推著皇帝成為圣君，即所謂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所以，他們看到了不符合道德標準的行為，是一定要出手糾正的。
這正是王與曾二人前半生坎坷辛苦的根本原因。
而在悟道之后，他們認清了兩條：
一、無法改變皇帝，得放棄“致君堯舜”。
王陽明面對的明朝正德皇帝是個頑劣的巨嬰，曾國藩趕上的清朝咸豐皇帝是個心口不一的偽君子，他們都成不了所謂的圣君。
要做官就只能順著皇帝的心意，在他們允許的范圍內建功立業。
二、無法改變官僚體制，得放棄“使風俗淳”。
朝廷大大小小眾多官員，其中真正想當圣人的沒有幾個，觸犯到了他們的利益，就會跟你拼命。
但是，如果反過來，給他們提供利益，大家都是好朋友，相互配合立馬就順暢起來。
所以，王陽明與曾國藩能做的，就是與皇帝和官僚體制和諧共處，并充分借用國家組織的力量，去干成幾件實事。
最終的結果就是，王曾二人一方面文治武功都做到了封建時代的頂峰，另一方面他們寬以待人嚴以律己，不貪財不好色，守住初心，成為了真正的圣人。
但是，王曾二人的理想，到了他們的門生與后世弟子就出了問題。
因為他們悟出的是尊重現實，就算依然附加了克制個人欲望的要求，卻攔不住有人繞開理想，直接去“務實”。
王陽明的心學再傳弟子徐階，是個務實的高手。他立下了扳倒嚴嵩的大功，但其本人更是一個攬權貪財的官場不倒翁。即使在退休之后，徐家依然橫行鄉里，最后遭到了海瑞的整治。
曾國藩的門生李鴻章，同樣是個務實的高手。鎮壓捻軍、辦洋務、建北洋水師，每一件都是大功勞。但李鴻章結黨營私，為自家與黨羽大肆聚斂，也是鐵證如山。
當精英們過于務實，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利己。
不再去追求費力不討好的做圣人，直接避開了前半程的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不用經歷天人交戰就摸透并享受官場規矩，為自己撈取名利，為家族積聚財富，再發揮知識分子能言善辯的特長，找各種理由進行粉飾，“精致利己主義者”閃亮登場。
北大錢理群教授寫過一篇《大學里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文章中，其中有如下一段話：
“在中國的大學里，包括最好的XX、XX，都正在培養一群20幾歲就已經‘老奸巨猾’的學生，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一旦這些人掌握了權力，擁有了地位，帶來的危害比貪官污吏更大！”
他們的危害為什么更大？
因為在重大考驗來臨之時，精致利己的精英們必定只顧私利而成一盤散沙，導致政權迅速土崩瓦解。
明末的朝廷重臣們無論崇禎皇帝如何用盡手段，都不肯拿錢出來支持軍隊打仗。最后李自成攻下北京城，起義軍把他們撈出來挨個放血，不僅錢沒保住，更是國破家亡。
大清在李中堂的精心裱糊之下，那座破房子的窟窿越裱越大，風雨飄搖中其黨羽依然驕奢淫逸，牟取私利永不停歇。李鴻章死后，朝政大權落到淮軍后輩袁世凱手中，青出于藍的袁大頭更是直接送大清升了天。
陽明心學救不了大明，經世致用的曾國藩心法同樣沒能挽救大清的危亡。人心散了，亡無日矣！
看到這些，我們就能明白，雖然儒家號召讀書人當圣賢顯得很迂腐，卻何嘗不是一種精心設計，目的是為了把人心拉住避免渙散，從而維護精英階層的整體利益。
只是這種設計，被“聰明”人看穿了繞開了，變成精致利己主義之后，就徹底破功了。
儒家思想體系歷經千年，終于產生了王陽明與曾國藩這兩位完美的圣人，達到了高峰，卻也很不幸地走到了盡頭。
尤其是當帝國主義列強轟開國門，橫行無忌大殺四方的時候，中國人實際上陷入了一場嚴重的信仰危機，老祖宗傳下來的思想不管用了，人們迷茫無措，找不到方向。
然而，一個民族必須要有能讓人們凝聚起來的精神內核，過去的思想體系不管用了崩潰了，只是證明它已經落后，被時代所淘汰，迫切需要有全新升級的版本取而代之。
04
儒家思想體系為什么會崩潰？
因為它解決不了一個根本問題。
王陽明與曾國藩前半程遭遇的困難，究其原因是他們沒有足夠力量。
想做成任何事都必須有力量支撐，小事小力量，大事大力量。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的，超出了掌握的力量去謀事，必定做不成。
王曾二人悟道之前，自身力量很小，卻要操作與皇權和整個官僚體系對抗的大事，撞得頭破血流是必然結果。
所以，他們只能掉頭，放棄不切實際的目標，轉而與體制和諧共存，并借用其力量來完成功業。
儒家建立的這個系統，在底層有一個嚴重的Bug，就在力量上。
既給不了足夠的力量，又要求個人去死磕，完全靠意志力與現實較量，其內在邏輯就是靠犧牲個人來維護整體。
這個Bug最終被知識分子們發現了，他們做出了集體選擇停止自我犧牲，直接的后果就是系統里積累下大量的垃圾無法清理，最終導致崩潰。
要解決系統的危機，必須對思想體系進行一場全面升級。
升級的核心落點，就是要解決力量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封建時代結束之后，經歷了幾代中國人的艱辛探索，終于被教員圓滿地解決。
與王曾每人只經歷一次悟道不同，教員總共有三次悟道，解決了三個重大問題。
第一次悟道，教員找到了力量的最強大來源。
教員干的是革命，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業，要想成功必須要先獲得驚天的力量。
辛亥革命不徹底，建立的民國政權軟弱無力，是因為那時的精英們搞的是上層革命，雖然打仗時要底層人民參與，拿下政權后人民就被甩到一邊。
1921年中共的建立，標志著精英們轉向依靠深入地發動人民，重新開展一場徹底的革命。
但是，最初的選定的力量來源——產業工人——人少力弱，不足以支撐革命。發現這一事實之后，黨內很多人產生了悲觀與失望。
在這個關鍵時刻，教員實現了思想上第一次重大突破。
他的領悟是：
當工人基礎薄弱時，為什么不轉向滿山遍野的農民？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只要把農民發動起來，革命力量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教員從事革命之后，做過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從1924年年底開始，他轉向農民運動，走進并結合了那個他最熟悉的群體。
在以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基地，帶動全國20多個省的農民運動之后，他深信自己找對了方向，找到了中國革命最強大的力量來源。
這個信念，即使遭到了黨內領導人的強烈批評，他以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做出回應，堅守住了真理。
正是這種堅持，才有了后來的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武裝割據的道路，走出了一條與蘇聯經驗完全不同的新路。
只有發動人民，中國才會有徹底的革命，只有深入發動人民中占主體的農民，人民才能給革命提供最強大的力量。
對這次的悟道，教員用一句話做出了總結：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一旦獲得了真正的洪荒之力，不僅王陽明曾國藩想干卻干不成的事，連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事，都可以“天翻地覆慨而慷”。
（教員這個時期的歷程，陶叔在之前的文章《打工人毛澤東告訴你如何做事》中進行了詳細的講述）
第二次悟道，教員給出了力量不斷蓄積壯大的方案。
找到了力量來源，并不意味著馬上就擁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必然有一個蓄積的過程。
如何不斷蓄積壯大力量，直至能夠壓倒最強大的敵人？
對這個問題，教員一直在革命實踐中不斷摸索，苦思答案。
而當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民族陷入最深重的災難，迫使他加快了思考的速度。
終于在無數個不眠之夜后，于1938年5月在延安的窯洞里教員再次悟道，把之前所有的實踐成果綴連成一篇光輝的巨著——《論持久戰》。
這篇文章，開辟了世界軍事思想的全新時代。
在此之前，所有的戰爭力量分析，都是針對敵對雙方當時的狀態進行，是靜態的剖面式的分析。在此之后，戰力分析就轉變為動態的全面的分析。
因為，教員給戰爭引入了一個全新的變量：時間。
開戰之時，一方即使相對戰力弱小，只要擁有充足的資源，在拉長戰爭時間打成持久戰之后，就可以不斷蓄積力量，由弱變強，最終贏得戰爭勝利。
在此之前，所有的戰爭力量分析，都是從純軍事的角度，設想的是片面戰爭。在此之后，必須結合政治一起考慮，要打成全面戰爭。
資源要轉化為戰爭力量，必須在政治上創造充分的條件，為保衛人民利益而戰，充分發動人民，讓敵人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為戰爭加入時間與政治兩個維度，給出蓄積壯大力量由弱變強的切實可行方案，就是教員這次悟道的偉大貢獻。
依托人民，為人民謀利益，革命力量必然不斷壯大，時間始終站在我們一邊，還有什么人間奇跡不能創造？
（參看陶叔之前的文章《通過論持久戰，毛澤東要教給我們什么？》）
第三次悟道，教員做出了永葆力量的制度設計。
一個有趣的巧合。
孔子開創的儒家思想體系，經歷兩千年，總共產生兩位圣賢，即王陽明與曾國藩。
而馬克思所開創的馬克思主義，經歷了兩百年，同樣產生了兩位圣賢，就是列寧與教員。
不同的是，儒家體系的運行，依托于秦始皇建立的封建政權，二者兼容性不好，皇帝經常氣得發瘋，要把儒生拖出去打屁股。
而馬克思主義，則由列寧創建了一套內生的組織與政權機制，能夠完美融合，相互促進。
中國人對列寧的了解遠遠不夠，普遍不清楚他偉大在哪里。
在陶叔看來，列寧最偉大的貢獻是兩個：
第一，建立了列寧式的政黨組織。
在他之前，所有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都是資產階級俱樂部的形式，參與者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在敵人強大的壓力之下，往往不堪一擊，脆弱無比。
而列寧在1904年寫成《進一步，退兩步》一書，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引入嚴格的紀律，并要求每位黨員必須加入黨的一個組織，接受完整的組織生活的鍛煉。
從此，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出現了，黨成為了堅強的戰斗堡壘。
第二，建立了蘇維埃國家政權。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建立蘇維埃俄國，并在1922年發展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正是在蘇聯成功榜樣的鼓舞下，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明確了革命方向。
顯然，這一無產階級政權模板的出現，離不開列寧天才般的創意。
教員則是為列寧的兩大貢獻添加至關重要的補充，明確了組織與政權建設的根本目的：
這就是他的第三次思想飛躍，通過1944年的一篇同名短文完成。雖然不是在危急存亡之際的靈感迸發，而是長期實踐感悟后的水到渠成，卻同樣具有驚心動魄的威力。
既然革命的力量源泉已經找到，蓄積力量不斷壯大的方案已經給出，那么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也就自然而然地能夠推導而出。
但是，只有把一點清楚明白地說出來，才能給所有革命者設定一條最直觀的質量檢驗標準。
在這條標準之下：
組織紀律的約束，就是要杜絕背離人民的一切行為，確保黨始終得到人民的支持，獲得不斷革命的強大力量。
政權建設的目標，就是要維護與增長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宏大的豐功偉業，其成色最終也要用人民滿不滿意來判斷。
王陽明與曾國藩，苦心孤詣無怨無悔地追求成為圣人，毫無疑問他們的情懷是高尚的。但是他們只能約束自己，約束不了官場同僚，甚至約束不了自己的門生弟子。
只有把為人民服務的紀律要求與檢驗標準，融入進組織與政權的肌體之中，成為其內在的要求之后，才能始終約束與鞭策精英階層，保證國家運行在正確的軌道上，奔向歷史的進步方向。
顯然，確立組織與政權的人民性，比個人層面的道德追求，在合理性與有效性上，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05
近些年來，“王陽明熱”“曾國藩熱”不斷升溫。他們兩位確實是中華文明史上杰出的人物，是名副其實的圣人。
但是，陶叔要明白的指出，他們的思想是在儒家的體系下發展而來，縱然有燦爛的光輝，卻難免存在明顯的局限。
王曾二人無法獲取足夠的力量，不得不放棄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歷史的無奈，也是其思想體系局限的必然結果。
他們的妥協與目標降級，是中國思想史上轉向務實的標志性事件，既是一種進步，也是儒家體系崩潰的前兆。
在列強入侵，民族危在旦夕之時，儒家思想被證明無法在千年變局中指引救國之路，中國人由此遭遇了一次嚴重的信仰危機。
好在經過數代民族精英的艱辛探索，教員的思想順應時代需要及時出現，重新支撐起中國人的精神脊梁。
毫無疑問，他繼承了前人的務實精神，尊重現實，客觀地從力量對抗上謀劃如何推進時代的功業。
這種立足于現實，而非只憑空洞理想的思維方法，教員給出了更加精煉的總結，叫做：
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的內核自然是務實，但同時又從組織的角度加上對個人的約束，避免精英滑向利己主義。
不同于儒家所號召的難如登天的“做圣人”，教員用一個直觀明白易檢驗的標準來作為約束，那就是：
為人民服務。
“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就是教員思想的核心要義，也是歷經千難萬險后，中國人終于完成的思想升級所獲得的精華。
實事求是是為人民服務的方法，為人民服務是實事求是的目標。二者相輔相成，牢牢地框定了中華民族奮斗發展的方向。
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始終閃耀著智慧光芒的民族，內部蘊藏的巨大能量驅動著生生不息的奮斗。
這種能量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我們的民族有著廣泛共識的思想體系，不斷凝心聚氣轉化而成強大的力量。
在前一個兩千年，儒家思想擔負著這一責任，支撐起民族長期的興盛。只是它落后了，自然而然退出了。
幸運的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全新升級產生了毛澤東思想。
在他的光芒照耀下，中華民族又何愁沒有下一個兩千年的興盛呢？
文章來源于陶然紀 ，作者跟陶叔學編程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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