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涅附言:因為某種機緣,余涅獲得了毛遠新老師撰寫的《毛主席談“天才”》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發表在這里,以饗讀者。題圖與文中照片為余涅所加。
毛主席談“天才”
毛遠新
1970年底,遼寧省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向中央匯報籌建黨代會的情況,我和陳錫聯、李伯秋等人一起到北京,住在京西賓館。匯報結束后,我回中南海去看望主席。
主席說:“你們遼寧是全國最后建革委會的省吧?”
我說:“在 1968 年5月,是全國倒數第四個建革委會的省。”
主席說:“總理告訴我,遼寧去年工農業生產總值就已超過了1966年。中央認為遼寧的形勢比較好,現在是全國可以召開黨代會的前三名,可以選舉新省委了。兩年前,遼寧三派還打得不可開交,其中兩派都是反對陳錫聯的,中央擔心呢??偫碚f遼寧很快消除派性實現了大聯合,你功不可沒,提名你是省委副書記人選,我說只能進常委,但政治局都支持他的意見。”
我說:“還是當時中央政策調整得好,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矛盾,承認各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一碗水端平,遼寧才很快消除派性,實現了大聯合。”
接著,我簡要匯報了遼寧的情況,談到陳錫聯傳達廬山九屆二中全會,學習主席《我的一點意見》的情況。
主席說:“他們說我是天才,是'天才的馬克思主義者’屁話!才不要信呢。我小時候跟著母親拜過菩薩,信過佛。讀了私塾,又迷信孔夫子,崇拜曾國藩,進了洋學堂又崇拜過康德。要不是陳獨秀,我的老師,我哪里曉得,這個世界上還有個姓馬的大胡子喲。陳獨秀是個好人,有點固執,后來犯了錯誤。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他是有第一位功勞的。他和李大釗都是我的老師,我不是什么天才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后來從老師那里學來的。”
主席說:“還有什么'一句頂一萬句’,'句句都是真理’。才不要相信呢!”我當時愣了一下,心想,那不是林副主席說的嗎?
主席說:“一句就是一句嘛!修改《憲法》草案,我說要刪去什么'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那幾個副詞,講過四遍,頂四萬句了吧?但頂個屁用!一句話可能說對了,也可能說得不對,除了神仙,誰能句句都是真理?”
停了一下,主席又說:“我看吶,連神仙也作不到?!妒ソ洝飞险f有條蛇,勸兩個年輕人吃了樹上的蘋果,上帝很生氣,就處罰蛇終生吃土。可是科學家發現,蛇是從不吃土的。可見上帝也會說屁話呢。不許人吃蘋果就是錯誤的。那條蛇叫人吃蘋果,不要聽信上帝的清規戒律,我看蛇是對的,是革命造反派。不然的話,我們今天還吃不上蘋果呢。按照《圣經》的邏輯,那兩個年輕人吃了蘋果,頭腦才開了竅,才曉得男人女人之間還有那么一種微妙的關系,有了羞恥感。那是人類文明的進步嘛,否則今天大家還都光著屁股呢。”
我忍不住笑起來。
主席也笑了,說:“我看蛇是有功的,人類的繁衍,文明的進步,現在世界上有了幾十億人,都應該感謝這條蛇呢。可見上帝也會說錯話做錯事,他站到整個人類的對立面去嘍!我是站在蛇一邊的,支持它造上帝的反。”
主席轉過身來問:“你也支持吧?”
“我也支持。”我說,“主席你生于 1893 年,農歷是癸巳年。辰龍巳蛇,你就是屬蛇的。”
“哦?我屬蛇。那你呢?”主席問。
我說:“我 1941 年生,農歷我說不清。正好晚你 48 年,12 年一條蛇,我也屬蛇。”
“來!”主席熄滅手中的煙頭,舉起茶杯:“為蛇干杯!”我舉起茶杯,和主席碰了一下,喝了口茶。
“我們中國有個孫猴子,”主席放下茶杯說,“也是個革命造反派,他不管玉皇大帝的清規戒律,大鬧天宮,攪得天庭不得安寧,把王母娘娘的桃子吃個精光,還在如來佛的手掌上屙了泡尿。你讀過《西游記》吧?”
我說:“小學就讀過,上初中又讀過一次。”
主席說:“那你說說看,吳承恩為什么要寫《西游記》?”我說:“為什么寫……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主席說:“我看吶,他是對朝庭政治不滿,又不敢去罵皇帝,就編出個孫猴子,攪得朝庭不得安寧。結果呢?判了五百年徒刑,刑滿出來,還得加上個緊箍咒,不許你亂說亂動。這就是革命造反派的下場喲。唐僧取經,九九八十一難,遇到的妖怪是什么來路?我看吶,許多都是中央高級領導干部身邊的工作人員,什么秘書、警衛、司機之類。這些人到了民間,為非作歹,禍害百姓,連神通廣大的孫猴子都斗他們不過。為什么呢?”
“書上說,他們都是偷了主人很厲害的法器。”我說。
“很厲害的法器是什么?”主席說,“無非就是主人的招牌罷了。最后還得把主人請來,把妖怪收回了之。而那些沒有背景的妖怪,都死在孫猴子的棒下。這叫什么呢?這就叫領導干部的特權!”
主席說:“吳承恩幾次科舉不中,是個不得志的讀書人。據說他寫過首詩,其中有兩句說:'胸中磨損斬邪劍,欲起平之恨無力’。可能就是他寫《西游記》的初衷。想斬盡世上的邪惡,在心里把劍都磨壞了,也只能自嘆回天無力喲。”(后來我查過吳承恩的資料,他有首長詩,其中有四句曰:“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三嘆息。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作者注)
主席說:“我們黨的干部,首先是高級干部,要帶頭反對特權,管好自己和和身邊的親屬、工作人員,不然有人可能打著領導的招牌,到下面去禍害百姓呢。好像是在'九評’中,列出了十多條,專門對領導干部提出要求,特別講到黨和國家的干部都是普通勞動者,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要定期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要和群眾打成一片。還提出要反對領導干部的高薪,反對特權,縮小領導干部與人民群眾收入的差距。你找出來再讀一讀。”
主席點了支煙,說:“還有什么'天才的軍事家’,才不要信呢。我是個教書的先生,師范畢業,沒上過軍校,也沒進過講武堂。機關槍能打多遠,迫擊炮能打多遠,部隊行軍一天能走多少里,我統統不曉得。秋收起義后,我打了許多敗仗,隊伍跑散了,攏都攏不起來,我急得直跳腳。幾千人的隊伍,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幾百人上了井岡山。后來去贛南發展,還是一個敗仗接一個敗仗,一直到閩西打下長汀,才喘得口氣,可以回過頭來總結經驗教訓。打了敗仗跌了跤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了跤后不能客觀地總結教訓。
狗屁'天才的軍事家’。我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是在打了許多敗仗之后,才逐漸學會打仗的。為什么打了敗仗,隊伍跑散了攏都攏不起來呢?我到連隊去調查,想到連隊里沒有核心,提出把支部建在連上。一個支部七八個黨員,
每個黨員再交一兩個知心朋友,積極分子,連隊就有了核心。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人就變得聰明些嘍。說我是天才,我不贊成。說我善于總結經驗,我贊成。”
主席說:“還有什么四個偉大,哪有那么多偉大喲,討嫌!”主席又轉過身來問我:“你說說看,世界上什么人最偉大?”。
我心想是指古人還是今人?指軍事家還是科學家……一時回答不出。主席說:“我看吶,世界上最偉大的人,是母親。”這個答案,當時我是根本想不到的。
主席說:“還有人說,我要刪除那幾個副詞,是什么'偉大的謙虛’。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不讓歩的!”主席再次轉過身來問我:“什么叫謙虛?”
沒等我想好用什么詞來概括,主席就說:“謙虛就是實事求是,不足為傲,過之似偽。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難嘍。”
主席說:“還有什么人民解放軍是我親手締造的,是某某人直接指揮的。締造者就不能指揮了嗎?何況也不是我一個人締造的嘛。我是個教書的,沒學過軍事,我一個人怎么締造軍隊呢?”
我說:“在一個材料上我看到,辛亥革命時期,你是當過兵的。材料上說,從那個時候你就開始學習研究軍事了。”
主席搖了搖頭:“當過兵不假,有大半年吧。但是說從那時就開始學習研究軍事,那是屁話。我不過就是想走出去長長見識,看看外面的世界哩。”
我說:“那總是參加過軍事訓練,了解些軍事常識吧。”
主席又搖頭,說:“因為我的文筆好,長官把我留在身邊當了個文書,幫他釘個名冊,作個記錄,起草個命令報告之類東西。”主席故意壓低嗓門,悄悄說:“當文書可有個好處呢,早上可以睡懶覺,不用出操,不用參加訓練。”我又忍不住笑了。
主席說:“締造一支軍隊談何容易,就像要打造一把刀,首先得要有鐵匠,這個鐵匠不是我,主要是朱老總,他進過講武堂,行伍出身,有帶兵打仗的實踐經驗。他能把一幫閑散的農民,組織訓練成一支能打仗的隊伍,從單兵素養到班排連營的基本攻防戰術。還有伯承、劍英他們。我的作用,主要是如何使這把刀更加鋒利,更加堅韌。再一個,就是這把刀如何個耍法,出出主意。”
說著,主席背靠沙發,舉起右手空握著拳,在自己面前左右晃了兩下。
主席說:“秋收起義失敗后,上了井岡山,我一直在想,要建一支什么樣的軍隊。這支軍隊要不同于國民黨軍閥的部隊,也不同于王佐、袁文才綠林好漢的隊伍,這支軍隊要成為我們黨實現自己政治目標的武裝力量。這支軍隊不僅要打仗,還要組織宣傳民眾,還要幫助建立地方政權。要實現這個目標,就要黨指揮槍,要在軍隊內部建立黨的組織和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同時,要建立一整套新的官兵關系,新的軍民關系,新的軍政關系,制定新的部隊紀律。這和朱老總他們熟悉的帶兵經驗就不大相同嘍。開始他們難以接受,產生過一些矛盾,還一度剝奪了我對部隊的指揮權。后來實踐證明,只有這條路子,紅軍才能生存,才能打勝仗,他們又轉過來支持我的意見了。南昌起義失敗,兩萬多人的隊伍,死的死,跑的跑,也只剩下幾百人,是朱老總帶著,轉戰廣東、江西、湖南,堅持斗爭到井岡山會師。所以,只說我一個人是締造者,我不贊成。說我是締造者之一,我贊成。這不是什么'偉大的謙虛’,這才實事求是嘛。”
主席說:“不僅是打仗,許多知識都是從實踐中學到的,單從書本上是學不來的。書是要讀的,問題是怎么個讀法。”
主席又朝我轉過身來問:“什么叫知識?”又提出一個我一下子難以回答的問題。但我知道了,他并不是非要我回答不可。
主席接著說:“那是人類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中經驗的總結。讀了幾本書,就覺得自己有了知識,是個知識分子,了不起嘍。我看不見得。許多大學生,包括你,”主席用手指了我一下,“讀了許多書,如果不去實踐,前人的經驗還不能變成自己的經驗,算不上真正的知識分子。只有參與實踐,才能檢驗你讀到的東西是否正確有用。同時,又獲得了書本上沒有的知識。你能把前人的經驗,通過實踐變成自己的經驗,能成功地解決實際問題,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馬服君是戰國時期趙國的名將,一生帶兵打過許多大仗。他的兒子趙括,讀了許多兵書,連他的父親都辯論不過他。馬服君臨終前,交代他夫人說,千萬別讓我們的兒子去帶兵打仗。后來秦國入侵,趙王不聽勸阻,起用趙括統帥大軍。結果呢?上了戰場,碰上白起,四十萬大軍全軍覆沒,統統被活埋。我說有些人書讀得越多就越蠢,就越沒有知識,指的就是趙括這類脫離實際,只會夸夸其談的讀書人。”
“趙括也算得上是知識分子嗎?”我問。
“也算也不算,”主席說,“他就是那種只有書本知識而沒有實踐知識的知識分子。還有王明路線臨時中央的老爺們,吃了幾年洋面包,讀了幾本馬列的書,但他們對中國的實際,蘇區的實際情況,一點也不了解,卻要指揮一切。結果好了,把蘇區幾乎統統丟光,三十萬紅軍剩下不足三萬。我在延安寫文章說,飯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子彈是能打死人的,這些老爺們連這都不懂。我們黨吃這類知識分子的虧太多了,所以提出知識分子的改造任務,讓那些只有書本知識,卻沒有實踐知識的知識分子,到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通過實踐磨煉,變成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同時,也提出教育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把培養脫離實際的知識分子的學校,改造成為培養既有書本知識又有實踐知識,真正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知識分子的學校。
我要你們軍工學院統統下到農村去搞四清運動,就是要你們去接觸中國社會的實際,除了有書本知識,還要有實踐知識,那是坐在課堂里學不到的。大學畢業了,我要你離開大城市,到野戰部隊的基層連隊,從當一名戰士做起,就是擔心你成為趙括那樣的知識分子。國民黨的將領中,真正有點本事的還是黃埔軍校早期的學生,因為他們要從當兵開始,親身參加作戰實踐。后來那些陸軍大學畢業生,書讀的不少,但真正能打仗的不多。”
主席說:“廬山會議鬧了個大笑話,許多高級干部,居然相信天才,連什么是唯心論的先驗論,什么是唯物論的反映論都沒有搞清,打著擁護什么'天才’的旗號,跟著陳伯達起哄,搞突然襲擊,以為這一哄,二中全會原定的議程就全推翻了。我偏不買這個賬,說他'大有炸平廬山之勢’。廬山會議實際上是一場未遂的政變,無非是'誅晁錯,清君側’而已,古已有之。我看,我們黨的干部,首先是高級干部,還是要多讀些馬列的書噢。”
我問:“你看我應該從哪里讀起呢?”
“嗯……”主席想了一下說:“可以先讀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主席端起茶杯,喝了口茶說:“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是黑格爾,他是馬克思的老師。馬克思、恩格斯從他那里學到了辯證法。但恩格斯說,黑格爾的體系沒有錯,但他是建筑在唯心主義基礎上的,是頭朝下,腳朝上,倒立著的。馬克思把他又倒了過來,頭朝上,腳朝下了。
費爾巴哈也是馬克思的老師,他的《宗教的本質》(應是《基督教的本質》 ——作者注)一書中的唯物主義觀點曾經給馬克思、恩格斯帶來極大的解放。恩格斯說,我們一下子都成了費爾巴哈派了。但是,馬克思又發現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不徹底,是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到了人類歷史領域,他又回到了唯心主義。所以恩格斯說他下半身是唯物主義,上半身還是唯心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對他們的老師既有繼承又有批判,提出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所以我說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什么天才,他們是從資產階級那里學了辯證法,學了唯物論,又學了經濟學,學了社會主義學說。但他們不是盲目地學,迷信地學,而是批判地學,這就叫揚棄。經過自己的思考與實踐,有揚有棄,正確的就發揚,錯誤的就拋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主席說:“我過去批評你學習方法不對頭,以為老師講的,書上寫的都是對的,都是真理。才不見得呢!現在,你到東北遼寧工作,從北京發下去的指示、號令,都是對的嗎?也不見得。還是應該多問幾個為什么,認真思索一下,看看是不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看看是不是符合你們下面的實際情況。中央的指示,包括我說過的話,有些說對了,符合客觀實際,你們省委就執行。有些說錯了,不符合客觀實際,你們就向中央反映,就要敢于和中央爭論。只有經過爭論,哪怕爭得面紅耳赤,才能知道真理究竟在哪里。只要你們的意見更接近真理,我就作自我批評。害怕爭論,躲避爭論,甚至不許爭論,或者是自己心虛膽怯,或者是以勢壓人,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都是錯誤的。”
主席再次轉過身問我:“什么叫真理?”不等我回答,他就說:“真理就是真正反映事物發展變化客觀規律的道理。人的主觀認識與事物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總是有差距的,如果差距小一點,十個指頭有兩個或者三個,那就很了不起嘍。人們認識到的真理都是相對的,今天被當作真理的東西,都包含有明天可能會顯露出來的謬誤部分;今天被認為錯誤的東西,明天可能被證明它還包含某些真理的內容。所以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不對的。經過懷疑,思考,分析,肯定那些應該肯定的部分,否定該否定的部分。”
主席重新點了支煙,說:“廬山會議原定議程,是為四屆人大召開做準備,就有討論修改《憲法》的議題。我提議,把公民有'四大’的權利寫進去。這樣,人民群眾就可以隨時發表他們的意見,可以監督各級黨委、各級政府干部的工作。還要把工人有罷工的自由寫進《憲法》。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還允許工人罷工自由,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居然害怕工人罷工,豈非咄咄怪事?除非你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者是自己屁股不干凈,做了見不得人的事,脫離了群眾。不然你怕什么?我看只要處置得當,罷工只能揭露矛盾,暴露壞人,教育群眾,有利于反對官僚主義,改善干群關系。哪有共產黨人比資本家更害怕工人的道理!”
主席從手邊茶幾上拿起一摞材料遞給我:“黑龍江出了點問題,中央有些擔心,那里是邊防第一線,這樣搞下去不好。你拿去看看。”
我接過材料粗略翻了一下,多是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單位的內參,還有一些電報、記錄稿,反映黑龍江省委主要領導的問題。
主席說:“你轉告陳錫聯,他們先回去,你留下,中央正在考慮黑龍江的問題怎么處理??偫硖嶙h要你參加,說你對黑龍江的情況比較了解。這些材料你先拿去看看。”我拿起材料,站起身來向主席告辭,主席也站起來和我握了手。
我剛轉身,主席說:“等一等。”我又轉回身來。主席問:“'天才’一詞,英文怎么說?”
“天才?”我說,“好像是gen……什么的,記不清了,可以查查。”我走到對面墻角,從書架上抽出鄭易理主編的《英華大辭典》。
“查到了,”我說,“'天才’英文是 genius。漢語注釋為天才,天賦,還可以解釋為神仙,妖怪。”我邊說邊把翻開的辭典指給主席看。
“哦,在廬山,他們說我是妖怪。呵呵呵呵。”主席笑了,我也笑了。
【初稿2008年9月;修訂2023年7月】
來源:新文化研究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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