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判斷中美關系“走向質變”，是基于：
一是，未來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國存在經濟總規模超過美國的可能（雖然屆時中國仍將是發展中國家且綜合國力弱于美國）。而且，中國還是獨立的政治軍事大國；
二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是所有霸權國家的本能，美國也不例外，而且鎖定的對象，幾乎只能是追趕自己的中國。這個鎖定，標志著中美關系“走向質變”。這對中美兩國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為近現代史上，中國從未被英語民族霸權鎖定為“頭號挑戰者”，即使在中美兩國兵戎相見的1950年代，美國依然堅決地鎖定蘇聯為其“頭號挑戰者”；措手不及，對美國而言，是美國（在2010年的幾年前）還非常自信地認為，中國經濟再有潛力，總規模超過自己也是遙遠的兩代人以后的事（還未必超得過），同時中國在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將很快“皈依”美國，顯然，美國對未來10-15年（其時為2010年）可能發生的進程是嚴重缺乏心理準備的；對中國而言，幾年前中國也依然認為，未來幾十年世界格局還是“一超多強”的局面，僅僅10-15年就可能在經濟總規模上超過美國，自己在面臨復雜的發展任務、軍事硬實力準備遠遠不夠的情況下，很快就被美國鎖定為“霸權頭號挑戰者”，中國對此也嚴重缺乏心理準備。（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時期的蘇聯，經濟總量也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1980年，蘇聯經濟實力達到美國的2/3以上，由于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數字為美國的60%多）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不愿意承認中美關系走向質變，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摯的愛國者，他們不愿意看到，近現代史上英語民族世界霸權（主動或被動）的挑戰者，法、德、蘇、日失敗的命運降臨在自己的祖國。但是，我們必須拋棄虛幻的一廂情愿，冷靜理性地面對這個多少有些殘酷的國際關系現實：美國捍衛自己絕對霸權，“決不當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極為堅定頑固的，除非中國放棄自己神圣的和平發展權利（這意味著停止或大大放慢發展速度，降低發展質量），否則，美國對中國的鎖定，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被英語民族鎖定為“霸權頭號挑戰者”，如果自己意識不到或意識模糊，那就必將對這個國家造成巨大的災難。中美關系走向質變，意味著美國主動挑起的中美博弈，將可能會大大升級——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貨幣金融經濟及地緣政治軍事領域對中國的一系列動作，包括日本、韓國及某些東南亞國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動作，都需要放在這個背景下去把握和應對。但是，中美關系的質變并不意味著世界末日，認為這場質變和博弈必將導致中美全面沖突和戰爭的觀點，是機械宿命論。歷史地看，英語民族捍衛世界霸權中針對其他世界大國的戰略，總體而言是謹慎和保守的，這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因為任何重大的戰略失誤，都可能導致英語民族同被其鎖定的“頭號挑戰者”兩敗俱傷，其他力量中心“漁翁得利”獲得世界霸權的局面。過高估計英語民族的力量，同過低估計一樣都是危險的。極端現實主義的美國戰略大師基辛格最近（2010年）公開警告，美中兩國必須防止雙邊關系重蹈上世紀英德關系的覆轍。對這個警告，人們完全可以合理地詢問：誰將扮演上世紀美國“漁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國的世界霸權呢？（認為英國心甘情愿將霸權讓給美國的觀點，是對“霸權”概念毫無常識的天方夜譚。）按是否成功捍衛國家民族利益這個標準，俾斯麥、斯大林、毛澤東3位歷史巨人是與英語民族霸權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侖、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爾巴喬夫則是失敗者。新中國之所以成為同英語民族霸權博弈迄今為止唯一沒有失敗的世界大國，是因為毛主席和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堅持了革命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成功戰略（抗美援朝、邀請尼克松訪華），而后來的幾代中國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這套成功的博弈戰略，與此相反，德國、蘇聯后來的失敗，恰恰是俾斯麥、斯大林的繼任者背棄了他們的成功戰略。60年前，英勇的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我們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紅利”的一代人，有責任和義務向前輩和先烈們，致以崇高的敬禮。我們堅信，中華民族有足夠的精神、智慧和物質力量，正視走向質變的中美關系，迎接這場壓力巨大、考驗空前的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并最終能夠在更均衡穩定的基礎上，重建對兩國和世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美關系。除了對拿破侖法國和二戰后蘇聯的鎖定幾乎毫無懸念外，英語民族其他幾次鎖定都是經過了長時間的猶豫與反復，因為錯誤的鎖定對其霸權而言，意味著致命的危險。一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一戰前，英國擁有世界霸權，但美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英國，法國、沙俄同英國在世界范圍內激烈爭奪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國在工業、海軍和殖民地爭奪方面也表現得咄咄逼人。最終，英國鎖定了德國，但有一個事件可以證明英國選擇的猶豫反復和艱難：僅僅在一戰爆發前10年，英國還支持日本打敗了（10年后的一戰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國在戰爭中則支持沙俄，德皇差點利用日俄戰爭，通過“畢由克條約”把沙俄拉進自己人的陣營。二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這次英國面臨的是更為艱難的選擇，美國、蘇聯兩個“幕后”大國實力強大，英日同盟早已解體，張伯倫長期對德國綏靖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在歐洲同德國迎頭相撞，兩敗俱傷，不僅可能使蘇聯紅軍“席卷歐洲”，還可能導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終，英國再次鎖定了德國，并在戰爭中賠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權。冷戰后美國對“頭號挑戰者”的鎖定：蘇東劇變后，社會主義中國雖然是美國急于“和平演變”的頭號目標，但消化擁有龐大核武庫的俄羅斯，迎接日本激烈的經濟競爭，阻止統一后的德國在歐洲坐大，使得美國根本無力將目標專注于中國。布什和切尼（布什的競選伙伴）在2000年大選中猛烈攻擊克林頓給了中國太多的發展機會，但他們上臺不久，就爆發了“9·11事件”，他們設想通過戰爭控制中東、中亞，加強同中國及其他大國的博弈籌碼，但結果卻是把美國引入了泥潭。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后，英語民族立刻就啟動組建全球包圍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讓重大利益，拉攏過去和未來（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對手，這包括聯合德（普）俄組建反法同盟，聯合法俄、法蘇組建反德同盟，二戰后聯合德日組建反蘇同盟等。顯然，不組建包圍同盟，自己同“頭號挑戰者”迎頭相撞，就不僅必然給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權的機會，甚至自己還有被“頭號挑戰者”打敗的危險，多次成功組建包圍同盟，證明了英語民族是國際政治舞臺上高明的組織者。僅僅組建包圍同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同盟條約可以在一夜之間作廢，英語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緣優勢，把“隔岸觀火”的特權保留在自己手中，創造各種條件（包括利用“頭號挑戰者”的錯誤），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對抗的戰場：打敗拿破侖大軍的主力是沙俄，一戰消耗德國陸軍主力的是法國、沙俄，二戰打垮德國陸軍主力的是蘇聯紅軍，冷戰如果轉化為熱戰，歐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國成為戰場……英語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于“同盟者”走向同“頭號挑戰者”對抗的戰場，那么自己不僅存在被打敗的危險，“隔岸觀火”的“同盟者”同樣有取代自己霸權的可能。工業革命200多年來，確實只有英語民族（英國和美國）建立了全球性霸權，但這不是因為什么“英語民族霸權天命論”，而是因為法德蘇日都先后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略自殺錯誤：拿破侖在打敗奧地利和普魯士后，如果不入侵沙俄，那么英法博弈的結果還是難以預料的；俾斯麥通過與沙俄的“再保險條約”為德國的安全奠定了穩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棄成功的“俾斯麥傳統”，那么兩次世界大戰，即使英美聯合力量也未必能動搖德國在歐洲的地位；列寧斯大林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使蘇聯成功打敗德國納粹，成功地在同美國霸權博弈中上升到超級大國的地位，戈爾巴喬夫的背叛，卻使得蘇聯不戰而敗；同法德蘇不同，日本先后兩次對美國的軍事和經濟挑戰，都沒有單獨成功的可能。從歷史中可以發現，在英語民族與其挑戰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決定命運的“力量支點”作用，這對直面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國而言，不無啟示作用。對美國捍衛絕對霸權信念的堅定性、頑固性和極端敏感性，中國是缺乏體驗的，這就導致了若干認識誤區。誤區1：即使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綜合國力同美國也有很大差距，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霸權捍衛者的正常思路是這樣的：因為要分散力量面對眾多的大國，所以某個綜合國力弱于自己，但卻在經濟或軍事領域迅速趕超自己的國家，就具備成為了“頭號挑戰者”的要件，如果放任這個國家綜合國力超過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戰的問題，而是霸權轉移的問題。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的1890年代，美國的綜合國力也落后于英國，倫敦城地位高于紐約，皇家海軍遠強于美國海軍，美國陸軍則完全不值一提，美國的科學遠遠落后于英國和歐洲，經濟也呈現出粗放化、山寨化、盜版化特征，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美國的幅員也遠小于英國……但是，最終取代英國霸權的還是美國。我們沒有理由懷疑，美國會千方百計阻止其他國家拷貝自己的成功經驗。
誤區2：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與美國為敵，永不稱霸，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中國目前（2010年）的政策，確實讓美國鎖定中國更為猶豫并難以凝聚國內共識，但影響美國決定的根本點，還是基本的國力對比變動趨勢。而且，在國際關系中，“A國不把B國作為主要對手，不等于B國也不把A國作為主要對手”。兩次世界大戰，德國都把歐洲大陸的法國、沙俄（蘇聯）作為主要對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國結盟，但這不影響英國把德國作為“頭號挑戰者”加以打擊，因為英國認為，打敗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國將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權地位，而這是英國絕不容許的。因為沒有清醒認識到被英國鎖定，所以背棄“俾斯麥德俄（蘇）諒解傳統”的德國，犯下了難以挽回的致命戰略錯誤。同樣，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也不把美國當作對手，但這絲毫沒有影響美國以金融戰、北約東擴等一系列手段，幾乎把俄羅斯逼近死角。誤區3：中美有緊密的政治經濟合作關系，又共同面對眾多全球性挑戰，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霸權國家當然對具體的合作利益和解決國際問題高度關注，但捍衛霸權的本能，決定了其更關注其他大國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對比。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就在于，雖然美國是雙邊關系設定議題的主動一方，但和平發展的中國卻是改變雙方力量對比的主動一方。對此，我們中國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國人卻并不缺乏敏感。一戰前，英國鎖定德國時，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對法國而結成的歷史傳統友誼，盎格魯-撒克遜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國的漢諾威王室來自德國，德皇威廉二世的母親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兒，英德兩國還互為對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所以，當德軍入侵比利時，英國向德國宣戰時，德國上下對此感到無比震驚，痛罵英國是“向親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忘恩負義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國在國際政治舞臺的表現是多么幼稚）今天（2010年）中美兩國關系的緊密紐帶，恐怕還不能說超過了當年的德英兩國。誤區4：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皈依”美國，可以阻止美國對中國的鎖定如此膚淺的觀點，除了極少數自由派之外，中國大多數人都不屑一顧了，蘇聯解體的教訓就在眼前。還有少數人販賣西方的所謂“民主國家間不相互打仗”的理論，我們以英美關系為例，兩國算得上同文同種，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義者眼中，兩國是漸進式自由民主的典范），共同的法系，可美國獨立戰爭后很快就爆發了第二次英美戰爭。要知道，美國南北戰爭時，英國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并向美國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艦隊）。一戰前的英日同盟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擴張構成了阻礙，美國軍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對英作戰計劃……假如不是德國在歐洲心臟地區的迅速崛起，很難想象后來英國會如此“寬容”地對待美國的發展。當然，歷史是沒有假設的。二戰后，西方世界內部沒有發生激烈的沖突戰爭，核武器和“反蘇”是重要原因，但美國確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絕對霸權則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幾乎所有大國都成了美國盟友——當然，按美國另一位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的邏輯，那無非是“仆從”“附庸”的代名詞而已。中美關系走向質變后，美國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將大大升級，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愿為轉移的。雖然美國把美中關系比作英德關系，但除非取得顛覆性軍事技術突破，美國總體上還是指望像對付蘇聯、日本那樣靠意識形態戰爭和貨幣戰爭擊敗中國。同時，美國不會放棄推動其他力量中心走向與中國對抗沖突的第一線，由于美國不可能對中國發動全面經濟戰，升級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發生在兩國經濟合作更加深入的情況下，從而給博弈帶來極大的復雜性。俄羅斯：極而言之，即使美國向俄羅斯做出巨大利益讓步，將俄羅斯納入反華包圍同盟中，美國也根本沒有辦法，讓俄羅斯先于美國走向同中國的正面對抗。一個幅員世界最大、資源豐富、軍事實力僅次于美國的俄羅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火”，這本身就是對美國的極大制衡。歐元區：歐元區在低碳新能源領域與美國合作遏制中國的可能性最大，與美國合作針對人民幣進行匯率戰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為歐元也是美元的攻擊目標；如果美國與中國走向激烈的對抗，那么不管歐元區（德法等大國）如何表態，如何采取象征性動作，地緣優勢地位決定了歐元區有資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火”，這也對美國構成了極大的制約。
印度：一方面，美國西方希望印度的發展能強于中國，否則印度作為所謂“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將給美國西方的意識形態說教帶來很大的難堪（國內某些自由派學者不顧基本事實，硬要論證印度的發展強于中國，這使他們成了公眾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讓印度經濟騰飛成為第二個中國，美國、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實將更難以承受。美國、英國的某些勢力，像需要空氣一樣，需要印度走向對抗中國的前線：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直接對抗，甚至局部戰爭，對他們而言絕對是一箭雙雕的最佳戰略。同中國競爭是一回事，同中國全面對抗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損失要遠大于中國），印度以其特有的夸大其詞攻擊中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從美國西方索要政治、經濟及軍事裝備的支持。日本：日本在海洋權益方面依然會對中國采取較為強硬的態度，但是，在中美對抗中，主動或被動支援美軍是一回事，在美國居于幕后“隔岸觀火”的情況下，走上同核大國、自己最主要的經濟伙伴——中國全面對抗的第一線，對日本而言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對日本而言意味著戰略自殺。當然，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還將更為擴大和深入，但鳩山內閣（其時日本的一個“短命政權”，262天全體內閣成員辭職）的命運讓中日兩國都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排斥美國的東亞（經濟）共同體和亞元區的建立，就基本沒有可能。第2個課題是，日益多發的周邊地緣沖突與經濟合作、資本流動的關系。在金融危機和美國國內經濟復蘇艱難的背景下（2010年），支持、挑動日本、韓國及東南亞部分國家同中國的海洋沖突，遲滯東亞經濟合作的深度廣度，阻止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甚至制造東亞局部激烈的對抗沖突事件，引導亞洲資本大量回流美國，對美國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戰略選擇。美國“重返亞洲”，美軍提出的“空海一體”作戰理論，都是這個戰略的組成部分。這對中國而言，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緊迫課題。美軍在太空、反導、動能定向能、機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網絡信息領域的顛覆性技術突破，將打破美國同中國、俄羅斯之間的戰略平衡，使美國獲得強行改變國際和平格局的有力籌碼。對此，中國需要高度警惕并力爭在最尖端的軍事技術領域迎頭追趕。第4個課題是，中華民族與中國青年近衛軍：信仰的力量。需要清醒地看到，統治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與猶太資本神圣同盟，有著強烈的稱霸世界的宗教天命（當然，他們同盟內部也存在著毫無調和余地的“終極信仰沖突”），這就需要中華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國的博弈中，同樣展現強大的“信仰的力量”。延續了幾千年的文明傳統，加上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后的革命英雄主義情結，深深刻在了我們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靈魂深處，即使偶爾被商業社會的慣例所遮掩，在重大命運關頭，這個強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會自動展現出來，對此我們有著充分的信心。某些自由派文人認為，因為沒有西方（基督教）宗教傳統，所以中華文明現在處于“信仰缺失”狀態，這充分暴露了他們對信仰和宗教的無知。（控制美國傳媒的猶太民族顯然更不會同意自由派文人們的這個觀點）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終極信仰沖突”的當今世界，中華民族包容的“天下主義”精神信仰，對推動世界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第5個課題是，“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通過意識形態傳媒戰爭，像擊敗蘇聯一樣擊敗中國，對美國而言是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這決定了未來中美博弈，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突出重要地位。與此同時，全球化、網絡化時代，世界各國的輿情都呈現出了“習慣性批判”的特點，這使得全球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對各國而言都更加復雜而難以駕馭。中國的網絡輿情“習慣性批判”，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痛恨腐敗，二是基于強烈的愛國主義，對被少數所謂專家歪曲的“韜光養晦”嚴重不滿。對此，我們認為：首先，從事意識形態傳媒工作的人員，自己要對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這個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樓閣，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實數據之上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經濟規模與印度接近，是蘇聯的14%，是美國的3%，中國模式60年后的今天（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是印度的4倍，俄羅斯的4倍，美國的35%，并可能在10-15年內超過美國，這些基本的事實應該足以讓意識形態傳媒工作者有比較充分的自信。其次，對廣大群眾和網友們痛恨的腐敗現象，要比較及時地予以處理和反饋，中紀委將網絡作為重要的反腐渠道，是非常重要及時的。第三，對中國面臨的某些“戰略困境”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眾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堅定地相信公眾和網友們的水平，堅定地相信和依靠群眾中的大多數。這對防止美國借突發事件離間中國政府和公眾的關系意義重大。中國在經濟和地緣上的若干“戰略困境”，主要是面對美國形成的（同周邊國家的海權爭議，美國也是公開或暗中插手），這種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國際力量對比而不是我們的政策決定的。英語民族和美國又是國際博弈的頂級高手，中美博弈必將是一場“持久戰”，指望短時間內徹底改變某些被動和困境是不現實的，我們堅決反對投降主義，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險主義。相對于經濟規模超過歐洲大國和日本的“平靜”，中國經濟規模接近美國的進程將會是特別“不平靜”的，政府和公眾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戰略困境”不是中國特有的，俄羅斯對加入北約的中東歐小國的公開挑釁，也沒有太好的應對之策，德國法國建立統一歐洲的宏圖，也時常在幾個中東歐小國的阻撓之下難以推進（更別說德國依然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日本不僅在美國的貨幣金融戰打擊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國牢牢控制，而且在同俄羅斯、韓國的領土爭端中束手無策。曾經的世界霸主英國，“淪落”到了美國跟班的地步，以至于在記者招待會上有人提問“布萊爾是不是美國的哈巴狗”，布萊爾只能以英國式的自嘲對布什說“喬治，千萬別回答是”。就是超級大國美國，迄今為止（2010年），面對遠弱于自己的朝鮮、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公開挑戰，也只能一再尋求國際間妥協的方式加以應對。各國都存在自己的“戰略困境”，這是當今國際關系格局復雜而真實的寫照。中美博弈的“持久戰”性質，要求對公眾坦率說明“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本質。“是鋒芒畢露好，還是夾著尾巴做人好？當然是夾著尾巴做人好”，類似這樣的解讀不僅只能引起公眾的極大不滿，是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還缺乏邏輯常識，因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這個真正正確的選項被遺漏了。第四，以“借力打力”戰術，應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對中國社會制度及公眾愛國主義的持續攻擊。在“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正面宣傳處理不當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挖空心思攻擊中國制度和愛國主義者的言論，可以采用一個簡單的“借力打力”戰術：把類似的事件和邏輯反用于美國、印度等所謂“民主大國”身上，原教旨自由主義者的反應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實，對中國和美印等采取“雙重標準”，這樣，他們就等于是公開撕下所謂“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開暴露出“洋奴”媚外、毫無邏輯的本質。原教旨自由主義者，作為“反面教員”，在持續催生公眾愛國主義情感、破壞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方面，發揮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這應該是中國沒有重蹈蘇聯覆轍的重要原因之一。若能依靠戰勝日本經濟挑戰的貨幣金融戰模式，戰勝中國，對美國而言，同樣是代價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選擇。但是，中國模式的“國家控制資本”特點，使得美國無法照搬對日貨幣金融戰戰略戰術，這次金融危機（2008年、2009年），被巴菲特稱為“金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創美國西方金融體系的同時，都未能撼動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富于創新精神的美國，一定會針對中國模式的特點，設計全新的金融戰武器，而對這個領域的深入研究跟蹤，也就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一道緊迫課題。第7個課題是，中國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之路的重大意義與巨大困難。轉變發展方式，自主創新與產業升級，是中國模式解決資源環境困境，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但是，我們中國人要充分認識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工廠”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國制造”“中國創造”難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國西方對此的“切膚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國，歐洲在同中國的戰略對話中，都把“自主創新”列為單獨的議題）未來10-15年（其時為2010年），圍繞著中國的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中國同美國、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將大大升級。中國一方面要堅持迄今為止被證明是比較成功的中國模式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創新的精神對中國模式進行重大改進和升級。這其中，核心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國“資本控制國家”模式，以所謂“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壞中國的穩定發展。加大勞動收入的比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共同富裕，是讓人民生活得有尊嚴、讓內需有效啟動、讓中國的發展更具可持續性的關鍵，也是成功應對中美博弈的關鍵。被中國自由主義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質上不過是“資本控制國家”模式而已，黃光裕被判刑后（2010年5月），在美國一個大型網絡論壇上出現了這些有趣的議論（大意）：“什么，如果這樣的人被判刑，那美國的一多半資本家和政客都該坐牢。”“可惜這位中國首富生錯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國，肯定會被捧為金融天才。”“這至少說明中國的法律敢對首富判刑，在美國，官員和法官不過是富豪的門童。”“美國的富豪和官員們，看到這個消息，一定會唱起愛國歌曲《我自豪我是一個美國人》。”這種激烈情緒的背后，不僅折射出美國社會普通大眾與大資本尖銳的階級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錯綜復雜的社會族群矛盾。（傳統白人社會、猶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美國的階層與族群問題的演進，對美國模式、美國國內政治以及美國對華關系的影響，是一個緊迫又容易被忽視的重大課題。一是中國成功頂住了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及貨幣金融領域的進攻，沒有重蹈蘇聯日本的覆轍；二是由于俄羅斯、歐元區因為地緣優勢可以“隔岸觀火”，美國升級中美博弈受到極大制約，根本不敢同中國走向全面軍事經濟對抗之路；三是由于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重蹈法國、德國的歷史覆轍，導致美國無力推動中國周邊大國直接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隨著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日益接近，中美關系將可能迎來一個拐點，即美國認識到繼續升級博弈將極大損害而不是加強美國的世界地位。這時，中美關系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穩定的基礎上得以重建，對這樣的前景，我們目前抱謹慎樂觀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