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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人碑｜“反派”蔡元培：民國大教育家的另一面

點擊：作者：黨人碑來源：紅色文化網發布時間:2023-12-12 12:20:55

電視劇《覺醒年代》里的蔡元培

關于蔡元培，電視劇《覺醒年代》里他近乎完人，即便有瑕，也大節無虧，不過“狡猾的老兔子”罷了。

可問題來了，蔡元培這么支持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愛國運動，怎么會八年之后，1927年就突然支持蔣介石搞“清黨”，參與策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還親自主持浙江的“清黨”？

要知道浙江的“清黨”，那可是殺得人頭滾滾，被捕1805人，932人被殺。一位口口聲聲“愛護青年”的人生導師，怎么就變成了專殺青年的劊子手了呢？

這就要從民國初年的一樁公案說起了。

當年為推翻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各地的革命派形成了三大革命團體，即孫中山的華興會和黃興的興中會，孫黃合作就誕生了同盟會，此外還有個光復會。華興會以廣東人為主，興中會以湖南、湖北人為主，光復會則以浙江人為主。同盟會成立之后，不少光復會員，比如蔡元培和陶成章都參加進來。但光復會仍然保留，兩會之間，會員可以自由選會，既有光復會成員志愿加入同盟會的，如蔡元培、章太炎和陶成章，也有像秋瑾這樣的，先入同盟會，后又加入光復會的。

油畫《蔡元培與光復會》

如果您不了解清末到民初的這段歷史，覺得什么這會、那會太亂了，沒關系，光復會的大佬有幾個人，除了前面幾位，您一定聽說過魯迅和徐錫麟吧？魯迅先生寫的小說里，中國第一部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紀念的是徐錫麟烈士；隨后發表的《藥》，則是為了紀念秋瑾烈士，兩篇相隔一年，都發表在《新青年》上。

蔡元培和章太炎，名冠天下，大家都熟知了，陶成章可能知道的朋友不多，但我要告訴您是誰暗殺了他，您就知道這位也不是個簡單人物了。

兇手叫蔣介石，而指使蔣介石下手的，叫陳其美。蔣介石、陳其美和陶成章，大家都是浙江人，也都是同盟會員。此外，陳其美有兩個侄子，一個叫陳果夫，一個叫陳立夫。蔣介石靠著刺殺陶成章，自此得到重用，走上歷史舞臺和個人發展的快車道。而陳其美死后，兩個小陳則成為蔣介石的親信，所謂“蔣家天下陳家黨”，直到1949年，他們一起滾出中國大陸。

蔡元培曾是光復會的早期領導人，秋瑾甚至是因為聽了他的革命宣傳，才決定加入光復會的。可誰也沒想到這位蔡先生，后來覺得光復會太激進，就分道揚鑣了。更讓人沒想到，若干年后，蔡元培竟然為向清廷告密，造成秋瑾遇害的劣紳胡道南洗地，說這事兒跟我哥們胡道南無關，你們搞錯了，冤枉好人了！

《覺醒年代》里的《藥》

事實如何呢？

1911年11月紹興光復，秋瑾烈士的幾位摯友從紹興知府衙門里，取出了相關卷宗，公布于眾，發現就是蔡元培的這位朋友胡道南，出賣了秋瑾，而且告密文字有之，紹興知府貴福援引告密文件，也提到了根據胡道南“面稱”，就是當面告密。更可恨的是關于如何鎮壓大通學堂里的革命者，胡道南也與貴福“熟商妥辦”，等于前前后后，都少不了這家伙的深度參與。

此外，蔡元培的這位朋友胡道南，作為清廷忠狗，害死的光復會員，還不止秋瑾一人。秋瑾被捕前，她身邊的同志里，有位我們河南老鄉，修武縣的秀才程毅，時任浙江紹興大通師范學堂監學兼體育教員。

大通是我國最早創設體育專修科的師范學校，程秀才不單是體育教員，還是該校的監學，也就是今天的學生處長。光復會主要是浙江人，大通就是光復會的活動中心，徐錫麟、陶成章是創辦人，秋瑾是督辦，也就是校長。

《覺醒年代》里的《狂人日記》

按理說，這里面沒你河南人什么事，可偏偏程毅受秋瑾聘請，千里迢迢去參加革命，而且毅然決然堅持到最后，與秋瑾一起被捕，遭受了比秋瑾更殘酷的刑求。17次拷問下來，諸般大刑用盡，程毅這個河南人，皮開肉爛，膝骨盡露，也沒有出賣任何一位浙江同志。

秋瑾犧牲后，這個河南人用河南戲曲《五更寒》的調子，日夜唱誦自己編寫的《哭秋瑾》。聞者無不落淚，胡道南知道后，覺得程毅是個“禍害”，你個河南人如此作死我們浙江人的事兒，不能留了你，遂買通獄吏，在飯菜中下毒，可憐這位25歲的革命者，死在紹興監獄中。

那么問題來了，作為秋瑾的同志和紹興老鄉，蔡元培為什么要給出賣革命黨人的漢奸胡道南寫辯誣文章呢？

這就要從當時的國內形勢說起，此時袁世凱已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民國成了袁家朝廷。光復會員身份的浙江都督朱瑞，見利忘義，倒向老袁，受封興武將軍、一等侯，《申報》稱他是“最效忠袁總統鐵手腕的將軍”。

左起：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1920年3月

如何顯示效忠之心呢？

自然是要大殺特殺昔日同志，染紅自己的頂子了，于是大批浙江籍的革命黨人，遭到朱瑞的精確捕殺。老鄉見老鄉，背后捅三刀，何況又是一起參加辛亥革命的老同志，殺起來自然順手。這其中最著名，也是最傳奇的，當屬光復會的王金發了。

王金發跟《覺醒年代》里的三個人物都有關系：蔡元培跟他是好朋友，他的墓碑和紀念文章，都是蔡元培寫的；劉師培則差點因為出賣革命同志，被王金發干掉，陳其美又安排蔣介石接著干，要不是孫中山給緊急叫停，也就沒有劉師培在北大教書了；而魯迅先生跟王金發關系最深，既是好朋友，又是死對頭。魯迅先生能叫“魯迅先生”，能去北京發展，能為《新青年》寫稿，被陳獨秀催更，即全拜王金發之所賜。

既然扯遠了，就再多說兩句，劉師培和陳獨秀又是莫逆之交。劉師培窮困潦倒之際，能去北大教書，全靠陳獨秀引薦給蔡元培，而到了北大，倆人各辦的雜志雖針鋒相對，可陳獨秀被捕，僅剩下半年活頭兒的劉師培，卻抱病出面，積極營救。

《覺醒年代》里的劉師培

此外我還想說個八卦，就是劉師培的懼內。劉師培的夫人何震，在當時的文人圈也很有名，據說是“美而悍，能文字”，而且交際能力很強，在東京中國留學生里，有“東京交際草”之名。

對何震，劉師培懼內到哪種程度呢？

有人說，有次張繼來北京，哥幾個難得聚聚，喝喝酒，吹吹牛。正開心狂歡，忽聽敲門聲，以為何震來查崗了，嚇得劉師培鉆到床底下。一開門發現不是何震，這才鉆出來，還兩腿顫抖著呢！

不過這對夫妻也算有情有義，劉師培死后，何震就瘋了，每天在北大門口痛哭，說等老劉下班，在后來削發為尼，法號：小器。

扯完北大人的恩怨，再說王金發，魯迅先生認為老王這輩子干了一件最漂亮的事兒，就是除掉了出賣秋瑾的胡道南。可蔡元培在反動勢力甚囂塵上，大殺自己革命同志的時候，認出賣秋瑾的漢奸胡道南為“相信相愛”知己，替其嗚冤叫屈，這是幾個意思呢？

“鑒湖女俠”秋瑾

除非被人蒙蔽，或者您要告別革命，不贊成任何“急進主義”，要堅守“秩序主義”了。從急進主義到秩序主義，看似南轅北轍，其實只有一步之遙。你看人家是急進主義，殊不知還有更秩序主義者，看你也是急進主義呢？！

五四運動爆發后，曾任北大校長的嚴復給朋友寫信，說時任校長蔡元培和汪精衛、李石曾、王正廷和章太炎“同歸于神經病一流”，典型癥狀就是“偏喜新理，不識時之未至。“說白了，“急進主義”嘛！日后蔡元培參與“清共”，大殺四方，也是這理由。老人看新人新事大抵如此，何況中國這激蕩百年？

說到“急進主義”，或曰“過激主義”，其實往往是個五十步笑百步的角度問題。五四運動，嚴復看蔡元培是過火了，而如果站在學生的角度，未必不覺得他們的蔡先生太保守。

蔡元培反對封建專制的舊思想，支持新文化運動，支持學生愛國運動，但卻不贊成示威游行，不贊成火燒趙家樓，反對毆打章宗祥。說是《覺醒年代》，其實蔡元培真“覺醒”了嗎？

《覺醒年代》里的蔡元培

作為民族資產階級，蔡元培的未來，充滿了局限性和妥協性，他恐懼任何“過激主義”來破壞他剛剛建立起來的，所謂的秩序感。他也完全看不到，更看不慣五四運動之后，青年學生最可寶貴的覺悟就是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覺悟了。殊不知這才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買辦壓迫，走向革命與救亡道路，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覺醒。沒有這個，沒有千百萬五四新青年抱定這一覺醒，前仆后繼去革命，去犧牲，去闖蔡元培布下的屠刀，他蔡元培所深愛的中國，就永無出頭之日！

作為民族資產階級，蔡元培和無數個蔡元培式的人物，都具有兩重性，毛澤東同志曾經形象地說過：

“‘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這兩句話，畫出了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

我們看蔡元培的一生，就是如此矛盾，你也許想不到的是，曾經以愛護青年著稱的蔡元培，卻恰恰是“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的元兇之一。

《覺醒年代》里的蔡元培

1927年3月20日，即“四·一二” 之前半個月，周恩來同志在中共上海特別委員會的會議上，有個關于蔣介石未來動向的內部報告，說：

“他（蔣介石）的最秘密的，還有個五老會議是參謀部，張靜江是主席，吳稚暉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學究，戴季陶是軍師。”

國民黨右派分子蔣夢麟的回憶，也證實了這點。就在共產黨人召開上海特委會議沒幾天，3月26日，蔣介石抵達上海。第二天，就把吳稚暉、蔡元培等人請到楓林橋舊淞滬鎮守使署，也就是后來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鎮壓革命、殺害革命青年的大本營“淞滬警備司令部”，密談未來反共大業。蔣夢麟說：

“當時（吳稚暉）先生約蔡孑民先生、邵元沖先生及余四人，與總司令臨室住宿。吳、蔡兩先生與蔣總司令朝夕討論清黨大計，吳先生并相約，清黨明令未宣布以前，我們四人不得離此外去，以免外人探知吳、蔡兩公行蹤，多所推測。”

蔡元培

由此可見，蔡元培在國民黨“清黨”運動中，即“四·一二”開惡端的一系列針對我黨和革命群眾展開的大屠殺中，所起的舉足輕重作用。從1927年3月28日到4月15日，國民黨清黨委員會共舉行了6次會議，主席均為蔡元培。在“清黨”期間，蔡元培赤膊上陣，跟吳稚暉沆瀣一氣，紅白臉輪流唱，毫不回避自己的反動觀點：

“總理故后，共產黨乃暗結小團體，實行其共產主義。其方法專從農民工人人手，工人則組織工會，農民則結合土惡組織農民軍，給以武裝，到處干涉行政，同志始知共產黨之陰謀日亟，于是在北京西山開會，會議對付共產黨。惟在廣東方面之忠實同志，尚迷信總理容共政策，未能堅決拒共。三月二十日，共產黨重要分子本欲解決國民黨，幸我同志知機在先，早行下手，未受其害。”

簡單說，就是我殺對了，就是我帶頭殺的，我就是要殺你們，你們不服能咋滴？

“四·一二”之后，殺得人頭滾滾，僅蔡元培親自坐鎮的上海，據不完全統計，三天就殺了三百多人，抓了五百多人，還有五千多人失蹤，而“四·一五”也殺了2100多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對此，蔡元培滿意嗎？

顯然不滿意，1927年6月6日，仍由蔡元培擔任主席，主持召開的清共會議上，還提出了個《檢發共產黨叛逆案內應予通緝人之名單》。關于這份名單，蔡元培和吳稚暉在上海辦愛國學社時的學生柳亞子，作為國民黨左派，也遭到通緝，他說：

“一紙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表的通緝名單，真是洋洋大觀，連我也受到影響。”

影響有多大呢？

剛從北洋軍閥降將改換門庭，成了國民革命軍的新編第十獨立旅旅長兼蘇州警備司令的張鎮，為了報答蔣介石的知遇之恩，親自帶人來抓國民黨的“老革命”柳亞子。要不是柳亞子家里有夾壁墻，得以幸免，隨后亡命日本，他多半會和他的不少共產黨朋友、國民黨左派同志一樣，不是被殺在龍華，就得瘐死在上海漕河涇監獄。

在蔡元培親自擬定的這份名單上，除了大量國民黨左派外，當然少不得共產黨人，比如柳亞子畢生的好友毛澤東、周恩來。

毛澤東與柳亞子，當年同上蔡元培的黑名單

殺傷力有多大呢？

我們暫不提我黨，而說說對于國民黨左派的“功效”，僅以蔡元培親自擔任清黨委員會主任的浙江為例，浙江的豪紳地主假借清黨之名，把各地宣傳主張減少地租的人，不管是不是共產黨，都給批發上一頂頂“紅帽子”，硬說人家就是共產黨員。然后相關軍警單位也開心了，這下抓人、殺人指標就有著落了，于是不問青紅皂白，統統以共產黨員的名義，或抓或殺。可問題是你們的先總理中山先生，一直在倡導“耕者有其田”，所以國民黨員倡導減少地租，這不是很正常的事兒嗎？

這個問題的要害，就是倡導減少地租，必然動了老爺們的禁臠，不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你都站到了反動派的對立面，參與反革命大合唱的蔡元培先生，自然不會輕易放過你。

1928年4月，國民黨《中央日報》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題為《在下層工作同志的傷心慘絕的呼聲》，內中哀嘆：

被殺害的革命者

“本黨不幸，為實際需要所迫而有清黨運動之發生，致予貪污豪劣及投機腐化分子以乘機崛起，向革命勢力反攻機會，凡屬忠實同志，受其誣陷摧殘，幾至與共產黨同歸于盡。現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網打盡之中，被毆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殺害者有之，被誣告者有之，被緝拿者有之，被系獄者有之。”

這么干，會造成什么結果呢？

一位叫孫東城的黨務干部，就浙江省的清黨工作，直言不諱地說：

“結果，本黨少了一個真正的革命同志，即多添了一個不革命的份子，若照蔣介石同志的‘不為同志，便為仇讎；不為信徒，便為叛逆。’一句話講起來，便可說是，本黨少了一個同志，即多添了一個仇讎；少了一個信徒，即多添了一個叛逆；等到這般忠實努力的同志，少到一個都沒有的時候，便是本黨宣布死刑的一日。”

被隨意捕殺的革命者

請注意這是一個偉大的預言！它預言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最終命運，蔣介石集團22年的反動統治，逼得國民黨內，稍有良心者，基本都成了“叛逆”，不是加入共產黨，就是成了共產黨的同路人，這也包括蔡元培本人，還有曾經參加了“清黨”大屠殺的李濟深和許多人。

還有浙江國民黨基層干部的神吐槽更直白，說國民黨的清黨，造成逆淘汰，結果就是“國民黨好比是一只垃圾桶！”

（順便說我們看看對岸，如今的國民黨，那真是沒有最爛，只有更爛，以至于他們自己都吐槽“國民黨是丐幫。” ）

蔡元培參與主持的“清黨”大屠殺，殺了多少人呢？

時人說：“據今年共產黨濟難會方面的調查，從去年清黨時起至年終，各省方面被殺被拘禁的約計七萬人。”

血粼粼的反動標語

這是共產黨方面的損失數據，那么國民黨呢？

清黨前夕，國民黨員總數號稱100萬；清黨后，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統計處在1929年10月的統計，減至65萬。

這還是算上大量濫竽充數的新黨員，即便不算，25萬的數字也相當嚇人。“寧可錯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國民黨反動派超額完成了目標，蔡元培“功不可沒”！

論“功”而言，周恩來同志在“四·一二”前，就評價蔡元培是蔣介石反共參謀部里的“學究”，這又是什么意思呢？

正好我的本專業是宋代政治制度史，前段又寫了紀念陳延年、陳喬年等烈士犧牲的文章《灼灼其華》，可以從龍華監獄的“規范化”角度，談談這個“學究”的意義。

1928年8月17日，蔡元培向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及國民政府呈請準予辭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大學院院長及兼代司法部長等本兼各職。作為代司法總長，蔡元培最大的“貢獻”，就是給國民黨反動政權，搞出來個“軍人監獄”，來專門關押共產黨員。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江浙滬抓的革命者太多了，監獄里都塞不進去了，傳統什么人都關里面的監獄，比如龍華監獄，也就是陳延年、陳喬年烈士被關押、被殺害的地方，原先關押的基本都是刑事犯中的重犯，結果如今關押共產黨為主了，“赤色分子”最少也能占到四成。

孑民先生覺得這不是個事兒，最好搞個軍人監獄來關押這些人比較好，為啥呢？

他老人家當然說得很堂皇，比如不好管理，比如抓得太多，還源源不斷，江蘇的所有監獄都人滿為患，一監、二監都超額千人，三監也超額七百，而且關押條件太差，完全談不上清潔衛生，搞不好就釀成疫病。總之“自由刑變為性命刑，屬難免之事實，實非國家行刑之本旨。”

說的多好聽？可實際上呢？

他沒說，我可以來回答下，就是不利于我們做群眾工作，不管是看守還是同獄犯，都換成軍人，這樣你就不好做他們的群眾思想工作，給你們開方便之門。

簡單說，這就是國民黨的私監黑獄，把我們黨不屈服的同志關進去，不管你是不是軍人，關到軍人監獄，出了事就送軍法機關，不送法院，處置起來“方便”。

龍華監獄正式叫“龍華陸軍監獄”，就是蔡元培搞出來的“德政”。由此可見，與吳稚暉相比，蔡元培更主張誅心，而非殺人。

“清黨”固然殺了很多人，但蔡元培對亂殺人是不太贊成的，或者說不贊成亂殺人。然而請大家注意的是，作為“清黨”的主謀，蔡元培必然可以預見到亂殺人這個結果，除非他足夠天真，可他卻依然毅然決然發起“清黨”，說明他接受這個結果。當然，殺到最后，他怕了，怎么可以殺這么多人呢？孟子曰“君子遠庖廚”，這個比喻最好了，吃肉可以，別讓我看到血，聽到慘叫。

南京政府成立時的蔣介石、胡漢民、蔡元培、吳稚暉

這一差距，決定了蔣校長與蔡校長最終分手的命運，蔣校長是買辦資產階級，而蔡校長是民族資產階級，他們終究不是一條道上的車。

關于這點，魯迅先生說得特別好：

“其實像蔡先生，也還只是一般地贊成進步，并不反對共產黨而已。到底共產黨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嘆地說，國民黨為了想消滅政治上的敵對者，連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顧，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過為了民族而已。”

大家并不熟知的“反革命的蔡元培”，大家熟知的“革命的蔡元培”，其實都是蔡元培，一體兩面而已，只不過形勢逼人。

毛澤東同志也曾經說過：

油畫《啟蒙者》

“在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主要的是中等資產階級，他們雖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前，跟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對過革命，但是他們基本上還沒有掌握過政權，而受當政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時期內，他們不但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派有區別，而且和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派也有區別，至今仍然是我們的較好的同盟者。”

蔡元培先生轉變就在于此，以“九·一八事變”為時間節點，他逐漸走上反蔣之路，重新成為“共產黨同路人”，簡單說就是被蔣介石反動集團逼上梁山的。不抗日，中國就沒有出路，那時候在抗日的只有共產黨，國民黨反而把這些人殺得人頭滾滾，所以無數個大大小小的蔡元培，對共產黨的態度改變了，從懷疑到理解，再到堅定支持和拼死參加，原因就在于此。

莫說蔡元培了，比蔡元培反共更早的，西山會議派里更死硬的胡漢民都說：“寧掛紅旗死，不掛日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