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14日-星期一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華僑華人的貢獻可以說數不勝數。”
“在中國的振興實業(yè)中,南洋華商不僅沒有缺席,甚至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國的崛起你必須面對它,‘華文之春’必將到來。”
今年是中馬建交50周年,中馬之間的傳統友情源遠流長。在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時間節(jié)點上,《這就是中國》節(jié)目第一次走出國門,來到了馬來西亞。在東方衛(wèi)視5月27日播出的節(jié)目中,節(jié)目組走進馬來西亞拉曼理工大學,是1969年2月由馬來西亞華人公會支持和創(chuàng)立的一所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拉曼理工大學中華研究院院長、孟子學院院長張曉威博士,一起將視角聚焦海外華人華僑,與大家分享馬來西亞華人華僑波瀾壯闊的奮斗故事,以及他們?yōu)橹腥A民族偉大復興作出的不朽貢獻。
伍連德博士還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飛沫傳播,叫“肺鼠疫”這個概念,設計出一種簡單的雙層紗布口罩。這種“伍氏口罩”后來被整個國際社會接受。經過三個多月的奮斗,疫情被成功撲滅。雖然疫情造成6萬多人死亡,但如果沒有伍連德博士的貢獻,恐怕死亡人數將是十倍甚至數十倍于此。時至今日,人們對伍連德當年的貢獻仍充滿敬意,至今世界各國還在沿用他開創(chuàng)的許多疫情防控措施。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華僑華人的貢獻可以說數不勝數。我這里還要談談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先生的故事。
1973年,周恩來總理身患重病,毛澤東主席提議讓鄧小平重新主持工作。當時中國國內經濟形勢十分嚴峻,鄧小平考慮盡快推動經濟改善民生。中國政府通過香港華潤集團聯系“亞洲糖王”郭鶴年,他們如實告訴了郭先生國家現在缺糖缺外匯,希望以比較好的價格購買30萬噸白砂糖,30萬噸在那個時代屬于超大訂單,消息傳出去會震動國際市場造成溢價。
郭先生感謝國家的信任,立即投入工作,幫助國家進行這樣一個買賣。他派人去巴西悄悄購貨,但自己卻去了瑞士日內瓦參加一個國際糖業(yè)會議,給人造成一種印象是巴西這個購糖與他沒有任何關系。與此同時,他又早就在倫敦、巴黎、紐約的期貨市場布局。后來巴西購糖合同簽訂后,白砂糖期貨價格應勢上漲,郭先生及時脫手盈利500萬美元,所以他不僅為國家以低價購得了30萬噸白砂糖,還為國家創(chuàng)收了500萬美元的外匯。中國當時的國家外匯儲備還是負數,所以這筆收入可謂彌足珍貴。
中國國內當時還在經歷“文化大革命”,這筆靈活的市場交易在中國內部遭到了批評。幸好當時與鄧小平同時復出的另一位中國領導人陳云親自干預,他做了一個批示說:“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占有我們應有的地位。”
可以說這個案例為中國后來的改革開放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也預示著中國社會主義將走上一條與蘇聯社會主義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國要借鑒人類文明創(chuàng)造的一切成果,包括資本主義創(chuàng)造的有益成果,最終實現對資本主義的超越。
改革開放大幕拉開后,郭先生成為第一個到中國投資的馬來西亞企業(yè)家。在外部世界多數人還不看好中國的時候,郭先生公開表示 “我越聽人說中國落后,越覺得有朝一日中國會讓世界刮目相看。我必須助我的中國同胞一臂之力”。1984年,國家對外經貿部決定建設北京國貿中心,當時愿意接手的美國和日本的財團都開出了苛刻條件。郭鶴年說,“不要讓外面人瞧不起我們,這個事情,應該我們中國人自己來做。”
上世紀90年代初,他就對上海市的領導說,現在我們談國際大都市,總是紐約、巴黎、倫敦,但21世紀的國際大都市一定是上海,我們在上海的投資就是要按這樣的要求去設計、去建設。郭先生在上海先后投資了嘉里中心和香格里拉大酒店等一系列優(yōu)質大項目。他還積極投入幫助中國的許多公益事業(yè)。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專門會見了郭鶴年,贊賞他對中國現代化事業(yè)做出的貢獻。
【鄧小平會見郭鶴年(左)】
回望改革開放的歷程,當年中國政府把第一批特區(qū)建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地,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吸引僑資。可以說海外華人為改革開放貢獻了第一桶金。他們不僅為中國帶來了資金,也帶來了技術、管理和人才。從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先生到中國軍隊的優(yōu)秀將領葉挺、葉飛等等;從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楊振寧、李政道等等到著名建筑設計師貝聿銘、從著名的企業(yè)家霍英東、包玉剛等到著名的作曲家谷建芬,為民族復興做出杰出貢獻的華人華僑可謂群星燦爛,今天我們沒有時間一一道來,但我想起了習近平主席贊譽海外華僑時所說的一段話,他這樣說的:“華僑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愛國、愛鄉(xiāng)、愛自己的家人。這就是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精神、中國心。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發(fā)展建設跟我們有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國的華僑是分不開的”。
我還想起了鄧小平會見郭鶴年先生時所說的一段話,他是這樣說的:“大陸同胞、臺灣、香港、澳門同胞,還有海外華僑,大家都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我們要共同奮斗,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讓我們一起為這個目標努力吧!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些。謝謝大家!
【張曉威演講】
大家好,剛才聽了張維為教授的分享,那接下來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華人之光張弼士。
張弼士幼年家道貧寒,早年孑身下南洋。此后,張弼士近六十年的南洋經驗,不僅使他成為南洋荷屬東印度和英屬馬來亞地區(qū)富甲一方的著名華商,也讓他的生命歷程與近代中國歷史的發(fā)展緊緊聯系在一起。
自中國經歷英法聯軍入侵、甲午戰(zhàn)爭之后,在面對中華民族被列強帝國主義欺凌,以及祖國江山將被瓜分的危機下,為了挽救國勢,張弼士提出一系列的實業(yè)救國主張。由于張弼士本身擁有南洋經商致富的經驗,因而在提出自己的獨特觀點以后,就特別重視閩粵僑商的力量,廣泛動員僑商返國興辦實業(yè)。
在他引領之下,一批僑居南洋的華商,亦積極地返鄉(xiāng)投資。由此可見,在中國的振興實業(yè)當中,南洋的華商不僅沒有缺席,甚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張弼士博物館內景(圖源:網絡)】
晚清時期的海外華商在回國投資興辦實業(yè)方面,一些較大的投資項目都集中在鐵路建設,例如潮汕鐵路、新寧鐵路,這些都是海外華商在這一時期集股投資創(chuàng)辦的,股本都在三百萬銀元以上。張弼士當年不僅受委托計劃籌辦多項鐵路的投資,甚至長期與他有合伙關系的張煜南、張鴻南兄弟,也是在他的影響、勸說之下,承辦了潮汕鐵路的興建。潮汕鐵路的建設,不僅被視為僑商投資祖國實業(yè)成功的典范之一,同時也是中國第一條民辦鐵路,以致名留青史。
1915年,著名的巴拿馬運河竣工,應美國總統威爾遜的邀請,張弼士率領了中國實業(yè)考察團赴美考察,代表團成員包括鐵道、工礦、紡織等領域的官商頭面人物。趁著此行,張弼士一行人攜帶了中國的產品參加了在舊金山舉行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這是中國首次派團亮相國際舞臺,讓中國的產品有機會在萬國博覽會上名揚海外。
張弼士所提出的實業(yè)救國主張,皆有其獨特的一面,甚至與張氏的親身經歷脫離不了關系。其一,由于張弼士本身是僑居海外的華商,更能清楚掌握與了解南洋華商的情況,這對他提出重視閩粵僑商力量的相關主張,以及拉攏該批僑商回國投資等等,不無影響;其二,張弼士的發(fā)跡始于國外,尤其在南洋的荷屬東印度和英屬馬來亞地區(qū)皆有置產,這不僅使他與西方的經營管理者有著更透徹的接觸,甚至讓他更了解到西方經營管理經驗的重要性。因此,為了兼顧傳統和配合中國的國情需要,張氏亦根據本身的經驗與實業(yè)特點,制定一套自己的經營管理模式和措施。
由此來看,張弼士雖然是南洋華人,卻充滿了與生俱來的中華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的情懷,他的表現可說是早年就連接著馬中兩國的相通,稱之為華人之光,當之無愧。
我的分享就到此,謝謝!
【圓桌討論】
主持人:感謝嘉賓的演講,現在我們進入現場對話環(huán)節(jié)。一起參加對話的還有來自馬來西亞新亞洲戰(zhàn)略研究中心的理事長許慶琦教授,歡迎!
剛才各位嘉賓在演講中講述了馬來西亞華人那么多令人感動的事跡,讓大家記住了那么多光輝的名字,但大家可能會很好奇,為什么在漫長的歷史當中,有許許多多中國人會漂洋過海來到這片土地,能不能給我們做一個歷史的科普。
張曉威:說到馬來西亞華人,如果從歷史記載來看,其實在漢代已經有這樣的記錄了,但當時只是一些商賈或是一些旅游的人,這是比較早期的一些人物。之后,比如隋唐也有一些這樣的記載。等到能夠看到比較大批的華人記載,應該是鄭和下西洋以后才比較多。但是因為明朝其實還是實行海禁,所以也并不是那么大量;真正大量的華人從中國移居或者到這片土地的話,應該是在英法聯軍入侵之后,因為在此期間簽訂了《北京條約》。
《北京條約》里頭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中國正式允許國人出國,以前出國是被視為“天朝的棄民”,所以在之前是沒有受到照顧的。但《北京條約》簽訂以后,有了很大改變。一來是因為殖民者需要大批勞工來幫助他們開拓、發(fā)展殖民地,所以就從中國引入了這批勞工,但很重要的一點是,能出不能回,你回去還是犯法的。要等到1893年以后,海禁正式解開,海外的這些華人才能夠可以出國,也可以自由地回到國內,所以是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
主持人:所以華人文化是一個非常漫長的發(fā)展、壯大過程。張老師,您剛才在演講當中說了那么多光輝的名字,很多段落我聽得眼眶里會有淚,我們這一代人從小聽過一首歌,現在我都可以一個字不錯地把它唱出來,那首歌叫《我愛你中國》,我后來知道這是一部電影的插曲,這部電影的名字叫《海外赤子》,這個故事講的就是南洋華僑的故事,他們如何心向祖國,愿意為中國的發(fā)展來貢獻自己的所有。
張維為:實際上我們如果把眼光再放得大一點的話,就是西方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和世界財富從東方轉移到西方有關。你提的這段時間就是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時期,整個這個近代史上,出現了一次巨大的財富的轉移,主要從中國轉到歐洲,轉到北美,也就是鴉片貿易以及鴉片戰(zhàn)爭后大量賠款。
你看英國、法國這些國家,他們現在很多最好的建筑都是19世紀中葉興建起來的,這筆財富使他們取得了重要的資本,發(fā)展起來了,這也包括美國東海岸,如波士頓一帶的崛起,他們第一桶金的相當一部分來自中國,我覺得這是一個大背景,我們一定要了解。
那個時候背井離鄉(xiāng)的,不光是到東南亞,還有到美國修鐵路的華工,這些都發(fā)生在這個時期,這是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再一次超級剝削,西方獲得了大量利潤,這個背景我們一定要了解。海外華人,正因為他們歷史上受過這么多的欺辱,不得不背井離鄉(xiāng),所以他們對祖籍國的感情特別強烈,真的是發(fā)自內心的,他們和祖籍國是心連心的,所以才有這么多感人的故事,這是大的背景。
【在美國修筑鐵路的華工】
主持人:那么多華人來到這里生活,很多時候跟艱辛求生是伴隨在一起的,但是華人在這里生根、奮斗、繁衍,寫出了非常精彩的故事,這個是我們現在關注馬來西亞華人非常重要的一個點。許教授,為什么馬來西亞華人會在那么多海外華人當中顯得那么的獨特?
許慶琦:我覺得有幾個因素。第一,民族性;華人的民族性,跟其他民族有點不一樣,海外華人對民族的感情比較多,在清末民初的時候,中國非常貧窮,積弱積貧,大批福建、廣東、廣西的華人就往南走。
第二,當時的殖民地,開發(fā)錫礦,樹膠,要大批勞工,所以不少當時是“賣豬崽”過來馬來西亞的。第三,馬來西亞1957年獨立的時候,馬來西亞的華人人口跟其他種族差不多一半,47%。第四,跟這些新馬華人僑領的活動有關,比如陳嘉庚,在國內的宣傳,大家都認識,所以大家比較了解馬來西亞,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問答環(huán)節(jié)】
觀眾:我的問題是想提給張教授。1953年那一年,我離開中國到馬來西亞來,跟我父親團圓。40年以后,有一個臺灣的作家叫瓊瑤,她回去湖南,我那一年第一次回去我的故鄉(xiāng)福建,所以感受特別深。她回去以后寫了一本書,里面有句話影響我一生,她說中國人——她講的中國人不只是國籍,包括文化上,她說中國人就是這樣,不論是隔著山,隔著海,血管里面一定永遠奔流著一條黃河、一條長江。這句話深深地打動我。
我是在中國念完小學五年級,在馬來西亞念完初中,然后到英國讀土木工程,我是一個土木工程師,對中國文化話題平常沒有探討,但是聽了瓊瑤這句話,我就說中國文化這么偉大嗎?我就把工余時間投身到中國文化研究,第一次打開《紅樓夢》,也因為對《紅樓夢》的研究我認識了陳廣才先生,他對我研究《紅樓夢》提供了很多寶貴的資料。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投身到一個獨立初中里面,做了23年的副董事長,到去年81歲我退休。
現在我的問題是,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能夠存到今天,是因為我們600萬華人200多年一直堅持文化主體中民族主體性的堅持,但是我們面對的有馬來西亞極端的種族主義跟宗教主義,一直想消滅華文。張教授你曾經很成功地預測了“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也成功預測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的結束,那么我們面前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所處的環(huán)境,馬來西亞的“華教之春”會越來越強大,變成“華教之夏”,還是會在壓力下變成“華教之冬”?謝謝。
張維為:好,我昨天專門去馬來亞大學參觀了陳廣才先生的整個《紅樓夢》工程,非常了不起,非常佩服。特別是把《紅樓夢》通過十年的努力翻譯成了馬來文,我可以想象這個翻譯是多么艱難,它會豐富馬來語的很多詞匯,許多挑戰(zhàn)是難以想象的,比方最簡單的,很多人名怎么翻譯,如甄士隱,你是拼音翻法,還是翻它的意思呢?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這后面就說出我們的華文教育、華文研究者在馬來西亞做了多么大的投入,才取得今天的成績。
第二,回答您的問題,首先我非常感謝您,您對我的觀點如數家珍,非常感謝。我真的覺得不用太擔心這個問題,華文華教一定會向上走,而且變得更好。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今天的中國,就是我們華人的祖籍國已經不一樣了,現在世界對中文的需求飛速增長,你看在俄羅斯中文幾乎成為第一外語了,人民幣也成了第一外匯。我們前段時間去歐洲也是這個感覺,學習中文的人越來越多,盡管有一些人對中文、對中國文化有抵制,但總體上我覺得不會成為主流。再加上馬來西亞已經有這么好的基礎,有這么多優(yōu)秀的、充滿智慧的智者,我們一定要跟這些不友好的勢力斗智斗勇,發(fā)揮我們的“亞洲智慧”、“中國智慧”,我想各種問題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如果需要的話,我們也會積極努力幫助。
主持人:馬來西亞的華人應該覺得很驕傲,未來的世界的趨勢對華文的需求會越來越大,而在這個需求里頭,馬來西亞就已經走在前面了。我們有首古詩叫“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大家會擔憂的、會阻礙我們發(fā)展的力量,最后都會“畢竟東流去”。
許慶琦:張老師很準確地預測到“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我借你的話,“華文之春”必將到來,因為中國的崛起你必須面對它,現在阿拉伯國家全部在教中文。
我也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對華(文)教(育)我們要采取比較開放、包容的態(tài)度,我們歡迎更多的非華人來華小讀書,我們一定要有這種胸懷。習近平主席常常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要這種概念,站在人類的高點,來推廣漢語、華文。這是我的看法,我們不必怕,“華文之春”一定會到來。
主持人:對,一定會蓬勃到“華文之夏”。非常感謝提問的這位工程師老師,您剛才說您已經年過八旬了嗎?
觀眾:82了。
張維為:看不出。
主持人:一點看不出,我們掌聲送給他。我一直說思想者永遠是年輕,我覺得在您身上就完全可以看到這一點,真的非常非常年輕,再次感謝您。
觀眾:三位老師好,中國在明朝時期的航海技術曾經領先于西方,可后來為何又實施海禁,并且停止對外探索,然后斷絕與海外華人的聯系?其中的利害關系跟正負面影響是什么?
張曉威:明清時期,中國的政策應該是海禁為主。雖然明朝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事實上這是屬于官方的活動。自宋元以來,從宋到元朝是對外比較開放的,尤其是海洋貿易非常發(fā)達,但到明代的時候,朱元璋登基以后,就下了一個禁令,“片板不得下海”,完全不讓百姓出海。
我想這跟當時的政治問題有關,因為有一些遺留下來的元朝勢力,他是想把這個海岸線給封鎖起來,就下了這樣的一道命令,這是其一。
其二,可以看得出來,從傳統中國的統治或控制來看,明清兩朝的政治應該是專制程度更高。這背后當然有統治者的考量,一是在經濟上,它可以很好地能夠控制人口、土地之間的關系,這與賦稅、錢糧之間有關聯性。二是,比較便于控制人民的生活居留。
清代是沿著明代的路子走,所以造成了我們看到的在明清有一種錯過了跟海外,尤其是歐洲的一次很好的交流對話,到晚清的時候,當人家來到中國門口,還是一個陌生人,這是一個比較負面的影響。
觀眾:主持人好,各位嘉賓好。據我所知,清朝時期中國政府就開始以“華僑”稱代海外華人,并從政經文教等各方面極力爭取華僑對祖籍國的支持,我想請各位老師談談,中國政府在不同時期對相關政策的政治考量與具體執(zhí)行上的變化?
張曉威:剛才那位同學提的問題,關鍵詞是“華僑”,按照研究應該是清末的時候才出現這樣的詞,由此來看,其實清朝前期、中期的政策,對這種移居到海外的人是不管的,甚至我剛才提到是被稱為“天朝的棄民”。
但到后來為什么會有華僑出現?“僑”就表示我認定你在外僑居,就是說我認同你、我承認你,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改變?那就是我剛才稍微提到的,在英法聯軍入侵以后,因為中國國內有需要,比如在經濟上需要一些援助,而這種外資——當時就是僑資,可以回來幫助。這個改變讓中國,尤其是清朝末年開始認可海外的華僑華人,原來這批人對祖國是有很大幫忙的。
在這個過程中,就開始有所謂的清廷領事館這些機構的設立。中國第一個駐外領事館設在哪?新加坡,1877年,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駐外單位。
主持人:今天在拉曼理工大學和大家的這場對話,一起了解了馬來西亞華人這樣一個獨特的、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著拳拳心意但又極具活力的群體,讓大家看到了他們對馬來西亞、對中國的建設發(fā)展做出的巨大貢獻。謝謝大家,再見!
(主講嘉賓:張維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張曉威,拉曼理工大學中華研究院院長、孟子學院院長、博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東方衛(wèi)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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