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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清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思想淵源、基本內涵和時代價值

點擊：  作者：尹清龍    來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8-11 11:00:55

 

 

摘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斗爭理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斗爭思想、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斗爭實踐揭示了世情、國情、黨情改變斗爭形勢的規律，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思想淵源。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闡明了偉大斗爭的本質，概括了斗爭的內容，回答了偉大斗爭的目標指向，把握了偉大斗爭的特征，明確了偉大斗爭的實踐路徑。其時代價值主要體現為：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斗爭理論的創新發展，指出了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實踐形式，確定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原則，增強了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底氣與自信，提出了“合作—斗爭—合作”的對外交往方針。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圍繞“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一問題，提出了系列重要論述，并進行了廣泛且深入的闡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從歷史視野出發，將“堅持敢于斗爭”概括為中國共產黨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十條經驗之一。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斗爭”一詞出現了22次，這足以說明“斗爭”在順利推進黨和人民事業過程中的顯著意義。換言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是我們黨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的趕考之路上，“戰勝一切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的思想武器和實踐指引。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日益成為學界關注的議題，研究成果不斷涌現。整體而言，可以從三個視角對相關研究進行解析。第一，過去時視角。圍繞“何以可能”，從哲學基礎或理論、歷史、現實等維度出發，闡述其生成理路。第二，現在時視角。聚焦“何以展現”，從偉大斗爭的內涵外延、理論意涵、重要論述的原創性貢獻等方面展開，探討偉大斗爭的能指、所指、意指。第三，將來時視角。立足“何以推進”，從立場—原則—方法以及把握若干關鍵問題等方向著手，研究偉大斗爭的實踐方略。不難發現學界對這一議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回答了一些關鍵問題，廓清了一些思想迷霧，但對整體性視角的把握相對欠缺。因此，有必要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思想淵源、基本內涵和時代價值進行一體化研究，做到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一、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思想淵源

 

認識不會憑空產生，只有在實踐中才能找到根據。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生成和完善，離不開既有的理論基礎、文化傳統、歷史經驗和現實要求。

 

（一）理論基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斗爭理論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既從哲學層面，也從當時的現實層面對斗爭進行了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及其發展過程中，事物內部的矛盾運動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爭性，同一性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而“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斗爭是絕對的”。馬克思恩格斯的斗爭理論最明確的方向是階級斗爭，強調“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在他們看來，只要存在著代表不同利益和具有不同社會地位的階級，“階級之間的戰爭就不會消滅”。進行階級斗爭的目的在于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馬克思與恩格斯十分強調斗爭的手段，認為在“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的同時，要與合法斗爭即議會斗爭結合起來。列寧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斗爭理論。他認為，進行階級斗爭是為了“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和無產階級專政”，強調要根據斗爭形勢靈活選擇斗爭策略，正確區分“以退為進”的策略和“退縮不前”的妥協。在革命實踐中，列寧特別強調斗爭本領，一方面，從理論素養、意志品質、形勢判斷能力等方面解析斗爭本領的內涵；另一方面，以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實踐的“訓練、培養和教育”指明增強斗爭本領的方法。哲學的前提及靈活運用的方法，使習近平總書記形成了對斗爭的一般性認識。

 

（二）文化基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斗爭觀念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在燦若星河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寶庫中，斗爭思想始終貫穿其中，也已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同時也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源泉。一是古代先賢的辯證觀包含著鮮明的斗爭思想。老子揭示的對立雙方相輔相成的關系，發現的諸如美丑、有無、強弱等的對立范疇，以及“反者道之動”的否定原理皆強調構成矛盾的一方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易傳》中“陰疑于陽必戰”的觀點無疑揭示了陰陽雙方是一種對立關系，二者斗爭的結果是一方戰勝另一方，最終促使矛盾轉換。這些樸素的辯證觀表征著斗爭的基本內核。二是堅韌頑強、自強不息的精神蘊含著鮮明的斗爭思想。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女媧補天等神話故事，體現著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敢于與自然斗爭的堅毅。周文王在拘禁的環境里，把《周易》的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孔子在周游六國受到絕糧等困厄時，寫下儒家典籍《春秋》；司馬遷受到宮刑后，忍辱負重，寫下史家絕唱《史記》，體現著人們敢于與困難斗爭、樂對挑戰的進取精神。三是革故鼎新、改革創新的精神內含著鮮明的斗爭思想。“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北宋王安石變法、明代張居正改革，近代的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與辛亥革命，都體現著敢于否定、推進創新的斗爭意識。可見，中華民族血液里早已蘊藏著斗爭基因，這些思想和理念極大地塑造了習近平總書記看待風險、面對困難時的積極態度，極大地拓展了其對偉大斗爭內涵的認知。

 

（三）歷史傳承：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斗爭實踐

 

任何一個體系嚴密的思想無法僅憑個人的抽象思維能力進行構建，其背后必然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傳承。百年黨史可以說是一部斗爭史。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以階級斗爭為核心，以武裝斗爭為形式，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工作。《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指出，要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描摹了黨的革命任務、對象和手段。但幼年時期的黨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蘇聯經驗神圣化，導致黨內發生了嚴重的右傾和“左”傾錯誤。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難的黨內路線斗爭，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明確了斗爭的對象和策略。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重心在于建設斗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適時地將武裝斗爭轉變為物質生產的建設斗爭。肅清國民黨反動派殘余，完成了祖國大陸的完全統一，開展“三反”“五反”運動，抗美援朝出國作戰，這一系列措施極大地保障了“一化三改”的推進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總體上圍繞建設現代化國家進行改革斗爭，以破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要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一方面，引領意識形態斗爭，大力廓清思想迷霧，為實施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凝聚共識；另一方面，從農村到城市的改革，從點到面、從沿海到內陸的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與此同時，推進反腐敗斗爭為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夯實了基礎，順利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百余年來，黨的幾代領導人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斗爭實踐中生成的斗爭思想，無疑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

 

（四）時代境遇：世情、國情、黨情改變斗爭形勢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亦是關注現實和體悟時代的產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斗爭形勢尤為緊迫。首先，國際形勢異常復雜。西方發達國家因多種現實問題，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日漸減小。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增長強勁，與傳統大國的差距日趨縮小。各國力量的此消彼長，使得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出現新變動。特別是受世紀疫情影響，經濟增長乏力、局部沖突不斷、全球問題加劇，世界進入變革震蕩期。其次，國內存在多方挑戰。一是經濟社會發展挑戰。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斷增加，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存在。二是改革步入攻堅期。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好改的、容易改的都已經改了，剩下的全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程度之深、改革廣度之大前所未有。三是意識形態領域斗爭激烈。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動以及改革帶來的利益格局變動勢必反映在人們的思想層面，意識形態領域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加劇。最后，黨內存有風險考驗。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建設取得了許多成就，尤其是在反腐敗方面，積極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反腐敗斗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但同時，黨內政治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四風”問題產生的思想根源還未得到徹底糾治，我們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仍將長期存在。這種歷史大變局，無疑推動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生成。

 

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基本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是一個內涵豐富、內容嚴密的理論體系，闡明了斗爭的本質、概括了斗爭的內容、回答了斗爭的目標指向、把握了斗爭的特征、論證了斗爭的實踐路徑。

 

（一）闡明本質：“知重負重、苦干實干、攻堅克難”

 

把握斗爭的本質，即斗爭是什么，這是我們進行偉大斗爭的邏輯前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偉大斗爭“不是為了斗爭而斗爭，也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斗爭”，而是“為了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知重負重、苦干實干、攻堅克難”。在這里，習近平總書記將偉大斗爭上升到宏觀敘事，將其與謀私利的爭斗劃清界限，并將偉大斗爭與偉大事業聯系起來。同時，他強調偉大斗爭的雙重內涵。一方面，偉大斗爭是一種“知重負重、攻堅克難”的精神。明知任務艱巨，仍然義無反顧；雖知前路艱辛，仍然一往無前；易見責任重大，仍然毫不動搖。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征程中，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同窮兇極惡、武裝到牙齒的敵人進行了艱苦斗爭，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中的困難挑戰進行了艱苦斗爭，這是一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知重負重，是“敢于斗爭的風骨、氣節、操守、膽魄”，是一種“攻堅克難”的進取奮斗精神。另一方面，偉大斗爭是一種“苦干實干”的實踐。一種偉大精神的背后，必然有一段偉大的實踐。我們在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境遇下，實現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取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的一系列成果，這“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別人恩賜的，而是通過不斷斗爭取得的”，離不開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腳踩中國大地的“實干苦干”。習近平總書記從精神與實踐兩個維度展開，抓住了斗爭的本質，糾正了人們對斗爭的認識誤區。

 

（二）概括內容：“奔著矛盾問題、風險挑戰去”

 

斗爭必然具有特定的實踐內容，否則極易陷入盲動的泥淖。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多個場合對偉大斗爭的內容進行闡述。在2016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民主生活會上，他強調發揚斗爭精神和敢于斗爭，必須做到“四在”“四不在”，即在前途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改革發展穩定工作中、全面從嚴治黨上、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上堅定不移敢于動硬碰硬，不在困難面前、挑戰面前、任何壓力下低頭退縮忍讓，不拿原則做交易。2017年7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重要講話中提出“四個偉大”，其中偉大斗爭成為推進其他三個“偉大”的途徑和抓手。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明確了“四個偉大”的內在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偉大斗爭的內容。同時，他要求全黨做到“五個更加自覺”和“五個堅決反對”，強調要同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制度、損害人民利益和脫離人民群眾、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穩定的言行作斗爭，同社會和自然各領域出現的困難挑戰作斗爭。2019年9月3日，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儀式上，習近平從“五個凡是”的角度，指明了共產黨人的斗爭方向、立場和原則，即“凡是危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我們都將堅決與其開展斗爭。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的斗爭話語出現在反腐敗、掃黑除惡、軍事領域、反分裂、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等語境下，在一定程度上具化了斗爭的內容。總體來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內容的論述，一脈相承但又有所發展，始終強調要與事關根本的問題作斗爭，要與事關發展的問題作斗爭，要與事關人民根本利益的問題作斗爭，而不是“左”的群眾運動式的瞎斗亂斗。一言以蔽之，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偉大斗爭，就是“奔著矛盾問題、風險挑戰去的”，這是必須正確把握的。

 

（三）回答目標指向：“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

 

目標是人們頭腦中形成的對行為或活動的預期結果的設想。偉大斗爭作為一種精神、一種手段、一種行動，是為實現一定目標服務的，根本上是要解決“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作為一個具有全局眼光的戰略家，將斗爭的目標緊緊指向我們黨的初心使命，多次強調一切斗爭“都是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他認為，在歷史維度上中國共產黨誕生于國家內憂外患之時，成立之初便將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作為奮斗方向。通過斗爭，中國人民徹底擺脫了被奴役、被壓迫的歷史，實現了全面小康。在現實維度，我國正處于新發展階段，黨正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朝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隨著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堅持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習近平總書記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更為迫切，對共同富裕的期盼更加濃烈，阻礙高質量發展和協調發展的頑疾仍然存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啃下“硬骨頭”，需要“通過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在價值層面，他始終強調“我們黨來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務人民”。換言之，建立任何一項偉大事業，必須立足于廣大人民，偉大斗爭如若離開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失掉的將是方向和根基，喪失的將是民心和力量。

 

（四）把握特征：“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

 

特征是事物在一定條件下具備的性質，表征出一定的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充分認識這場偉大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就斗爭的長期性而言，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將初心使命牢記于心，外化于行，“一百年來，黨領導人民經過波瀾壯闊的偉大斗爭”，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和犧牲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黨的百年奮斗，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也許并不算長，但放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尤其是近代以來的歷史上，則彰顯出其時間跨度和長期性。另一方面，經過百年努力和跋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但這絕不意味著就不用進行偉大斗爭，其至少伴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過程”。就偉大斗爭的復雜性而言，習近平總書記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這主要是國際國內環境的深刻變化、“兩個大局”相互交織所帶來的。他反復強調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格局和全球治理體系加速演變，一些國家對中國的遏制和打壓日益公開和直接；國內面臨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黨面臨的執政環境、弱化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也十分復雜。就斗爭的艱巨性而言，其主要源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任務的現實考量。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們不能在過去的成就中尋求慰藉，躺在功勞簿上驕傲自滿，必須清醒認識到實現偉大夢想是“光榮而艱巨的事業”

 

（五）明確實踐路徑：“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

 

談及斗爭必然需要回答“如何進行偉大斗爭”的問題，否則斗爭便成為流于形式的空談。要取得偉大斗爭的新勝利，必須“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習近平總書記認為，斗爭精神即有志氣、有骨氣、有底氣，能知難而進、迎難而上，在斗爭中“有不信邪、不怕鬼、不當軟骨頭的風骨、氣節、膽魄”；斗爭本領即科學的預見力、高度的創造力與極強的應變力。他指出，這些都“不是與生俱來的”，需在實踐中生成或獲取。一是要突出“思想淬煉”。理論上的堅定是行為上堅定的基礎，要切實學懂弄通做實黨的理論，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明確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堅定理想信念，補足精神之“鈣”。二要加強“政治歷練”。黨員干部要心懷“國之大者”，要用政治紀律和政治規律約束黨員干部，讓其在解決實際問題中把握政治方向，從而在事關黨和國家事業底線的問題上能夠“擺得正”“立得起”“站得穩”“靠得住”。三要聚焦“實踐鍛煉”。當前一些黨員干部思維活躍，但由于缺乏鍛煉，本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無法適應斗爭實際，“遇到矛盾驚慌失措，遇見斗爭直打擺子”。要有組織、有計劃地將領導干部放在攻堅克難的一線和急難險重問題的前沿，幫助其在斗爭實踐中“強弱項、補短板，學真本領，練真功夫”，不斷提高斗爭藝術和運用斗爭策略的能力，實現斗爭結果的最優化。此外，習近平總書記還從事關黨和國家事業后繼有人的高度，強調科教興國戰略和做好新時代的人才工作，實現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同時，共青團應明確自身特點、積極發揮作用，培養一大批充滿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的先鋒分子，為斗爭取得新勝利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

 

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時代價值

 

任何理論都是一定時代背景下實踐的產物，必然凸顯該時代的特定價值，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亦是如此。它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斗爭理論的創新發展，指出了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實踐形式，確定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原則，增強了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底氣自信，提出了“合作—斗爭—合作”的對外交往方針。

 

（一）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斗爭理論的創新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深刻回答了“為何要進行斗爭”“什么是斗爭”和“如何進行斗爭”等系列問題，是對馬克思主義斗爭理論的創新發展。一方面，它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斗爭理論的時代內涵。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想要擺脫資產階級無休止的奴役和壓迫，只有組織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以革命作為手段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斗爭還要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物質財富極大涌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奮斗的形式出現。歷史發展是連續性與階段性的統一，每個時代不同的主題使任務有所差異，使斗爭的內容也會有所變化。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是在國際環境和我國社會主義主要矛盾深刻變動的背景下提出的，階級色彩已被淡化，具體指向偉大復興過程中的各種風險與挑戰，為此我們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另一方面，它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斗爭理論的方法論。馬克思主義誕生于革命時代，強調在斗爭中要將合法手段與非法手段結合起來取得革命勝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要求領導干部堅持“三個相統一”，講求斗爭藝術，把握好時、度、效，活用斗爭策略；堅持唯物辯證法，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堅持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堅持在斗爭中求團結、謀合作、取共贏，堅決反對無底線、無原則的退讓妥協；堅持從理論深化中、實踐鍛煉中提高斗爭能力和本領，這些都是我們在新時代偉大斗爭中繼續取得新勝利的重要方法保障。

 

（二）指出了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實踐形式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鮮明特征，是中國共產黨歷經百余年風華正茂的密鑰所在，是“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在推進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復興偉業的百年征程中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堅守、對初心使命的恪守和對優秀傳統文化中憂患意識的繼承，是中國共產黨總結一路走來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經驗，是深刻借鑒中外政黨興衰成敗經驗的結果，是對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考察。推進自我革命，即實現自身否定之否定，意味著矛盾雙方的斗爭，意味著要通過斗爭實現自我革命，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在實踐層面明確了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方向。一是政治建設。黨內存在的政治性問題主要是“七個有之”，一些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在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上有不足，在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不徹底，在政治立場和政治方向上有偏差。作為自我革命的本質要求，須把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堅決同破壞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行為作斗爭”。二是作風建設。作風問題關系到人心向背，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這是一個永恒問題，必須“在抓常、抓細、抓長上下功夫”。自我革命的常規任務為糾正不正之風，堅決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作斗爭。三是反腐。腐敗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最大的敵人。就中國共產黨而言，“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巨大的勇氣，推進反腐敗斗爭，清除了一批腐敗變質分子，極大地凈化了黨內政治生態。但腐敗現象作為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還存在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因此，要將其作為自我革命的重點方向，堅持反腐敗的高壓態勢，同一切腐敗行為作斗爭。

 

（三）確定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原則

 

實現現代化是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奮斗的目標，但由于種種原因，此前歷次現代化嘗試皆以失敗告終。中國共產黨遂接過歷史重擔，以崇高的情懷、巨大的犧牲、艱辛的奮斗，迎來了實現現代化最光明的前景。前途光明，但任重而道遠。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偉大而艱巨的事業需堅持若干重大原則，發揚斗爭精神正是其中之一，其要求主要體現為兩方面：一是應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的艱巨挑戰，需要具備斗爭意識。新一輪科技革命帶動新一輪產業變革，極大地重塑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歷經千辛萬苦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但樹欲靜而風不止，總有人想我們走“老路”“歪路”“邪路”，妄圖通過外部施壓和內部演化中斷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如此種種，為經濟持續增長和現代化進程帶來了不可控因素。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過程中，還有許多“婁山關”“臘子口”要征服，還有許多“雪山”“草地”要跨越，這對正確認識、判斷和評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風險挑戰，做到思想上的清醒，避免麻痹大意，堅持銳意進取的姿態具有重要意義。二是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大目標，需要強化斗爭本領。相較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等方面的發展提升至新水平，在國家治理體系、國家安全體系方面實現大幅提升。因而，全黨要努力增強斗爭本領，“加強干部斗爭精神和斗爭本領”，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精神動力和現實依靠。

 

（四）增強了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底氣與自信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正確的理論給人帶來力量，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根植于豐富生動的現實生活，聚焦于時代主題，描摹了解決新征程中所遇困難和挑戰的方法，極大地增強了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底氣與自信。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概括了過去的斗爭歷程和取得的成就。他強調中國共產黨在百年歷程中付出了許多努力、進行了許多斗爭、作出了極大犧牲才取得今天的偉大成就。這深刻表明，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離不開偉大斗爭，同時也以實踐說明了堅持偉大斗爭完全可以實現偉大夢想。另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方法論。“越是接近民族復興越不會一帆風順，越充滿風險挑戰乃至驚濤駭浪。”世界進入變革震蕩期，國際力量此消彼長，出現了一些新形勢和新情況；國內發展取得新成就的同時，也面臨改革進入深水區，經濟進入新常態等新矛盾、新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只要堅持黨的領導，深刻銘記人民是我們的力量之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就無疑會凝結和匯聚起億萬人民“筑夢”“追夢”“圓夢”的創造偉力，形成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局面，助推中國夢的實現。這些方法論能夠指導我們將理想藍圖變為現實圖景，底氣和自信便由此產生。

 

（五）提出了“合作—斗爭—合作”的對外交往方針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提出在國際局勢急劇變化、國際秩序深刻調整的背景之下，蘊含著國家對外交往中的獨特思路，即“合作—斗爭—合作”。簡言之，以合作為出發點，通過斗爭化解矛盾，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實現新合作，這“為黨在‘兩個大局’下治國理政贏得了新的優勢和主動”。一方面，參與國際事務要堅持“合作—斗爭—合作”方針，實現國際合作。中國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必然要以國際事務參與者、國際新秩序建設者的形象出現。習近平總書記認為：“世界上的事情越來越需要各國共同商量著辦。”但同時他又強調，合作是求不來、要不來的，須得“在斗爭中爭取團結，在斗爭中謀求合作，在斗爭中爭取共贏”。我國應當在堅持原則和根本底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基礎上爭取合作，求同存異、聚同化異，做到承擔國際責任與實現國家利益的高度統一，以實際行動詮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另一方面，面對某些國家的惡意打壓，要堅持“合作—斗爭—合作”方針以實現和平共處。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某些國家在政治領域實行“一言堂”與“和平演變”，在經濟領域發起“貿易戰”，高呼“脫鉤”并加大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技術封鎖，在軍事領域進行抵近偵察和武裝挑釁，企圖以極限施壓的方式讓我們放棄國家的核心利益，這無疑是赤裸裸的脅迫和霸凌。“一味退讓只能換來得寸進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為屈辱的境況”，只有敢于斗爭，敢于硬碰硬，才能使對方形成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客觀理性看待別國正常發展壯大的平和心態，才能創造持續發展的和平環境，才能切實維護國家的長遠利益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作者簡介：尹清龍，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文章來源：《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