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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兩個大局相互激蕩下，我們愈是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就會愈發顯著。面對“卡脖子”突出難題，近年來“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已經成為社會廣泛共識，激發我們要下定決心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戰。為此，需要充分發揮包括制度優勢在內的各種優勢來加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特別是要深刻把握新型舉國體制的特點和短板，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來激發社會創新活力。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其中強調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對此，我們必須進一步提高思想認識。

科技安全與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科技安全當下在總體國家安全中具有關鍵性作用，《決定》提出構建科技安全風險監測預警和應對體系，而關鍵核心技術在科技安全中又占據重要位置，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保障。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不是單一的技術問題，而是一項復雜巨系統，涉及從技術的底層邏輯到在市場應用以及迭代中成熟、完善而形成生態等全鏈條、全過程，需要充分激發新型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全面統籌政產學研用金，疏通、解決其中存在的堵點。新型舉國體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政府制定戰略性、方向性的科技政策、產業政策，同時在科技與產業的兩端，一方面發揮國家實驗室等戰略科技力量，另一方面是發揮包括國企、民企等龍頭企業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的牽引作用或鏈主作用。因此，《決定》一方面提出健全國有企業推進原始創新制度安排，建立國有企業履行戰略使命評價制度；另一方面又提出支持有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向民營企業進一步開放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

科技創新的不確定性與多條技術路線選擇。當我們在學習、跟隨西方科技強國的科技跟跑階段，目標、任務是非常明確的，反向學習的技術路線也是極為有效的。當我們開始邁向價值鏈的中高端，以創新驅動發展，就要從跟跑向并跑、領跑轉變，而這時候對于科技創新的認識也要做根本性的調整，那就是要充分認識到創新不是確定性的，而是充滿高度不確定性、高風險性的。為此，要容忍失敗，不能簡單沿用過往的研究投入產出比的標準。《決定》提出“建立專家實名推薦的非共識項目篩選機制”等要求，正是體現了對于創新本身的高度不確定的深刻認識，也充分體現了對于科技創新體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深化”。

開展有組織的基礎研究并突破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線性思維。《決定》提出“加強有組織的基礎研究”“鼓勵開展高風險、高價值基礎研究”，基礎研究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所有科技創新、也是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最前端與底層結構，強調“有組織”，這一方面體現了“改進科技計劃管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同時也是基于基礎研究所具有的團隊性特點。過往我們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存在線性思維，晚近的巴斯德象限理論則強調應用研究的需求引發基礎研究的創新，因此需要支持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共同組建創新聯合體。《決定》提出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支持企業主動牽頭或參與國家科技攻關任務，正是突破線性思維的體現。

科技成果轉化的多個面向與科技金融。《決定》提出深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改革，加強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建設，其中一些改革舉措尤其值得關注。一是就科研人員而言，允許科技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權，建立職務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制度，深化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允許更多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以創新創造為導向，在科研人員中開展多種形式中長期激勵。二是鼓勵和引導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費方式把科技成果許可給中小微企業使用。三是加強技術經理人隊伍建設。此外，為充分發揮科技金融在科技創新及其成果轉化中的杠桿作用，《決定》提出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加強對國家重大科技任務和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完善長期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投早、投小”體現的是科技型中小企業最需要的雪中送炭，“投長期”則是對風投的弊病的克服。

將科研人員真正解放出來。為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充分激發社會創新活力，《決定》提出，在科研管理上允許科研類事業單位實行比一般事業單位更靈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實行企業化管理；賦予科學家更大技術路線決定權、更大經費支配權、更大資源調度權。這些改革措施聚焦過去科技體制存在的堵點、難點，極具針對性。鑒于世界上許多科學、技術的重大發現往往最集中在科學家中青年階段，《決定》還提出“完善青年創新人才發現、選拔、培養機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員待遇”“健全保障科研人員專心科研制度”，體現出對于科技規律的真正認識。

加強國際科技合作。新型舉國體制強調自主創新，同時也鼓勵、支持開放創新。《決定》鼓勵國際科技合作，提出鼓勵國外高水平理工類大學來華合作辦學；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鼓勵在華設立國際科技組織，優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社團對外專業交流合作管理機制；探索建立高技術人才移民制度。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的“三位一體”改革同時體現在深化科技開放合作之中。

作者系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來源：南方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