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筆者在收集研究有關四渡赤水史料時，無意之中在一本很專業的軍事期刊上發現了一篇名為《桐遵之戰研究》的“學術研究文章”（刊于《軍事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一讀之下，十分震驚。據說作者還是經常出沒于各種媒體大談特談“四渡赤水”乃至“長征”的“專家”，這可就大大讓筆者吃了一驚：如果“專家學者”們都這樣熱衷于這般耐不住寂寞地去抖猛料，甚至連地圖都不屑于一看，連史料都懶得于一析，只會根據別人泊來的貨色去察顏觀色望風捕影地尋找猛料，乃至僅僅憑“揣測圣意”來做學問，刻意去迎合“非毛”、“貶毛”風潮，那能把這門學問做成什么樣子呢？

好在現如今已公布的各種文獻原件內容已具相當的完備性，要弄明白好些事兒也并不困難——只要舍得下功夫從細微處做起便是！于是筆者把這篇文章引來，逐段與作者作一分析探討商榷，也順便求教于諸多有關的方家。

一、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后，龍云的部署很周密嗎？

《桐遵之戰研究》原文（以下簡稱《桐》文）：

1934年12月18日，長征中的中央紅軍在黎平會議上對根據地建立的地區作出了這樣的決議：“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移至遵義西北地區。”黎平會議由周恩來主持，1943年11月27日，他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回憶說：“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

但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改變了這一決定，“擴大會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根據這一決定，紅軍一渡赤水開始北上。敵軍蜂擁而至，層層攔截，紅軍連日苦戰難以北進，只好向西朝云南邊境的扎西轉移以決定下一步行動。

2月6日，龍云就任“剿匪第二路軍總司令”，薛岳任前敵總指揮，下轄吳奇偉、周渾元、孫渡、王家烈四個縱隊。2月7日，龍云向所轄各部發出關于第二路軍作戰方略的密電。龍云認為紅軍有“西竄渡橫江之勢”，決定要把紅軍“壓迫而聚殲于長江南岸及永寧以西，橫江以東之地區內”。為此，龍云命令其第一、二縱隊分別向紅軍的右、左側背追擊，第三縱隊在西面“迎頭堵截，勿使敵渡過橫江”。并要求三個縱隊之間密切聯絡相互照應。第四縱隊則“大部為總預備隊，在一、二縱隊后方跟進”。

龍云布置雖然周密，卻獨獨疏忽了東面，更沒有想到電碼會被破譯。黔軍作為預備隊屬于“跟進”之列，自然也處于松懈狀態，決計想不到會遭到紅軍的長途奔襲。 

評析：該文作者顯然沒有耐心去盡可能多地判讀川滇黔及中央軍各方的電文和部署，更沒有耐心參照乃至推演過各方的進止位置及路線圖。當時敵軍各方包括龍云在內，對中央紅軍動向的判斷是“竄渡橫江”，而“竄渡橫江”的目的是“竄渡金沙江”?；谶@個判斷，川軍各部除在中央紅軍右側平行追擊外，亦擬與滇軍在橫江一線實施攔截。龍云這個部署其實實際價值并不大，“一、二縱隊”是中央軍周渾元、吳奇偉部，他們大部分現在連烏江都還沒過（只有周渾元縱的肖、謝兩師尚在由黔西向大定前進途中），怎么可能“分別向紅軍的右、左側背追擊”——尤其是這個“右”？“三縱隊”其實就是滇軍，龍云除了“迎頭堵截”的部署外，正擬驅動主力向扎西前進。“疏忽東面”并不是龍云的錯，原因也不在他這里——他的首要考慮是滇方利益，本來就沒有在意過“東面——中央紅軍本來就是從東邊來的，該挨這個板子的是蔣介石還有劉湘、潘文華，他們互相欺瞞，哄別人的同時也哄了自己，一起進入了“匪必西竄”的思維誤區。

而且，當時黔軍也沒有什么“跟進”，龍云更沒有“松懈”，而是很緊張！因為當時川軍壓迫紅軍入滇之勢已經非常明顯，根本容不得他“松懈”！這幾天他一直在著急忙慌地驅動自己的隊伍北進“堵截”！試想，如果龍云真的很“松懈”，毛澤東又怎么會在幾天后放棄“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的打算？

二、中央紅軍抵達扎西準備由黔西向東發展，卻沒明確主要打擊對象為誰嗎？

《桐》文原文：

敵變我變，當晚7時，軍委在了解了龍云的部署后立即針對敵軍弱點向各軍團發出指示：“根據目前情況，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這一指示有點模糊，只強調“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卻未指明誰是紅軍的主要打擊對象。 

評析：作者應該看看地圖，“川滇黔邊境”在什么地方？中央紅軍集結在扎西的首選考慮是什么？“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會走什么路線，會遇到什么對手？而且這個“指示”也是有全文的—（參見【附一】，作者應該看仔細一點，“指示”緊接著上面那段話還有內容，這個內容是毫不含糊地指出了“打擊對象”和“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的”路線的）。

【附一】軍委下達關于紅軍向川滇黔邊境發展的指示

三、中央紅軍二渡赤水的決策，是“由黔西向東發展”的“進一步細化”嗎？

《桐文》原文：

按照這一決定和相關情報，2月9日毛澤東在扎西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進一步細化了目標，他提出“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的主張。這表明紅軍在放棄了北渡長江的計劃后對下一步的行動——建立黔北根據地形成了共識。但會議對紅軍究竟著重打擊薛岳兵團還是地方軍閥并無明確表示。

評析：由于作者沒有仔細詳研2月7日中央的“指示”并參照地圖，所以才把毛澤東2月9日提出來“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建議視作2月7日“指示”的“進一步細化”。其實兩者已經是南轅北轍，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哪來什么“細化”？毛澤東的這個建議，已經完全改變了2月7日“指示”的意圖，真正開始打算在被對手們“疏忽了的東面”有所作為了！至于“究竟著重打擊薛岳兵團還是地方軍閥并無明確表示”，那是因為要實現“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的目標會遇到哪些對手，哪些在先哪些在后，主動權并非完全在毛周朱等人手中，毛澤東等的“打擊對象”選擇權也是有限的！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主動權是在對手手里的！戰爭是一種多方博弈活動，并不是哪一方誰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

四、中央紅軍從扎西回師東進之時，有過“打擊對象”之爭嗎？

（一）“婁山關”還是“雪山關”，差以毫厘，謬以千里

《桐》文原文：

2月10日，從破譯的電報中得知敵軍正從南北兩面逼近扎西，軍委下令部隊立即“轉移到婁山關及其以西地域，爭取渡河先機，并準備與薛岳兵團及黔敵為主要作戰目標”。這封電報首次表明當時軍委中重視薛岳兵團的意見占了上風。這完全合乎情理，因為不打掉一直緊隨尾后的敵軍主力周渾元部，紅軍難保安全，更別說建立根據地。

評析：

一、這里所引電文有一個明顯的錯訛，由于作者沒有耐心參照地圖，所以照引了一本二手貨的說辭：“轉到婁山關及其以西地域，爭取渡河先機……”，這里的“婁山關”其實是“雪山關”之誤，只要參照地圖，這是很容易看出來的錯訛。試想：如果都已經“轉到婁山關及其以西地域”了，還用得著“爭取渡河先機”么？渡哪條河呀？

二、軍委2月10日命令第一段是“敵情通報”，作者一定沒有認真看過！而且還是沒有耐心參照地圖！這個敵情通報中已經說明：“薛岳兵團主力及黔軍仍在赤水河東地域”！請問作者，“赤水河東地域”是哪兒呀？“重占遵義”的那個遵義，在赤水河的東南西北哪一邊呀？作者怎么就沒有想想：根據軍委當時掌握的敵情，“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要遭遇的不就是“仍在赤水河東地域”的“薛岳兵團主力及黔軍”么？如此，命令中的“打擊對象”，還可能是別的么？

三、“敵軍主力周渾元部”根本沒有“緊隨其后”，周縱隊只有肖、謝兩師正向大定前進，在中央紅軍東南側隔老遠，中間還隔著一條赤水河，周部主力要么還在烏江南岸向北岸轉進中，要么還在守備貴陽！怎么可能“緊隨其后”？作者難道沒有耐心參照著地圖多看看對手的部署和電文？

【附二】有關電報原文

【雪山關與婁山關地理位置略圖】

（二）軍委改變了原來主意嗎？

《桐》文原文：

2月11日，紅軍分三路由扎西秘密回師東進。就在當天，龍云還在致電南京，說紅軍“竄往滇東，已入死地。不久即可一網打盡。”孫渡也于同日致電龍云，說紅軍“向鎮雄潰退”，并催促王家烈與薛岳加快行動。川軍總司令劉湘則在同日致各部隊的“綜合本日情報”的電報中說紅軍“由威信竄入滇境，經洛表、王場、三岔河向滇境洛木連日竄去”。

根據對手這些與紅軍實際行動南轅北轍的密電，軍委在當晚的敵情通報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據此判斷：四川追敵幾全部向西，滇敵則堵我入滇，黔敵尚未參加‘追剿’而薛敵追我行動亦不迅速。”這些情況說明敵軍被蒙在鼓里根本不了解紅軍已經掉頭東進。

為從敵人的空隙間穿插出來，既把追敵甩在側后，又給黔軍以出其不意的打擊，軍委在2月11日20時發出命令：“我野戰軍為準備與黔敵王家烈及周渾元部隊作戰，并爭取向赤水河東發展，決定向古藺及其以南地域前進，并爭取渡河先機。”還特別指出：“川黔邊為紅軍要赤化的地方，一切道路不可破壞，以便往復運動戰。”這表明紅軍已決心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卻同時把2月10日命令中打擊重點的先后作了個對調，把打擊弱敵放在了首位。軍委顯然改變了原來的主意。

評析：作者為什么不能耐心詳研11日20時命令呢？這個命令全文是介紹了敵情的，而且作者已經引出！這個敵情與日前通報的敵情是不同的：“黔敵尚未參加追剿”——“黔敵何、柏、侯三師仍在赤水右岸”，而已確認“薛敵追我行動亦不迅速”——尚未到達“赤水河東地域”，你要“回師遵義”，就是想打人家一時半會兒也打不著！能打到的，最多是“薛敵之追剿隊約兩個團”！如此，這個由“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的意圖和掌握的敵情動態所決定的“打擊對象”，還能是誰哩？這怎么就成了“顯然改變了原來的主意”？

作者應該知道，軍委“原來的主意”，就是“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

這個主意，改變了么？

判讀電文，一定要耐心閱讀全文——最好進行圖上作業，更要注意信息的全息性，如果只是憑自己主觀需要尋章摘句，那就有可能“斷章取義”，輕率為文，鬧出低級笑話來！

【附三】總司令朱德命令各軍團向赤水河東發展爭取渡河先機

㈠綜合目前敵情

（三）朱德簽署的命令，就一定代表朱德的個人意見嗎？

《桐》文原文：

2月15日20時，朱德發出二渡赤水的行動計劃，特別指出：“我野戰軍以東渡赤水河消滅黔敵王家烈為主要的作戰目標。”這說明軍委經過五天的討論考慮，全力打擊弱敵的意見最終占了上風。

軍委在制定作戰計劃時如此猶豫和反復，實在和1935年元旦猴場會議的決議有密切關系。因為猴場會議規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一規定當時主要是為了防止李德和博古在軍事上的專權，卻不料這一民主程序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為后來的軍事決策帶來了障礙，因為政治局大多數成員畢竟不懂軍事。

2月18日，紅軍開始渡河?？尚Φ氖茄υ涝诋斕彀l出的軍情綜述中竟然稱“朱、毛有化裝逃走說”。

評析：

一、作者強調“朱德發出二渡赤水的行動計劃”，顯然是想緊扣主題！但作者如果詳研過長征中的所有行動計劃的話，不會沒有這樣的發現：長征中的大部分命令、計劃和行動部署的簽署者，都是朱德或周恩來，因為兩人一個有“中革軍委主席”和“紅軍總司令”的頭銜，一個是“中革軍委副主席”，而且曾經是“黨內委托下最后決心者”，而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在軍事指揮序列中并沒有正式“名份”！這是當時的一種特殊背景的指揮格局，根本說明不了作者的想論證的主題呀？而且要按命令簽署者來確認是誰指揮完成長征的，那毛澤東可能就沾不上啥邊兒，而如果要這樣來作結論，作者又能同意么？眾多的親歷者參與者見證人能同意么？同理，如果硬要以命令簽署者來認定責任人，那豈不是土城、魯班場之戰失利的事兒，也算不到毛澤東頭上了？

二、“全力打擊弱敵意見最終占了上風”完全是作者的杜撰，沒有任何證據支撐！15日命令無非是對11日命令的再次明確而已，這主要是因為五天中敵情是動態的變化的，需要根據新情況作出這樣的重申而已！而15日這天，軍委是通報了敵情的，這個敵情進一步確證了“赤水河東地域”只有黔軍，“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要首先遭遇的對手還是王家烈！怎么就讓作者這么大驚小怪了呢？不管軍委討論多少天，不還得根據敵情變化來確認打擊對象么？怎么這種動態的戰爭指揮行動一到了作者這里，就變成了靜態的，是任由一方隨心所欲地想怎么選擇就怎么選擇的了呢？

而且就是這樣，軍委仍作了與“周敵”作戰的準備——“我野戰軍以迅速東渡，準備在赤水河東與黔敵（土城附近可能遭遇何敵或在遵義、桐梓集中后可能向土城前進之黔敵），或敵13師（似在仁懷集中，可能向土城前進），作運動戰之目的，……”

《桐》文作者不會不知道，這個“敵13師”是“黔敵”還是“周敵”吧？

【附四】有文電報部署原文

五、治史治學者，唯書，唯上，還是唯實？

（一）有重量級政治人物作序，就成了“權威性無可置疑”？

《桐》文原文：

2月21日，紅軍全部渡過赤水，此時的王家烈正在桐梓小水老家為其母做壽。軍委命令一、三軍團應日行70里左右，用4天行程逼近桐梓縣城，準備于25日攻城。一軍團先頭部隊監聽掌握了桐梓守敵的活動規律，于2月25日清晨利用桐梓與松坎敵軍換防交班之際發動突然攻擊，迅速占領了桐梓縣城。三軍團從俘虜的黔軍那里得知，守備婁山關要塞的只有柏輝章的三個團，又從電話中監聽到，離婁山關南5華里的黑神廟一帶是其指揮所，駐有黔軍杜肇華的一個旅部，能參戰的兵力共四個團。“我們立刻向軍委報告：‘擬以迅速動作殲滅此敵’。并和一軍團協同向黑神廟之敵發起攻擊。當天午夜，朱總司令復電同意我們的建議，命令堅決消滅婁山關的守敵。”

攻克婁山關后，“一軍團在黑神廟偷聽敵人電話，得知遵義只有敵軍約一個營，其他是婁山關潰退下去的部隊，敵師長命令他們在遵義城外各處整頓，不準入城。”獲知如此重要的情報，林彪與聶榮臻頓覺機不可失，立刻給其正在追擊潰敵的前鋒部隊第一、二師下令：“如三軍團部隊在你們前面追擊時，你們則隨其后跟進；如三軍團停止未追擊時，你們應超過他們迅速追擊。”

彭德懷則得知吳奇偉的增援部隊即將趕到遵義，因此嚴令部隊不怕疲勞，必須在27日晚占領遵義，結果三軍團在28日凌晨完成了任務。

吳奇偉在27日傍晚趕到遵義南郊忠莊鋪，卻沒有立即投入戰斗，而先會見了剛從城里逃出來王家烈，商議的結果是決定次日晨趁紅軍立腳未穩發起反攻。結果這一切又盡被紅軍掌握，軍委決定針鋒相對，趁敵軍長途跋涉喘息未定之際先聲奪人，發揚紅軍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特長，主動出擊，把吳奇偉打得落花流水。

這次戰役，是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也是長征中紅軍的通訊技術人員除了利用無線電偵聽與破譯敵軍電報，還充分利用有線電監聽敵人的電話而獲得長途奔襲進行運動戰成功的一個范例。

在長途奔襲和持續多天的激戰中，紅軍戰士不僅極度疲勞，而且損失也很嚴重，當時彭德懷以沉重的心情向中央打了份三軍團的傷亡報告：“三軍團在婁山關、遵義城和老鴨山諸戰斗中，減員很多?，F在只有一個團能維持原編制，每連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團，每連僅編四、五個班。只有大量補充才能維持4個團的編制。”還說“兩位團長負傷，六位營長傷亡，十團參謀長鐘偉劍和軍團參謀長鄧萍犧牲?，F在各團部及軍團參謀處一空如洗，希望軍委能夠即刻派一位軍團參謀長和其他指揮人員，以便繼續戰斗。”

在桐遵戰役中究竟誰起了主要作用？在以往的各種著述中都習慣地歸功于毛澤東，但有一本重要著作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周恩來根據中央在川滇黔開展新根據地的決定，和毛澤東、朱德等人一起籌劃了遵義戰役。2月18日，周恩來和朱德命令紅軍‘迅速渡赤水，爭取有利陣勢，以便集中全力消滅黔軍一部，開展戰局。’”然后“周恩來和朱德命令紅軍以奇襲的手段，奪取桐梓縣城，并乘勝攻占婁山關。”接著“周恩來、朱德決心乘黔軍剛敗，倉惶混亂之機，搶在敵軍增援部隊到達之前再次奪取遵義，打開黔北地區的局面，以利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最后作了這樣明確的總結：“這一戰役在周恩來、朱德的正確指揮下，共殲滅和擊潰敵軍2個師又8個團，俘虜近3000人，繳槍1000余枝，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還值得一提的是這一章的標題也耐人尋味：“全面認識毛澤東軍事路線的正確性與科學性”。

很明顯，文章認為桐遵大捷是軍委集體智慧的結晶，但主要指揮者是周恩來和朱德，毛澤東是重要參與者但不是主角。這一結論改變了以往幾乎所有著述的約定俗成，實在是非同小可，更何況桐遵大捷又是四渡赤水期間唯一的一次大勝仗。那么，這一持不同觀點的究竟是一本怎樣的書呢？

“《偉大的軍事家周恩來》一書，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八五’規劃重點課題。課題組的同志請我為之作序，我欣然應允。”這是軍委主席江澤民為這本書所作序言的開場白。序言中寫道：“周恩來同志為黨的軍事工作建立了豐功偉績，但人們對他的軍事建樹知之不多。陸軍指揮學院的同志們經過多年深入研究，寫出了《偉大的軍事家周恩來》。這本書的出版，為全國人民更加全面地了解和學習周恩來同志提供了新的教材。”

在該書的后記中作了這樣的說明：“本書依據的資料，主要是中央檔案館、解放軍檔案館保存的新中國成立前周恩來的數千件文稿、電報、書信、講話記錄和大量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常委會議記錄，還有許多同周恩來有過直接接觸的同志的回憶錄、訪問記錄等等。在調研、寫作過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總參謀部領導機關、軍事科學院有關部門、解放軍檔案館等單位的大力支持。”

從上述說明中完全可以看出這本書的權威性是無可置疑的，其科學性和嚴肅性也是其他同類書籍無法比擬的，其結論顯然也是最為可靠和可信的。

評析：

一、這一段議論是作者在該文中最難令人理解之處：在沒有舉出任何證據的前提下，僅僅因為該書是“八五”規劃重點課題，并有重量級政治人物為之作序，且文中有幾句似是而非的話，就斷言其“權威性是無可置疑的，其科學性和嚴肅性也是其他同類書籍無法比擬的，其結論顯然也是最為可靠和可信的。”那么請問，史學工作者的“不唯上，不唯書”何在？

二、炫耀手中有“文稿、電報、書信、講話記錄、會議記錄、回憶錄、訪問記錄……”等等，如同炫耀“我家有多少寶貝”一般地淺薄！擁有這些東東并不說明什么，讀懂這些東東才能算真正的“擁用”！會找不如會讀！作者羅列的這些東東當然是一個寶庫，可“寶庫”本身并不是就構成了當然的“權威”、“可靠”！這還需要研究者們在一定學養和其它資料相互參照的前提支撐下的正確判讀！如果判讀錯誤，這些“原始資料”也就失去了應有的價值！說實話，筆者很希望見識一下作者所引專著的作者們是如何判讀原始資料的，哪怕舉一兩個例子說明一二都行！可通觀《桐遵戰役研究》作者洋洋灑灑的數千字文，有這樣的例子么？相反的，我們卻發現了對原始文獻資料如此多的誤讀、漏讀乃至想當然的曲解和誤判！這又如何能讓我們得到“最為可靠和可信”的結論哩？

三、遵義會議以后乃至此后很長一段時間，紅軍行動部署都是大多是由朱——有時是周——簽署的，這并不能說明作者想說明的主題！因為此時毛澤東雖為“恩來同志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且已發揮核心作用，但在軍事指揮序列內卻沒有正式職務，電報簽署人中沒有他的名字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這樣的情況還一直延續了很長時間！而桐遵大捷后毛成了“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稍后又成了“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核心成員，這不正是經過了桐遵大捷的檢驗對其軍事序列中的正式名義的一種認同么？

（二）子之矛，陷子之盾——“毛澤東事先不同意發動桐遵戰役？”

《桐》文原文：

桐遵大捷沉重地打擊了敵軍的氣焰，極大地提高了紅軍的士氣，但僅靠一次勝利并不足以使紅軍站穩腳跟建立根據地，從而停止戰略退卻。

從目前能見到的史料來分析，毛澤東事先應該是不同意發動桐遵戰役的。前面提到，建立黔北根據地是毛澤東最早建議的，中間又經過了反復。扎西會議以后，由于軍事決策集體討論會的不同意見，使得軍委在發布的各項命令中一直對先打強敵還是先打弱敵舉棋不定。

評析：“毛澤東事先應該是不同意發動桐遵戰役的”？那么作者已經確認的“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是毛澤東的版權又作何解釋？作者這不是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么？當然，作者可能是想論證毛并不同意“打擊王家烈為主要目標”，可問題是，要“重占遵義”要遭遇到的第一個對手就是王家烈呀！作者的意思是不是這樣：因為要先遇到的是王家烈，毛澤東就連“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的意圖都要放棄了？或者一定要等到“薛岳兵團”增援上來先占了遵義，再來找這個硬茬兒下嘴？作者覺得這種邏輯鏈，能鏈得通么？不荒謬么？

（三）用證據說話，還是憑揣測說話？

《桐》文原文：

目前雖然見不到這兩種不同意見究竟誰是代表者的史料，但結合桐遵戰役結束后就發生的究竟先打中央軍還是先打地方軍閥部隊的風波來分析，毛澤東應該是前者。其中理由也非常簡單，如果不打垮周渾元縱隊，建立黔北根據地就根本無從談起。而打王家烈雖然能鼓舞士氣，但也會損傷紅軍寶貴的實力，從而直接影響戰略目標的實現。事實上毛澤東的擔心在隨即發生的魯班場之戰中就立刻得到了應驗。抓主要矛盾是毛澤東一貫的指導思想和工作作風，因此，毛澤東為了實現他的戰略目標，完全有理由反對當時主要打擊弱敵的作戰計劃。

評析：“目前雖然見不到這兩種不同意見究竟誰是代表者的史料……”，豈止見不到史料，連這“兩種意見”都沒有見到作者出示任何證據！作者憑自己的發散著的想象力杜撰了一場“風波”，又要自圓其說，可還是見不到證據！這以誰為“打擊對象”，是要根據戰役目的和敵情來決定的，在作戰目標既定的前提下，選擇權并不是只在某一方手里！“回師黔北”與“建立黔北根據地”也是有差別有距離的，不能等同的！“回師黔北”并不一定就非得打周渾元！不要忘了，“先打弱小和孤立之敵，后打集中和強大之敵”，也是毛一貫的指導思想和工作作風，而且進入了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的呀？！更何況，根據地和紅軍，不都是從“先打弱敵”發展起來的么？

六、戰爭中的“打擊對象”，可以不因敵變化而任意選擇嗎？

《桐》文原文：

此外，在打鼓新場的風波一結束，前敵司令部就立刻于3月13日頒發了《關于我野戰軍戰略方針的指示》，決定“以消滅薛岳兵團及王家烈部為主要作戰對象。對川敵、滇敵須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情況下才應與之作戰，求得全殲或殲其一部。”強調打擊中央軍為建立根據地服務。更明顯的是毛澤東完全反對政治局集體討論民主表決的指揮方式，所以以后又提出成立軍事指揮小組全權負責軍事行動。在目前所能見到的各種史料中，似乎都未發現毛澤東在扎西會議后表示過要以黔敵為重點打擊目標的觀點。這種戰略思考確實反映了毛澤東是帥才而不是將才，可惜的是當時的毛澤東還缺乏帥才的地位，而且還是少數派。因此，完全可以推斷毛澤東是不主張打桐遵之戰的。

評析：

一、“在目前所能見到的各種史料中，似乎都未發現毛澤東在扎西會議后表示過要以黔敵為重點打擊目標的觀點。”請問其他人的又發現過么？“回師東進重占遵義”這個建議本身，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僅僅就因為這個，就敢聲稱“完全可以推斷毛澤東是不主張打桐遵之戰的”，這種發散思維下的發散推理，寫詩可能綽綽有余，論史則勉為其難，嚴重不足！

二、此一時彼一時也！桐遵大捷后黔軍被打得沒影兒了，敵情也發生變化了，川軍、中央軍的圍攻又要來了，打擊對象當然也要有所變化呀！這怎么就能由此而“完全可以推斷毛澤東是不主張打桐遵之戰的”？再者說了，“打擊對象”的確定，并不僅僅取決于某一方的主觀愿望，而必須是“因敵變化”，戰爭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任意選擇打擊對象”意味著掌握了戰爭活動的某種主動權，而這時候的中央紅軍，至少在暫時，還并不擁有的這種主動權吧？ 

七、看清了態勢再說話，這是戰史研究者最起碼的素養

《桐》文原文：

1955年春天，長征中任紅五軍團參謀長的陳伯鈞在作關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歷史情況的報告中，對桐遵大捷進行了這樣的評價：“從婁山關一直打到烏江邊，確是一個很漂亮的仗，是遵義會議后的第一個勝利。王家烈的部隊不是被我們‘個個擊破’，而是‘個個碰破’的。”“那時我們開會，洛甫同志講話說：我們現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了，有辦法了。”

但陳伯鈞緊接著又說道：“那時戰略指導很困難，因為要建設根據地就必須打仗。我們的老規矩是：打一仗，消滅敵人后，就分兵發動群眾，補充自己，創造戰場，敵人再來就再打。所以，要打兩仗、三仗才能打出個名堂來，才能站住腳，建立起根據地。而那時建立根據地是很不容易的，雖然打了敵人兩個師又八個團，也不解決問題，吳（奇偉）縱隊還有兩個師，周（渾元）縱隊又來了；而就紅軍本身來說，有很大的削弱，到貴州后才擴軍，但新擴的部隊也不容易鞏固。真正打起來，還是靠紅軍的老骨頭，把老骨頭消耗了就劃不來。”

桐遵大捷后不久，由于周渾元縱隊堅守陣地不肯出戰，紅軍無法用運動戰達到目的。為了實現回師東進建立黔北根據地的計劃，紅軍于3月15日發起魯班場攻堅戰，但血戰一整天未能如愿。魯班場之戰之所以失利，紅軍在桐遵戰役中的重大傷亡而無法集中優勢兵力和紅軍戰士的極度疲勞顯然是兩個重要的原因。建立黔北根據地的計劃受挫，紅軍無法在貴州立腳，于是三渡赤水以另謀出路。

評析：“為了實現回師東進建立黔北根據地的計劃，紅軍于3月15日發起魯班場攻堅戰，但血戰一整天未能如愿。”作者下這個結論時顯然也是沒看地圖的，周渾元當時的位置是在中央紅軍的哪一邊？如果其目的僅僅是“回師東進建立黔北根據地”，應該掉過頭來打吳奇偉，怎么會向西去打周渾元？作者這里顯然是在用自己的視野去替代“朱毛”的視野，用自己的糊涂賬去推演“朱毛”的精心算計，如此，怎么可能言之成理？

這樣做出來的“學術文章”，究竟價值幾何哩？

【中央紅軍桐遵大捷示意圖】

看清了態勢再說話，這是戰史研究者最起碼的素養！

切記，切記！共勉，共勉！

（作者系知名歷史學者；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雙石茶社”，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