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24日-星期四
愛國三問是南開大學老校長張伯苓于1935年9月17日在開學典禮上提出來的,“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愿意中國好嗎?”這“愛國三問”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都是送分題,誰會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愛中國,不愿意中國好呢?但對極少數人來說則是“送命題”,它們或許也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但“愛中國”和“愿意中國好”對它們來說就太難以啟齒了。
我們不得不承認,不是所有中國人都愛是愛國的,要不公知也不會整天把“批評才是愛”“愛國是流氓最后的庇護所”掛在嘴邊了。我們做個讓步推理,就算“批評”是愛吧,但除了“批評”,愛就沒有別的表達方式了?為什么公知除了“批評”,還是“批評”呢,它們就是這么愛它們的父母抑或它們的子女的嗎?
還有,既然在公知看來“批評”才是“愛”,為什么公知從不“批評”美國呢,是美國不配公知的“愛”呢,還是公知舍不得“批評”呢?說到這里,公知的“批評”是什么玩意就很清楚了,它們不過借所謂的“批評”的名義來發泄它們的仇恨罷了。
舉個例子。近日,颶風“海倫妮”在美國東南部多州導致至少191人死亡,另有數百人失聯,數百萬人斷電,經濟損失或超950億美元。這要是在中國,災民早就被安置好了不說,估計災區重建都提上日程了,但在美國,拜登一邊表示沒錢了,災民自求多福吧,一邊轉手給了烏克蘭80億美元。
這要是發生在中國,公知還不知怎么“批評”呢,至少“寧與友邦,不予家奴”是跑不掉的,但這發生在美國,公知就跟死了一樣,別說“批評”了,連提都不敢提。所以,公知的“批評”是定向的,它們把所有的惡意給了中國,把所有的善意給了美國,然后它們還要我們接受它們的“批評才是愛”。
至于“愿意中國好”對公知來說就更不可能了。公知和美國的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國和美國是“零和博弈”,中國好了,美國就好不了,美國好不了,它們還能指望誰來“拯救”它們,又或者說它們給誰“帶路”呢?公知的邏輯大概是這樣的,只要美西方特別是美國加把勁針對我們,我們就完了,這就是為什么它們總巴不得中國“投降”,還大言不慚表示越早“投降”“代價越小”,它們怎么就不想想,要是稍微使點勁我們就“投降”了,那美國還不往死里整我們?
張伯苓先生的“愛國三問”是1935年,那個年代的中國和日本的差距無論如何也比現在中國和美國的“差距”大多了吧,現在它們都唯恐“投降”晚了,要是在1935年,它們還不搶著當漢奸?它們迫不及待跪下也就算了,還跪得“振振有詞”,都說漢奸是一脈相承的,但汪精衛好歹還用“曲線救國”當遮羞布呢,它們竟能把“投降”說得如此“冠冕堂皇”,汪精衛都要甘拜下風。
當然,恨國的畢竟是極少數,要是恨國的漢奸是大多數,那我們就不可能打贏抗日戰爭,更不可能打贏抗美援朝戰爭了。中國之所以能涅槃重生,靠的從來不是恨國的漢奸,而是千千萬萬愛國的“粉紅”。“紅粉”以中國人為榮,他們愛中國,愿意中國好,所以他們才會為中國挺身而出。戰爭年代,他們拋灑熱血,建設年代,他們揮灑汗水,他們用行動回答了張伯苓先生的“愛國三問”。
實話實說,要不是愛中國,要不是愿意中國好,大概沒多少人會有興趣搭理公知的,看公知的“小作文”就像走進了陰森的墳場,沒有一絲光亮,更讓人看不到一絲希望。公知哭著喊著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但它們的存在恰恰是中國言論自由最好的證明,要我說,公知應該慶幸生活在中國,要是在美國,資本主義的鐵拳恐怕早就把它們的狗頭給砸碎了。
耗材一口咬定我是“假愛國”,是做“愛國生意”,我是真愛國還是假愛國還輪不到耗材操心,我懟公知十多年了,要是真想做“愛國生意”,早就做了,還要等到現在?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你要我夸中國,我還真不太會夸,但要我懟公知,不謙虛地說,那我絕對是專業的。或許沒啥用處,但至少能讓更多人看清公知的恨國嘴臉,這就是我的行動,雖說微不足道,但至少我從未放棄。
跪安吧,一切丑陋卻依舊的靈魂!
來源:林愛玥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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