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西方討厭共產主義？
點擊： 作者：奮斗中的李斌 來源：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4-10-08 11:25:00
1848年，一個幽靈在歐洲大陸游蕩，它就是共產主義。這個幽靈的誕生，令西方國家談之色變，紛紛聯合起來對其進行圍剿。
在隨后的一百多年里，共產主義在西方飽受迫害，歐洲共產黨人成為過街老鼠，美國掀起紅色恐慌，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鋃鐺入獄。
西方對共產主義恨之入骨的背后，是革命帶來的恐懼、利益集團的操縱以及宗教信仰的排斥。
在西方這片土地上，共產主義注定難逃厄運。
革命幽靈 驚擾西方
1848年，《共產黨宣言》在倫敦發表，馬克思和恩格斯向世界宣告，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
這個幽靈的出現，令西方國家坐立不安。隨著1848年革命浪潮的席卷歐洲，法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等國紛紛爆發起義，君主專制統治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
雖然革命最終敗落，但革命帶來的陰影卻長久地籠罩在西方國家頭頂。
馬克思不得不流亡英國，科倫的共產黨人受到審判，巴黎公社的革命者慘遭屠殺。對于風雨飄搖的歐洲列強來說，革命成為了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
十月革命的爆發，更是讓這個夢魘成為了現實。
1917年，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俄國。
西方列強對這個新生政權恨之入骨，視其為洪水猛獸。
美國、英國、法國等國紛紛出兵干涉俄國內戰，企圖扼殺革命于搖籃之中。
列寧憤怒地斥責西方的做法，稱他們妄圖在俄羅斯周圍筑起一道"萬里長城"，把革命隔絕在外。
革命的烈火已經點燃，在歐洲各國紛紛掀起了共產主義運動的高潮。
葛蘭西在獄中寫下了自己的革命理論，號召意大利人民奮起反抗法西斯統治。
面對革命的洶涌浪潮，西方國家陷入了深深的恐慌。
在他們看來，一場合格的革命必須符合三個標準:最低程度的混亂、可敬公民的領導以及在完成適當目標后以一部平衡的憲法作為結束。
而無產階級發動的革命，顯然與這些標準背道而馳。
西方政客將無產階級革命視為"叛亂"、"暴動"，認為它們破壞了社會秩序，違背了自由民主的理念。
美國作為一個立國之初就標榜"人人生而平等"的國度，尤其看重個人自由。
在他們眼中，革命不僅意味著混亂和動蕩，更意味著個人自由的喪失。
因此，美國人對革命抱持著高度警惕和敵視的態度。
這種對革命的恐懼，深深扎根于美國的政治文化之中。
美國人崇尚漸進式的改良，主張通過和平、理性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對于激進的革命手段嗤之以鼻。
哪怕是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華盛頓等開國元勛也強調，革命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而非破壞"。
這種溫和、保守的政治理念，與歐洲大陸的激進革命形成了鮮明對比。
當巴黎公社的革命者高呼"戰無不勝的工人階級萬歲"時，美國的政治精英們卻對革命避之不及，生怕革命的烈焰會蔓延至北美大陸。
正如托克維爾所言，美國人"寧愿忍受一個壞政府，也不愿訴諸革命"。
利欲熏心 反共急先鋒
麥卡錫主義，這個在美國政治史上臭名昭著的術語，堪稱反共運動的典型代表。
上世紀50年代初，麥卡錫參議員發起的這場運動，給美國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在短短幾年時間里，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被指控為共產黨人或同情者，許多人失去工作，身陷囹圄，甚至家破人亡。
然而，麥卡錫并非一個人在戰斗，在他背后，有一股強大的勢力在支持和推動著這場反共狂潮。
美國軍團，這個全美最大的退伍軍人組織，在反共運動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早在一戰后，美國軍團就已經建立，其宗旨是維護"百分之百的美國主義"，抵御社會主義等"異端"思想的侵蝕。
到了1950年，美國軍團的會員人數已經超過了300萬，其中不乏杜魯門、艾森豪威爾等政界巨頭。
而麥卡錫，正是這個組織的忠實成員。
他曾是海軍陸戰隊的一名軍官，退役后加入了美國軍團，并借此躋身政壇，成為威斯康星州參議員。
當麥卡錫開始大舉反共時，美國軍團給予了他全力的支持。
這個組織在全國各地為麥卡錫的演講造勢，提供場地和宣傳。
麥卡錫的言論，實際上就是在替美國軍團傳達反共的主張。
在麥卡錫的演講中，"美國主義"、"美國方式"等美國軍團的口號被頻頻提及。
1954年，麥卡錫甚至公開呼吁民眾，要用"美國主義"看待勞資關系，抵制共產主義的滲透。
美國軍團和麥卡錫的關系如此緊密，以至于麥卡錫搖身一變，成為了美國軍團反共理念的代言人。
除了美國軍團，FBI、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UAC)等機構也與麥卡錫暗通款曲。
FBI長期監視、跟蹤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并將情報提供給麥卡錫;而HUAC更是反共急先鋒，大肆叫囂"共產主義威脅"，對"紅色分子"窮追不舍。
在這些機構的配合下，麥卡錫如魚得水，反共運動迅速升級，席卷全美。
麥卡錫及其支持者之所以對共產主義深惡痛絕，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現實利益的驅使。
共產主義主張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經濟，這與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針鋒相對。
麥卡錫身后的利益集團深知，一旦共產主義在美國扎根，他們的既得利益將受到巨大沖擊。
因此，他們竭力丑化、污蔑共產主義，將其描繪成洪水猛獸，妄圖從根本上扼殺這個威脅。
反共，成為了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團維護自身利益的方便工具。
打著反共的旗號，他們肆意踐踏公民自由、侵犯人權，對異己思想進行無情打壓。
在他們眼中，共產主義不僅危及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更威脅到美國引以為傲的民主憲政。
這一切，都與他們的政治訴求和現實利益相悖。因此，共產主義必須被扼殺，哪怕代價是自由和正義。
在麥卡錫主義肆虐的年代，美國社會陷入了一片恐怖和混亂。
宗教戒律 異端共產黨
在美國這個篤信宗教的國度，基督教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著深刻的影響。
從清教徒的北美殖民，到南北戰爭中的廢奴運動，再到20世紀的民權運動，宗教信仰始終與美國的政治文化緊密交織。
而在反共問題上，宗教無疑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在許多美國人眼中，宣揚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是對上帝的褻瀆，是撒旦的化身。
因此，反對共產主義，不僅是政治立場，更是宗教信仰的體現。
早在19世紀，當英國人歐文試圖在美國建立社會主義公社時，就遭到了教會的激烈反對。
歐文本人是一個無神論者，他主張廢除私有制和宗教，建立一個人人平等、共享財產的理想社會。
這一主張在當時的美國社會猶如異端邪說。
新諧和公社建立后不久，印第安納州的教會就集體上書州議會，要求取締這個"違背上帝旨意"的組織。
在教會的壓力下，州議會通過法案，禁止社會主義者購買土地。
歐文的社會主義實驗，最終以失敗告終。
上世紀30年代，美國天主教會對共產主義發動了猛烈攻擊。
1937年，底特律主教高樂德發表公開信，稱共產主義是"無神論的物質主義"，是"基督教文明的死敵"。
同年，美國天主教主教議會發表聲明，號召全體教友抵制共產主義。
教會領袖們在講道時，經常將共產黨人描繪成"撒旦的使者"，鼓動信眾與之斗爭到底。
一時間，反共成為了美國天主教會的重要議程。
在新教領域，反共的聲音同樣高漲。
福音派教會是反共的急先鋒，他們視共產主義為"基督教信仰的威脅"，動員信眾投身反共運動。
1949年，美國基督教會聯合會發表《反對共產主義的宣言》，將共產主義定性為"無神論的、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認為其與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
許多新教領袖還加入了麥卡錫領導的"美國青年反共十字軍"，積極參與反共活動。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場關乎信仰的圣戰。
宗教在反共運動中發揮的作用，不僅體現在意識形態領域，更體現在政治領域。
許多反共政客本身就是虔誠的宗教信徒，他們將反共視為自己的神圣使命。
麥卡錫本人就是一名天主教徒，他經常在演講中引用《圣經》，稱共產主義是"撒旦的化身"。
參議員韋爾奇更是福音派教會的積極分子，他曾公開表示，反對共產主義是"上帝交給美國人的任務"。
在他們眼中，共產主義不僅危害國家安全，更違背了上帝的旨意，因此必須予以鏟除。
宗教信仰與反共主義的結合，為美國的反共運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在冷戰的背景下，這種結合被推向了極致。"共產主義是無神論"的論調被反復強調，成為了反共話語的重要一環。
在許多美國人看來，共產黨人不僅是政治異端，更是不信上帝的異教徒。
這種觀念深入人心，以至于在冷戰高潮時期，美國甚至要求公務員宣誓效忠上帝，以示與共產主義劃清界限。
宗教與反共主義的契合，背后折射出美國社會的保守主義傳統。
這種傳統強調個人責任、自由市場、有限政府等理念，與共產主義的集體主義、計劃經濟等主張格格不入。而作為保守主義的重要支柱，宗教無疑為反共運動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
在冷戰的大背景下，宗教領袖們高舉反共大旗，將共產主義妖魔化，煽動了社會的反共情緒。由此，反共斗爭被賦予了宗教色彩，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
宗教信仰與反共主義的交織，構成了美國反共運動的重要背景。
在這場運動中，宗教扮演了意識形態和精神動員的雙重角色。
信仰的力量，讓反共斗爭披上了一層神圣的外衣，讓許多美國人將之視為捍衛信仰的圣戰。
然而，當宗教與政治過度結合，當信仰成為劃分敵我的標準，美國社會付出的代價，恐怕要遠遠超出想象。
麥卡錫主義肆虐的年代，許多無辜者慘遭迫害，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遭到肆意踐踏。
反共，成為了侵犯自由的擋箭牌。這一切，都與美國引以為傲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馳。
民主受損 自由淚如雨
當反共運動以宗教的名義大行其道時，美國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傳統，正在遭受空前的挑戰。
在麥卡錫主義肆虐的年代，那些標榜"民主"、"自由"的政客們，恰恰成為了踐踏民主、扼殺自由的幫兇。
他們打著反共的旗號，將異己分子推上審判席，用手中的權力摧毀了無數人的生活。
1950年，麥卡錫發表了臭名昭著的威林俱樂部演講，聲稱手中有國務院205名共產黨人的名單。這個數字后來被一再修改，但絲毫不影響它帶來的沖擊力。
在麥卡錫的煽動下，一場全國性的"清君側"運動迅速展開。聯邦調查局、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等機構對"嫌疑人"展開調查，逼迫他們交代所謂的"共產黨同志"。
許多人在高壓之下屈服，供出了同事、朋友，甚至是親人。
一時間，告密之風盛行，人人自危。
"好萊塢十人案"是這場運動的代表事件。
1947年，好萊塢編劇、導演、制片人等十人因拒絕回答國會調查委員會的問題而被控藐視國會，隨后遭到電影公司解雇，有的甚至面臨牢獄之災。
他們的遭遇，成為了1950年代好萊塢"黑名單"的縮影。
在這個名單上，數百名電影人因涉嫌參與共產主義活動而被列入，從此與電影行業無緣。
這其中，有著名編劇特魯伯·卡波蒂，也有曾獲兩次奧斯卡獎的編劇艾伯特·馬爾茲。他們的才華，就這樣被政治狂潮無情碾壓。
麥卡錫主義的觸角，還深入到了美國高校。
1949年，加州大學董事會通過了一項"反共忠誠宣誓"，要求所有教職員工宣誓自己不是共產黨員。
拒絕宣誓者，一律解雇。
伯克利分校著名物理學家羅伯特·歐本海默因拒絕配合調查委員會，被撤銷了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高級顧問職務。
他痛斥道:"在美國，一個人的信仰和言論，現在成了受懲罰的理由。"
歐本海默的遭遇絕非個案。據統計，麥卡錫主義盛行期間，至少有一百多名大學教授因涉嫌參與共運而被解雇。
在反共的旗號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被肆意踐踏。
1954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在芝加哥秘密逮捕了七名共產黨領導人。
他們的"罪名"，僅僅是參加了共產黨的集會。
在國會聽證會上，一些"友善"證人公然撒謊，誣陷他人參與莫須有的"顛覆活動"。
而那些試圖據理力爭的"不友善"證人，則往往遭到議員們的威脅和辱罵。
一位證人在聽證會上痛斥道:"這是一個把憲法扔進波托馬克河的聽證會!"
然而，他的抗議很快被淹沒在議員們的叱喝聲中。
在這場反共狂潮中，司法公正也淪為了政治工具。
1949年，聯邦政府以違反《史密斯法》為由，起訴了十二名美國共產黨領導人。
所謂"叛國罪"，不過是莫須有的罪名。法官考夫曼在庭審中公然表示，共產黨人不配享有憲法權利。
最終，十二人全部被判有罪，十一人被判五年監禁。
美國自由史學家霍華德·津恩指出，法官和陪審團對被告的成見，實際上否定了他們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
反共運動給美國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傳統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它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將持不同政見者推上了被告席，用司法程序制造冤案，用輿論壓力摧毀異己。
這場運動所針對的，不僅是共產黨人，更是所有不合主流意識形態的人。
在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下，理性、寬容、多元等美國立國之本被無情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告密、審查、迫害等斯大林式做法。
正如美國學者拉斐爾指出的，麥卡錫主義實際上親手毀掉了它聲稱要保護的美國價值。
麥卡錫主義的教訓是深刻的。它提醒我們，自由和民主是脆弱的，需要每一個公民去捍衛。
當國家機器以"安全"的名義侵犯公民權利時，當政客以"忠誠"的名義打壓異己時，我們決不能保持沉默。捍衛自由，從來都需要付出代價。
但正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萊克所言:"自由社會的安全，不在于壓制異端，而在于保護異端不受傷害。"
歷史已經證明，mccarthy主義式的反共狂潮，對自由、民主的傷害，遠勝于共產主義本身的威脅。
在鎮壓的恐怖氣氛下，美國社會失去了寶貴的寬容與理性，自由的燈塔黯然失色。這一教訓，我們決不能忘記。
作者：奮斗中的李斌； 來源：奮斗中的李斌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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