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WHO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8月12日，全球累計確診人數累計超過約2.04億，死亡人數超432萬，全球接種疫苗數44.2億。 圖為累計確診（每百萬）全球概況。】
【截止8月9日，紅色的高風險地區幾乎占滿美國全境】
近一段時間隨著德爾塔毒株等高傳染性變異的出現，世界各國新冠疫情急劇反彈。美國在一天新增超過20萬確診病例、1000多例死亡。歐洲多個國家的確診病例數在幾天之內翻倍。世衛組織表示，德爾塔毒株未來數月將成主要流行毒株，并警告各國在情況再次惡化之前，迅速采取行動以遏制本輪疫情。與此同時，我國國內疫情也出現了小規模的爆發。自上個月南京機場出現工作人員感染病毒之后，疫情已經蔓延至全國十幾個省份，全國連續20天出現兩位數新增本土病例。就在防疫工作進入新階段的同時，國內出現了針對未來防疫策略的路線之爭。7月29日，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微博撰文稱世界上大多數病毒學家認可新冠病毒“是一個常駐病毒，世界要學會與這個病毒共存”，南京疫情讓人們再次看到病毒的無時不在。張主任同時也提及到接種疫苗是“與病毒共存”的前提條件。他拿出了英國和以色列的例子，指出這兩國疫苗接種率都接近了70%，近期放開后雖然出現了感染人數的明顯上升，但不再造成醫療資源的擠兌。新冠的病死率“從去年最高的18%，降至最近一周的0.1%”。一個星期后，原衛生部部長高強發表文章《“與病毒共存”可行嗎？》，痛批英美等國政府不顧人民健康安危，盲目解除或放松管控措施，單純依靠疫苗接種的抗疫模式，追求“與病毒共存”，導致疫情的再次泛濫，并指出我國必須堅持嚴格防控，打消“與病毒共存”的想法。
一、西方的“與病毒共存”到底是什么意思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與病毒共存”并不是張主任的原創理論，而是自疫情爆發以來在西方長期存在的一種說法。這套理論不僅是在描述“新冠病毒會在地球上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同時包括了關于公共衛生政策和防疫路線的宏觀討論。共存論最早的版本出現在去年5月，當時西方正處于新冠疫情爆發的早期。美國《華盛頓郵報》主筆、普利策獎得主尤金 • 魯賓遜發表了一篇社論《我們必須找到與病毒共存之道》[1]。
【《華盛頓郵報》社論《我們必須找到與病毒共存之道》】
文章首先陳述了美國疫情在第一波爆發后并沒有消退的跡象，新冠肺炎已經變成了美國人的主要死因之一。接下來作者話鋒一轉，引用紐約州州長安德魯 • 庫默的言論稱“極度嚴苛”的現行居家限制“不是一種可持續的政策”，人們必須被允許走出家門、孩子們必須回到學校接受教育、經濟活動也必須逐漸恢復。然而問題在于，當時還世界上沒有新冠特效藥、也沒有疫苗（作者也承認他不認為安全和有效的疫苗可能在短時間內出現）。那么美國如何在疫情肆虐的情況下做到解除隔離，恢復常態？作者在下一段給出了答案：“如果我們可以確認患有這種疾病并產生抗體可以賦予強大而持久的免疫力，那么幸存者應該可以恢復正常生活。那些工作需要近距離接觸的人，例如理發師和按摩師，（在被感染后）我們可以給他們頒發某種免疫認證……剩下的人將會帶著口罩小心翼翼地出行。”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開始分情況列舉感染后的幸存者和未被感染者將如何在新的常態下繼續生活，但是只字不提那些因為感染新冠不幸死亡的美國人，好像他們是美國社會應該付出的“必要代價”。這套“與病毒共存”的理論直接預設政府必須放寬或放棄隔離措施，犧牲社會中的易感人群和高危人群，其思想內核與英國政府早期提出的“開放式”（躺倒式）防疫如出一轍。在今年年初新冠疫苗面世之后，“共存論”也與時俱進發展出了疫苗免疫的版本。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論述來自上個月底美國微生物學家凱瑟琳 · 薛在《紐約客》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2]。 在文章中，作者承認現階段的研究表明，無論是過去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或是目前已經完全接種新冠疫苗的人都無法做到對新冠病毒達到完全和徹底的免疫。作者介紹科學家通過對新冠肺炎病毒的“近親”SARS病毒和MERS病毒的長期研究發現，感染者的抗體水平在被感染后的兩三年會出現顯著下降，但她同時也指出這不一定代表免疫會完全失效，“即便抗體減少，他們也有可能足以防止感染或使輕癥不變成重癥”。然而最近出現的多個變異毒株讓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人體響應初始病毒或現存疫苗產生的抗體與其中幾種變異的結合性較差，為再次感染創造了機會。比如巴西的馬瑙斯市出現的情況就值得所有人的警惕。這座城市在去年上半年曾經爆發了非常嚴重的疫情，去年10月的一項血清調查估測，城市里有高達76%的人已經感染過新冠疫情，這使得一些科學家宣布這座城市基本實現了“群體免疫”[3]。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是，去年年底新冠疫情再次席卷了馬瑙斯，而且新一波的疫情比過去更嚴重，住院人數和死亡人數都超過了第一波疫情。至于為什么在已經實現“群體免疫”的城市會爆發更嚴重的第二波疫情，研究人員認為背后有多重原因：有觀點指出當地政府自以為已經達到“群體免疫”，過早地放棄了社交區隔政策，要負重要責任；也有人認為新出現的“伽馬變異毒株”是造成第二波疫情失控的重要因素[4]。
【巴西城市馬瑙斯在已經達成“群體免疫”后爆發了更嚴重的疫情，上圖為每日新增死亡和住院，下圖為傳染數R值（圖源：[4]）】
作者認為即便存在上述免疫失效的情況，被感染或接種疫苗后產生的抗體依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文章引述英國和丹麥的研究稱，曾經感染新冠的人群在幾個月之后的再次感染率是未感染者的1/5。除此之外，在今年4月美國疾控中心對10262個已經接種兩針疫苗但是依然感染新冠的“突破感染”病例做出的分析發現，其中27%無癥狀，10%病情嚴重到需要住院治療，2%（160人）死亡。這160個打完全部疫苗后依然感染新冠死亡的病人的年齡中位數為82歲[5]。作者的結論是“即便疫苗取得了如此驚人的成功，人類消滅病毒甚至群體免疫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因此我們必須改變與病毒相處的方式”。她預測病毒將會持續在人群中傳播，但是感染者的癥狀越來越輕。某些群體，例如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仍將面臨更嚴重的病情并發癥風險；弱勢群體可能會像現在人們死于流感和肺炎一樣死于新冠。但是對于“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新冠會成為像流感一樣的“熟悉的敵人”。《紐約客》這篇共存論文章的作者是研究微生物組演化的學者，對病毒和人體免疫系統有比普通人更深入的認識。作者意識到了疫苗的局限性和病毒的威力，但是依然寄全部希望于疫苗，對未來十分樂觀。疫苗突破感染中“只有”2%的死亡率對于作者來說就是“驚人的成功”。至于那些易感、高危人群以及打完疫苗依然感染去世的人，作者直接將其排除出了“我們大多數人”的行列。上述兩篇鼓吹與病毒共存的代表性論述的唯一區別在于，前者相信感染者的群體免疫，后者相信疫苗的效果。共同點是，他們都沒有考慮嚴防死守式的防疫措施，接受確診和死亡的常態化，主動放棄了社會中的某些弱勢群體。
二、張文宏的“與病毒共存”是什么意思
在《紐約客》發表“與病毒共存”的長文之后一個星期，上海醫生張文宏在微博表態希望我們也應該進行這樣的思考，其表述與《紐約客》的文章基本一致[6]。
【張文宏長期反對“消滅病毒”的路線，主張“與病毒共存”】
他在第一段簡單概述了南京疫情之后重點討論了疫苗的作用，他認為在接種率接近70%的英國和以色列，新冠病死率降至0.1%，“接近流感的水平”，因此可以說這些國家找到了與病毒的共存之道。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張文宏亮明立場，表示“未來中國選擇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證與世界的命運共同體，實現與世界的互通，回歸正常的生活，同時又能保障國民免于對病毒的恐懼”。這里的“實現與世界的互通”和“回歸正常的生活”翻譯一下意思就是開放國門以及放寬（甚至放棄）現階段嚴防死守的隔離政策。這也符合張文宏一貫的立場。在今年4月20日，張文宏在就在演講中提到我們“如果不打疫苗，世界是不能開放。世界不開放，會進入經濟危機”，“到時候我們要開放，對方打過疫苗的人可以進來，這必定會有病例會漏進來的。漏進來的時候，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全部接種過疫苗了，這個病毒引起的風險就會降級到現在的流感”[7]。他在清楚疫苗保護不完全的情況下，依然主張大開國門，與國外恢復人員交流。
張文宏的這套論述有三點值得商榷。首先，英國現在的“0.1%致死率”不能完全歸功于疫苗。英國國民保健署公布的官方數據顯示，英國完成疫苗接種的成年人口不到八成，但是體內有抗體的成年人口高達93.6%。
考慮到前文已經介紹過，一些人在接種過疫苗之后幾個月抗體水平會大幅下降，出現抗體檢測陰性的情況，顯然英國的高抗體陽性率既包括了接種疫苗的情況，也包括至少6百萬已經被感染過的情況。除此之外還要考慮到英國目前已經有13萬人（全國0.2%的人口）因為新冠死亡。現在統計的“低致死率”是最危險的那群人已經離世了之后的結果。中國沒有像英國政府一樣放任10%的國民感染新冠，也沒有0.2%的人口因為新冠死亡，因此即便疫苗接種率達到英國的程度，也不意味著中國人的新冠致死率就會變得和英國一樣低。
【上圖為英國疫苗接種情況，下圖為英國新增確診病例，橫軸不統一（JHU CSSE）】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如何看待致死率的高低。對于幾位共存論者來說，英國和以色列現在的致死率似乎并非完全不可接受，甚至可以作為防疫的“正面案例”。那么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估算：
英國最近幾天每天約90人因為新冠死亡。假設中國未來達到了英國現在的免疫程度，同時假設中國人均醫療資源和英國相仿，將每天90人這個數字除以英國總人口6600萬，乘以中國總人口14億，結果是一天將會有1890個中國人因為新冠肺炎死亡。當然，上述的估測是最樂觀的情況，實際上如上文所述，中國即便有7成人打疫苗也很難達到英國人的免疫程度，另外中國的人均急救病床等醫療資源也比英國這類老牌發達國家匱乏得多。如果我們真的從現在開始“以英國為師”進行防疫，實際的死亡人數只會比這個數字更多。至于張文宏本人，他似乎對新冠致死人數一向有較高的容忍度。早在去年9月20日，張文宏在復旦大學云課堂上解釋美國政府的“消極抗疫”時說：“現在在所有美國人的新冠死亡的中位數值是多少呢？是83歲不到一點，但是美國整個國家的期望壽命也是83歲不到一點。所以新冠現在死掉的人，不影響這個國家的整體壽命，變成是一個非常natural（自然）的一個疾病的一個事件。”[8] 張文宏這段話的數據和論述都存在重大謬誤。根據多項研究，新冠疫情對美國人均壽命影響顯著。一篇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論文估測新冠疫情使得美國國民人均預期壽命從78.61下降了到了77.48——平均每個美國人因為新冠少活了1.13年[9]。截止現在，總共有超過63萬美國人因為新冠死亡。即便是在張文宏發表演講的去年9月，也已經有18萬美國人死于新冠。張文宏在不了解美國平均預期壽命的情況下斷言造成十幾萬人死亡的新冠肺炎是“自然疾病”，實在令人咋舌。
第三，考慮到近一段時間在全世界各地出現的多種新冠病毒的變異毒株相比原始病毒有更強的傳染性或有更高的致死率，英國未來能否維持當前的死亡人數令人存疑。
英國衛生部上周發布的最新數據令人觸目驚心。該機構在英格蘭地區進行的調查顯示，在300010例德爾塔毒株感染者中，151054例（50.3%）沒有接種過疫苗，148956例（49.7%）接種過至少一針疫苗，已接種全部兩針疫苗但是依然感染的多達47,008例（15.7%）。在50歲以上的德爾塔感染者中，已接種全部兩針疫苗的人在重癥病例中占54.3%（1815/3342），在死亡病例中占58.1%（460/670）[10]。
【英格蘭地區“德爾塔變異毒株”的住院和死亡情況（Data: Public Health England, U.K. DHSC）】
從英國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德爾塔這類新冠變異毒株面前，新冠疫苗防重癥和死亡的效果已經大打折扣。更糟糕的是，最新在南美發現的拉姆達毒株不僅具有更高的傳染性，甚至還可能具有逃避抗體的能力[11][12]。此外科學家對于新冠康復者的后遺癥也正在研究階段。這些都為未來的防疫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總而言之，張文宏等共存論者認為普遍施打疫苗實行“群體免疫”策略就能讓新冠的危險降為可以接受的“流感”級別，我認為現在做出這個判斷過于草率。在張文宏發表與疫苗共存論后一個多星期，美國彭博社刊文稱中國“病毒清零”的防疫策略將使其未來幾年面臨“被國際孤立”的危險。文章表示如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開始嘗試與新冠病毒共存，而中國卻試圖長期徹底消滅新冠病毒，這將會付出很大代價[13]。
【彭博社文章《中國的清零策略將會使其被國際孤立》（Bloomberg）】
兩天后，英國廣播公司（BBC）也加入了“共存說”和“清零論”的討論，發表文章異想天開地建議中國轉變防疫策略，像英國學習。文章指出：“首先是英國，美國或者歐洲國家，近半年會首先恢復社會常態，但其實遠遠達不到疫情前的水平。恢復有個過程，但肯定會帶來一些小規模的反彈。”“我估計可能以后英國就不報感染人數。因為沒有意義，就像流感一樣，雖然會估算人數，不可能采取全民篩查的方式，這是勞民傷財。”[14]彭博社和BBC這些西方媒體出餿主意是希望把中國拉下水，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近一年多以來，西方主要大國消極應對疫情，不僅給世界人民帶來傷害，也會讓本國人民繼續付出慘重代價。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在確認新冠疫情嚴重性之后第一時間組織和動員了全社會的各種資源全力抗擊疫情。在全國人民的配合下快速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在世界上創造出一片免于被新冠威脅的凈土。孰是孰非，一目了然。西方國家號稱“保經濟”、棄人命，結果是經濟和人命都沒保住。中國把人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反而成了去年全世界上唯一實現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外貿規模更是創歷史新高。今年上半年，中國18.07萬億元的進出口規模創下了歷史同期的最好水平[15]。國家奉行的“嚴防死守”政策反而促進了對外貿易，完全不存在某些人說的“閉關鎖國”的情況。一些網友認為這幾家居心不良的西方媒體觀點和張文宏類似，發表時間也比較接近，因此攻擊張文宏是“崇洋媚外”“西方代言人”。相對應的，也有張文宏的粉絲打出了“保衛張文宏”這類充滿某時代特色的口號[16]。 我認為現階段我們大可不必搞這種非黑即白的政治斗爭。張文宏雖然發表過很多關于中外疫情和公共衛生政策的錯誤判斷，但他本人長期在一線奮斗，用其醫學知識為我國防疫事業做出了貢獻，這點我們應該予以肯定。張文宏的問題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毛主席在1957年的講話中將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具體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判—團結”，即“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張文宏的觀點引發了爭議，大家就事論事進行公共衛生政策大辯論，目的應當是為了達成新的團結，共渡難關、戰勝疫情。
（作者系美國紐約大學博士生；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