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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雪峰教授在第八屆縣鄉干部論壇上的主旨發言

　　今天在中國出現了兩條明顯的道路，一條路線是我們究竟是站在大多數人一邊、國家利益的一邊，還是站在少數人一邊，這是個重大的問題。

　　今天我講一個很前沿的問題，就是今天進城的農民工還回不回得去農村。農民工回不回得去農村要從兩個層面去講，第一個層面是農民工能不能在城市安居，這個問題很重要，就是說我們今天的工業化發展能不能讓進城的農民工體面的住下來。第二層是假使農民工在城市住不下來，那他回農村能不能生活下去。這個問題也很重要，回不回的來的問題究竟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都需要仔細認真談論。

　　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基層的同志比上層的同志更有發言權。我和學者交流時，幾乎所有的人都說，一般只要是上學了不會種地的農民工都不會回來。我估計這樣的農村勞動力一般不會超過40歲，但是50歲的人被城市淘汰，都是務過農的人，對農村有感情的人，會回到農村。假定50歲還在城市做工的農民工的想法和農村年輕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樣，我們做調查問農民工愿不愿 意回去，回答都是“不愿意”。當然城市的生活青春浪漫，沒有人愿意回去。問題是在城市生活的參照是電視劇里中產階級的生活，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要是沒有這種生活怎么辦呢。那我們就來討論，我首先來講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孝感市有一個基層同志通過調研給省里寫了個報告，報告里有困惑和教訓，報告的題目是《農業設施的改善為什么會使土地流轉出現倒退》，孝感的一個村里有3個村干部通過多年的努力，在村里流轉經營的土地達到800多畝，形成規模經營。(這個我相信全國的農村都希望土地流轉到大戶手里種，靠老人種地養活中國太不靠譜，這不是我的觀點，大家都這么認為)習總書記有一 問“中國誰來種地”，中國還有2億多農戶，戶均只有十畝地，誰來種地，在今天的農藝、農技水平之下，今天的農業生產技術條件下，一對60歲夫婦種40畝地，50歲夫婦種50畝地是沒有問題的，農村怎么會沒有人種田呢。只是有人想種但沒有地而已。也有原來種3季2季的地，現在只種1季2季了。因為糧食不賺錢嘛，農民保成本的錢都收不到，越種的多越虧。我們現在沒人種地是因為市場經濟下，種田不賺錢，沒人愿意種。在政策推動下孝感這個村形成800畝的規模土地。轉折點是，這幾年市區農村工作隊進村了，協助村爭取國家項目基金。主要是土地整理資金 400萬多元，然后大搞農村基礎建設，水利建設。條件改善了，許多老人都把田要回去了。近2年要回200多戶500多畝。老年人要田的理由主要有三點：一是種田條件改善了，不像以前是重體 力活，年紀大也能種。二是種田有成就感。三是可以鍛煉身體。所以盡管合同沒到期，三名村干部也無可奈何，只有服從群眾的利益，農民要回地后，原來大批農機閑置，又變成了原來的一家一戶，所以他們感到非常困惑。

　　但是這個故事僅僅是無奈嗎?條件改善了，老人還是愿意種田的，關鍵是有沒有基礎條件。所以說很多人只看到推動農業生產的困境，而沒有看到老年人對種田有很多的積極性、動力和能力。只要解決了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他們就是中國糧食生產的主力軍，我這里講的是糧食，標準化的糧食基本上不存在與市場對接的問題。這個故事就反映了一個問題，小農需要從種田中獲得收入、工作、生活意義和價值。一個人進城去，沒有找到工作，即便是找到工作也很憋屈的時候，農村有沒有田種局非常重要。村莊生產和村莊治理都是以農業生產為基礎的。規模過小的農戶存在與大市場對接的困難，尤其存在與大生產對接的困難。我們的生產力發展了，那么留下來的部分人能不能種好田，這里面要動腦筋。孝感的這個例子他們就動了點腦筋，利用了外面的資源，把這個問題都解決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就釋放出來了，老人把種田當做鍛煉身體，這就厲害了。一家一戶農民不能種田的時候，政府介入幫助，農民是愿意種田的，也是可以種好 田的，并且當重體力活用現代化、機械化代替后，老人對于田間管理的作用很明顯。老年人田間管理和管理農業的能力是遠遠超過規模經營的。絕大多數農戶耕作的絕大多數土地都是用于種糧的。我們70%以上的農民和土地都是用來種糧的，種糧就不存在和市場對接的問題，因為是標準化產品，哪里都有賣。生產的糧食保護價收購。而想賺錢的農民是要和市場對接的。包括小商 小販，開一個加工廠都是要賺錢的。但是我們今天的老人農業，小農農業和我們要賺錢的農業有很大的差別。對于絕大多數農民來講，他們從事農業不可能要賺錢，但是可以保住底線，底線更重要。

　　我們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好的，但是我們有些政策導向存在問題，比如，我們有些農業政策導向總是要農民致富，靠農業怎么可能致富啊?這一戶致富，那一戶能致富嗎?我們往往是站在市場開發商的角度去看待問題。一些媒體總是去鼓勵農民種什么東西致富，漢壽縣養魚養甲魚可以致富，全國養甲魚賣給誰去?農業基地就那么多，還要提供那么多人的就業和收入。靠農業致富是不可能的，我們支持部分人獲得多的農業收益就使得更多的人獲得更少的農業收益。有人說政府和資本結合打敗了小農，政府為什么要支持資本去打敗小農呢，資本有本事就到市場上去 游泳，淹死是他的事情，我們為什么要想辦法去救他。進一步談論的是土地整理、社會化服務，國家對農村的投入以及村社組織對小農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些都是要解決小農對接大生產 困難的手段。如何在大生產環境下與小農生產方式對接。這就是我講這個例子的一些感想。也是對我要講的農民能不能回來主題的一個鋪墊。

　　大家都認為進城的農民工回不去了，尤其是上學后不會務農的年輕農民工更不可能回去了。那么我就這個問題來進行討論。不想回去的人以青春賭明天，就個人來講，每個人都有機會，這與運氣也有關系，誰也說不清。但是就中國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個發展階段來講，年輕的時候進城沒有問題，可以養活自己。但是你進城以后你的收入能否養活父母，養活子女，能否在城市體面地完成家庭和勞動力的再生產?運氣好的找到好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持續不斷積累，不僅能買得起房子，而且還能生活得好。但是在今天中國已經出現制造業拐點的情況下，最終的結果是什么呢，就是大部分不可能。如果收入不穩定，即使父母家庭都搬進城，也會生活得很不舒服。收入每年都是入不敷出，家庭關系非常緊張。當父母喪失勞動能力又不能回農村的時候， 家庭就會出現問題。在當前出現拐點的情況下，100元GDP只有30元人均收入的時候(而且包括了稅收)，國家能提供的社會保障是有限的，多數人為小數人提供社會保障，沒有一個國家有這 樣的能力。中國是有錢，但是前提是很多人都沒有保障，當大家都有保障的時候，我們還能比歐美更有錢嗎?歐美那么發達的國家都沒有錢，中國現在很多地方要用錢，基礎設施，產業升級 ，發展高新科技等都要錢。因為中國現在還是個發展中國家，農民是應該進城，但是他在城市能否給父母買得起房子根本不重要，最后是能否在城市體面的生活才是重要的。

　　這也是有國際經驗借鑒的，整個19世紀末、20世紀以來，全球形成了一個金字塔結構的世界體系，塔尖就是歐美日，塔底就是亞非拉，這種關系保持了100多年，從塔底升到塔尖區的國家，100多年來只有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龍是在冷戰的最前沿地帶，比如說韓國和朝鮮就是在38線的附近，是蘇聯社會主義集體和美國資本主義集體競爭，美國扶持韓國、新加坡、臺灣，他們才發展起來，當然也因為是在一般制造業處于拐點前，而且整個體系徹底敞開的情況下，四小龍才崛起了。那么除了四小龍外，還有哪一個國家是由發展中國家變成發達國家的例子呢，沒有一個。原來拉美、菲律賓還是中等收入國家，最后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東依靠石油資源，與工業化沒有關系，而他的社會、政治結構還是傳統的社會結構，甚至是奴隸社會結構。整個發展中國家的崛起100多年來就沒有。日本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躋身發達國家行列，所以說20世紀初到現在100多年來就沒有發展中國家變為發達國家。中國要躍升到塔尖，中國人口占世紀人口四分之一，這就成了倒金字塔。倒金字塔是不穩定的。所以中國能不能崛起我說不清楚。做橫向比較，除了歐美日外的大國家，沒有哪一個國家沒有大的貧民窟。去過印度的學者回來后觸目驚心，孟買40%的人住在貧民窟，拉美有天主教傳統，城市內也有貧民窟。中國有沒有貧民窟，有人說也有，比如城中村，而城中村只是一個暫住地，住在這是為了賺錢，實在賺不到錢了 我就會農村去，住在那的人都不認為自己是城中村的一員，他們對前途還充滿信心和期待，真正的貧民窟沒有治理也沒有希望，感覺不到前途。要按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來看，中國確實還沒有貧民窟。這是因為我們有城鄉二元結構，就是說我們進城失敗了，可以回農村去，回農村蓋房子，他們的父母還在農村種田，還回的去。正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使得沒有城市二元結構的 產生。

　　中國這個發展階段，在人均GDP只有美歐日七分之一的情況下，我們的產業都集中在低附加值產業鏈末端，國家提供的就業、福利保障只可能是少數人，大部分人沒有辦法在城市體面的生活。 在經濟剩余比較少的情況下還要對三個階層進行分配，第一是資本，他們要獲得全球平均利潤，第二是勞動，第三是土地也要參與分配。廣東一個城中村改造要制造多少個億萬富翁，就是靠土地產生的巨大收益。我們要不要調整，要調整，但是總的經濟量有限，不可能有很大的調整空間。所以我們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夠體面的在城市生活，回得去就很重要，我們進城的農民有沒有回得去的退路，沒有退路的話，就可能帶來城市內的嚴重貧民窟。城市內的貧民窟有兩層含義，第一是農民沒有過上體面的生活，政府又沒有能力幫助。發展中國家幾乎沒有例外的進入城市貧民窟的狀態。這個時候就會發現原來農村的生活是天堂，不是說建設得很好的農村，連城里人都想去的農村，而是有基本保障底線的農村，相對于貧民窟是好的，有熟人社會，有落葉歸根，有房子住。我想這樣一個權力至少應該給農民留住。假如長沙這樣的大城市出現300萬規模的貧民窟，我們生活在貧困里，看不到希望，我們又不相信來世，既不相信宗教，有不相信道德，全部靠法律，靠警察去約束是約束不住的。一個人之所以不敢殺人，是怕犯法被槍斃，當出現貧民窟時，在這個巨大的社會群體中就一定會出現對抗民意，就會出現不穩定因素，形成所謂 的發展中國家政治動亂，帶來軍人政變和民主政治之間的交替循環。泰國不是這樣嗎，土耳其不是這樣嗎，埃及、烏克蘭不是這樣嗎?全世界這么多例子。我們憑什么去避免呢?很多國家不 希望中國發展起來，中國發展起來14億人口在資源上對他們造成多大的壓力。經過100年以來的奮斗，我們好不容易進入到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幾乎沒有，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極其困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注意給農民留退路，用我們的土地制度、所有制制度，這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很不一樣的。

　　中國的農業是成功的，農民做了犧牲，農業是成功的，今天我們的基本制度不是要把它取消，而是要把它強化、完善。農民工在外奔波了一輩子很辛苦很累，回去很重要。那么回不回得去呢，回得去。因為我剛才講的孝感的例子，老人回去可以種田，種糧食不需要與市場對接，甚至不需要金融投入，金融下鄉是針對部分想發財的農民，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大多數人的退路，考慮最弱勢群體，這部分人不需要與市場對接，只要考慮與生產對接。但是種田需要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所有重體力勞動都可以被機械代替的情況下，田間管理非常重要。農民種三、四畝田雖然不能賺錢，但是可以維持不錯的生活。種的糧食蔬菜即使不去賣錢，也不要花錢去買。有一個“城市農戶有點田”的房地產廣告，每個別墅帶一點田，城市居民都愿意去農村種點田，農民回去種田也可以活得有意義，實現價值。農民在城市即使有千般底氣，也沒有辦法與他沒關系的城市結合。而回農村后就可以很好的和農村結合起來，可以種糧，養雞等等。收入不高，生活不差。當你老了，你的子女也可以去讀大學，也可以去務工。在當前中國社會背景下，我稱之為以代際基礎分工的半農半耕。老年人種田，年輕人務工。務工活的舒舒服服，種田解決溫飽問題。一個家庭有兩筆收入，而且農村支出比較少，屬于自給自足經濟，農民年年都有余錢。目前有些農村家庭子女回縣城買房，一家人住進城市，可是縣城不能提供工作收入。 縣城支出比較高，原來2筆收入變成1筆收入，最后所有的壓力都轉向老年人，所有出路都沒了。

　　我國進入發達國家還有一個很長的過程，所以保證農民能回鄉種田仍然是一項基本的制度。成功進城的農民可以將土地流轉給兄弟姐妹親戚朋友，集中起來的土地就形成了規模經營，經營者形成中農階層，是農村年富力強的中堅力量，中農階層和農村老弱階層構成穩定的農村治理結構。農村成為中國社會的穩定器和蓄水池，這樣中國社會就不會出現很大的政治震蕩。所以說農民回鄉的基礎是能夠提供給一家一戶農民能夠愿意從事種田的條件。村社組織很重要，政府有錢應該支持農村組織，支持資本的話就會破壞現有農村組織體系，最后打敗小農。當然現在政策對下鄉資本進行些限制是很重要的。習總書記的這個決策很英明。問題的核心是2億多戶的小農今后怎么辦，如果準備制定兩套服務體系，一套為小農服務一套為下鄉資本服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兩種服務體系具有相互的競爭性。小農在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最后農民只能忍痛含淚的拋棄土地而進城去打工。中國現在缺糧食吃嗎，假如糧食價格提高一倍我估計糧食產量還可以提 高三分之一。我們的農業政策出現了一些偏差是因為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核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而不是農業問題。所以我們的政策應該服務于大部分在農村的小農和不能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只有這樣，中國未來的30年，才能夠形成這樣的格局：小農經濟仍然在，大部分人進城失敗可以有退養的空間。只要我們提供給農民種田的基礎設施，老人有一定的收入，解決了溫飽，農忙3個 月，農閑9個月。種糧過程就是生命意義展開的過程。種了糧食就等著收獲。農民有點田就可以建立社會基礎，建立農村治理基礎。

　　我在城市工作了30年，也覺得農村很好。所以說小農經濟很重要，小農經濟不能淘汰，還要保持30年。不被淘汰很重要的基礎是，第一是合作制度，第二是國家為他們解決基礎的生產生活困難，第三是中農加小農的穩定治理結構，村干部等中農如果沒有一定規模的土地和收入，他就必須進城了，剩下的老弱病殘就根本沒法和資本對抗，農村就難以治理了。中國出口導向的低端制造發展戰略打敗了亞洲四小龍，但是低端制造不可能讓中國成為發達國家，那么我們就用低端制造的剩余發展中國的高新技術，實現產業升級。沒有產業升級，一個家庭依靠旅游、民生服務是很難想象的。陳永貴說過“先有破，再有貨”，就是說先有產業，再有服務。中國這樣一個已經加入到全球化體系中的國家，不搞生產憑什么崛起呢。發達國家沒有錢，因為發達國家生活的太好了。所有的福利成了剛性福利，減少一點都很難。中國現在還有巨大的利益調整空間，這個調整空間就使我們還可以把資源用于發展我們的高新技術。我們高新技術再發展20年，就有可能進入世界核心的高端技術行列。

　　所以說農民回不回得去有主觀和客觀的原因，我們要仔細認真為9.4億農村戶籍人口，6億多住在農村、2億多農民工及和農村密切相關人的利益考慮。可以說我們農民現在的退路就是中國現代化的出路。現在我們過于關心少數人致富的問題，過于關心農業的問題，而忘記了農民生存底線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在中國出現了兩條明顯的道路，一條路線是我們究竟是站在大多數人一邊、國家利益的一邊，還是站在少數人一邊，這是個重大的問題。我困惑很多人老是聽不懂這個問題，比如說今天會議的主題是城鄉一體化與農村改革，城鄉一體化就是農民自由進城，這個我們都同意，資本下鄉就是城市人自由下鄉，這樣的一體化，是我們要的一體化嗎?農民是弱勢群體，讓資本自由下鄉就意味著農民可以自由進城而不能自由回鄉了。城鄉二元結構是對農民的保護，它允許農民自由進城，不允許資本自由下鄉是對農民的保護。任何一個社會對弱勢群體不加任何保護，就必然出問題。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是財產嗎?我看那是基本保障和社會保險。財產是可以自由買賣、自由交換的。基本保險和社會保障能夠自由買賣嗎?我們今天建設農村不是要把 農村建設的比城市還好，這是沒有可能的。現在到處支持補貼的都是發展現代農業，但是發展現代農業到底要干嘛呢?這個問題我覺得要問。所以農民回不回得去這是一個前沿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中國就還有20-30年的和平發展時間，問題不解決，一旦出現異常，我們不可預期的一定會出現經濟周期的時候，恐怕就會導致發展不穩定這樣的一個鐵律，我們就會真的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中去。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根據作者在第八屆縣鄉干部論壇上的主旨發言的錄音整理而成；來源：中國鄉村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