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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茜:工會要明確階級立場 堅決維護工人階級合法權益
點擊:  作者:蔣茜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  發布時間:2015-04-09 09: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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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我國工會定位問題的探討
  和諧的勞動關系,是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在建立和諧勞動關系中,工會的作用舉足輕重。工會作用的發揮受制于多種因素,最關鍵的則是其定位問題。本文試圖從工會定位的歷史演變出發,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工會的定位問題及其發展的方向進行一些探討。
  一、工會定位的歷史演變
  工會是勞資關系發展下的產物,它最早出現于18實際90年代末的英國,當時的工會只是為了維護部分工人的經濟利益,各個工會之間彼此孤立。隨著產業革命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面推進,勞動與資本的對立日益明顯,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紛紛登上歷史舞臺,在19世紀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會的角色已經不再是僅僅停留在為部分工人爭取微薄的經濟利益上,而是逐步發展到通過政治斗爭,維護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現,使工人階級從自在階級發展成為了自為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管工會的最初目的如何,現在他們必須學會作為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而自覺地進行活動,把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作為自己的偉大任務。”[1]隨著工人階級的逐漸龐大,在勞資博弈中,資產階級開始不得不做出某種讓步,到了19世紀末,原本被禁止的工會逐漸被得以承認。此后的100多年里,工會組織在西方國家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并被資本主義國家納入了法律的保護中。
  現階段,資本主義國家的勞資關系與100多年前相比,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也深刻地影響了工會的定位,主要體現在革命性逐漸削弱,勞資尋求相對合作的可能性增加。比如,英國《工會與勞資關系條例》對工會的定位為,“全部或主要由工人組成的組織,這一組織的主要目的是形成勞資雙方的行為規范。”[2]實際上,合作就意味苕某種程度的“妥協”,工會在尋求階級合作可能性的同時,也會尋求各個政黨的支持。例如,英國工會在工黨時期發展迅猛,在撒切爾政府上臺后又受到諸多限制。總地來看,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工會的角色是比較復雜的,它在代表工人利益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某個政黨的利益,甚至體現著資產階級的利益。因為在工會尋求合作的過程中,工會中的一些上層領導很有可能被資產階級所同化,或者儼然成為了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可以說,當代西方國家的工會所說的獨立,僅僅只是流于表面,而本質上,它具有代表工人階級與代表資產階級某個政黨利益的雙重屬性。
  中國工會的誕生要比資本主義國家晚100多年,它發源于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工會具有鮮明的“革命”性,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推翻“三座大山”的統治壓迫之后,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工會失去了階級斗爭的基礎,是否應該繼續存在呢?列寧認為,“工會雖然失去了階級斗爭這樣的基礎,但是從反對……機關的官僚主義弊病來說,從采取這一機關所辦不到的辦法和手段保護勞動群眾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來說,以及從其他等等方面來說,工會遠遠沒有失去——而且,很遺憾在很多年都不會失去——非階級的經濟斗爭這樣的基礎。”[3]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條件下工會仍然是需要存在的。那么,工會的定位又將是什么呢?
  新中國建立之后,我國工會幵始了積極的探索之路。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工會任務應面向生產”[4]的觀點得到積極響應,工會廣泛地參與到了生產的過程中。隨著大量國有工廠的創建,關于工會的定位問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強調工會同政府和國營管理機關利益的一致性,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單位的利益就是個人利益,“國營企業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無所矛盾”。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國營企業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關工人生活、勞動條件等問題上是存在矛盾的,但這種矛盾的性質是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5]“認為公營企業中工人本身即主人,不是公私兼顧問題,這種否認公營企業中所存在的矛盾的看法,是不對的”。[6]在具體實踐中,第一種意見占了上風,第二種觀點則被認為是“工團主義”、“經濟主義”而受到批評。所以,在計劃經濟下,工會的實際定位是“配合”、“支持”行政工作,組織生產競賽和生產娛樂活動、發放生活福利等;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由于左傾思想的引導,甚至提出了“工會消亡論”的觀點。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深化,社會利益主體開始分化,并逐漸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計劃經濟下的工會定位已經不再適應新階段的需要了,面對新的市場環境和勞動關系,人們開始思考工會的發展方向何去何從?于是,在探索的道路上我國工會又開始了新的征途。從1978年總工會全面恢復工作后,經過十幾年的反復修訂,1992年新的《工會法》完成,在1950年《工會法》的基礎上另外新增加了一些內容,例如:工會有參與權,工會具有法人資格,工會有權參加勞動爭議處理,工會應協助處理停工怠工事件等。新《工會法》中,工會的法律定位是,“在維護全國人們總體利益的同時,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但由于1992年的《工會法》適用對象基本上是國有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于是2001年10月,九屆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工會法〈修正案〉》,除有關職工代表大會和民主管理等個別內容外,對象擴展到各種所有制形式的企業,并且在1992年擬定的工會定位前面,明確增加了一條,“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能”。較之以前對中國工會職能的闡述,第一次突出了定位中的基本,即維權職能。2008年《中國工會章程》(修改)對于工會的定位從法律上給予了明確的規定,“中國工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職工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是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是會員和職工利益的代表。”“中國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2013年通過的新《中國工會章程(修正案)》,再一次肯定了工會的總體定位,即黨聯系群眾的橋梁紐帶和職工合法權益的代表,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中主義工會發展道路的核心和關鍵。[7]
  二、如何看待當前中國工會的定位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入,多種所有制的發展,勞資關系越發復雜,沖突逐漸加劇。面對新的環境和形勢,如何進行工會改革成為關注的熱點。那么,目前關于工會的定位,是否符合現階段我國的實際情況呢?這個問題值得進行深入探討。
  現階段,我國賦予的工會角色主要表現為兩重性:角色之一,“代表職工的利益,依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角色之二,“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在新《工會法》中也提出,“工會在維護全國人民總體利益的同時,代表和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這條款明確規定了工會所具有的“雙維護”職能,體現為當前我國工會定位的雙重性。
  從實際情況來分析,當前工會的雙重角色可謂利弊兼備。其有利之處在于,工會可以借助黨和政府以及社會的力呈,有效地維護和實現勞動者的權益,讓工人階級更好地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做好黨和群眾的橋梁,團結廣大職工充分發揮工人階級主力軍的作用。但不利之處也很明顯,雙重角色容易模糊工會組織的性質,降低工會在勞動者中間的信任度:允其在基層工會的具體工作中,工會很可能因承擔太多的行政職能而變為黨或政府的行政附屬機構,忽視了自己的工作重點。有的工會甚至會錯誤地把“溝通與協調”理解為在維權過程中的”左右討好”,不能理直氣壯地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從而激化矛盾,影響勞動關系的和諧。
  針對上述的問題,爭論也就隨之不斷。工會作為勞動者代表的法定角色,目前認識上是沒有分歧的,法律依據也比較充分。在《工會法》第六條明確規定了這一基本角色:“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而國內外所賦予的法律角色,在這點上是通行的,也是工會存在的基礎。但是,對于工會是否應當承擔起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目前爭議較大。更有觀點認為,工會代表工人的利益,應當實現完全的獨立,甚至可以效仿西方國家的工會制度,建立獨立工會,這樣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維護工人的權益。
  面對爭議我們不禁思考,當前工會的總體定位到底是否合理呢?回答這個問題弄清楚兩個重要點是關鍵。第一,工會的產生與發展不可能脫離于社會制度而存在,工會的定位更是如此。這就需要把社會主義制度下工會定位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會定位做一個本質的區分與比較。第二,獨立工會與工會的獨立性具有不同的含義,有必要做一個比較說明。
  1.社會主義制度下工會的定位與資本主義制度下工會定位的本質區別
  由于所有制基礎不同,導致了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工會定位本身就存在本質的區別。從工會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工會是勞資關系矛盾運動的產物,而勞資關系作為社會經濟關系的一部分,實際上是所有制關系的具體體現。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生產資料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經濟資源,誰控制了生產資料,誰就控制了包括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社會經濟的各個環節,并由此而成為這個社會政治上的統治者和意識形態上的主導者。因此,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構成了一個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同時也成為決定社會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的根本因素。那么,單純地脫離所有制基礎所構成的社會經濟制度而去談論勞資關系,去討論工會的定位,是簡單而盲目的。實際上,什么樣的社會制度決定了什么樣的勞資關系,也決定了什么樣的工會地位。
  在資本主義所有制基礎上形成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與勞動者是分離的,喪失生產資料的勞動者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資產階級掌握著生產資料,并由此形成了這個社會中經濟、政治上的統治者和意識形態上的主導者,它們通過生產資料的掌握而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8]那么,在資本中主義制度下形成的勞資關系從根本上體現的是一種階級利益關系,從本質上反映的是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由此決定了勞資雙方是一種對立和對抗的關系。雖然馬克思去世之后,資本主義勞資關系經歷了一些新的變化,從對抗到相對緩和,但如果所有制基礎本身不變,那么由它決定的勞資關系本質就不會變,而變化的只是現象。因此,工人階級在這個環境中,從根本上必然要求獨立于資產階級以及代表資產階級總體利益的國家之外,以獨立的群眾組織而存在,從而謀求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
  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資本主義企業中存在的資本雇傭勞動的關系被社會主義企業中的新型勞動關系所代替。勞動者作為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者,具有與生產資料實際結合的平等權利,消滅了資本對勞動的統治,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勞動關系與資本主義勞資關系相比,本質上是一種和諧的、非對抗性的關系。但是,與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共產主義所有制相比,由于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分工的存在,所以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具有一定的間接性。[9]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公有制生產資料的使用是通過企業進行的,企業是獨立的經濟主體,企業勞動者的利益與社會的共同利益存在著重要的差別,個別的勞動力并不能自動變為社會的勞動力。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并不完全是一種直接的自然而然的結合,而是一種間接的有條件的結合,要通過勞動力與企業的雙向選擇才能實現,這種雙向選擇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因此,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勞動力從根本上具有非商品的性質,但從現象上看卻具有一定的商品性。這種特殊的雙重屬性正是社會主義經濟中勞動關系的理論基礎。一方面,企業勞動關系要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體現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平等性、民主性、直接性和按勞分配關系;另一方面要體現企業和勞動力的自主性、獨立性和市場性。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所有制結構的這種多元化引起的勞動關系的復雜化,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關系出現了市場化的趨勢。而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則出現類似資本主義企業的勞資關系。那么,由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的勞動關系,也決定了是我國工會定位的方向不僅需要代表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也需要在共產黨的帶領下作為一種橋梁紐帶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發展。
  鄧小平同志在會見美國工會領導人訪華團時曾說,由于我們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們民主專政國家,所以中國的社會制度決定了工人在中國的社會地位。中國工會是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它的社會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比美國工會可能更大一點。[10]鄧小平同志的話語已經表明了中西方工會本質的不同,因此,由所有制基礎不同所形成的社會經濟制度的不同,以及資本主義勞資關系與社會主義勞動關系的根本不同,決定了工會定位的本質區別,也決定了我國工會定位不能完全按照西方工會定位來實施。
  2.獨立工會與工會獨立性的比較說明
  當前,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漸深化,各個利益主體浮出水面,各種社會矛盾越發明顯。工會作為勞動者利益的代表,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定位越來越受到重視。特別是隨著私營經濟的廣泛發展,勞資矛盾的沖突也在加劇。雖然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只要存在私有制,必然會產生勞動與資本、工資與利潤的對立,私有制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必然竭力壓縮勞動者的收入和權益,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這樣的環境下,工會需要保持獨立,才能更好地維護職工利益。那么,如何保持獨立性?對此,有的觀點認為,可以效仿西方建立獨立工會。也有的觀點認為,我國工會需要保持的是組織體系、成員產生、運行方式、經濟等方面的獨立性。實際上,獨立工會與工會的獨立性具有不同的內涵。獨立工會更多是從政治上出發,政治獨立;而工會的獨立性更多是從工會具體工作出發,體現在社會活動中的自主性。無疑,提高工會的地位,發揮工會的作用,加強工會的獨立性是非常必要的,但并非意味著建立獨立工會。
  從實踐中來看,獨立工會并不存在。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工會都不可能是純粹獨立的,都必須體現社會制度的性質和統治階級的利益,否則它不可能存活。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正如前面所言,工會的階級性從理論上要求獨立于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所代表的國家,但在實際操作中,工會的權利受制于政黨,工會的力量在政黨選舉中不容小覷。例如,美國工會極力幫助民主黨進行選舉,德國工會因為與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密切關系,在很多時候通過政治過程達到目標。可見,當今西方國家工會的實際角色也不僅僅只是一重,工會在代表工人階級的同時,從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某些政黨的利益,這種純粹的獨立在工會一次次與政黨曖昧妥協的關系中不復存在。當然,我們絕不是否認資本主義制度下工會作用的發揮,相反,資本主義制度下工會如何獨立性地開展具體工作,在三方協調機制中工會如何有效地發揮作用,有很多是值得借鑒學習的。在這里,我們主要強調的是,理論上單純的獨立工會在實際中很難存在。
  對于我國來說,政治上獨立于黨的獨立工會是行不通的。正如前文所提到,工會作為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體現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會的根本區別,這是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和要求所決定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獲得政治上的領導地位,獲得國家政權的統治地位,并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加以實現。而工會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實施國家政權的群眾基礎,因此,必然要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領導。列寧針對工會獨立于黨的問題曾經這樣說過:“假如黨與工會發生分解:黨是有罪的,其結果一定使蘇維埃政權滅亡。”[11]不難想象,當我國工會脫離了黨的政治領導,在這個錯綜復雜的國際政局與環境下,拿什么來保證這樣的群眾組織不會被國際敵對勢力所滲透、分化甚至利用,而一旦變質的工會組織又拿什么去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不被侵蝕,甚至有可能引出更大的社會危險。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也明確指出,“只有堅持黨的領導,工會工作才能方向明確、不走偏路,才能做得有聲有色、扎實有效。工會要永遠保持自覺接受黨的領導這一優良傳統。”[12]因此,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脫離黨領導的工會是不可取的,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工會的政治原則、本質要求和根本保證。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黨對工會的領導并非事無巨細、統管一切,而是“政治領導”,是路線、方計、政策的方向指引。我國工會既非黨組織的一部分,也非政府的附屆機構,更不是依附于用人單位或者雇主的職能科室,而是在黨領導下獨立自主的社會政治組織,是獨立的法人。[13]工會只有堅持獨立性地開展工作,才能在現實中真正做到代表和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
  因此,面對諸多問題,我國工會真正需耍的不是獨立,而是獨立性。
  總的來說,當前工會的總體定位所體現的雙重屬性,即工會的一般屬性以及源于我國社會制度的國別屬性,是符合我國當前實際的。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職工與企事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利益矛盾是客觀的存在,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影響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影響企業的發展。工人的合法權益必須要受到保護,這是工會定位的基本內容,是工會的基本角色,更是工會建立和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我國的執政黨是工人階級政黨,工會作為工人階級的組織,必然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時,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公有制,尤其是國有企業,屬于國家所有,這種客觀地位就要求工人階級代表要自覺維護全體人民的總體利益,維護社會利益,并且作為聯系群眾的紐帶,促進勞動關系的和諧。因此,對于我國來說,包含統一性與矛盾性相結合的總體定位是需要遵循的。
  三、進一歩落實工會定位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從理論上來說,我們論證了當前工會的總體定位,解決了我國工會是什么的問題。但如何有效發揮其功能,是工會存在的關鍵。因為總體定位的確立是作用有效發揮的前提,但絕不是唯一條件。由我國社會制度和工會性質所決定的總體定位,屬于工會定位本質層面的抽象規定,但這種抽象的規定如果沒有各個環節和各個層次的具體規定來加以體現并付諸實現,就只能停留在空洞的理論層面而無現實操作性。當前,我國工會存在的很多問題正是源于此,因此,接下來的關鍵就在于明確定位,怎樣讓這兩個角色在具體環境中辯證地統一起來,如何使工會定位在實踐中具體化。而進一步落實工會定位,以下幾個方面是需要解決的。
  1.不同所有制企業下工會具體定位的發展問題
  工會的總體定位所體現的雙重角色,從理論上來說,是針對我國所有的工會而言,不管是公有制企業工會還是非公有制企業工會,都需要把這兩種角色辯證的統一起來。但在實踐中,從當前工會運行的情況、工會會員的入會率、工會發揮的作用等方面來說,國有企業工會發展明顯優于私營外資企業工會。亊實上,近年來爆發的勞資矛盾、勞動者合法權益受到侵蝕卻無處申述等問題,大多集中在非公有制企業,所以,非常迫切地需要非公有制企業工會承擔使命,發揮應有作用。然而,正是需要工會力量的非公有制企業,發展卻是困難重重。到底難在何處?首先,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建工會難。從企業主的角度來說,很多企業主怕建工會后,工人形成組織會聯合起來與之“抗衡”,增加企業成本;再加上我國非公有制企業工會的建立并非強制性時,大多企業主不愿意選擇建立工會。從勞動者的角度來說,如沒有人牽頭建立,伴隨著工會宣傳并非深入人心,這就致使很多非公有制企業的勞動者根本沒有建立工會的要求。即使有人牽頭建立工會,如果沒有正確的引導,很可能建立的工會并不是我國合法的工會組織。其次,某些非公有制企業雖然建立了工會,但工會的作用卻難以發揮。在一些私人企業,工會是受經營者制約的,如果遇到不聽企業安排的工會主席,企業有可能以各種名義進行辭退,所以即使某些企業組建了工會,也不幸成為受制于企業的擺設。再次,工會工作人員在維權過程中得不到有利的支持保障,甚至工會主席在維權的過程中出現惡意報復等情況。
  那么,面對當前非公有制企業的工會問題,我們不禁反思,雖然2001年修改后的《工會法》開始面向不同所有制企業,,但這部《工會法》是在1992年《工會法》的基礎上修改的,而當時的法令只是針對公有制企業制定的,工會的職責、范圍、權利等都是以公有制企業為基準進行設計。可是,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畢竟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在不同制度下的企業存在很大的差別,工會工作的重點承擔的功能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用完全同樣的工會理論來面對不同的所有制企業,事實也證明,工會的作用是得不到有效發揮的。因此,如何針對不同的所有制企,尤其是針對非公有制企業,工會制定可行的具體定位,這是下一步要重要考慮和發展的方向。
  2.工會如何處理總體利益與具體利益之間的關系問題
  在維護國家總體利益與各種社會集團的具體利益之間,體現著一致性,也存在差異性。尤其當前利益多元化的趨勢越發明顯,職工的具體利益之間、職工具體利益與單位集體利益之間、職工具體利益與國家總體利益之間、工人階級的具體利益與其他社會集團具體利益之間,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差異與矛盾。國際國內的經驗教訓表明,片面地強調一致性,忽視各個社會集團的利益的差異性,忽視總體利益與具體利益的差異性,不僅導致工會工作脫離群眾,更導致黨和政府聽不到來自群眾真正的聲音,最終脫離群眾,這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非常危險的。當然,也不能片面地強凋差異性,因為職工具體利益的實現從某種程度上也依賴于整個國家總體利益的實現。正如列寧所說:“利用這些工人組織來保護工人免受自己國家的侵犯,同時也利用它們來組織工人保護我們的國家。”[14]也就是在社會主義吋期,工會一方面要保護工人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保護工人階級的具體利益免受國家中的官僚主義或者其他社會集團利益的侵犯。
  那么,工會在處理總體利益與具體利益的關系時,以上三點是需要把握的:一是明確工會的工作內容。工會是維護代表職工群眾的具體利益,使之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這是工會建立的初衷,是工會工作的主要內容,離開了它,工會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根端。二是明確工會的工作依據。工會在保護工人階級利益的同時,又要無損于國家的總體利益,不能以犧牲或損害國家的總體利益來實現職工的具體利益,其評判的依據絕對不是某些領導個人的喜好或者企業主自己立定的一些規則,而應當以黨的方針政策、國家的法律法規為依據。三是明確工會的立場。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的矛盾都屬于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但當工人階級具體利益與其他社會集團具體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工會要明確自己的角色立場是工人階級的立場,這就需要工會在法律的框架下采用恰當的方式,堅決維護工人階級的合法權益。
  3.工會的開展需要保持獨立性
  正如前面提到,中國工會需要的不是政治獨立,但對于獨立性的需要卻是刻不容緩。當前中國工會獨立性缺乏主要休現在兩方面:第一,工作中對黨政部門的依附性太強。一些基層工會很多時候候并沒有以獨立的組織出現,反而配合政府的很多其他部門開展工作,嚴然承擔了很多的國家職能,而忽略了自己的工作重點。例如,在很多非公有制企業中,工會主席由人事部經理兼任;在國有企業中,則由黨委書記或者副書記兼任。不管哪種類型的企業,工會主席或多或少都有在企業里面承擔著管理者的行政職能,很容易讓工會的工作重心偏離到一些瑣碎的行政工作上面。同時,他們是企業“領導班子”的成員,這就讓職工對企業工會到底代表哪一方產生了懷疑,對工會的信任度降低。第二,工會在經濟上對企業的依附較強。我國工會的經費來源意圖在于保證工會的經費,但卻讓工會在經濟上依靠著企業,失去了獨立性,導致發生勞資矛盾時,工會很難做到全力維護職工的權益,其維權的使命自然無法完成。
  如何保持獨立性?政府部門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在具體事務上,保持與工會的相對獨立性,主要保證工會活動的合法性不受到其他組織的侵害。工會作為黨領導下的社會組織,與其他組織一樣,統一在黨中央之下,工會遵循黨的方針政策路線,但在與其他組織的關系中,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從工會自身來說,第一,需要從工會組織結構、工會干部選拔入手,增強工會及其工會干部的獨立性與代表性。在基層工會干部的任命上,采用公正、公開、擇優的原則,通過民主推薦、民主投票的方式,由職工按照自己的意愿選出他們信任的職工代表作力工會干部;同時,工會干部的罷免權也應該放置在職工那里,這樣工會干部如果沒有為職工謀利,就有被罷免的可能,從而強化了工會干部的責任感,促進工會干部更好維護勞動者的權益。第二,改革現有的工會資金的渠道。縱觀其他國家的情況,工會資金來源除了會員繳納之外,還包括工會舉辦的匿名捐款等,但一般都避免雇主對工會給予經濟資助。
  4.工會在生產、分配、交換各個領域中的具體定位發展
  當前勞資矛盾日益突出,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顯得更加迫切。從勞資關系在生產、分配、交換領域的各個環節來看,工會的具體定位應當有所發展,通過明確規定來確立每個環節工會的具體定位。例如,在勞動力巿場中,工會應該積極參與推行勞動合同的簽訂,促進集體合同的簽訂,在一個合理的勞動就業制度體系下,促成企業職工雙向選擇,維護職工的權益。工會應在國家勞動力市場改革過程中,提出有力的對策,從制度層面進一歩推進如何更好地維護職工的權利,促進勞資和諧。工會應提供一個較好的信息溝通平臺,幫助職工在勞動力市場中能夠做到信息對稱。在生產領域中,工會要保護職工工作條件安全,保障職工教育。在收入分配領域中,工會應當保障工人工資,即最低保障工資與按勞分配所得工資,這是維護滿足職工生活需要、解決衣食住行的問題;與此同吋,也需要關注通過福利事業的推進,來滿足職工群眾更豐富、更高層次的需要,等等。總的來說,有針對性地制定每一個勞動環節中工會應該承擔的責任和角色,工會展現出清晰的工作內容,有利于工會從不必要的繁雜事務中抽身出來,集中精力做自己應該做的工作。
  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以下三點:第一,每一個勞動環節中,凡是涉及工人合法權益的都是工會必須維護的。第二,凡是職工的合理訴求,工會都需要關注,但在全面的基礎上要有所重點。勞動者的需求是有層次的,在眾多的工作中,根據需求的層次來安排工會工作的重點。第三,在其運行過程中,需要逐漸形成并制定一個對工會具體定位,以及工會工作效率的評價體系。
  (作者是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講師;原載《政治經濟學評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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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立三:關于在工會工作中發生爭論的問題的意見向毛主席的報告,1951年10月2日
[6]劉少奇年譜(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64頁
[7]李建國在2013年中國工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再一次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這條道路的核心是堅持自覺接受黨的領導,根本是堅持工會的社會主義性質,關鍵是堅持維護職工群眾合法權益”。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版,第15頁
[9]楊瑞龍等: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5頁
[10]鄧小平論工人階級與工會,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4年
[11]列寧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8頁
[12]習近平在同中華總工會第一屆領導班子集體談話,新華網,2013年10月23
[13]林嘉: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6、67頁
[14]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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