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強新疆問題對阿傳播的意義

新疆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所在。要做好新疆工作，一方面要加強內功，“以推進新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引領，以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為基礎，以促進民族團結、遏制宗教極端思想蔓延等為重點，堅持依法治疆、團結穩疆、長期建疆”：另一方面，也必須主動爭取國際話語權，通過輿論引導讓國際社會“增信釋疑”，客觀了解我國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真實的新疆，為依法打擊“三股勢力”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為“和平發展”減壓。只有將內、外兩方面的工作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做到“謀長遠之策，行固本之舉，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

阿拉伯世界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能源、安全等領域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中國實現“和平發展”不能不借助的重要力量。能否與阿拉伯國家保持良好關系，在各領域開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關系到中國能否成功應對和平發展道路上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和挑戰，因此，發展全面友好的中阿戰略合作關系已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內容和努力方向之一。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中阿合作論壇”的成立以及“中阿戰略合作關系”的確立，中阿關系發展順利，特別是經貿合作水平屢創新高，2013年中阿貿易額達到2400億美元，過去十幾年來保持著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且雙方有信心在十年內將這一數字提升到6000億美元。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總書記先后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強調相關各國要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戰略順應了時代要求和中、阿雙方加快發展的共同愿望，得到阿拉伯國家的積極響應，已成為中阿關系新的重要發展機遇和平臺。但需要強調的是，中阿關系的發展、“一帶一路”的建設僅僅從經濟層面著手是不夠的，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民心相通，相應地，如果不能實現民心相通，也就不能真正做到前四通，中阿關系也就缺少長期健康發展的深厚根基，無法形成“命運共同體”。因此，中阿雙方應著力在“心相通”上下功夫，增進雙方的相互認知、理解、信任與支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一帶一路”的建設重點和關鍵基礎是要使沿線國家對我們更認同、更親近、更支持。

阿拉伯世界是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是當今世界上民族、宗教等各種矛盾最集中的地區，同時也與我國新疆等穆斯林聚居地區有著緊密的聯系。爭取阿拉伯國家的輿論支持對我國做好新疆工作，特別是打擊“三股勢力”有著特殊的戰略意義，既可以爭取阿拉伯國家政策、輿論的支持，還可以回擊西方國家的軟遏制。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阿拉伯國家“向東看”的趨勢不斷加強，阿拉伯民眾對中國懷有好感并充滿好奇，但另一方面，多數阿拉伯普通民眾以及相當大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基本國情、內外政策還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特別是對中國的民族宗教政策、對新疆問題存有較大的曲解和誤解。從近幾年來的情況來看，這一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中阿雙方民眾之間“心相通”的障礙之一，對中阿關系特別是民間友好造成傷害。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通過精細的謀劃和實施，著力增進阿拉伯受眾對新疆真實情況的客觀認知。

二、阿拉伯民眾對新疆問題的基本認知

巴勒斯坦裔著名學者愛德華·薩義德指出，理解人類狀況的第一條規則是人類生存在二手世界里。也就是說，在大眾媒體時代，受眾接觸到的信息都是經過媒體選擇、加工過的。阿拉伯媒體如何塑造新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阿拉伯受眾對新疆的認知和立場。

阿拉伯國家是伊斯蘭教的發源地，在伊斯蘭文化圈中擁有主導地位。出于共同宗教信仰的緣故，阿拉伯普通民眾和知識分子對新疆問題較為關心，有關新疆的各類報道也經常出現在阿拉伯主流媒體上，特別是2009年“7·5”事件以來，阿拉伯主流媒體持續關注新疆問題。但通過梳理可以發現，阿拉伯世界在新疆問題上的輿論環境與中阿“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的定位并不一致，總體上對我國解決新疆問題并不有利。

2009年新疆“7·5”事件發生后，阿拉伯官方反應普遍比較克制，但阿拉伯媒體中出現了大量對華不友好的言論。許多專家學者、宗教人士在各類媒體上發表評論，但由于缺乏對中國的了解，加之宗教感情的作用和西方媒體歪曲報道的影響，他們的言論中充斥著謬誤和過激的情緒。較為典型的是所謂“國際人權人士”馬哈茂德在阿拉伯世界影響力最大、發行范圍最廣的《生活報》上發表的文章，這篇以《追求真相哪怕遠在中國》為題的文章雖聲稱“追求真相”，確與真相背道而馳，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種族清洗”、“宗教鎮壓”、“對穆斯林的罪行”等詞語形容“7·5”事件以及中國的民族宗教政策，將中國視為霸權主義國家，將新疆穆斯林的宗教自由和生活狀況描述成一片漆黑，聲稱“盡管中國在過去二十年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有一件事沒有改變，那就是針對穆斯林的內部鎮壓政策”。再如，伊斯蘭世界著名的教法學家、思想家、圣訓學家優素福·格爾達威曾在“7·5”事件后以世界穆斯林學者聯盟主席的身份發表聲明公開指責中國，批評中國的民族宗教政策，認為中國的穆斯林受到了不公正的壓迫。類似的言論在“7·5”事件發生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層出不窮，被大量阿拉伯媒體、西方媒體轉載。在媒體的放大作用下，這些觀點在阿拉伯民眾中產生了極大的流轉效應，網絡、電視、報紙上阿拉伯民眾對中國的指責和攻擊此起彼伏，甚至還出現了組織游行示威、抵制中國商品的鼓噪。

“7·5”事件后，相關部門通過各種途徑在阿拉伯世界做了大量解釋說明工作，向阿拉伯社會各界介紹“7·5”事件的本質以及新疆真實的發展現狀。總體來看，雖然近幾年來阿拉伯世界在新疆問題上的輿論環境不再像2009年那樣極端，但仍不利于我國國家形象的塑造，如《生活報》在2014年共刊登了82篇與新疆有關的報道和評論，對“3·1”事件、莎車爆恐事件、伊力哈木被捕、喀什艾提尕爾清真寺大毛拉被害等均作了較為詳細的報道。這些報道中有76篇，即超過90%來自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等西方通訊社，只有3篇采用了新華社的稿件，另有1篇中國學者的評論，2篇《生活報》自己采寫的稿件。除新華社和中國學者的4篇稿件外，其他稿件一方面承認新疆暴恐事件的性質，但同時也都在試圖將新疆問題引向民族和宗教問題，試圖將中國政府和其他民族塑造成與維吾爾族、伊斯蘭教對立的負面形象。例如，《生活報》發表題為《恐懼與擔憂中的昆明市民》的報道，稱“維族人因其宗教信仰和文化而受到漢族的清洗”，文末又引用所謂“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的話，認為“維吾爾人長期受到打壓，而‘3·1’事件則再次給了中國政府打擊維吾爾人的借口”。再如，半島電視臺網站題為《中國穆斯林思想家被判無期徒刑》的報道借所謂“很多學者”之口將伊力哈木描述成一個為維吾爾族抗爭的“著名思想家”和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卻將中國相關部門的依法審判描述成對穆斯林學者的打壓，并且稱“中國政府決不會改變對東突厥斯坦的鎮壓政策”。

總之，阿拉伯媒體在很多問題上進行選擇性報道、隱性引導，將報道重點放在各類突發性事件、爭議性事件上，對新疆各方面的發展與進步則基本沒有涉及，這種情況導致很多阿拉伯民眾和知識分子對新疆問題形成曲解和誤解。筆者曾在2013年1月至2014年11月期間對來華參加援外培訓的142位阿拉伯各界人士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90%的受訪對象表示對新疆的歷史“基本不了解”，78％的受訪對象表示在來華參加培訓之前對中國的民族宗教政策“基本不了解”，90％的受訪對象表示其對新疆以及新疆問題的認知和立場主要來自媒體。2014年10月，筆者在黎巴嫩大學隨機采訪了100名教師和學生，84％表示對新疆的歷史“基本不了解”，但同時又有65％認為新疆的穆斯林“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筆者就調查結果專門與約旦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薩米爾·艾哈邁德以及黎巴嫩中國友好聯合會主席、黎巴嫩大學教授馬斯歐德·達赫爾交換了意見，兩人均長期關注新疆問題的國際傳播，他們都認為這一調查結果基本符合實際情況，阿拉伯人普遍對新疆的情況不了解，但往往出于宗教因素，容易受到媒體信息的影響。

三、新疆問題對阿傳播面臨的挑戰

如前所述，阿拉伯受眾對新疆問題的認知在很多方面都還存在曲解與誤解，這不利于“一帶一路”所要求的“心相通”的實現，并且已經對中國的國家形象、中阿友誼，特別是民間友好造成了影響。對此，我們應當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增強對外話語的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在新疆問題上做好“增信釋疑”的工作，獲得阿拉伯世界對中國更廣泛的理解、信任與支持，為中國的“和平發展”營造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進一步促進中阿人民之間的“心相通”。需要注意的是，國際傳播是一項系統工程，國際話語權的構建是一個復雜而漫長的過程。從當前情況看，我國對阿新疆問題國際傳播還面臨以下一些外部挑戰和自身的不足。

（一）西方國家的“軟遏制”

中國的和平發展與新一輪全球化浪潮、國際秩序的轉型幾乎同步，中國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逐步實現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信息化社會的交叉轉型。中國的發展是超越常規、超越發展階段的跨越式發展，在短短三十多年中，中國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迅猛增長，中國不僅在經濟規模上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近兩年來已經開始更多地成為重大國際行動的主角，并積極參與到國際規則的制定當中。這種史無前例的快速增長對在近兩百年中始終處于國際體系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在物質上和心理上產生了巨大沖擊，他們根據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成長經歷和現實主義“零和”的思維方式，判定強大了的中國必將挑戰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和既得利益，因此始終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持有很大的疑慮，并利用其話語霸權大肆宣揚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責任論，一方面試圖限制和阻礙中國發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又試圖將中國拉入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規避中國崛起后可能帶來的風險。

為了減少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的疑慮，為自身發展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國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先后提出了“負責任大國”、“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等主張，并以實際行動在國際社會踐行自己的理念和諾言。但實際情況是，無論中國如何說、如何做，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疑慮絲毫沒有減少，反而利用各種機會加大了對中國的遏制，當然這種遏制已不同于新中國建立初期所面對的軍事威脅和經濟封鎖，而主要體現為各種“軟”遏制，利用話語霸權對中國發展造成負面輿論便是主要形式之一。近年來，新疆、西藏等問題成為西方國家用來向中國施壓的“牌”，在有關問題上極力歪曲事實，丑化中國形象，同時又將自身界定為一個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仲裁者。“7·5”事件中西方國家、西方媒體的表現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學者王沖曾對“7·5”事件發生后《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每日鏡報》《今日美國》、美聯社、BBC的相關報道進行了整理分析，他認為西方媒體雖然看似采用多個信息源，在形式上用“客觀”的手法來報道事實，但實際上充滿了傲慢與偏見，這些媒體通過“移花接木”、“厚此薄彼”、“玩弄文字”、“拼湊材料”等伎倆來混淆受眾的視聽，對所有不同政見、所有反對政府的聲音、所有騷亂都想當然地把板子打在中國官方身上，最終給中國貼上邪惡的標簽，將中國塑造成必須防范的對象。

雖然西方媒體關于新疆問題的歪曲報道經不住推敲，但由于西方媒體擁有廣泛的傳播網絡和大量信息資源，其設置的議程影響力大。據學者統計，全世界90%以上的信息是從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所傳播出來的，70%以上是由西方國家的跨國媒介公司傳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媒體只能作為中轉站，對發達國家傳播出來的信息作二次傳播。國際傳播領域中的信息流動呈現出“中心一邊緣”的特點，即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流動，由國際大媒體向一般性媒體流動，反向流動的情況很少發生。這對于新疆問題的國際傳播而言，便造成了前文中出現的兩種現象：一是阿拉伯媒體成為西方媒體的二傳手，特別是《生活報》、半島電視臺等阿拉伯著名媒體，它們本身就與西方媒體有著天然的聯系，例如《生活報》在倫敦出版，與路透社、法新社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系，而半島電視臺從人員到理念都直接來源于BBC，所以相關信息從西方媒體流向阿拉伯著名媒體，再從阿拉伯著名媒體流向普通媒體，通過“流轉效應”最終廣泛傳播到阿拉伯受眾中；二是直接來自中國媒體的信息很難大量進入阿拉伯主流媒體，《生活報》《中東報》、半島電視臺、阿拉比亞電視臺等主流媒體極少采用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的稿件，如2014年《生活報》82篇涉疆報道中只有3篇來自新華社的稿件。對此，筆者曾專門對《生活報》編輯部主任法爾哈特先生進行了訪談，他承認西方媒體涉疆報道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和遏制中國的目的，但由于西方話語霸權的影響、中阿媒體合作的薄弱，阿拉伯媒體在涉華報道方面都還受到西方媒體較大的影響，西方媒體有關新疆問題的議程設置始終在阿拉伯世界處于主導地位，進而很大程度上影響到阿拉伯受眾的觀念和決策支持度。

西方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引導新疆問題的輿論導向，其目的在于丑化中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遏制中阿關系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進一步惡化，影響力持續下降，“退出中東”、“中東后美國時代”已成為美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與此同時，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向東看”成為地區國家普遍的戰略選擇。除伊朗進一步加強了與中國的合作外，沙特、土耳其、埃及等地區大國也在謀求外交再平衡，即由過去一邊倒向美國調整至中美之間的平衡策略。中國與中東國家的合作不斷拓展和深化，不僅傳統的經貿合作屢創新高，政治、軍事領域的合作也取得了多項實質性突破。“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更是將雙方的關系提升到“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新高度。未來中國在中東的利益將與日俱增，中國在中東事務中的參與程度和影響力也將進一步增強。需要強調的是，雖然中國無意挑戰美國，但美國不可能坐視中國在中東地區做大做強，不可能放任中東國家倒向中國并與中國形成“命運共同體”，因此必然會加強對中國在中東地區的遏制，新疆問題會成為西方媒體用來炒作的熱點。約旦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薩米爾·艾哈邁德在北京參加《文明的追隨》一書首發式時曾指出，西方國家熱衷于在阿拉伯世界炒作新疆問題，試圖把中國塑造成與伊斯蘭教、穆斯林相對立的形象，如果“具有天下穆民皆兄弟”情懷，但又缺乏鑒別能力的廣大穆斯林受眾接受了西方媒體信息和立場，那么中阿友好關系必然將受到影響。基于這一點，薩米爾認為西方國家未來將會花更大的力氣在新疆、西藏等問題上制造麻煩、打壓中國，對中國以及中阿關系進行軟遏制。

（二）自身傳播能力的不足

國際傳播作為公共外交的主要形式和軟實力的重要手段，不僅關系到國家形象的塑造，更與國家利益的實現、國家安全的維護、國際地位的提高緊密相關。就新疆問題的國際傳播工作而言，我們應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增強對外話語的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

值得強調的是，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在西方國家掌握并強化話語霸權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雖然近年來在國際傳播方面加大了投入，但短期內還很難改變“西強我弱”的格局，我國自身的傳播能力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目前，我國在新疆問題對阿拉伯世界國際傳播工作上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不足：

第一，渠道影響力低。國際傳播是指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進行跨越國家邊界、跨越國家傳播體制的信息交流與傳遞。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各類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相互融合發展，國際傳播競爭正變得日益復雜和激烈。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特別是近年來在國際傳播“走出去”工程的推動下，我國已經建立起涵蓋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使用阿拉伯語的對阿國際傳播體系，例如，平面媒體的《今日中國》（阿文版）月刊，廣播媒體的中國國際廣播電臺阿文廣播，衛星電視媒體的中央電視臺阿語頻道，網絡媒體的新華網、人民網、國際在線、中國網、外交部網站等。這些媒體是我國開展對阿國際傳播的主要渠道，為新疆問題的外宣工作做出過重要貢獻。

然而，在傳播技術發生革命性變化以及國際傳播競爭日益白熱化的今天，受眾因擁有太多的自主權反而對獲取信息的途徑感到茫然，媒體也很難通過單一的傳播平臺和傳播方式吸引受眾的注意力并滿足其信息需求，受眾的“注意力”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因此，只有那些真正采用多平臺、跨媒體發展策略的國際化優勢媒體才能夠吸引受眾的關注，大量傳播媒體和實力較弱的媒體盡管存在，卻面臨著“存在”但“不可知”的尷尬境地。目前，我國對阿傳播的各類媒體還沒有實現多平臺的融合發展，這在已經處于媒體飽和狀態且受西方話語霸權較大影響的阿拉伯國家，想要吸引受眾的“注意力”是十分困難的。正如約旦學者薩米爾在接受筆者訪談時所言，“普通阿拉伯受眾能夠接觸到的媒體數量很大，僅衛星電視頻道就超過600個，報紙超過30種，但他們持續關注的各類媒體總數一般不超過10個，因此中國媒體發出的有關新疆的信息往往淹沒在龐大的信息流中，無法被受眾接收到。”如前所述，筆者曾對142位來華參加援外培訓的阿拉伯人士進行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90％的受訪對象表示他們對新疆以及新疆問題的認知和立場來自本國媒體和西方媒體，只有不到10％表示經常關注中國媒體，通過中國媒體了解新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國家雖然科技發展水平不高，但新媒體，特別是社交媒體的發展速度很快。據皮尤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自2009年Facebook、Twitter、Linkedln等社交媒體陸續推出阿拉伯語版本以來，用戶數量迅猛增長，2012年底達到7200萬，是2010年底的四倍。而且社交媒體的功能也在不斷豐富，已經從傳統意義上的“社交”工具，成為普通民眾、媒體、政治人物和政治組織均積極參與其中的綜合性信息平臺。每逢新疆有重要事件發生，西方媒體、阿拉伯媒體都會利用社交平臺發布信息、設置議程、影響用戶立場。而在這方面我國的媒體還基本沒有涉足，處于失語的狀態。

第二，信息產品的數量和質量有待提高。目前，我國新疆問題對阿拉伯世界的國際傳播還具有很強的被動性和應急公關的特點，例如在新疆“7·5”事件、云南“3·1”事件、北京“10·28”事件等重大事件發生后，各媒體都會專門進行跟蹤報道，對事件的性質進行澄清，對阿拉伯受眾的疑惑進行說明。但新疆問題對阿拉伯世界的國際傳播不應僅僅停留在應急外宣上，還應當制定中長期的傳播計劃，系統地、有針對性地向阿拉伯受眾介紹新疆以及全國各族穆斯林的情況，講好新疆故事，傳播好新疆聲音。從當前情況看，相比西方媒體制造的關于新疆的信息產品的數量，我國向阿拉伯世界傳遞的有關新疆的信息數量還很有限，且質量不高。如前所述，中國媒體關于新疆的稿件很少被阿拉伯媒體采用。

除新聞外，其他形式的信息傳播量也比較少。以阿文版新疆選題的外向型圖書為例，目前，我國阿語版外向型圖書的數量極少，近幾年來全國各個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有關新疆歷史、文化、宗教、人物、物產、民俗等主題的圖書，但這些圖書基本上都沒有阿拉伯語版。由五洲傳播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宣圖書是我國阿文版新疆主題圖書的主體，但數量也十分有限，據不完全統計，在2009年新疆“7·5”事件發生前，新疆選題外宣圖書只有《新疆的招商引資政策》一本有阿文版，2009年以來，此類圖書的數量有所增加，但總量也只有10余種，如《中國新疆：數字與事實》《新疆的發展與進步》《新疆的宗教信仰》《中國西北邊陲的明珠－－新疆》《誰是新疆暴力事件幕后指使》等，側重介紹“7·5”事件的本質以及建國以來新疆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現有阿語版外宣圖書雖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在阿拉伯民眾中起到“增信釋疑”的作用，但由于數量和篇幅均十分有限，很難全面、系統、深入地介紹清楚新疆的歷史與現狀。此外，這些圖書還缺少大眾傳播途徑，其推廣模式是由出版社在國內出版，之后由政府回購，免費贈送給阿拉伯國家的政府部門、圖書館、學術機構。這種模式能夠影響一部分阿拉伯上層人士和精英群體，但對一般知識分子、普通民眾而言則很難達到效果。在一般的商業渠道上，如阿拉伯世界最大的網上圖書銷售平臺“尼羅河與幼發拉底河圖書網”，我國的新疆選題圖書，包括每年出版的《中國新疆：數字與事實》系列均未出現在銷售清單上。長期關注新疆問題的黎巴嫩學者馬斯歐德·達赫爾博士通過研究指出，近年來阿拉伯世界“向東看”傾向明顯，有不少阿拉伯人想要深入了解中國、了解新疆，但遺憾的是，直接來自中國的信息仍非常有限。

第三，缺少輿論領袖。輿論領袖，是指在人際傳播網絡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同時對他人產生影響的“活躍分子”，他們在大眾傳播效果的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中介或過濾的作用，由他們將信息擴散給受眾，形成信息傳遞的兩級傳播。在信息傳播過程中，信息并非全部直接到達普通受眾，而是有的只能先到達其中一部分，而后再由這一部分人把信息傳遞給他們周圍的最普通的受眾。有的信息即使直接傳達到普遍受眾，但要他們在態度和行為上發生預期的改變，還須由輿論領袖對信息做出解釋、評價和在態勢上做出導向。對于國際傳播而言，是否具有一個有影響力，同時又了解本國情況、有意愿維護本國利益的輿論領袖群體是影響國際傳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就新疆問題而言，雖然西方媒體生產的硬新聞傳播范圍較廣，但通過輿論領袖之口生產出的各種軟新聞影響更深。如前文所述，“7·5”事件發生后西方學者、阿拉伯學者的言論在阿拉伯民間產生了極大的反響。相應地，中方更多的通過官方媒體發表聲明，而沒有很好地發揮中國學者以及知華、友華的阿拉伯學者在增信釋疑、輿論引導方面的作用。在“7·5”事件發生后，僅有北京外國語大學薛慶國教授在《生活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對新疆事件的解讀及對阿拉伯反應的看法》的文章，從學者的角度說明了事件的真相和本質，這篇文章雖然得到了一些阿拉伯知名學者的反饋，但僅憑這一篇文章又很難對輿論產生重大影響。近兩年來，相關部門已經開始注意到輿論領袖的作用，開始組織學者代表團赴阿拉伯國家開展公共外交活動，但在發動國內外專家學者在阿拉伯媒體上發聲則還很薄弱，阿拉伯媒體上仍然十分鮮見輿論領袖關于新疆問題有利于中國的言論。需要強調的是，學術研究與國際傳播是不同的領域，學術研究要求學者獨立、自覺，但國際傳播則需要政府的精心規劃和大力推動，美國所謂獨立的媒體實際上背后都有政府的身影，因此，構建輿論領袖隊伍并為其在國外媒體發聲需要國家力量的支持，只有將學者和政府各自的優勢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培育起輿論領袖隊伍。

四、關于加強新疆問題對阿傳播的幾點思考

新疆問題對阿拉伯世界的國際傳播是一項系統工程，并且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課題，在設計、操作層面均需要做方方面面的工作。本文僅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議。

（一）改善傳播策略

從過去幾年的實踐看，我國對阿拉伯世界就新疆問題的國際傳播工作帶有非常明顯的應急公關特征，往往在暴恐事件等重大事件發生后急于向阿拉伯國家說明事件的性質以及中方的立場，而這對于阿拉伯受眾客觀、全面地認知新疆是遠遠不夠的。筆者認為，全國人大發言人、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傅瑩提出的“早說話、多說話、說明白話”可以作為改善新疆問題對阿國際傳播策略的參考。“早說話”，就是要提高有關新疆的各類新聞的原創率、首發率，搶占新聞的源頭和制高點，特別是對重大突發事件、重要政策等阿拉伯受眾急于獲取的信息，要在第一時間內發出聲音，不能缺位，不能失語，主動掌握解釋權并引導輿論走向，避免阿拉伯媒體受西方輿論過多的影響而處于不利我國的地位。

“多說話”，就是要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媒體、不同的話語人不厭其煩地說，反反復復地說，因為阿拉伯受眾，特別是廣大普通民眾對中國民族宗教問題的了解非常有限，并且由于共同宗教信仰以及西方輿論的誤導對很多問題形成了固有的印象。因此不能認為隨著中國國力的強大、中阿關系的發展，新疆的歷史與現狀就自然而然地被阿拉伯受眾熟知并認同，也不能認為對一些事情說一遍就能夠說清事實、講清道理。相反，必須主動說話、經常說話、反復說話，把我們希望阿拉伯受眾了解的各類信息全面、深入、細致地講清楚。

“說明白話”，就是要充分研究和考慮阿拉伯受眾的信息需求、接受習慣，強化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話語對接，既要考慮我們希望受眾了解什么，更要考慮受眾想要知道什么，既要說清事實本身，也要說清事實的背景，既要表明自己的態度，又要解釋事情的原因。約旦的中國問題專家薩米爾·艾哈邁德在接受筆者訪談時提到，中國在新疆問題上的國際傳播應減少外宣色彩，用更加生動的語言和故事打動阿拉伯受眾，他特別贊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論述，認為“講述好新疆故事”是“傳播好新疆聲音”的關鍵。此外，他通過研究總結出阿拉伯人較為關注新疆三個方面的情況，即新疆人的真實生活、伊斯蘭教在新疆的發展、維吾爾族與各民族的關系，中國媒體可以在這幾方面講好故事。

（二）提升傳播能力

如何讓關于新疆的聲音既能夠“走出去”，又能夠“走進去”，是我們開展新疆問題國際傳播工作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在這方面，筆者認為可以著重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是統籌資源，提升信息產品的數量和質量。目前，圖書、報刊、廣播、電視、互聯網等領域的媒體都在或多或少地進行著新疆問題的對外傳播工作，但由于缺乏統籌和規劃，各類媒體能夠提供給阿拉伯受眾的關于新疆的信息產品在數量上還非常有限，在內容上也較為分散，沒有出現有廣泛影響力的信息產品，從而很難吸引阿拉伯受眾的關注并影響他們的認知。對此，相關部門應統籌各類媒體資源，制定中長期的傳播計劃，設計涵蓋新疆歷史、文化、民族、宗教、人物、物產、旅游等各方面情況的信息產品，而且除新聞產品外，還應深入挖掘圖書、電影、電視劇、音樂等文化產品的價值，以更加柔性的方式傳遞信息。以圖書為例，應設立新疆選題圖書出版工程，爭取在三至五年內翻譯出版100本全面介紹新疆的阿文圖書，體裁應包括學術專著、游記、回憶錄、圖冊、小說等多種形式，作者應包括國內少數民族作家以及知華、友華的阿拉伯著名學者，以高質量的圖書來影響阿拉伯受眾。需要說明的是，在新聞領域讓國內媒體短時間內趕超法新社、路透社、BBC、CNN是不現實的，但圖書、影視作品等領域則更加開放，也相對更容易被接受，約旦學者薩米爾曾閱讀過王蒙等作家關于新疆的作品，他認為這些名家名作生動而富有正能量，能夠被阿拉伯受眾喜歡，有些作品甚至可以與阿拉伯國家合作拍攝成影視作品，從而進一步擴大傳播范圍。

二是加強國際合作，形成跨境合作網絡。當前，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動下，中阿關系進一步升溫，阿拉伯世界“向東看”的傾向更加明顯，阿拉伯社會各界都有深入了解中國的愿望，阿拉伯媒體也都在加大報道中國的力度。在2013年9月召開的中阿廣播電視合作論壇上，來自阿拉伯國家的媒體人均強調了中阿合作應對西方話語霸權、開展直接交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對此，中國作為大國，應當在構建跨境合作網絡方面率先邁出更大的步伐。除了傳統的新聞信息互換外，圖書、報刊、廣播電視、互聯網等領域的企業還可以通過國際并購、海外營銷、代理推廣、合作研發等形式開展國際合作，借助國外媒體已有的聲譽和傳播渠道走出去，這樣可以讓“中國聲音”以更便于阿拉伯受眾接受的方式落地，從而更好地影響受眾的認知和立場。

三是加大媒體融合力度，重視新媒體的作用。近年來，圖書、報刊、衛星電視等傳統媒體在阿拉伯世界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同時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在阿拉伯國家也發展迅猛。在媒體飽和、國際傳播競爭白熱化的情況下，要增強中國媒體在包括新疆問題在內的各種問題上的話語權，就需要“著力打造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建成幾家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形成立體多樣、融合發展的現代傳播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傳統媒體面臨的不是小修小改，而是深刻的、革命性的轉型。目前，我國從事對阿拉伯國家國際傳播的各類媒體基本還是按照傳統的工作邏輯和發展邏輯，按照原有的工作慣性發展。這些媒體應當加大媒體融合的力度，強化互聯網思維，因為“互聯網已經成為媒介領域、傳媒領域里面的操作系統，它是底層的操作架構，媒介要跟它的規則去接軌，在它的這種游戲規則的框架之內來決定自己的資源如何配置，運作方式如何有效地實現。”在當前的環境下，如果沒有互聯網思維和先進技術作為支撐，再好的內容也很難“走出去”并“走進去”。各媒體一方面可以加強自主創新，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平臺，除在阿拉伯國家使用比較廣泛的國外社交媒體外，由中國企業研發的“微信”、“QQ”等在阿拉伯國家也極受歡迎，下載量和使用量均居前列，這兩個社交媒體本身就可以作為介紹新疆、設置有關新疆議題、了解阿拉伯輿情的很好的平臺，完全可以在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加強人才的培育和利用

要加強我國就新疆問題在阿拉伯世界的話語權，人才的培育和利用是關鍵性因素。目前，有三方面的人力資源需要加快培育、整合和利用。

一是整合國內熟悉阿拉伯文化、新疆問題的“輿論領袖”。目前，國內有一批熟悉阿拉伯文化、新疆問題，并在阿拉伯學術界擁有一定知名度的專家學者，他們完全可以成為我國在阿拉伯世界就新疆問題開展信息傳遞、輿論引導的“輿論領袖”，因為從受眾的角度出發，“信息源的公信力、可信度有一個遞減規律：首推專家學者、其次是媒體，最后是政府。”相關部門應建立人才庫，將這批專家學者整合起來，為他們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主流媒體“發聲”創造條件。近期，北京外國語大學對阿傳播研究中心在中國駐埃及使館新聞處的幫助下，在埃及《共和國報》報開辟中國學者專欄，邀請國內知名學者就新疆問題、中國民族宗教政策、中阿關系等熱點問題撰寫文章，從實際效果看，專欄文章受到阿拉伯受眾的關注和好評，有助于阿拉伯受眾直接從中方獲取客觀信息，應對西方在新疆問題上的議題設置和話語霸權。

二是更好地利用阿拉伯漢學家。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德國漢學家和俄羅斯漢學家座談時曾強調，一些人對中國有偏見主要是緣于陌生、隔閡和不了解，而漢學家則是推動國際社會客觀認識中國的重要橋梁。我國涉疆外宣工作亦應當進一步發揮阿拉伯漢學家的作用，邀請他們撰寫新疆選題圖書、在阿拉伯媒體中就新疆問題客觀發聲，與中國翻譯工作者合作翻譯相關圖書等。目前，阿拉伯漢學家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重要原因之一是對阿拉伯漢學家的情況不熟悉。因此，相關部門應盡快建立阿拉伯漢學家動態數據庫，掌握阿拉伯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的分布、人數、研究方向、主要作品等信息，為涉疆外宣工作提供支持。

三是培養通曉阿拉伯語、阿拉伯文化、國際傳播業務的復合型人才。隨著媒介融合的逐步深入，選拔從事國際傳播的媒體人才應以打造“合金鋼”式的人才團隊作為出發點，組建能力突出、結構優化的媒體人才隊伍。向阿拉伯國家開展包括新疆問題在內的信息傳播需要精通阿拉伯語、熟悉阿拉伯文化、具備國際傳播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目前，國內相關專業培養模式單一，新聞專業沒有阿拉伯語的輔修、選修課程，而阿拉伯語專業則局限于阿拉伯語語言文學的知識框架內，這使得畢業生知識結構單一，很難做到既熟悉對象國語言文化，又掌握全方位的媒體技能，還具有信息綜合處理以及深度解讀新聞與社會變化的能力。近年來，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媒體都認識到單純招收新聞專業畢業生和阿拉伯語專業畢業生很難應對日益復雜的對外傳播工作，復合型人才的缺口極大。為此，應形成阿拉伯語語言文化與新聞等專業的復合培養模式，盡快破除人才培養的瓶頸，為中國國際話語體系的構建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