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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王陽明認為，心學立言宗旨是人人應致良知，人人可當圣人。在學做圣人問題上，王陽明提出“圣人分兩說”，意在警示人們，學做圣人是第一位的，做多大的圣人是第二位的。學做圣人有道，立志、勤學、改過和知行合一是四門功夫，它們相互照應，不可分割。王陽明“圣人分兩說”對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心學”頗具借鑒意義，它啟示我們應有人性自覺和黨員意識，做最好的自己，把理想信念扎根在本性上，科學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方法，在知行合一中磨煉自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性教育是共產黨人修身養性的必修課，也是共產黨人的‘心學’。”把黨的“心學”發揚光大，離不開中國傳統心學精華的滋養。作為中國傳統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認為，圣人之學便是心學，心學之要在于“致良知”，在于立志為圣。在探討立志為圣的過程中，王陽明提出了“圣人分兩（fēn liǎng）說”。學習研究“圣人分兩說”，對于我們把握王陽明心學，對于我們反思黨性教育這一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心學”，都頗具意義。

何謂“圣人分兩說”

　　在王陽明看來，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皆可以成圣人。所謂圣人，就是依天理行事之人，就是“致良知”之人，就是能做到心安理得之人。“圣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圣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與天理同在，這是圣人之為圣人的本質，是所有圣人的共同點。王陽明進一步認為，萬物皆是為我之物，都是在與我的關系中存在的，故天理也即我的良知。找尋良知，要在萬物與我一體的視域中展開，并把著力點放在自我而不是外物的層面。倘若把我與外物劈作兩半，便會走入歧途。“我說個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功夫，不去襲義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在此大視域下，所謂圣人一定是天人合一之人，而我們也完全可以期待一個圣人世界的存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人都是完全相同的無個性的人。從個性的角度、功能的角度、發揮作用的角度看，圣人與圣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不同。這個角度，王陽明稱之為“才力”。“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圣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王陽明認為，圣人之為圣人全在于性質，而不在于分兩，即在于質而不在于量，這就是所謂的“圣人分兩說”。

　　把握王陽明的“圣人分兩說”，需要注意以下三點。

　　第一，提出此說的針對性。“圣人分兩說”是針對當時儒者對儒家學說的不正確理解和應用而提出的。在王陽明看來，世儒曲解了儒家思想真諦，把精力放在了考索著述上，放在了知識才能上，而忘記了根本，這就導致了異化。異化之一是求而無功，也就是說，由于用力方向的錯誤，導致了結果與目標的不匹配。異化之二是越求越壞，道路對目標不僅沒有助益，反而是一種損害，具體地說，是忘卻了本心、初心，而在才力上著力，就流于功利。有鑒于此，必須對時儒不當之論加以撥亂反正，否則難以展現真正的圣人之學。

　　第二，提出此說的進步性。“圣人分兩說”不僅僅是針對時弊，同時也具有解放人的意義。圣人并不是古今少有的杰出人物，并不只是個別生而知之的少數人的專利，根本上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圣人。也就是說，在圣人之為圣人的問題上，從先天的同質性和后天的可能性角度上來說，我們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起碼在人格和尊嚴上是平等的。針對人們把圣人夸大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神化圣人現象，王陽明一方面保持著對圣人的尊敬，另一方面也把圣人從天上拉回人間，使圣人與眾人具有了本心上的平等性。例如，針對圣人生而知之、眾人學而知之的說法，王陽明認為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而保全功夫便是學；眾人雖因障蔽多而需克服、去學習，但學習的依據和旨歸卻是本心之良知。可以說，只有承認人人可以成圣，承認每個人在生命本源上的平等性，才能找到理解王陽明“圣人分兩說”的可靠支點。

第三，提出此說的辯證性。“圣人分兩說”并不意味著排斥分兩，按照王陽明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事、知行合一的思路，圣人之為圣人必在格物、處事、正行上體現，換句話說，必在與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體現。打交道一定會有力量，而力量會分大小，故圣人必有分兩，無分兩之人必不是人，更遑論圣人。既然必有分兩，圣人就不能排斥分兩，如若排斥分兩，就是割裂人與世界的一體關系，這并不符合儒家真諦。儒家強調積極入世，強調要在事上體現良知天理，而這勢必就要體現出分兩。分兩之不同，體現出圣人之間的差別。對此，王陽明以《易經》為例作了說明。在他看來，伏羲作易、堯舜用易、文王演卦、周公演爻、孔子玩易，其間的邏輯關系決定了前者的分兩要高于后者。不僅如此，即便對于同一個成圣之人來說，分兩之不同也體現出發展階段的不同。例如，童子有童子的良知，成人有成人的良知，而成人的良知發用也是一個不斷向至善邁進的過程，不可能止步不前。然而，盡管圣人有分兩，也必須要增加自己的分兩，但圣人之為圣人卻不是靠分兩。王陽明認為這里總體思路有兩條：一是非功利主義，主張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是出發點。二是主張要從一般與個別、一與多的關系角度把握圣人與其分兩的關系，并把著力點放在揚棄了個別的一般、揚棄了多的一上，這是其落腳點。也就是說，每個人應當成為圣人，但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造化和才能，每個人有其特殊的成圣之道。要言之，王陽明認為：“若除去了此較分兩的心，各人盡著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

何為成圣之道

　　如前所述，王陽明“圣人分兩說”是在承認分兩的前提下，主張把功夫下在成圣上而不是分兩上。在他看來，只要在成圣上下功夫，自會體現出適當的分兩；如果在現實生活中出了問題，從根本上講不是出在分兩不足上，而是出在成圣欠缺上。所以，如果你的良知達至常覺常照、至誠無息境界，就會無知而無不知、處事游刃有余。如果你本心障蔽、誠明不足、自以為是，就會動靜失據、進退失措、知行脫節。那么，如何才能成圣？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立志。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立志，最為緊要的是立圣人之志。而立志不是懸空的，還應落到實處，把此志當作人生的根本點來看待。“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立志需要執守，需要責志。故怠心生，責此志，使不怠；忽心生，責此志，使不忽；躁心生，責此志，使不躁；妒心生，責此志，使不妒；忿心生，責此志，使不忿；貪心生，責此志，使不貪；傲心生，責此志，使不傲；吝心生，責此志，使不吝，等等。堅執志向，方可有成。許多人在必為圣人之志方面或牽掛太多，或患得患失，或勞累傷神，在王陽明眼里，根本原因在于沒有真正樹立圣人之志，實乃作繭自縛。王陽明的學生黃修易提到因受制于親而影響學習圣人之道，王陽明說：“此事歸辭于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為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

　　第二，勤學。王陽明認為，學習乃人生第一要務。講學習從根本上是要講學做圣人。學做圣人，必須要有誠意，而有誠意，必體現為勤奮；只有勤奮，學習方可有成。如不勤奮，就如地上灰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著實用功，才能破除自以為是的局限，發見道無終窮。在學習過程中，不可忘記本心，也不可有貪心而拔苗助長，這就是王陽明不厭其煩所說的“勿忘勿助”。在學習的過程中，特別要破除兩“心”。一是傲心。在王陽明看來，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人心本是天然之理，天然之理是無我的。“無我能自謙。謙者眾善之基，傲者從惡之魁。”二是好勝心。圣人之學容不得好勝心的存在。“后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后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向下。”

　　第三，改過。王陽明認為，既然為圣就是復歸、彰顯本心、初心，那么，把附著于本心、初心上的灰塵除去，本身就是改過的過程。更進一步說，圣人與常人的區別不在于是否有過，而在于是否能無大過，是否能時時改過。“古之圣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這也就可以看出改過在王陽明心學中的重要地位。那么，怎樣改過呢？這就要從根本上用力，從心上用力，充分發揮自我的主動性和決定性。在這個問題上，王陽明念念不忘《中庸》的教誨：“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現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君子在他人看不到、聽不到的地方對自己也要嚴格要求，要真正地從隱秘細微之處下手。此外，僅靠自己改過，還有所不足，還需要朋友責善發力。王陽明指出，仕途之人比退處山林之人，其養性功夫更難十倍，如得不到朋友時時勸誡警示，其不墮落者少之又少。但是，責善需循道而行，要抱著對朋友全心全意的忠愛之心，以妥當的方式勸導，使朋友能夠切實接受。而對于非朋友之人的指責，無論其方式方法多么失當，王陽明的態度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第四，知行合一。貫通知與行，這是王陽明心學的重要旨歸。在他那里，所謂知，就是知做這件事；所謂行，就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行是知的功夫，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講知便要說個行；知是行的主意，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殆，所以講行便要說個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一說知便有行，一說行自有知在，二者本來就是一個功夫。針對懵懵懂懂、冥行妄做的人，要說個知；針對懸空思索、不肯躬行的人，要說個行。二者都是對癥下藥的說法，并不意味著知行分割。如果以為知行有先后，以為先知后行，那么，“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知行合一是一個不斷由淺入深、由己及人的無限上升過程，是無窮無盡的。

對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心學”的啟示

　　以致良知為核心的王陽明心學是中國傳統心學的高峰，而“圣人分兩說”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從“圣人分兩說”中我們可以獲得諸多啟示。

　　第一，“圣人分兩說”的前提是人人可以成圣人，這一前提啟示我們，每個黨員都應自覺其存在的尊嚴，都應有自身的擔當。這個問題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看。一方面，既然人人可以為堯舜，那么，中國共產黨黨員作為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成員，更應該有圣人之志，更應該有實現中國夢所應有的擔當。另一方面，既然人人可以成為圣人，那么，在黨員之為黨員問題上，人人都是平等而有尊嚴的。盡管因職務和地位的差異黨員之間存在不平等，但是，在黨員之為黨員問題上，則不應當存在差異。因此，黨的領導干部在管理普通黨員時，要尊重黨員的基本權利，不能以領導的名義剝奪這些基本權利，這樣，黨組織才能獲得廣大黨員的真正的認同，廣大黨員才有可能從內心用功去不斷提升自身的素質。進一步說，心學之為心學，就在于每個人都有內在的尊嚴，并都是從本心上自覺發力，心學的這個特點顯然是與對基本權利的執著連在一起的。

　　第二，“圣人分兩說”啟示我們，每個黨員都應做最好的自己。每個人的才智、分兩不同，但只要心存黨的信念，都可以成為圣人類型的黨員，都可以成為最好的自我。在這里，我們評價一個好黨員根本上應該看他是否依據他的資質進行了最大的努力，而不是看他和別人相比是否作出了更大的貢獻。如果僅僅用比貢獻來衡量是否為好黨員，本質上就脫離了中國共產黨人“心學”的要求，因為它比的是才力和分兩，而不是本心和本體。當然，我們每個黨員也應當講分兩、講貢獻，而且隨著我們修養的提高，我們的分兩、貢獻也會增大，但是，我們要承認德與才本身不是正比例的關系。換句話說，人與人之間在才能上的不同，并不意味著在黨性上的不同；人與人之間在黨性上的相同，卻又可能在才能上顯現出重大差異。鑒于才能的不同，每個黨員應當追求的是自己是否實現了自己、完善了自己，而不是功利地與其他黨員比較貢獻，否則終究失卻黨性。

　　第三，在如何為圣的問題上啟示我們，要把理想信念植根在本心上。王陽明認為，人人可以成圣是植根在本心的前提之上的，立志成圣也是建立在內在超越基礎之上，而并非建立在外在超越的基礎之上。中國共產黨人“心學”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之上的，而馬克思認為，“對對象、現實、感性”，應當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應當“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即要把世界看作呈現人的本質力量的世界。可以說，強調從主體方面把握世界，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王陽明心學具有一定的相親性。這就提示我們，不僅要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對客觀規律的篤信之上，還應建立在主體對其內在本性的把握上，從而實現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王陽明認為，從主體方面立志，即堅定理想信念是極為重要的，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理想信念不堅定是進步不足的根本原因，這些思想對于共產黨人如何補足精神之鈣都是很有幫助的。

　　第四，王陽明的改過和責善思想啟示我們，要進一步用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利器。王陽明的改過思想實際上就是自我批評和自我糾正，而他的責善思想則是同志式的批評，合起來類似于我們黨所說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王陽明認為，改過要從根上著手，在事上磨煉，不可就事論事，同時不能為改過而改過，這樣會陷入形式主義，失卻根本。責善需要注意方式方法，要使對方聽得進去而自我改過；要有底線，不能使問題向更壞處發展。這些思想至今閃耀著真理的光輝。毛澤東同志指出：“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增強黨組織戰斗力、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有效武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夠用好，使之成為一種習慣、一種自覺、一種責任。”在今天，結合王陽明改過與責善思想來理解黨的批評與自我評這一加強黨性修養的重要方法，或許會使我們的認識更加深一步。

　　第五，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啟示我們，要根據認識與實踐的辯證法加強黨性修養。針對知行分離的時代病根，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并對知行為何合一、怎樣合一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知行的辯證法，但實事求是地說，王陽明并沒有解決知行關系問題，真正解決了這個問題的是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毛澤東同志從實踐活動這一人的本質出發，認為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實踐是認識發展的動力、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根本標準、實踐是認識的目的，并把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螺旋式上升運動看作認識發展的總規律，指出了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雙重任務，提出了實現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的目標，創立了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與認識的辯證法強調實踐的邏輯優先性，要求我們在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中提升自己，要求我們實現實踐與認識的互動，要求我們達到主觀與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這個問題上王陽明的一些說法，例如關于終身不行便終身不知、克去妄念、達至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對于我們今天弘揚中國共產黨人“心學”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簡介：袁吉富，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副校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