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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清朝光緒年間重建北京頤和園所用經費，古今史家都有比較一致的共識，乃慈禧太后移用的海軍經費。據梁啟超回憶，光緒二十五年(1899)，梁啟超當年“吾嘗游頤和園，見其門柵內外皆大張海軍衙門告示。同游之人，皆竊竊焉驚訝之。謂此內務府所管，與海軍何與？而豈知其為經費之所從出也。”然而，近讀《清朝野史大觀》，卻發現頤和園重建經費中還有一筆被史家忽略的“賣官錢”。

　　據史載，光緒七年（1882），閻敬銘任戶部尚書。閻敬銘是我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理財專家，有“救時宰相”之稱。閻敬銘上任第一天就親自看帳問帳，查了賬目再查“三庫”。據《清朝野史大觀》記載，以前戶部的舊習慣是，每年年終時，戶部都要統計記錄收支情況，當然只是記載正常渠道的款項。其他的如每年查抄沒收的款項、罰收的款項、改變價格所得的款項等，都不記載入冊上報。這樣做，一是害怕正常開支的款項中有虧損的部分，這樣可以用這些款項收入來彌補虧損的部分。二是朝廷和管理國庫的官吏，可以從這里貪得一點錢財。于是，閻敬銘將國庫中積累的錢款，包括那些多余的款項，無論錢款多少，全部記入冊子上報。這些雜收的款項合在一起，多報了七百萬兩銀子的數額。

　　慈禧太后看到這份冊報“大喜，遂有興復圓明園之意”。慈禧修建圓明園等皇家園林之意久矣。咸豐十年(1860)九月，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城，將圓明園以及附近的暢春、清漪、靜明、靜宜等皇家園林都焚為一片廢墟。咸豐十一年九月，慈禧太后以垂簾聽政的名義登上了最高統治者的寶座，便處心積慮想要修復已被焚毀的皇家園林。她的幾次籌集修建費授意，都遭到大臣們竭力反對。這回，慈禧手里有錢了，又下了修復圓明園的決心。這時，有人上奏說，修復圓明園需要三千多萬兩銀子，那還不如在萬壽山修建另一個花園，萬壽山地方大而且風景比圓明園還好，估計只要一千多萬兩銀子就夠了。于是，慈禧太后決定修建頤和園。她利用人們要求創辦海軍抵抗外患的愿望，以辦海軍之名，行修清漪園之實。目的無非有二：一為使自己有一個頤養天年之地，二為自己六十大壽興建一座舉行慶典之所。

　　修建頤和園要用多少錢？據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推算，頤和園修建經費當在五、六百萬兩之間。另據《清朝野史大觀》記載：頤和園建成后，園中設電廠、小鐵道、小汽船，每一處還配備了總辦、幫辦等人員數十人，“每日園用萬二千金也”。這樣計算，修建費加之日常費用將是一筆巨大的費用。王道成教授分析了頤和園經費的主要三個來源。一是從海軍經費中撥給。據奕劻奏折中說：“頤和園自開工以來，每歲暫由海軍經費內騰挪三十萬兩，撥給工程處應川。”二是海軍巨款息銀。由各地籌銀260萬兩，匯存生息。三是海防新捐墊款。光緒十五年，海軍衙門因籌款緊要，奏準將黃河鄭州段河工捐停止，仍改為海防捐，以“挪墊”來存津生息并陸續提解歸款。

　　據《清朝野史大觀》記載，修建頤和園經費也是三筆來源。一是“設海軍衙門，以每年提出之海軍經費二百萬兩為修園費”；二是“又開海軍報效費，實銀七千兩，作為一萬”；三是“以知縣即選，又得數百萬，亦歸入修園費”。從這段史料來看，當時已經設立了海軍衙門，每年從海軍經費中提取二百萬兩銀子，作為修建頤和園的費用。同時又把各地捐給海軍的款項作為建園經費，有現錢七千兩銀子，充作一萬兩銀子上交。以上兩筆經費來源與王教授提供的史料說法并不一致，或許有統計方法不一致的問題。本文關注的是這段話：“以知縣即選，又得數百萬，亦歸入修園費。”這就涉及到了清朝時期的捐納制度，說白了，也就是“買官賣官”制度。

　　所謂捐納，是指封建朝廷向自愿報捐人出賣官爵封典的制度。清代的捐納制度分常例和暫例兩種，由賑災而開辦的捐納屬于暫例，也叫大捐，多是遇到重大的軍事行動，或河工、賑災等需要巨額款項而特開的限期捐例。在暫開的事例中，最突出的是捐實官。雍正時開“武職捐”，乾隆時訂立“常例捐納”，不僅作為一項正常制度，而且將賣官“明碼標價”。如果說，清前期賑災辦理捐納還限于虛銜、封典之類，那么，到同治、光緒年間，收捐已不再限于虛銜、封典，實職也在收捐之列了。

　　據史料，同治十年(1871)，直隸全境受災，天津尤甚。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上折懇請朝廷允準開局辦捐：“除道、府、州、縣不準捐外，其余實職亦可準捐”，以此來鼓勵捐納，增加報捐人數，以救燃眉之急。此例一開，各地立即起而效之。光緒二年(1876)，福建水災，福建將軍、巡撫等聯銜上奏，請照天津成案辦理賑捐，并準收實職，他們的理由竟是“不準捐實職，捐數實難踴躍”。光緒三年，晉、豫、直、陜等華北諸省大旱。山西巡撫上奏清廷，請照天津賑案辦理賑捐，并“請仿照閩省賑案，飭部頒發實職、虛銜、封典空白執照兩千張”。光緒四年，河南巡撫也奏請援例辦捐并推廣捐局到安徽、江蘇、江西、浙江、廣東等省。這次賑災中，晉、豫、陜三省辦捐遍及全國18省，僅災況最重的山西省就遍設捐局于江蘇、浙江等14個省份。

　　同治、光緒年間，買個官做要花多少銀子呢？據閻崇年先生研究，乾隆三十九年時，郎中五品官銀9600兩，主事六品官銀4620兩，道員四品官銀16400兩，知府四品官銀13300兩，同知五品銀6820兩，知縣七品銀4620兩，縣丞八品銀980兩。后來官捐多了，價錢就落了。到光緒二十六年時，郎中2073兩，主事1728兩，道員4723兩，知府3830兩，同知1474兩，知縣999兩，縣丞210兩。

　　那么，哪些人來賣官呢？當然是富人。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土地買賣的頻繁，清代商人和庶民地主增多，這些在經濟上日益強大起來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政治上必然提出參政要求。捐納制度恰恰適應了他們的參政要求。捐例廣開，“官多如鯽”“花翎紅頂，幾遍城市”，以致捐員成份復雜，吏治嚴重敗壞。當時有識之士一片譴責：捐員中甚且有“一竊不通，徒以銅臭熏天，得以列名士版者”；“赳赳武夫，以軍功廁秩者，來歷多不可問；空白札付，李戴桃姜者往往而有；入貲為仕者，身家難說清白”；“此輩原系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撈其本錢，何知有皇上之百姓”！

　　頤和園修建費中的那一大筆“賣官錢”為數不小，值得史家深入研究一番。透過這筆“賣官錢”，可見清政府政治腐敗，生活糜爛，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它的崩潰已只是時間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