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14日-星期一
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應朝鮮請求赴朝參戰,打響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戰爭,先后有240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熱血戰士奔赴朝鮮戰場。歷經三年的炮火洗禮,他們中有的人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有的人卻永遠地留在了異國他鄉。
對于回國的那些戰士而言,那壯懷激烈的歲月是他們一生難以磨滅的印記,沁入血液,融入骨髓。即使到了60多年后的今天,聽到“抗美援朝”四個字,他們的雙眸依然閃耀著光芒。“一天是戰友,一生是戰友。”一個志愿軍老兵這樣說。63年來,有這樣一群人,從年富力強到白發蒼蒼,一直在自發地、不計成本地尋覓著曾經的戰友。他們尋找的不僅是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不僅是那段無法磨滅的記憶,還是他們心中永不熄滅的理想之光。
我們關注這些“最可愛的人”,聽這些也許不常記得眼前事的老兵精確地敘述當年的經歷,不僅是為了重溫志愿軍戰士當年的英勇頑強與無上榮耀,更是為了不讓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蒙塵,以珍愛來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和祖國邊陲的安寧。
伴隨著衰老而至的記憶力退化,一度讓88歲的安傳培很難利索地從1數到10,他時而不知道3后面應該是幾,時而嘴里念著“5”,手上卻比劃著8。“數字對我已經沒有意義了。”他搖搖頭對家人說。
直到三個月前,安傳培接到個電話:“對,我是安傳培,參加過抗美援朝志愿軍。”然后,家人聽到他不假思索地報出一串數字,“是20軍60師179團1營2連……”
為戰友“千里走單騎”
“老安同志,終于找到你啦!”當聽到安傳培報出番號,電話那頭的劉石安激動不已。劉石安今年82歲,與安傳培一樣,他曾是志愿軍20軍的一名老兵。一次外出吃飯時,他偶然聽人說起認識一位志愿軍老兵,“我當時就把自己的手機號留給對方,請他幫忙聯系老安。”一星期后,這位朋友輾轉打聽到了安傳培的電話,兩人接上了頭。
“之前聽說老安是解放前從寧波入伍,曾經駐守上海,我就猜他可能是我們20軍的。”劉石安說,20軍是誕生在上海的部隊,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主要任務是保衛上海。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時,20軍臨時接到調令,軍人們坐上不知目的地的“悶罐車”日夜兼程,直到抵達天津,領導讓劉石安下車去買《天津日報》,他和戰士們才猜測,他們可能是首批入朝作戰的志愿軍。后來,這支基本由上海子弟兵組建的隊伍,成了在朝作戰相對時間最長的部隊,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中足足打了兩年多。從朝鮮凱旋后,20軍還打過一江山島等戰役,由于建制至今仍在,戰友聯絡也相對容易。
1970年退伍回到上海后,劉石安就給自己找了個“副業”——找尋20軍抗美援朝的戰友。他為此買了輛自行車,每周日從位于徐家匯的家出發,騎車去戰友家探望。劉石安說,他通常一次跑3戶人家,最遠要騎兩三小時路程去楊浦區,“其實沒什么特別的事,就大家一起聊聊天,見著他們我心里就高興,就踏實。”
這樣年復一年,劉石安聯系上的戰友從一開始的十幾個人,到后來的幾百號人,“現在我已經聯系上了1200多人了,每年我們還要舉行大型聚會”。
后來,隨著年齡增長,劉石安不得不終止“千里走單騎”找尋戰友的方式,改為寫信。在通信中,劉石安讀到了不少戰友記憶里的動人故事。
“這些好的作風與精神,難道不正應該留給后代嗎?”于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退休后的劉石安開始向一些戰友約稿并編輯成書。2009年,為紀念2010年抗美援朝出征60周年,他與另外幾名熱心老兵商議,請全國各地參加過志愿軍的20軍戰友每人寫一段回憶錄。為此,劉石安一個人擔負起聯絡工作,通過寫信、打電話甚至親自登門造訪向400多人約稿,最終收獲了200多篇稿件,匯編成《抗美援朝日日夜夜》一書。
“戰友里文筆好的特別多。”劉石安說,他至今記得有位叫毛纓的戰友,是位軍旅作家,文筆相當不錯。
“毛纓?!”聽到這個名字,安傳培記憶深處的弦被撥動了??姑涝瘹w來后,毛纓曾與他一同在寧波養傷,也是他找尋許久的戰友。上世紀50年代末出院后,安傳培回到上海工作,毛纓則去了杭州,兩人常有書信來往,后來因“文革”斷了聯系。上世紀80年代,安傳培有一次與家人去杭州旅游,特地循著20年前信上的地址去找毛纓,只可惜那里已換過幾輪住戶,打聽不到毛纓的消息了。
“老劉同志,能不能麻煩您個事兒,幫我找到毛纓?”安傳培問。
酷暑中的老兵聚會
幾天后,安傳培收到了劉石安的信,信中說他聯系了多位在杭州的戰友,同時得知毛纓已在前幾年去世。
讀完信,安傳培失神了很久。“我們都到了這個歲數,走了也正常。”他喃喃自語道,“只是走前沒見上一面,終究遺憾。”之后的幾天,他總在懊悔當年應該多給毛纓去信,或者應該讓小輩通過互聯網幫他尋找,“一同在朝鮮打過仗,感情真的很親”。
好在這封信之外,還有一份讓安傳培情緒高漲的文件。那是一紙落款為“上海抗美援朝志愿軍聯絡組”的邀請函,請他參加7月底舉行的抗美援朝紀念活動。
這場活動的牽頭人是該聯絡組的組長、今年81歲的何文俊,他在抗美援朝時期是裝甲兵司令部的通信兵。當年報名參加抗美援朝時,何文俊是上海交通大學通信學院無線電工程專業的大二學生、校學生會通訊組組長。“去參軍時,我只與母親通過一封信說了實情,家里全靠她‘打掩護’。”何文俊說,他深知參軍必將遭遇強大的家庭阻力,因為他生于富商之家,從小念的是貴族學校,考上名牌大學后,家人早早為他規劃好了人生。“但我那時只想參加抗美援朝,報效祖國。”何文俊說。
說起一個甲子前的那場戰爭,何文俊總是謙虛地說,作為通信兵立功的機會大,傷亡的風險小。但實際上,這位“何技師”卻要冒著槍林彈雨維修各種坦克裝備上的無線電設備,連朝軍的無線電修復也需要他去支援,“當年會通訊技術的人太少,去朝鮮的全國就8個人,最后回來了4個”。
時至今日,無論是在裝甲司,還是在步兵、炮兵、空軍等兄弟作戰部隊,許多老戰士即使叫不上何文俊的名字,也能一眼認出他。
在何文俊的不懈奔走下,現在上??姑涝驹杠娐摻j組已經聚集起了3200多位老戰士。“7月底的紀念活動,我們從中邀請了100人。”他說,88歲的安傳培是與會者中年齡最大的。
盡管天氣預報說當天最高溫度將近40℃,家人很是擔心安傳培的身體狀況,但看著老人已經為此興奮了一周,誰都不忍心拂他的意。最后,女兒決定陪他一起去。
通知上寫著上午7點到人民廣場集合,但安傳培4點多就起床了,“其實一個晚上都沒睡好,太激動了,沒想到60年后還能再見到戰友。”他抖抖顫顫地穿上惟有出席重要場合才穿的襯衣、西褲,對著鏡子照了又照。軍裝很厚,安傳培卻執意要帶著,還讓老伴別上所有抗美援朝的獎章。“沒有軍裝,別人以為我是混進來的怎么辦?”安傳培認真地說。
到達集合地點后,安傳培上了1號大巴,車上都是20軍的老戰士。第一次見面,劉石安緊緊握住安傳培的手,車上的老同志們也紛紛與他握手,道著“歡迎”與“保重”。
這樣的握手太親切,安傳培差點落下淚來。在他的印象里,60年前的年輕小伙們也是這樣握著手,對新同志說“歡迎”,向奔赴戰場的同志說“保重”。只是有好些人,沒等到凱旋的那天。
去朝鮮再看一眼英模
在車上,劉石安帶頭唱起了《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雖然當年的青壯小伙已然是耄耋老人,但唱起這首歌時氣勢依然。
“60年前,我也領唱過這首歌。”劉石安永遠不會忘記,1953年7月27日中午,戰士們正在戰壕外吃午飯,忽然聽到廣播里傳來“美軍簽署了停戰協議……”大家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劉石安帶頭用筷子敲打飯盒,領著戰士們唱起了這首歌。
“如果這輩子有機會,我想再去一次朝鮮。”聽著熟悉的歌詞,熟悉的旋律,安傳培對坐在身旁的劉石安說。
“老安,我給你講講現在的朝鮮吧!”看著驚訝的安傳培,劉石安趕緊作了個“噓”的手勢,“替我保密,想去的人太多,我得低調。”
今年6月,劉石安跟隨中央電視臺《斷刀2》欄目組前往曾經戰斗過的朝鮮:“全國去了12個老戰士,上海就去了我1個。”60年前,劉石安所在的20軍是打破麥克阿瑟最初“圣誕節計劃”的主力軍,也是參與長津湖戰役、青川江戰役、黃草嶺戰役、金城反擊戰等著名戰役的中堅力量。
“再次到達長津湖地區時很激動,但我發現這60年的變化太大了。”劉石安說,如今那里已沒有太多戰爭的痕跡,惟有幾處戰壕、彈坑證明這里曾發生過惡戰。他記得戰時燒毀了不少樹木,現在又逐漸長成了樹林。當時,那里幾乎沒什么人家,偶爾有“阿瑪尼”(朝鮮語“老婦人”)頭上頂著罐子,冒著炮火給志愿軍送土豆,如今這里建起了十多戶比較新的農村小平房。
感受更深的是在柳潭里,這里曾是20軍打敗美軍“王牌部隊”陸戰一師的地方,也是電影《英雄兒女》中抱著爆破筒與敵人同歸于盡的王成的原型楊根思犧牲的1071高地。楊根思當時是20軍58師172團3連連長,當他帶領連隊打退敵軍的8次進攻后,全連只剩下他和機槍組了。為了保護武器,他命令射手們帶著打完子彈的重機槍撤下去,自己獨自留在陣地上。當敵人快要踏上1071高地時,他抱著一個冒煙的炸藥包沖了過去,最終與敵人同歸于盡……楊根思是志愿軍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級戰斗英雄”(我軍至今僅有楊根思和黃繼光獲得過這一榮譽),也是志愿軍中第一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他生前所在連隊被命名為“楊根思連”。劉石安特地向攝制組提議尋找楊根思的墓地,可惜沒找到。“也許是在更高的地方,”劉石安說,“我們這些老同志現在爬到200米高就爬不動了,只得就地錄影。”
在半山腰,攝制組問劉石安對這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想了想:“就講講‘冰雕連’的故事吧。”他說,當年出征是秘密入朝,許多來自南方的戰士就穿著夏秋兩季的衣服奔赴戰場,朝鮮冬季的最低溫度要達到-40℃,成排、成連的戰士因此凍死在山頭。在阻擊美軍陸戰一師的高地上,當清晨美軍進攻時,發現負責阻擊的志愿軍一直不開槍,還有幾名戰士握著手榴彈,嚇得美軍先頭部隊不敢貿然行動,直至幾個膽大的美軍爬上志愿軍的陣地才發現,原來整連的志愿軍官兵都在寒夜里被凍成了冰雕。“他們一直保持著作戰的姿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說著說著,老人哽咽了。
抗美援朝戰役中,共有183108名中國軍人犧牲在了朝鮮戰場上。劉石安說,這次去朝鮮的第三天,他們在主辦方、中國大使館文化參贊的安排下,前往距平壤20公里的志愿軍烈士陵園祭拜,這里矗立著20多座英雄人物銅像:毛岸英、黃繼光、邱少云……讓劉石安欣慰的是,陵園很干凈,也常有中國游客前來祭奠。離開時,劉石安和其他老同志為烈士們敬獻了花圈,挽聯上寫著“志愿軍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部分志愿軍老戰士”。
“就是了卻個心愿,60年后總算又來了。”劉石安說,為了這次拍攝,他準備了20天:去圖書館查閱資料,從書上翻出當年的作戰地圖一遍遍地看那些山脈、水系,除了找戰斗地點,還找出了幾名戰友的犧牲地點。此外,他借閱、購買了大量有關抗美援朝的書籍,每晚看到11點,“直到眼睛酸得實在看不動了才休息”。他還把抗美援朝時期獲得的所有獎章都裝進了行李箱。他甚至想若是有時間,找人“突擊”補習一下朝鮮語。
“您現在還會說朝鮮語嗎?”安傳培問。
“只會一句了,‘多摩晁少(同志們好)’。”劉石安說。
為了“最后的陪伴”
在位于奉賢永福園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紀念館的一處展臺中,展示了大量朝鮮書籍、郵票,這些都是由停戰后去過三次朝鮮的何文俊捐獻的。
何文俊是最后一批回到祖國的抗美援朝戰士,那已是1958年8月。1956年,何文俊被送到前蘇聯列寧格勒學習無線電技術,并于一年后返回朝鮮教授朝軍無線電修理技術,幫助當地完成建橋蓋房等基礎建設。
回國后,在朝鮮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的安排下,1959年冬天,何文俊作為團長再度赴朝。在20天的訪問里,何文俊們被安排與朝鮮國立藝術團住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換補給品,何文俊用1聽果醬、2聽肉罐頭換了朝方1罐泡菜?;顒咏Y束時,朝鮮藝術家為了紀念與何文俊的這段友誼,贈予他一幅親手制作的貝殼畫。如今,這幅貝殼畫被他捐贈給了紀念館。
那次,何文俊在朝鮮買回來許多東西,基本都捐給了這里。他留給自己惟一的“赴朝紀念品”,是當年打仗時從楓樹上摘下來的一片紅葉,“我一直把它夾在書里”。
同樣捐獻了不少戰時物品的83歲老戰士陳浩泉說:“這些記憶不是我一個人的,我希望捐出來讓更多人看到,有現實教育意義。”陳浩泉1950年赴朝時是鐵道兵,1953年因腰部負傷回國治療,此后長期擔任黨宣和青年工作。前兩年老伴去世后,他無償騰出了位于市中心一室一廳的老公房,作為聯絡組的活動場地。對于永福園投資6000萬造志愿軍廣場和紀念館,陳浩泉“從心底里感激”:“我感覺我們的第二、第三代對朝鮮戰爭知道得太少,我們這些人走了以后,誰還記得?”
說起為什么要投資建設這座沒有經濟回報的紀念館,永福園董事長徐渭岳坦言,緣起于1989年一位買墓人的“控訴”:一位家境貧寒的奉賢婦女因買不起墓地,大罵殯葬行業暴利無情。她的幾個子女告訴徐渭岳,在他們幼年時,父親為保家衛國犧牲在了朝鮮,母親年輕守寡,含辛茹苦帶大他們。徐渭岳后來得知,原來這名婦女是志愿軍戰士畢福祥烈士的遺孀。
同樣的情況徐渭岳又碰到了三四次,同是奉賢人的他專門前往位于遼寧丹東的抗美援朝志愿軍紀念館查閱資料,發現全國出兵的240萬人中,有18680人來自上海,且多是奉賢、南匯一帶的“阿拉兵”。在犧牲的183108名烈士中,上海籍有1634人。
“我能為這些老戰士做些什么?”從丹東回來,徐渭岳一直在尋找機會,直至去年條件成熟后,籌備多年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紀念館終于奠基。今年3月,這座上海惟一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歷史的專題紀念館建成,展出了通過老戰士捐獻等多種途徑籌得的歷史照片500余幅、珍貴歷史文物200多件。
走在如同抗美援朝時期上甘嶺坑道一樣的展館,見到熟悉的印有“最可愛的人”的搪瓷水杯、行軍鋪蓋、軍裝、獎章,看著30分鐘的戰爭紀實片,安傳培眼眶泛紅。“回家以后,我要把當時的戰爭物品找出來,捐到這里。”安傳培告訴女兒,聽說幾位志愿軍老戰士特地重新來這里買墓,“我也要‘搬’來和戰友們在一起,這是我們最后的陪伴。”
“戰友的力量”煥新生
從志愿軍紀念廣場返家當晚,安傳培的老伴打開一個上鎖的抽屜,把安傳培軍裝上的獎章一個個取下,歸攏在一個老舊的信封中。安傳培饒有興致地打開另一個信封,里面是戰友們在朝作戰時期拍攝的照片。這些照片都是從朝鮮歸來后,戰友們寄給他的。柜子的一角有一本紅皮日記本,紙張已經泛黃,第一頁上寫著“回憶錄”三個大字,下面則寫了十來個標題,“跨過鴨綠江”、“炮火連天迎國慶”、“第一次戰斗”……
看著這些標題,安傳培好似打開了記憶的洪閘。他點著“智擒敵特”一節說,那次他護送8名掉隊傷員去營部,路上遇到一個號稱買藥的朝鮮人,同行時,這人總在伺機打聽部隊的番號,引起了他的警覺。他表面上熱絡地與這人聊天,營部在東就說在西,上午行軍就說下午出發,就這樣混淆視聽地邊走邊聊了兩三個小時。接近營部時,他讓一個輕傷士兵假裝肚子不適去方便,實則跑去營部報告,很快幾個精壯的戰士沖出來擒獲了這個敵特。在營部領導的審訊下,敵特很快就招供了。他裝作買藥的那桿小秤,就作為戰利品獎給了立功的安傳培。“就是這個,”安傳培從抽屜中取出一卷紗布,展開后便見一桿干凈如新的小秤。
他又指著“一封未寫完的情書”一節告訴家人,自己曾親眼看到一名重傷的戰友從前線被救下,當時那位戰友只能趴在擔架上,卻堅持給遠在上海的女友寫情書,可惜還沒寫完就犧牲了。安傳培說:“雖然我與他僅有一面之緣,但到現在還記得他的名字,叫朱伯康……”
“我要把這些故事都回憶起來,然后寫下來。”安傳培說。
家人說,有些故事他們也是第一次聽。“這兩年,爸爸的精神很少這樣好,也很少說這么多話了。”安傳培的女兒說,她感覺父親參加完戰友聚會歸來后,精神狀態似乎一下好了許多,記憶也慢慢復蘇了。
劉石安得知這些后很高興,打電話給安傳培說:“是革命的力量、部隊的力量、戰友的力量,讓你煥發新生啊!”
這幾日,安傳培在家人和老戰友的推薦下,“追”著各類抗美援朝的紀錄片和電影。每當電視里提及“20軍60師179團”時,總能引起老人的特別關注。有一次,他正在看一部介紹朝鮮烈士陵園的紀錄片,電視里傳來解說聲:“這是一級戰斗英雄沈如根的銅像,沈如根烈士是原志愿軍20軍60師179團……”
“沈如根同志不是回來了嗎?他是活著的烈士!他受了重傷,當時人們都以為他犧牲了。”安傳培有些著急地喃喃自語,他看了看茫然的家人,“我還是給劉石安同志打電話問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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