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斯大林改變的中國邊疆
點擊： 作者：呂文利 來源：《環球人物》 發布時間:2015-03-31 22:26:13
斯大林力主中共早日入疆
斯大林迫切需要一個穩定而親蘇的新疆
1924年，列寧病逝，斯大林經過一系列的政治斗爭取得了蘇聯的最高領導權，開啟了他近30年的統治。當他的目光投向東方時，發現中蘇之間漫長的邊界線上有太多沙俄時代留下的“懸案”——沙皇俄國本是一個歐洲國家，與中國并不接壤，但經過幾個世紀的擴張，其勢力入侵到中國邊疆，形成西段、中段、東段三段有爭議的邊界。到斯大林時代，中蘇西段邊界，有新疆問題；中蘇中段邊界，有外蒙古問題；中蘇東段邊界，有東北的中東鐵路等問題。
三段邊界，斯大林各有籌謀。新疆緊鄰蘇聯，新疆穩定才能讓蘇聯放心搞經濟建設；外蒙古已自立政權，蘇聯紅軍還在外蒙古境內駐扎，蘇聯不必著急；東北有日本虎視眈眈，蘇聯大可隔岸觀火，因勢而為。
所以，斯大林的目光首先鎖定了新疆。
深深認同俄羅斯民族的不安全感
1851年，清政府被迫與俄國簽訂了《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這看起來只是個通商章程，實際上卻是中俄間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沙俄由此打開了新疆的大門。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以英法聯軍攻入北京而結束，沙俄自認為“調停有功”，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北京條約》，規定中俄的西部邊界劃界事宜由兩國派出大員“秉公查勘”，互換記文、地圖。從1862年8月開始，雙方為劃分西部邊界舉行了多次談判，在沙俄的軍事壓力下，1864年10月，清政府代表被迫在《勘分西北界約記》上簽字。這一不平等條約將北起阿穆哈山，南達蔥嶺，西自愛古斯河、巴爾喀什湖、塔拉斯河，東至伊犁九城、塔爾巴哈臺綏靖城的約44萬平方公里領土劃歸沙俄。原本處于新疆中央地帶的伊犁地區一下子成為邊疆地帶。
清朝和沙俄相繼滅亡后，中俄兩國的后繼政權無法回避這些恩恩怨怨。締造蘇維埃政權的列寧，主政僅7年便去世，除了一些“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原則性聲明外，沒有具體措施。他的繼任者斯大林，曾負責過民族事務，對民族和邊疆問題有自己的看法，蘇聯的邊疆政策便有了濃厚的斯大林個人色彩。
1929年12月，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公開宣布：“我們所以采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讓它見鬼去。”雖然這句話說的是國內土地問題，但這種唯我獨尊的“斯大林風格”也影響到國外邊界問題。
斯大林出生于格魯吉亞，父親是鞋匠，母親是農奴的女兒。雖是格魯吉亞人，斯大林的表現和思想卻經常有大俄羅斯主義色彩。他曾公開宣稱，俄羅斯民族“是加入蘇聯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蘇聯各民族的領導力量”。俄羅斯民族在發展的早期，由于地處東歐大平原，沒有任何天然的安全屏障，多次遭到外族入侵。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經歷，使俄羅斯民族形成了本能的不安全感。歷代統治者為了消除這種不安全感，都竭力進行疆域擴張。在邊疆地區建立“緩沖地帶”和“勢力范圍”，是俄羅斯保證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斯大林深深認同俄羅斯民族的不安全感。他對新疆的態度，就是要把它變成一個“緩沖地帶”。
給新疆省主席發蘇共黨員證
上世紀20年代，新疆形勢波詭云譎，各方勢力在進行或明或暗的角力。1928年7月楊增新被刺身亡后，新疆便成為金樹仁的天下。金樹仁和斯大林是同齡人，他出生于甘肅河州（今甘肅臨夏），早年入疆，后成為新疆省主席兼總司令。為了鞏固勢力，金樹仁重用河州人，以至當時新疆流傳著“早晨學會河州話，晚上便把洋刀挎”的民謠。但新疆的人才實在匱乏，金樹仁不得不打破地域觀念，于1929年派人前往南京、上海等地招攬人才，其中就有34歲的盛世才。
盛世才1895年出生在遼寧開原一個地主家庭，早年曾在日本陸軍大學學習。接到金樹仁的“求賢令”時，他正在南京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第一廳任科長。對于權力欲望極強的盛世才來說，一個小小的科長滿足不了他的野心。權衡利弊后，他選擇到新疆去，并對朋友說，這次進疆是破釜沉舟，有進無退，將來或者做一個東亞紅軍的總司令，不然就找一個“老朽長官”假意殷勤，待其死后繼承權位。再不然就深入該地蒙古部落，偽裝成蒙古血統，求拜蒙古王納為義子，待蒙古王死后再以義子地位統其部眾。
盡管計劃周密，盛世才入疆之初還是大失所望。沒有“老朽長官”提攜他，也沒有蒙古王收他為義子，甚至金樹仁也不信任他，只是給他一些閑差事。
1931年，盛世才的機會來了。甘肅軍閥馬仲英出兵新疆，金樹仁派兵抵抗卻屢戰屢敗，無奈之下只好起用盛世才，任命他為參謀長。盛世才不負所托，協助擊退了馬仲英，嶄露頭角。1932年，馬仲英再次入疆，盛世才被委以軍事大權，屢戰屢勝，被稱為“常勝將軍”。第二年4月，歷史又給了盛世才一次機遇。新疆省政府的一些官員發動軍事政變，金樹仁被迫攜家眷逃出新疆，但發動政變者很快感到無力維持新疆局面，只好請手握軍權的盛世才主持大局。
此時，盛世才的“老東家”、南京國民政府認為直接統治新疆的機會來了，就派人入疆，擺出一副要接收新疆的架勢。盛世才知道，此時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受南京國民政府實際控制，就必須找一個強大的靠山。他曾留學日本，本想向日本示好，但害怕會招致手下主力部隊中3000多名東北軍的強烈反對，甚至倒戈。因此，盛世才把目光投向了蘇聯。
這與斯大林的目光撞到了一起。20世紀30年代初，蘇聯正在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迫切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的國際環境。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對蘇聯在遠東的安全構成直接挑戰，由此新疆的穩定對蘇聯顯得格外重要。斯大林非常希望新疆能有一個穩定而親蘇的地方政權，以使中蘇兩國在數千公里的邊境線上相安無事。而新疆其他勢力已成為蘇聯的“后顧之憂”：和盛世才爭奪北疆的馬仲英，正與日本勾勾搭搭；南疆出現的“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背后有英國人的影子。斯大林只能選擇盛世才。
1933年5月，盛世才對蘇聯駐迪化（今烏魯木齊）的總領事孜拉肯表示，愿意進一步增進與蘇聯的友好關系，并在宴會上表白自己信仰馬列主義。飯后，他與孜拉肯在書房談話，讓孜拉肯看他珍藏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列寧主義問題》等書籍。告別時，又送給孜拉肯等人每人一份貴重的禮物。于是，孜拉肯在給莫斯科的電報中稱盛世才為馬列主義信徒。
蘇聯對盛世才進行了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援助。軍事上，蘇聯直接派紅軍入疆，幫助盛世才擊敗了馬仲英和張培元等軍閥，助其控制了新疆全境。經濟上，蘇聯不但向盛世才提供貸款，還派專家、顧問到新疆，幫助建立煉油廠、醫院等。盛世才也投桃報李，提出了“反帝、親蘇、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六大政策，其中“親蘇”是核心。
盛世才一度還想通過王明、康生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以便向蘇聯表示忠心。但考慮到新疆和盛世才在當時國內外事務中的微妙地位，中共以“必須請示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由，拒絕了盛世才的請求。于是，1938年，盛世才干脆秘密訪蘇，受到了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的歡迎。斯大林三次接見他，不但滿足他的全部援助要求，還批準他為蘇共黨員，組織關系隸屬莫斯科政治局，黨員證號碼為1859118。
盛世才“變臉”，斯大林憤怒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斯大林援助盛世才是出于蘇聯利益的考慮，盛世才對此心知肚明。1940年，盛世才和蘇聯政府代表簽訂了為期50年的《新蘇租界條約》，蘇聯在新疆獲得了不受當地政府干預的種種特權，并攫取了新疆的礦產資源。盛世才后來承認：“1940年之密約簽訂，事實上蘇聯有其政治上之陰謀，蘇方欲余在新獨立。”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戰爭初期，德軍占據優勢，蘇聯大片國土淪陷。盛世才感到蘇聯恐怕是指望不上了。身為老牌投機主義者，他望風使舵，轉而把希望放在蔣介石身上，他給蔣介石的“投名狀”正是反蘇反共。
1942年3月，盛世才精心策劃，炮制了“四·一二陰謀暴動案”，誣蔑中共黨員陳潭秋、毛澤民和蘇聯駐迪化總領事、軍事顧問等人是暴動案的策動組織者，隨即把新疆各地的共產黨人調至迪化集中控制起來。9月，盛世才不僅扣押了陳潭秋、毛澤民等20多名中共主要干部，還把120多名中共黨員及家屬全部軟禁。陳潭秋、毛澤民等人被投入監獄后，遭受酷刑，并在1943年9月被秘密殺害。此外，盛世才還采取種種措施，迫使蘇聯勢力全部撤出新疆。盛世才的“變臉”給了蔣介石絕佳的機會。早就想控制新疆的蔣介石于1943年派出7萬余人的部隊進駐新疆。
盛世才的背叛讓斯大林十分憤怒。1943年5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了如何推翻盛世才。會議決定成立“民族復興小組”，在新疆少數民族中培養力量。這種做法的后果是在蘇聯的支持下，于1944年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蘇聯顧問為莫合森。就這樣，在蔣介石和蘇聯的雙重壓力下，盛世才于1944年被迫離開新疆，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農林部部長，結束了對新疆長達11年的統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斯大林推動了國共重慶談判，在新疆也推動了“民族軍”與國民黨政府的談判。在當時的大環境下，蘇聯不允許新疆有分裂政權，所以每當談判進入低谷時，都是蘇聯出面壓制了獨立派的分離主張，并強行把獨立派的首領艾力汗·吐烈等人秘密押送出疆。1946年7月1日，新疆聯合政府成立，張治中為新疆省主席，阿合買提江和包爾漢為副主席。新疆局勢暫時穩定下來。
屢促中共盡早解放新疆
隨著解放戰爭的發展，1949年上半年，解放軍向國民黨統治區開始了大舉進攻。此時，在解放全國的計劃里，新疆還沒有被列入戰略進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中共中央在發給各野戰軍的電報里指示，年底前占領蘭州、寧夏和青海，1950年春“開始經營新疆”。當年6月，毛澤東又致電指揮西北作戰的彭德懷，如果進展順利，可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領新疆”。
斯大林對中共這一安排很不放心。1949年6月，劉少奇正率領代表團在莫斯科訪問。據代表團政治秘書鄧力群回憶，斯大林明確說，英國、美國，尤其是美國，正策劃在新疆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這表明斯大林非常擔心西方勢力滲透新疆，進而威脅蘇聯在中亞地區的安全。他迫切希望解放軍盡早入疆，穩定新疆局勢。此外，斯大林也考慮到蘇聯日后會在外蒙古獨立和中東鐵路等問題上和中共發生利益分歧，因此，他設想在新疆問題上先幫助中共，以換取未來在這些問題上的空間。
1949年10月12日，解放軍進疆部隊行進在戈壁沙漠中。
根據相關檔案的記載，在劉少奇到達莫斯科后中蘇兩黨的第一次會談中，斯大林就提出，“不應當拖延占領新疆的時間。因為拖延會引起英國人對新疆事務的干涉”。斯大林還認為中共過高估計了西北軍閥馬步芳的騎兵部隊，表示愿意提供40架殲擊機以及交通工具，協助中共軍隊迅速入疆。
毛澤東很重視斯大林的建議，立即要劉少奇告訴斯大林，中共同意盡快進疆，并且希望劉少奇在莫斯科具體解決蘇聯提供空軍援助和空運部隊的問題。此后，毛澤東給彭德懷發去電報說，蘇聯“極盼早占新疆，彼可給以種種援助，包括幾十架飛機助戰”，建議彭德懷“冬季即占領迪化，不必等到明春”。接著，毛澤東又致電斯大林說，中共“同意派鄧力群去新疆，其任務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無線電聯絡”，如果戰事順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領迪化。8月4日，毛澤東又進一步通知身在蘇聯的劉少奇和王稼祥說：“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領蘭州，那時即可準備進取新疆。”從鄧力群的回憶和相關電報來看，蘇聯后來的確提供了不少幫助。
1949年12月1日，解放軍抵達喀什，受到各族群眾的熱烈歡迎。
當時，駐新疆的國民黨軍隊出現了分歧：有人主張接受中共的和平建議，也有人主張奉命堅決抵抗。雖然早在1949年4月，曾任新疆省主席、時任國民黨和談代表的張治中決定留在北平時，毛澤東就考慮“用和平方法解決西北問題”，但中共畢竟不了解新疆的具體情況，與新疆新的主政者沒有任何接觸。倒是蘇聯與國民黨新疆軍政首腦陶峙岳、包爾漢接觸較多，了解到他們有和平起義的意愿，并推了他們一把。8月中旬，蘇聯駐迪化總領事薩維列也夫對陶峙岳等人說：“中國將于9月組成新政府，蘇聯即將予以承認，希望新疆方面及時主動轉變。局勢已進入必須轉變的階段，不能有所猶豫了。”
9月2日，蘇聯駐迪化副總領事葉謝也夫和鄧力群在伊寧會面。葉謝也夫說，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勢已經完全成熟，蘇聯保證國民黨方面將會無條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條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時機，果斷行事。葉謝也夫還建議鄧力群盡快趕到迪化，直接同新疆當局接觸，并表示由蘇聯方面負責從中斡旋，同時保證中共代表的絕對安全。在報中共中央批準后，鄧力群于9月15日秘密到達迪化，與陶峙岳、包爾漢進行了正式談判。不久，陶峙岳和包爾漢分別通電起義，新疆和平解放。
從新疆省到自治區
新疆和平解放6年后，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成為繼內蒙古自治區之后第二個少數民族自治區。
1955年10月1日，新疆各族人民載歌載舞歡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
早在建黨后不久，中國共產黨就沿用了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思路，主張民族自決，實行聯邦制，“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聯邦制原則上，聯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這些主張既是學習蘇聯的結果，也是為了爭取邊疆地區和各民族的支持。不過，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民族自決和聯邦制的主張已經不合時宜。因此，1947年在討論內蒙古問題時，中國共產黨提出成立內蒙古民族自治政府，但是要確定“內蒙古民族自治政府非獨立政府，它承認內蒙古民族自治政府仍屬中國版圖，并愿為中國真正民主聯合政府之一部分”。這在當時是最穩妥的選擇，既滿足了內蒙古一部分民族群眾的自治愿望，也使得內蒙古仍然屬于中國版圖。
經過兩年的實踐，內蒙古民族自治政府的模式被證明效果不錯。1949年2月，當斯大林派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時，中共在得到了蘇聯“不想造成新疆的獨立，也不覬覦新疆的領土”的承諾后，準備給予新疆像內蒙古一樣的“完全的自治權”。當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提出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具體到邊疆政策，就是繼續推進民族區域自治。1955年，中共按照既定的想法成立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雖然有蘇聯的影子，但更多的還是照顧到中國的歷史傳統，例如清朝時期蒙古等藩部就有大小不等的自治權。
而同樣從蘇聯引入的民族識別，對中國來說則是全新的辦法。歷史上，中國從來沒有進行過民族識別，中國傳統的民族概念主要是指中華民族這個整體。此前，漢語中沒有“民族”的定義；后來，則采用了1913年斯大林給“民族”下的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根據這個定義，中國識別出了56個民族。
事實上，如果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民族概念，“中華民族”的概念就會被虛化。世易時移，在今天的新疆，除了要尊重、愛護各個民族，也要加強“中華民族”這一整體概念。
“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
斯大林以對日出兵要挾蔣經國：今天并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
13世紀初，成吉思汗率鐵騎橫掃亞歐大陸，把現在的蒙古國以及唐努烏梁海地區都圈進了中國版圖。1691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在多倫諾爾（今內蒙古多倫縣）與蒙古各部貴族會盟，外蒙古喀爾喀部全部歸附，清政府在外蒙古編旗設佐，標志著清朝對外蒙古實效統治的開始。
在當時的情況下，為了鞏固統治，清朝對外蒙古實施區隔化管理，不讓各旗之間越界游牧，限制內地人與外蒙古藩部的往來，給予蒙古王公一定的自治權。但世事難料。清末“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超出了中國統治者的歷史經驗，原有的管理措施導致離心化傾向。雖然清廷緊急調整，實施邊疆與內地一體化的政策，繼1884年設立新疆省后，又籌議在蒙古地區建省，可嘆未及實施，清朝便滅亡了。
1911年12月28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外蒙古活佛的名稱）在沙皇俄國的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獨立，自稱“日光皇帝”，改元“共戴”。從此外蒙古的分離問題一直是中國政府的心頭大患。但外蒙古獨立真正成為事實，還要從1945年的斯大林說起。
美國人的提議正中斯大林下懷
1945年2月4日，二戰臨近尾聲。時任美、英、蘇三國首腦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舉行雅爾塔會議。蘇聯是否參加對日作戰，成為會議的重要議題。決定遠東戰局的關鍵一步棋，落在了斯大林手中。
1945年2月，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前排左起）在雅爾塔進行會晤，商討徹底打敗軸心國，并勾勒戰后的勢力劃分。
此時的中國剛剛經歷豫湘桂會戰的慘敗，數十萬將士犧牲在戰場上。美國人認為，中國已經在8年抗戰中消耗了大部分實力，無力對日本進行全面反攻。單靠美軍無法在短期內擊潰日本。于是美國人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蘇聯在遠東出兵，好處是可以得到外蒙古。這一提議與斯大林不謀而合。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自稱皇帝后沒過幾年，十月革命就爆發了，蘇維埃政府雖然在1919年和1920年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從中國掠奪的一切領土，但卻始終沒有把外蒙古當作中國的領土。1921年，恩琴率領白軍（十月革命后流竄的原沙俄軍隊殘部）進入外蒙古，擊敗中國駐軍，建立了傀儡政權。中國的北洋軍閥各派系互相推諉扯皮，遲遲不能出兵，反倒是蘇聯搶先一步，將恩琴剿滅，扶持蒙古人民革命黨建立了政權。
當然，話得說得好聽點兒。蘇聯聲稱出兵是為了“尊敬中俄兩國主權，以去除公敵，此公敵即白軍領袖恩琴是也”。1925年，在斯大林成為蘇聯領導人的第二年，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又告訴北洋政府外交部，說“蘇聯政府得蒙古當局之同意，開始由外蒙古撤兵，業已撤盡”。可實情是，蘇聯壓根兒沒有撤軍，外蒙古各地均有重兵防守。
有了軍隊駐扎，蘇聯開始操控外蒙古的一切。1937年，在蘇聯專家的指導和3萬蘇聯紅軍的監督下，外蒙古開始肅反運動。運動波及各個階層，高級官員和普通牧民都不能幸免，那些心向中國、反對獨立的外蒙古人士幾乎被清洗殆盡。1941年4月13日，蘇聯同正在侵華的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外蒙古實際上淪為蘇聯衛星國，但這種狀況一直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承認。
雅爾塔會議上，美國人的提議正中斯大林下懷。斯大林羅列了出兵中國東北的條件，第一條就是維持外蒙古的現狀，即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1945年2月11日，《雅爾塔協定》就這么簽訂了。
蔣介石派兒子跟斯大林談判
這紙協定傳回風雨飄搖的中國，蔣介石大驚失色。他沒想到美國人為了盡快結束戰爭，會出賣盟友。
蔣介石有苦難言。外蒙古156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除了煤礦、銅礦、石油等資源外，外蒙古的圖拉河流域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沙金產區之一。丟失這樣的地盤，光是經濟上的賬就太不劃算。可是，蔣介石又清楚地知道，自己沒能力阻擋斯大林，美國人更是指望不上了，他只能硬著頭皮派出代表團，找斯大林當面談判。
蔣介石派出了自己的兒子——曾經在蘇聯留學12年，并加入過蘇共，還娶了個俄羅斯姑娘為妻的蔣經國。1945年6月30日，一架飛機從重慶直飛莫斯科，機上除了蔣經國，還有宋子文、胡世澤、沈鴻烈、錢昌照等國民政府外交和滿洲事務專家。然而，與蘇聯的淵源和情感絲毫沒能幫到蔣經國。多年后，蔣經國在《自述》中回憶了談判的過程——
“我們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見面。起初他的態度非常客氣，但是到了正式談判開始的時候，斯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隨后說：‘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塔協定》，回答說：‘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斯大林又強調說：‘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我們既然來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著和他們談判了。談判中間，有兩點雙方爭執非常劇烈：第一，根據《雅爾塔協定》有所謂‘租借’兩個字眼。父親給我們指示：‘不能用這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一貫用語。’第二，我們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逐步討論，但是必須顧及到我們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爭執的結果，斯大林同意不使用“租借”二字；但關于外蒙古的獨立問題絕不退讓。雙方針鋒相對，談判陷入了僵局。
第二天，宋子文發電報給蔣介石，匯報談判情況，并建議蔣介石考慮這樣幾種方案：一是同蘇聯訂約結盟，允許蘇聯在外蒙古駐軍；二是外蒙古實行“高度自治”；三是外蒙古擁有自主的軍事、內政和外交權力，但不同于蘇維埃各加盟共和國的性質。
蔣介石沒有馬上答復宋子文，而是讓蔣經國以私人身份去看望斯大林，試圖對斯大林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誰料一見面，斯大林便開門見山地問蔣經國：“你們為什么堅持不讓外蒙古‘獨立’？”蔣經國回答：“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幾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堅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并給俄國。”
斯大林回答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于廢話！”
接著，斯大林講述了外蒙古一定得獨立的理由：“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他拿出了地圖，指著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聽到這話，蔣經國試圖從國際格局和各國實力對比出發，力證蘇聯無后顧之憂。斯大林不耐煩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
跟斯大林談不下去，蔣經國又去找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彼得羅夫也勸中國政府妥協：“外蒙古實際上已經獨立了，中國政府只是需要承認既成事實。如果中國堅持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地位，我們就沒辦法談下去了。”
彼得羅夫說得沒錯，一直到1945年7月9日，雙方談到第四回合，蘇聯在外蒙古問題上仍然非常強硬。蔣介石決定妥協，他提出的三個條件是：第一，保證東北領土主權完整，中蘇共同使用旅順和大連兩個港口，期限二十年，港口和鐵路的所有權歸中國所有。第二，阿爾泰山脈為新疆一部分。第三，蘇聯只能援助國民黨，不能援助共產黨。作為這三個條件的交換，蔣介石表示：“中國政府愿在擊敗日本及上述各項由蘇聯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獨立。”
蔣經國對蔣介石的這番指示又做了補充說明，“同意外蒙古獨立”還必須經過公民投票。如果外蒙古公民投票結果傾向于獨立，國民政府才能承認。
1945年8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代表王世杰（中）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簽字，如愿以償的斯大林（后排右二）目睹條約簽署。
斯大林同意了這些要求。1945年8月9日，蘇聯出兵中國東北；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莫斯科簽訂，宋子文拒絕簽字并提出辭職，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長，代表國民政府簽署了這份條約。
只差一天便是勝利
歷史總是有令人嘆惋的錯失。就在這紙條約簽訂的第二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美軍投下的原子彈，使日本投降的時間遠比預料中來得快。假如蔣介石能捕捉到時局的變化，假如蔣經國還多堅持一天，外蒙古的命運或許不會如此。
但歷史無法假設，條約既成，無可挽回。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舉行公民投票，蔣介石派內政部常務次長雷法章前往“觀察”，并特意叮囑道：“只是觀察，不得干預，也不要發表任何言論。”
“觀察”這場公民投票實際上已經毫無意義。外蒙古被蘇聯控制了長達20年，反對者都被肅清，國內早就蘇聯化了。雷法章“觀察”到的投票情況是——“此項公民投票據稱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獨立愿望之行動，實則在政府人員監督下，以公開之簽名方式表示贊成獨立與否，人民實難表示自由之意志。”外蒙古方面宣布：參加投票的有487409名公民，一致贊成外蒙古獨立。
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發表公告，承認外蒙古獨立。
1946年1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各大報紙紛紛刊登這一消息。
新中國成立后，內部百廢待興，外部一片孤立，國家想要生存，就必須得到蘇聯的援助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承認。1950年2月，中蘇兩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國承認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
順手搶占黑瞎子島
斯大林派“遠東軍魂”擊敗張學良，撤退時留下軍隊，駐扎黑瞎子島
在斯大林和蔣經國的談判中，除了外蒙古，還有一段中國邊疆也是雙方爭議的焦點，那便是東北。
斯大林十分清楚，中蘇在東北邊界上，存在多樁歷史遺留下來的“懸案”——兩國最早的接觸就發生在東北，1689年，清政府和沙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分了兩國的邊界，暫時阻攔了沙俄取道中國東北打通太平洋出海口的野心。此后的200年里，沙俄一直在尋找機會。當英法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沙俄立即動手，在1858年和1860年相繼逼迫清政府簽訂了《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割走了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左岸以及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的1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從那以后，沙俄在東北強行修筑了一條“丁”字形的中東鐵路，以哈爾濱為中心，西至滿洲里，并與沙俄境內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相連。東至綏芬河，南經長春至大連。后來，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長春以南的鐵路被日本占據，稱為“南滿鐵路”，北段仍在沙俄手中。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中蘇合辦，稱為“中東路”。
斯大林在成為蘇聯領導人之初，也曾經想過好好解決這些歷史遺留下的“懸案”。然而，隨著時局的變化，斯大林很快變成了新的“懸案”的制造者——占據黑瞎子島。
“我跟俄國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
1924年，斯大林接手的蘇聯，是一個新生的、尚未站穩腳跟的政權，在國際上面臨被孤立的困境。為了打破外交僵局，爭取中國的外交承認，斯大林主動向中國提出解決兩國邊界的“懸案”。當年年初，斯大林派出曾任外交事務全權代表的加拉罕，來到中國和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長顧維鈞談判，擬定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下文稱《協定》），規定“將中國政府與前俄帝國政府所訂立之一切公約、條約、協定、議定書及合同等項概行廢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則，暨1919年與1920年蘇聯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訂條約、協約、協定等項”，兩國“將彼此疆界重行劃定，在疆界未行劃定以前，允仍維持現有疆界”。
這一《協定》基本上是平等的，它表明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與帝國主義列強截然不同。但很遺憾，它只是一個大綱，并未“商訂一切懸案之詳細辦法”。在《協定》簽訂前，加拉罕堅持“立即恢復中蘇正常關系”，再商議兩國間的“懸案”。北洋政府則堅持先解決“懸案”，再恢復兩國正常關系。雙方爭執了一段時間。其間，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英國和意大利先后承認蘇聯，蘇聯的國際地位不那么脆弱了，與中國建交也就不太迫切了。北洋政府只好同意加拉罕的意見，于1924年5月31日先簽約，同日宣布與蘇聯建立外交關系。蘇聯則在《協定》中承諾，“中東路”將由中國贖回。
幾個月后，加拉罕還和主政東北的張作霖當局簽訂了一個補充協議，表示要在60年內把“中東路”全部無償地交給中國。不過，加拉罕堅持鐵路局局長由蘇方委派，理由是“不愿敝國在中國勢力比他國薄弱”，一語道出了蘇聯和斯大林的真實態度。
在那之后，時局變幻，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停滯，歐洲各國宿怨重現，蘇聯逐步擺脫外交僵局，斯大林也就不急于解決十分棘手的“中東路”問題了。拖延之下，《協定》漸漸成為一紙空文。這讓張作霖對斯大林的積怨日深，于是故意破壞蘇聯在“中東路”沿線的利益，中國民間收回“中東路”的呼聲也開始高漲。
到了1927年，斯大林轉而考慮把“中東路”及沿線特權轉讓給日本，并派人與日方進行了秘密會談。中國政府得知這一情報后非常驚訝，東北當局更覺得蘇聯不可信。
恰在此后不久，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內外局勢的大變，把張學良推到了勢必一戰的境地——對內，他既要樹立“少帥”的威望，又要服從蔣介石，追隨其“反共絕俄”的政策，蔣介石也在鼓動他對蘇聯采取強硬態度；對外，他覺得中國雖然打不過日本，卻未必抵擋不住蘇聯，如果能把“中東路”一舉收回，就能集中精力對付日本，東北的事情就好辦了。樹威的渴望、錯誤的判斷、愛國的熱情結合在一起，使得28歲的張學良貿然決定對付蘇聯。
1929年7月 , 張學良（左圖）決心奪回“中東路”，不惜與蘇聯開戰。斯大林派“遠東軍魂”布柳赫爾（右圖）出戰，大敗張學良，撤退時順手占據了黑瞎子島，這一占就是79年。
1929年7月，張學良開始驅逐“中東路”的蘇聯職員，查封哈爾濱市內的蘇聯商業機構。斯大林隨即作出反應，宣布對華斷交，向中蘇邊界集結蘇軍。從7月到11月，張學良的東北軍陸續取得不少勝利，但都不是根本性的勝利。對蘇聯人來說，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于是，斯大林把蘇聯名將布柳赫爾（曾譯布留赫爾）派到前線，此人號稱“遠東軍魂”，日后位列斯大林的五大元帥之一，與中國頗有淵源。北伐戰爭時，他曾化名“加倫”，擔任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布柳赫爾一來，戰局立變，海拉爾、哈爾濱、黑瞎子島相繼失陷。“（東北軍）打得那個慘吶，有一個旅整個全滅了……團長自殺的自殺，陣亡的陣亡，全軍覆滅，都沒有了。”90歲那年，張學良親口講述了自己28歲時發動的這場戰爭，“我跟俄國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
順手強占黑瞎子島
1929年11月26日，一個冰天雪地的日子，張學良不得不要求停戰，并派出蔡運升和蘇聯談判。斯大林同意停戰，條件就是：“中東路”恢復此前中蘇共管的原狀。12月20日，蔡運升與蘇聯簽署《伯力協定》。對此，國民政府并不承認，理由是張學良為首的地方代表無權參與國與國之間的談判。
蔣介石鼓動張學良發起的這場戰爭，結果是雙重慘敗：不但鐵路沒搶回來，蘇軍撤退到黑瞎子島后，留下一部分駐扎不走了，一占就是79年。
黑瞎子島位于黑龍江、烏蘇里江匯合處主航道的中國一側。在滿語里，它的名字叫摩烏珠島，是“馬頭”的意思。在中國版圖中，它則是“雞冠”，是“東方雄雞”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由于島上生態良好，有黑熊活動，人們稱之為“黑瞎子島”。它扼守黑龍江、烏蘇里江的通航鎖鑰，其戰略地位從沙皇時代起就一直為俄國人所關注。1929年的斯大林同樣不會忽視它的戰略意義，撤軍途中順手強占這一水上關隘，成了再自然不過的選擇。
兩年后，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斯大林權衡利弊，宣布對日本侵略東北采取“不干涉政策”，并在1934年將“中東路”以1.4億日元的價格，出售給日本，還要求日本支付3000萬日元作為遣散“中東路”蘇聯職工的費用。1935年4月之后，蘇聯勢力退出了中國東北。即便如此，蘇聯也牢牢占據著黑瞎子島，不讓日本染指。
等到二戰尾聲，日本敗局已定，斯大林抓住機會，把賣給日本的“中東路”又給“要”了回來。1945年，斯大林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在雅爾塔秘密約定，一旦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則除了外蒙古獨立之外，“由日本1904年背信棄義進攻所破壞的俄國以前權益須予恢復，即：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復；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一蘇中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1945年8月9日，蘇聯對日作戰，蘇軍進入東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蘇聯重新控制了整條中東鐵路。
此時，蔣介石擔憂的卻不是什么主權完整，而是自己的心腹大患八路軍和新四軍已經發展壯大，如果蘇聯把東北的地盤、鐵路、軍工廠、關東軍和偽滿洲國軍的裝備都移交給中共，那么，中共很快就能建成一支百萬規模的正規野戰軍，具備大量重炮和一支坦克部隊，對自己的統治會構成巨大威脅。于是，蔣經國和斯大林談判后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拱手讓出外蒙古為代價，要斯大林保證中國東北的領土主權完整，港口和鐵路中蘇共有二十年，其后所有權歸中國。
斯大林答應了這一條件，并且承諾“在同情和支持中共方面以不使蘇聯與國民政府的關系破裂為限”。此后不久，蘇軍撤退，蘇聯勢力再度退出東北。
幫助中共站穩腳跟
1946年6月，國共內戰全面爆發，斯大林時刻關注著中國局勢的發展。從1947年下半年開始，蘇聯的政策有了變化，不僅輿論上公開支持中共，而且在行動上協助共產黨軍隊進入東北，轉交大批武器裝備，幫助中共在東北站穩了腳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蘇關系進入新的軌道。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各國在華特權，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外交基本方針。1949年，中共領導人密集訪蘇，一方面是想向蘇聯請教建國經驗，另一方面就是想與蘇聯協商廢除1945年的舊約，收回蘇聯在華特權。
1950年，在中共領導人的努力下，中蘇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規定不遲于1952年末，蘇聯政府將“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于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遲于1952年末，蘇聯軍隊“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并將該地區的設備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償付蘇聯自一九四五年起對上述設備之恢復與建設的費用”；旅順口的民事行政事務，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大連的行政，則完全直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隨后，蘇聯履行了上述約定。
2008年10月14日，中俄雙方在黑瞎子島舉行了“國界東段界樁揭幕儀式”，黑瞎子島西側一半的島嶼正式歸屬中國。左圖為黑瞎子島歸屬地圖，右圖為黑瞎子島界樁。
然而，黑瞎子島的歸屬始終懸而未決。直到2004年，《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規定，黑瞎子島一分為二，中俄各半，這一問題才得到最終解決。2008年10月14日，在黑瞎子島上舉行了中俄“國界東段界樁揭幕儀式”。糾纏一個多世紀后，中俄在東北的“懸案”終于塵埃落定，兩國長達4300多公里的邊界線終告全部確定。
短評：斯大林的邊疆邏輯
鄧小平曾評價過，自鴉片戰爭起，從中國得利最大的，一個是日本，一個是沙俄，“在一定時期一定問題上也包括蘇聯”。“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占的中國土地，超過150萬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還有侵害中國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島就是1929年蘇聯從中國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勝利時，美、英、蘇三國在雅爾塔簽訂秘密協定，劃分勢力范圍，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時期。當時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同蘇聯簽訂條約，承認了雅爾塔的安排。”
青年斯大林
誠如鄧小平所言，歷史是不容割裂的。斯大林和蘇聯對于中國邊疆的影響和干預，遵循的是蘇聯的歷史邏輯，它是大國沙文主義的邏輯，無一不是為蘇聯的利益考量。但客觀上，在此邏輯下的某些政策，一定時期內又幫助了中國共產黨，幫助了新中國建設的方方面面。所以我們看到，自20世紀30年代起，斯大林認為新疆穩定最符合蘇聯的利益，于是他出面打壓新疆分裂勢力、支持盛世才趕走其他割據軍閥、力促中共早日進疆。公允地說，他對新疆時局的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從二戰末期開始，蘇聯對國民黨和共產黨實行雙重外交政策，甚至表示在國共之間持“中立”立場。此后的中國內戰中，蘇聯根據國共雙方力量的消長而不斷調整對華政策。即便1949年中國共產黨已經取得了巨大優勢之后，蘇聯一方面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一方面指示，國民政府遷到哪里，蘇聯大使館就跟到哪里。因為這樣可以維護蘇聯從《雅爾塔協定》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獲得的利益。由此改變了中國北方的邊疆狀況。
但斯大林對中國邊疆最深遠的影響還是在制度上。斯大林原名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朱加什維利，后來他把自己的姓氏改為“斯大林”，意為“鋼鐵”。這個希望有鋼鐵般意志的人，在蘇聯創立了斯大林模式，開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此后，斯大林模式被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效仿，中國也不例外。必須承認，當時的中國，除了學習蘇聯，沒有其他選項。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蘇關系有一段蜜月期，中國全面沿用斯大林模式，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上都是如此。在邊疆地區，中國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斯大林模式，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民族識別，并產生了一些積極效果。
但是，一個制度再好，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不與時俱進，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有國外學者斷言，斯大林模式下的“民族化”政策和民族“領土化”政策，并沒有使蘇聯成為“民族熔爐”，而是成為了“新民族”的“孵化器”，導致各民族對本民族認同感越來越強，對蘇聯作為一個整體的凝聚力卻越來越低，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對此，我們需要引以為戒，探索適合于中國國情的民族治理和邊疆治理之道，這需要中國人自己的智慧和耐心。
（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載自《環球人物》）
責任編輯：昆侖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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