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晉商的成功離不開官場關系,明著是做生意,功夫卻在生意之外。他們押寶進京趕考的書生、金榜題名的狀元、即將上任的新官,還有想升大官的小官。一個個外表光鮮的朝廷命官,始終被孔方兄牽著鼻子走。官商連體,既導致官場腐敗和政權變異,也阻礙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一分錢憋倒英雄漢”,張之洞對此深有體會。他急需一大筆錢,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借到,為此苦惱不已。
張之洞自幼聰慧異常,他爹是貴州的一個知府,但是大家都說小張將來肯定超過老張。果然,小張26歲就名列殿試第一,當即被分配到翰林院工作。
翰林院是個典型的清水衙門,也是一個清閑的單位,但年輕的張之洞照樣干得熱火朝天。他認為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一定有機會實現修齊治平的宏偉理想。曾國藩老前輩當年殿試排名只是第四十二名,他能成功,我反而不能?而且,要不是兩次遇到堂兄張之萬任考官,按規定考官的家人必須應試回避,自己得功名還要早呢。
剛踏上工作崗位那陣子,張之洞苦思冥想寫了不少工作建議,上報之前總要先請堂兄把關,也期盼他說個“好”。張之萬是過來之人,給老弟潑了一盆冷水:文章確實有見地,不是一般人能寫的。但是呢,要想實現遠大抱負,必須出任封疆大吏,小京官作為有限。
這盆冷水對張之洞一生影響很大,但沒有澆滅他的工作積極性。誰知一晃小20年過去了,當年的熱血青年已是華發漸生,工作范圍始終沒出文教部門,總是在翰林院、考官、學政、國子監的崗位晃來晃去。
時間已到19世紀80年代。兩次鴉片戰爭之后,大清強敵環伺,民不聊生,國運日墜,上下束手無策,迫切需要經國之才。當時朝廷正在醞釀調整干部,正巧,張之洞就國防和外交政策發表的系統意見,第一次引起朝野矚目,據說慈禧看了以后,先是驚訝,后是連連點頭。
看起來主客觀條件都已具備,但張之洞早已不是憤青,他知道孔方兄必須出場。
經朋友牽線,張之洞來到位于前門的平遙會館,與著名的日升昌票號的老板見面。
日升昌老板:“打算借多少?”
張之洞:“10萬兩行嗎?”
日升昌老板:“急不急?”
張之洞:“不急就不來找你了。”
日升昌老板:“我先看看夠不夠,三天后回話。”
日升昌是山西的票號,也是全國最早的一家票號,是中國現代銀行業的“鄉下爺爺”。它實力雄厚,信用度高,分號遍及全國各地。10萬兩相當于今天的2000多萬人民幣,但在日升昌不是什么大事。老板用了緩兵之計,他有事要做。
在北京營業的山西票號都有一個名冊,有投資價值的各級官員情況都在上面,只要名字在冊,張口就到賬。名字不在冊的官員如果借錢,票號就要啟動客戶調查程序,根據調查結果再做決定。
日升昌老板翻了翻小冊子,根本沒有張之洞的影子。這個后來的晚晴四大名臣之一、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輝煌地位的大政治家,當時完全不為人知。
原來,這個姓張的沒有任何背景,也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前途。雖然時作驚人之語,但只是個小小從四品,還是剛提的。崗位職責是為上面講話發文件找點兒資料,人家用不用還兩說。父子兩代做官幾十年,老家沒添半畝田。總之,如果貸款給這哥兒們,等于拿銀子打水漂玩。
于是,日升昌委婉地拒絕了張之洞。
第二天,絕望中的張之洞收到了一封請柬,協同慶票號老板請他赴宴。
協同慶的規模和實力比不了日升昌,一下子很難拿出10萬巨款。但它能在京城站住腳,自有道理。大客戶早被大票號瓜分,它就鎖定小客戶,用低低的成本、濃濃的人文關懷,做了生意,賺了感情。
日升昌拒絕張之洞話音未落,協同慶已經啟動了應急預案。
在協同慶的花名冊上,張之洞在有抱負有潛力缺機會的小官一欄。根據內部消息,最近張之洞行情陡然看漲,不排除是一匹黑馬。他的問題在于自視甚高,人脈枯薄,動手又太晚,每個環節都可能有阻滯,所以資金很關鍵。
他身陷如此困境,在他身上投資,他一定不會忘記。他的工資僅能糊口,家里還養了十幾只貓,而養寵物的人一般都重情重義。這單生意的風險是,不能確定餡餅一定砸到他的頭上,也就是說,存在血本無歸的可能性,這是協同慶無法承受的。
董事會經過一夜磋商,最終做出了一個完美的方案。
席間,協同慶老板勸酒夾菜,謙恭有加,好像沒有別的事。張之洞滿腹狐疑,好幾回想咨詢一下貸款的事,人家總是笑笑說,這是小事,喝酒喝酒。等到酒足飯飽,協同慶老板正色道:
“您的文章、韜略、人品舉世景仰,我們早就想結識您了。您時運不濟,憋屈多年,大家都為您鳴不平。國家都這樣了,人才該出頭了。需要我們搭把手的話,您盡管吩咐。”
張之洞第一次如此受人尊崇和理解,不禁熱淚盈盈:
“數字太大了,恐怕你們也為難。”
協同慶老板問:“30萬兩夠嗎?”
張之洞大驚:“10萬兩足夠了!”
老板又問:“是一次性送給一個人嗎?”
張之洞說:“當然不是,需要打點不少人呢。”
老板出了個非常可心的主意:“您這么大官,弄一堆銀子回家目標太大,也不安全,不如每次用多少過來拿多少,到起到效果為止。”
協同慶剛為張之洞支付至三萬兩,餡餅突然像雨點兒一樣砸向張之洞,也砸向協同慶!
1881年(光緒七年)7月,慈禧做出了一個清史上罕見的決定:張之洞由翰林院侍講學士,直升為從二品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一夜之間連升四級!年底,張之洞出任山西巡撫。次年到任不久,又不斷轉任其他重要崗位。又過兩年,張之洞榮升兩廣總督。
張之洞終于實現了封疆夢想,開始在中國歷史大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他也不忘老朋友。一到廣州總督署,他就開始招商引資,讓協同慶票號壟斷了兩廣的金融業;轄區內所有上交中央財糧稅款事務,統由協同慶代理。短短幾年,協同慶輕松賺進百萬,勢頭直逼日升昌。日升昌則因為看走一回眼,腸子都悔青了。
張之洞與協同慶的成功合作,是封建社會官商關系的縮影。
明清兩代,晉商掌控全國商業、金融業達500年之久,天下富人十之六七是晉商,成功的秘密就是與官場的關系鐵。晉商明著是做生意,功夫卻在生意之外。
晉商的第一桶金是朱元璋給的。當時為了防范殘元政權,必須加強邊防,但是后勤工作跟不上。因為山西與蒙古地區是鄰居,朱元璋就與山西商人做了一個交易,只要他們肯給邊防軍供應糧食,就能拿到食鹽的特許經營權。晉商的腰包迅速鼓了起來,接著便殺向了全國。
清朝入關之前,同樣面臨軍事物資短缺問題。晉商哪管什么社會責任,忙著走私,兩邊游走大發其財,作用相當于清軍后勤部長。因此順治皇帝一到北京,就隆重宴請了八位晉商代表,并將它們列編于內務府,由私企轉為國企,特權多多。
當市場經濟迅猛發展,客觀上呼喚金融資本的時候,晉商的商業分號因為早就遍及全國,便搖身變作網點密布的票號,也就是現代銀行性質的金融企業,西方人則干脆把票號叫作Shanxi Bank!
票號的鼎盛期在1900年到1910年,當時全國總共有51家票號,其中43家是晉商的,動力還是官場。1900年八國聯軍進京,慈禧狼狽西逃,一路食不果腹的窘況,到了山西才改變。晉商不但早早知道老佛爺的行蹤,還準確地預測到政局的發展走向,就像協同慶對待張之洞一樣,接風洗塵,熱情周到,臨走還獻上20萬兩零花錢。
慈禧大悅,《辛丑條約》簽訂后,連本帶息十億兩白銀的賠款,統統通過晉商票號走賬,晉商大發了一回國難財。
晉商根在山西,枝繁葉茂在權力最集中的地方。在北京,山西票號和各家會館的工作重點,是通過無所不至的一條龍服務,培養、結交和套牢權貴。
當各地讀書人進京趕考的時候,他們就在貧困而聰慧的考生身上押寶,為他們提供食宿,送點兒小錢。當考生金榜題名,運作補缺上崗時,他們及時提供貸款。新官要上任了,張之洞那些小官想升大官了,官場上遇到坎兒了,打官司了,無不需要山西票號做中介、出經費。總之,一個個外表光鮮的朝廷命官,始終像牛一樣被牽著鼻子走,晉商是官場腐敗不停息的發動機。
所以說,商場離不開官場只是問題的一面,官場同樣離不開商場。官商共生共榮必然滋生各種幫派,對封建政權構成了致命威脅。到了晚清,晉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各級官員,甚至能左右政府的決策。由于雙方關系如膠似漆、難分難解,自然形成了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第二政權”、“影子政府”。這對朝廷是真正的噩夢,因為在不知不覺中,權力從紫禁城的門縫溜走了。
然而晉商也是受害者,不但活得沒有尊嚴,更要命的是,人家能讓你發財,也能讓你破財。所以晉商錢再多,也只能拼命置地蓋房子,滿足于當胡吃海塞的土財主,根本不敢擴大再生產。今天我們到了山西,還能看到不少這個大院、那個大院,原因就在這里。
結論是,官和商成為連體嬰兒,既導致官場腐敗和政權變異,也阻礙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原載《中國歷史的教訓》,昆侖策研究院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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