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1942年秋，法國年鑒學派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撰寫的《十六世紀的無信仰問題：拉伯雷的宗教》一書問世。該書的長條稿樣先經維希當局審查，后由納粹宣傳局授權，最后才被送往印刷廠正式刊印。按照當時的規定，公開發行的書籍要蓋上“希特勒小國旗”形狀的印戳。在法國淪陷時期，費弗爾還出版了其他著作，它們也經歷了類似的程序。相比之下，這一時期年鑒學派的另一位創始人馬克·布洛赫未有任何著作“正式”出版。他把筆當槍使，走上公開反抗納粹的道路，最終因之而失去了生命。對于布洛赫的“激進”言行，費弗爾似乎不太認可。他曾寫道，付出生命的代價，并非是通向精神偉大的唯一道路。那么，在那段黑暗的歲月里，費弗爾選擇走的是何種“精神偉大”之路呢？

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呂西安·費弗爾

《馬克·布洛赫與呂西安·費弗爾通信集》近來陸續問世
 

        一戰爆發時，時年36歲的費弗爾被征召入伍，成為一個步兵團的中士。除了幾個月因病養傷之外，他一直奮戰在抗敵前線上，因此獲得多枚榮譽獎章（如法國榮譽軍團勛章）。1919年，他以一名機槍連隊長的身份復員。與費弗爾的經歷相似，布洛赫先是一個步兵團的中士，后來成為一名情報官員，到1919年亦以隊長的身份復員。1920年，他們均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學任教，由此開始了20多年過從甚密的友誼生涯。盡管二人性格差異較大，但都支持共和民主政體，思想上接近當時左翼的社會黨。由此可見，費弗爾在人生格調上是與布洛赫相通的，其愛國情懷毋庸置疑。

        既然如此，如何解釋他們在法國淪陷時期的道路“歧異”呢？要對這一問題做出合適的回答，我們需將個人置于歷史語境中加以考察。1940年6月22日，法德雙方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標志著法國本土全面淪陷。根據停戰協定，法國軍隊宣布解散，并交出所有軍事裝備；法國只能擁有一支10萬人的維持治安的部隊。值得注意的是，停戰協定并未向法屬海外殖民地提出要求，也就是說，法軍若堅持抵抗的話，并不缺乏根據地。然而，由于殖民當局紛紛倒向維希政府，法國境內任何有組織的軍事抗爭活動也就化為泡影。法蘭西要獲得民族解放，相當程度上需依賴于外部形勢的好轉，即反法西斯同盟國的軍事進展。

        對此，費弗爾和布洛赫心里都十分清楚，只是不知道國土淪喪究竟會持續多長時間。面對敵人的囂張氣焰和民族的悲慘命運，他們一度迷惘過，布洛赫甚至想過逃亡美國，只是手續出了問題而未能成行。他們都在思索，還有什么事業有益于法蘭西民族及其未來。此時，他們找到了目標上的契合點，那就是年鑒史學（費弗爾稱之為“年鑒使命”）。早在1939年10月，《年鑒》雜志的社論中就提到：如果法國萬一陷入不幸，雜志也不能放棄其客觀性；要以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朗為榜樣，將德國人拋在腦后，致力于雜志的偉大事業。皮朗是一位深受費弗爾和布洛赫敬重的年長學者，在一戰期間被德軍囚禁在戰俘營里，恰是在這種環境里，他寫下了舉世名篇《穆罕默德與查理曼》。

        《年鑒》雜志為何如此重要？因為它的創辦，既是學科發展內在邏輯的結果，更是法、德民族在學術競爭上的產物。眾所周知，歷史學的科學化是在德國率先完成的，然后逐漸向世界其他國家擴散。20世紀初，主導法國史學界的，正是由德國蘭克學派所倡導的客觀主義史學。這種史學注重國家、政治和司法等話題，強調史家對檔案材料的依賴，固守于一己學科之內，缺乏與其他學科的溝通。對于這種狹隘的歷史學，費弗爾和布洛赫均表示不滿。他們認為，社會、經濟和文化是歷史的重要方面；一切可以服務于史學研究的資料，都是有價值的；應大力開展跨學科研究，以更好地理解過去與當下。正是基于這一史學理念，他們二人于1929年創辦了一份帶有“反叛”色彩的史學雜志，即《經濟社會史年鑒》，簡稱《年鑒》。自創刊起，該雜志的宗旨就不是辦成一份普普通通的學術刊物，而是企圖占據經濟社會史領域的話語權。當時，一份名為《社會經濟史季刊》的同類刊物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它由德國和奧地利學者于1903年創辦，雖然該雜志聲稱是一份跨越民族界線的國際性刊物，卻帶有明顯的排法色彩。對此，1933年費弗爾致信荷蘭著名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年鑒》必須取代《季刊》，因為后者幾乎變成了一種完全由德國人掌控的民族性刊物。

        然而，1940年6月法國淪陷后，這份苦心經營的雜志卻面臨停辦之虞。根據納粹宣傳局的規定，凡是出自反德分子、反納粹分子、猶太人、共濟會人士和共產主義分子等手筆的，均不得出版。學術雜志也要接受嚴格審查：編委會成員的身份務必“干凈”；不得刊登列入“黑名單”之人的文章；不得提及這類人的著述等。由于這類規定，猶太學者亨利·貝爾創辦的《歷史綜合評論》被直接勒令停辦，而另一權威雜志《法國新教史協會會刊》也遭遇同樣的命運。《年鑒》雜志亦受到沖擊：在它的編委會成員和供稿人當中，有不少屬于身份“不干凈”之人。

        首當其沖的是布洛赫。由于他是猶太人，不僅早些時候被逐出了索邦大學（1936年獲得該校經濟史教授席位），此時還得面對與這份雜志的關系問題。根據當局的規定，《年鑒》雜志要么停辦，要么“討人嫌”之人退出。針對這一情況，布洛赫認為，如果《年鑒》不能以其真正的面貌問世，還不如斷然停辦。他在致費弗爾的信中寫道，“我不想看到的唯一事情是，人們說，‘馬克·布洛赫被趕走了，而《年鑒》雜志則照辦不誤’。我不想看到這種局面，想必你也如此。”他想提醒費弗爾，如果自己選擇退出，僅是雜志日益失去自由的第一步。

        費弗爾的立場是，“《年鑒》雜志必須存在，必須。”他向布洛赫陳述了兩點理由：第一，這一雜志是“一份法蘭西民族的雜志”，它的停辦意味著“法蘭西民族一種新的死亡”。第二，在納粹德國的鐵蹄之下，許多法國民眾需要精神上的支撐，而《年鑒》雜志作為一種公共平臺，可以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他也提醒布洛赫，當年伏爾泰就是在不自由的環境中寫下偉大著作的。因此，他向布洛赫提議：為了避免厄運，他自己必須成為《年鑒》雜志的唯一所有人和唯一主編，不過保證決不會在雜志的內容上做出任何妥協，后者還可以化名為該雜志撰稿。最終，布洛赫選擇了妥協。

        為了維持這份雜志，費弗爾除面臨資金短缺和人手不足等問題之外，還得經受當局審查制度所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正是在這種處境下，1942年改名為《社會史文集》的《年鑒》雜志（為不定期出版物，可以減輕當局對其的審查力度），仍基本堅持學術的獨立性和客觀性。除了學術的尊嚴得到捍衛之外，費弗爾的一些舉措可謂大膽：繼續起用遭當局明令禁止的年鑒成員，如布洛赫化名為“富熱爾”，繼續為雜志撰寫論文和書評；著力提攜一些學術新人，如雜志在1942年的“個人信息”欄目中，特意報道了身處德國戰俘營的布羅代爾正在撰寫博士學位論文一事，當時他尚處于學術的成長期。由于這些不尋常的舉措，費弗爾不僅為當時的知識界提供了一道不一樣的文化風景，而且為二戰后《年鑒》雜志的順利過渡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二戰結束后，年鑒史學迎來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1946年，雜志刊名又由二戰時的《社會史文集》改為《年鑒：經濟、社會與文明》，體現出強烈的時代氣息。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史學的推動工作開始有了一個強大而穩固的組織基地——新成立的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六部，費弗爾擔任該部的首任主任，1956年布羅代爾接替其職。在二人強有力的領導之下，年鑒史學逐漸走向世界，最終在20世紀的國際史壇中形成一枝獨秀的局面。因此，學界流行這樣一種說法，如果說19世紀是“蘭克史學的世紀”，那么20世紀是“年鑒史學的世紀”。而在這一過程中，年鑒史學的創始人發揮了重要作用。正是布洛赫的為國捐軀，彰顯了年鑒學派的人格魅力；正是費弗爾的“忍辱負重”，成全了年鑒史學的偉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