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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評胡德平先生的私有經濟觀

《紅旗》停辦，改為《求是》，屈指一算，已經36個年頭，從《紅旗》的“實事求是”到《求是》的“實事求是”。兩種實事求是，有哪些差異？

從一個歷史片段說起，據記載，1962年7月6日，毛澤東應要求先后與田家英、陳云談話。兩位都強烈提出分田單干。

其中田家英之前在5月16日，以韶山大隊等要求，提出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毛澤東勸導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這次再提，毛澤東直擊本質：“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

陳云也是經過了深思熟慮。“據姚依林回憶：1962年5月，陳云在上海找姚依林、陳國棟等談恢復農業生產問題，認為包產到戶還不徹底，與其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姚依林擔心地說，這個問題，毛主席怕不會接受。陳云說：毛主席是實事求是的，我去講。先搞分田到戶，這更徹底一點。集體化以后再搞。”

7月8日，毛澤東召集高層會議，提議起草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文件，經反復討論，在八屆十中全會通過，貫徹到全黨。（以上均見同日《毛澤東年譜》））

由此看來，毛澤東和陳云，有各自不同的“實事求是”。

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是通過集體經濟，建立社隊企業，離土不離鄉，農業產業升級為工業化，改造中國，共同富裕。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但是也有兩重性，毛澤東多次引用列寧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在產生資本主義，只有集體經濟，才能防止多數農民喪失土地，防止兩極分化，這是改造中國的唯一正確途徑。

毛澤東實事求是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保護農民的自留地。“大集體，小自由”。自留地，也就是胡德平先生高度關注的私有經濟，毛澤東采取了十分審慎的態度，在占比5%至15%之間做了探索（參見紫虬：《也談毛澤東同志與“割資本主義尾巴”》）。

農田生產責任制和自留地，是基層群眾在集體化熱潮中創造出來的。毛澤東調查研究，分類歸納，將其總結為合作化道路中的經驗之一，這是最早的集體經濟和家庭經營。劉少奇等人在工作探索中“左”右搖擺，借糾正“反冒進”而刮“共產風”、“浮夸風”。出現餓死人惡果之前一年，毛澤東最早發現苗頭，努力糾正，自著名的致六級干部信以后，緊接著，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以中央名義發文緊急通知恢復自留地和家庭養豬禽鴨鵝（同日《毛澤東年譜》）。毛澤東的農村私有經濟和家庭經營政策，是努力糾正“左”、右傾認識的產物。

而陳云、田家英主張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在困難形勢下，單干肯定可以“刺激農民積極性”，從一部分人的立場，從眼前考慮，這也算是一種“實事求是”。但是毛澤東認為，它代表了“三分之一的富裕農戶的立場”，放棄了“三分之二的基本農民群眾的立場” （《毛澤東年譜》1962.8.9）。單干風“越到上層風越大”，事關社資兩條道路和階級斗爭。

兩種“實事求是”有兩種客觀效果。毛澤東已不像七千人大會之前的糾偏，而是上升到階級斗爭，保衛了集體經濟。糧食產量從1961年的低點明顯恢復，到1966年已達歷史高點。

七十年代后期，安徽率先家庭承包，如萬里在視頻中坦承，“違反黨的決議，又不合憲法”，得到陳云“雙手贊成”。但是，從生產要素看，家庭承包后，糧食增產主因是化肥的應用。

家庭承包后，1985年11月24日，薄一波匯報，農村黨員干部在個人致富中，部分人“依仗特權謀私致富”、“雇工經營”。鄧小平答復，“要管一下”，“將來還是要引導到集體經濟”（同日《鄧小平年譜》）。

三十年后，2017年在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習近平作出評價：在“連片的深度貧困地區”，“貧困發生率普遍在20%左右”，貧困縣“貧困發生率平均在23%，縣均貧困人口近3萬人”，“貧困村，全國12.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居住著60%的貧困人口，……四分之三的村無合作經濟組織，三分之二的村無集體經濟”（人民網，2017-09-01）。實際上，觸目驚心的貧困和集體經濟凋敝，和家庭承包制幾乎同步。這些正是毛澤東所擔心的。

毛澤東的實事求是，得到習近平的繼承。2016年習近平在小崗村農村改革座談會上指出：“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

當下正在討論審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力圖深入規范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和家庭經營，振興農村，適應人工智能時代。

2021年2月，新華社文章報道，“中國宣布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毛澤東、陳云的兩種“實事求是”，核心區別是對待私有經濟。

陳云、鄧子恢、田家英的“實事求是”著眼救災恢復生產，具有實用主義特征。1962年6月下旬，陳云比毛澤東先行回京，其分田單干主張除周恩來提出“不應再散”外，受到一些贊同。7月2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現在所有的形式中，農業是單干搞得好。不管是黃貓、黑貓……”（金沖及、陳群主編：《陳云傳》三，1332，中央文獻出版社）

前中宣部理論局局長回憶，1989年陳云和李先念反思改革開放，共同認為毛主席說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是正確的。（盧之超：《海邊憶往——圍繞中南海的回憶與思考》，173頁）這是老一代革命家陳云對自己提出的“交換、比較、反復”唯物辨證認識方法，在晚年完成的最后實踐。

由以上可以看出，毛澤東對私有經濟有三點基本態度：

1、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承認個人權益，反對損害集體和國家，以公有制主體為前提，保護適度的家庭經營和生產資料私有，公主私輔；

2、始終維護多數人的利益，保護群眾中蘊藏著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3、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斗爭”去把握，“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毛澤東年譜》1964.7.5）

之所以回顧歷史片段，是告訴胡德平先生，新中國至今的私有經濟政策始終是排除“左”和右的產物。改革開放后，我國私有經濟的變化，有經濟補充的需要，更有嚴重受到西方經濟學誤導，私有占比畸高部分。一些所謂信仰馬克思主義者，如胡德平先生，在西經誤導下，產生只有私企才能發揮市場主體作用，只有私有化才有“活力”的認識誤區，把與“國營”對應的“民營”完全定義為私有經濟，拉大旗作虎皮。

他們脫離群眾，不懂得社會主義新鮮經驗來自基層創新，看不到也不感興趣在民營經濟中有遠大共產主義志向的先進企業家和員工群眾的積極性：在勞動主體統御資本中產生活力，力求科技和客戶服務的世界領先；在變革企業的生產關系中，力克效率與公平悖論，探索創新公有經濟形式。

他們離開馬克思主義指導，回避公主私輔，回避資本驅使勞動的關系對社會的控制，否認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消極于限制兩極分化機制。

他們用實用主義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停留在片言只語，來支撐錯誤主張。例如胡德平先生避開恩格斯關于私有制導致產生對抗階級和國家機器的觀點，一廂情愿地談論私人經濟、私人資本和私人財產“自我消滅”，完全無視蘇聯解體、社資誰勝誰負遠未解決、國家命運充滿風險的現實，甚至提出“回擊……大搞反和平演變的逆流”這樣喪失立場的荒唐話語。

順便提出，胡德平先生4月13日的文章把摩爾根的話錯引作“恩格斯所言”，忽視恩格斯對此文的文責劃分，這不是偶爾的粗枝大葉，而是漠視恩格斯此文的核心觀點。難道之前批評胡先生“主張讓私有制自發地演化、演變”批評錯了嗎？

附：

胡德平：民營（私有）經濟生命周期的預測——兼答紫虬先生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