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堆發黃的賬本，1994年被確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我們可以借用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雷潔瓊為韶山毛澤東紀念館的題材作為本篇的結尾：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芬蘭、以色列，這兩個袖珍型的國家，自然資源匱乏，創業數量和創造能力卻在世界遙遙領先。反觀中國，學生們的學習時間長、知識多，卻沒什么創造力。
必須深入毛澤東的思想與實踐的深層邏輯，把握其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實踐的獨特價值取向，才能使其“學術富礦”的價值得以充分展開，以服務于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偉大實踐。
毛澤東喜歡把“二十四史”中一些他覺得有意義的人物傳記，送給其他中央領導人閱讀，有樂趣共享，有史識共鑒，有經驗共取，有教訓共勉，也都是為了古為今用。
我從小就親眼觀看著，農民因為沒有土地所遭受的種種悲慘折磨，這使我更加熱愛土地;同時又日夜地懸著心，唯恐那幾畝使我賴以生存的瘠薄的土地，有一天會被人奪走。
毛澤東站在勞苦大眾立場，執行了一條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和全世界受壓迫民族和民眾根本利益的外交路線；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則是完全站在美國資產階級立場。
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要使人民有這樣的覺悟。教科書對于為前途、為后代總不強調，只強調個人物質利益。
正統經濟學對國家角色的理解限定在“修復”市場失靈，至多承認“基礎科學研究”的高外溢性使私人部門投資不足，并認為此時國家投資才是正當的。
中共究竟如何領導根據地軍民，又是以怎樣的方式堅持抗戰呢？對應的問題是：幾乎所向披靡的日軍為何一直不能實現“治安”呢？
堅持用“毛澤東思想”分析問題時，卻發現了一個新的問題——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已經變得不合時宜，宣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成了最危險的文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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