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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毓海：解析毛澤東名言：“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點擊：  作者：韓毓海    來源：觀察者網  發布時間:2017-07-16 09:13:24

  

1

 

毛澤東說過許多名言，其中很著名的一句是：“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這話是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的。

在歐洲，“民族精神”這種說法，是由黑格爾發明的，而黑格爾發明這個詞，起初似乎就是為了貶低中國。

他在《世界歷史演講錄》里說，在中國，皇帝之下，眾生平等，皇帝的家法就是國法，在這種法律面前，老百姓是完全被動的，所以，中國沒有精神。而印度倒是有一點精神，但印度宗教的實質就是自戕、殺我和無我，印度的那點精神萌芽，全都被印度教和佛教扼殺了。

波斯文明中存在著光明與黑暗的對立，在那里，精神與世界是對立沖突的，到了希臘文明時期，精神與世界才走向完全的和諧一致。最終，在普魯士那里，精神充滿了世界，世界上只有精神。

《世界歷史演講錄》與其說是歷史著作，還不如說是宣言書。在這部書中，黑格爾把普魯士的“文化自信”，渲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什么是“精神”？

黑格爾所說的“精神”，當然不是魯迅筆下的阿Q“精神勝利法”。他所說的精神，既包括理性，也包括意志與熱情，而意志就是反潮流，熱情尤指斗爭精神。

為什么說“人要有一點精神”呢？

所謂精神，在黑格爾那里，說白了就是社會意識。人生活在自然與世界之中，人能夠意識到世界、自身和他人，能夠自我反思，而且，還能夠通過實踐改造自我與世界，而動物就沒有這個能力，所以，動物沒有精神。

黑格爾的另一部著作《精神現象學》，是拿破侖大軍打進普魯士時寫的，完稿于黑格爾逃難的路上，但這部書的主題，卻是謳歌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運動，拿破侖是“騎在馬背上的世界精神”，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大革命開啟了世界現代史——這些觀點就是黑格爾提出來的。

列寧說，黑格爾的哲學是“革命的代數學”。黑格爾開啟的現代性，叫革命現代性，他所謂的“精神”，如果干脆說白了——那無非就是指“革命精神”。

馬克思批判黑格爾，但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里，卻公開宣告自己是黑格爾的學生。

斯諾二訪延安，問毛澤東是否讀過黑格爾的書，毛回答說當然讀過，不過他又說，我自己的書，是中國革命戰爭經驗的總結。

 

1939年斯諾二訪延安

這話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在否定黑格爾嗎？

恐怕不是。多年之后，路易·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中指出：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是對黑格爾思想的發展，盡管對精神運動的描述，毛的書比黑格爾的著作還要復雜一些。

黑格爾的書難懂，文德爾班去黑格爾、歌德的時代不遠，但他說，能讀懂《精神現象學》的人已經都過世了。

毛澤東曾經告誡共產黨的高級干部們說：馬克思的書，必須與康德、黑格爾的著作一起讀，否則，你們根本就讀不懂馬克思。

實際上，毛澤東的書也很不好懂。毛曾經對自己的女兒李敏說：我的書，你們四十歲之后才能讀得懂。于是，李敏便天真地回答說：好啊，那我干脆四十歲之后再讀吧！

李敏的回答，不知為何讓我想起了錢玄同的名言。錢玄同曾說，人過四十該槍斃。

他的意思是：四十歲之后，意志退化，根本就沒什么“精神”可言，更何況“革命精神”。

魯迅說，章太炎先生是革命家，但他何以把自己的書搞得如此難懂呢？

魯迅還說過，“偉大也要有人懂”。

2

德國人所說的精神，當然不等于理性，甚至不等于知識。

康德說，純粹理性是經驗的總結，它遵循的是數理邏輯，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就是理工科思維。而實踐理性針對的是人類社會，觀察人類社會需要辯證法，由此產生的學問便是社會科學。至于判斷力，則需要主觀的訓練與修養，對于非音樂的耳朵，再美的音樂也無濟于事。

康德的“三大批判”，劃分出人文、社會、自然三大不同學科。

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毛澤東，對于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義？

康德當然不知道什么是阿爾法狗，但他的三大批判背后，卻有一個驚天的預言：離開了實踐理性和判斷力，純粹理性片面發展的結果，就是那些掌握了機器的人統治世界，而最終便是機器統治人類。

馬克思說：機器排斥人類勞動，人發明了機器反而被機器所控制，這叫異化。而人要掌握機器生產資料，要不被后者所控制，那就只有通過革命——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其實是對康德問題的破解。

馬克思所說的革命，當然不僅是指階級斗爭，毛澤東說：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這都是革命，這都需要革命精神。

告別疾風暴雨的階級斗爭，不等于告別革命。中國的知識分子，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就暢言“告別革命”，他們的真實用意是“學術淡入，思想淡出”，他們要告別、排斥的也不是“思想”，而是“精神”——是馬克思和毛澤東所說的“革命首創精神”。

事實證明：那種沒有精神和思想的學術，等于扯淡。今天的某些所謂學者，不過就是打字機和復印機。

黑格爾比較看不起英國的學問，哲學上的經驗主義，經濟學的功利主義，政治學的自由主義——他統統看不起，甚至，他連牛頓也看不起，他說，蘋果掉下來不是吉兆，上帝的蘋果掉到亞當、夏娃頭上，“阿瑞斯的金蘋果”掉在希臘人頭上，包括蘋果掉到牛頓頭上——凡是蘋果掉下來，那都是禍事。

康德、黑格爾以為，如果只有理性而沒有精神，人類思想就會“偏科”，自然科學就會離開了人文社會科學片面發展，理工科思維就會統治世界。

而現在的大學，不就是這樣嗎？

如今，文科教授都被理工科的同行管得服服帖帖的，我們的世界，早就被阿爾法狗打敗了。

毛澤東青年時代也偏科，但他偏的是人文社會科學。數學考零蛋，他干脆曠課，他的親戚王季范說：你這樣下去根本不能畢業，毛依然我行我素，絲毫不為所動，因為楊昌濟先生說，毛澤東這樣的人才不能用學校的規范去約束，他才順利畢業。

1917年，楊先生在湖南一師講倫理學，用的教材是蔡元培譯泡爾生著《倫理學原理》，毛澤東在此講義上大做批注，成《讀倫理學原理筆記》一篇，其中講的道理就是：精神由理性、情感和意志構成，精神大于理性，沒有意志、沒有熱情、沒有健全之體魄，就不能正確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

“欲栽大木柱長天”，楊昌濟就是通過這篇批注宏文，看中了時年24歲的毛澤東。

3

怎么評價毛澤東，怎么認識現代中國，這些當然都是天下最大的難題。

但是，有一點確定無疑——僅憑所謂純粹理性，你不可能認識毛澤東、讀懂毛澤東，也不能認識現代中國、讀懂現代中國。

僅憑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你能解釋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成事、能成開天辟地之大業嗎？

1921年召開的中共一大，有13代表。這13個黨代表里面，有7個脫黨，但是，你不能說，他們當時做出脫黨的決定，那不是出于“理性選擇”。

如果“理性選擇”是趨利避害，那么，許多叛徒的選擇就是理性的。

如果“理性選擇”就是保存自己，那么，選擇在1921年、1927年、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就是完全不理性的。

蕭子升就是個好例。 1917年暑假，他曾經和毛澤東不帶一文錢，遍游湖南五縣，搞調查研究，號稱“斯文乞丐”，瘋狂地追隨毛澤東——蕭子升曾經是毛的第一個“大粉絲”。

《恰同學少年》中毛澤東與蕭子升窮游湖南

1921年，蕭子升從法國回湖南，毛澤東說服他加入共產黨，但卻被蕭拒絕了，蕭后來回憶說：當時，兩個赤誠的兄弟，因為意見不能取得一致，而相對流淚。直到這一年的7月，他們同船由洞庭出航，在船上，毛還在試圖說服蕭，結果卻是蕭在武漢中途下船，從那里轉道回法國去了，而毛澤東獨自一人航行去了上海。

多年之后，晚年的蕭子升在烏拉圭寫回憶錄，他依然還是“理性的”。他說：即使當時知道毛澤東此去是開中共一大，他也不能相信，中國共產黨會在28年后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即使今天中國共產黨已經在中國掌權，我還是認為毛變革中國的思想，犧牲太大，從理性上還是不能說服我”。

無論當時意氣風發的蕭子升，還是晚年流落烏拉圭的蕭子升，他都以為自己并不比毛澤東學問差，在他眼里，中國革命怎么看起來怎么都不像是理性選擇，更不用說是符合“帕累托最優”了。

蕭子升說的，其實一點都不錯。因為中國革命是精衛填海、夸父逐日，是愚公移山。但是，在現代留學生眼里，這些皆不過是浪漫主義的神話。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閉幕詞里這樣說過：

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說是你們這樣干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

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么挖不平呢？

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

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

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這個閉幕詞，就是中國人的“《圣經》”，我以為它比《共產黨宣言》一點兒也不差，但是，今天的中國人把這篇文章介紹到國外時，標題卻翻譯成了“傻老頭搬山”，令人啼笑皆非，外國人不懂，中國人自己也不懂。

我感覺，他們這樣做，就是成心惡心中國革命。

4

 

有人說，毛澤東鬧革命還行，但搞建設不行，他不能以革命的方式搞建設。

這些人的理由包括：你不能一上來就搞重工業、軍事工業。軍事工業，高投入低產出，如果不打仗，收益為零，你那么搞很蠢，不符合比較優勢理論。

說這種話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樣的世界里，鴉片戰爭一聲炮響，西太后、李鴻章、蔣介石都想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只是沒搞成，反而把自己搞得身敗名裂而已。鄧小平有言：有8000萬噸鋼，我什么都不怕。因為鄧小平知道，你手里沒家伙，人家就打你。

什么是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夢”？林語堂說：“只是希望國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無苛稅、換門牌不要錢，人民不必跑到租界便可以安居樂業的干凈土”。

微觀經濟學，它的道理固然清楚明白——供給加需求，這就是全部。但是，它這不是簡單明白，它這是簡單幼稚。今天，美國說了，敘利亞人頭上需要炸彈，于是炸彈的需求和供給就產生了，你敘利亞說我不需要炸彈，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也一起嚷嚷說：炸彈根本不是真正的需求——但是，他們的話有用嗎？

市場理論當然也是清楚明白的：管住貨幣，放開價格。但我看這也基本是廢話。問題在于中國的貨幣在哪里？白銀都被大清賠完了，民國的法幣等于一張廢紙，1949年，中國的貨幣就是解放區的小米。

西方經濟學只知道資源短缺，從來不知道什么是資本極度短缺，馬克思說，決定經濟發展的不是市場，而是資本，這真是一針見血啊。

西方的資本是哪來的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里的一篇《所謂資本的原始積累》中說，西方的資本，他們的“第一桶金”，都是通過打仗，通過掠奪世界搶來的，而剝削自己國內的勞動者，這根本就不是西方“大國崛起”的主要原因。

近代中國，始于被打（資本被人家搶跑了），終于被打（沒有資本發展工業），按照主流經濟學，軍事工業是資本密集型，投入產出不合比例，因此，中國根本就搞不了——這就是所謂理性的結論。落后挨打，這就是中國的命運或宿命，換句話說：中國的近代命運，根本就是歷史的“理性選擇”。

新中國的“第一桶金”當然也是打出來的，但與西方列強不同，毛澤東不是選弱國打，而是選世界上最強的美國打?？姑涝?，毛澤東死了兒子，中國死了19萬人，打出了中國在世界上的發言權，換來了蘇聯156項援助。

今天還是有人說，抗美援朝，這不是理性選擇。是啊，但說這種混賬話的人，怎么會理解一個偉大的父親，為了中國人不再挨打，把自己的兒子送到美國人的燃燒彈下？

而且，你更不要忘記還有關鍵一條——這就是資本一定要對制度說話，而這也是現代世界的“公理”，蘇聯的投資當然也是資本，絕不因“社會主義陣營“而改變。于是，赫魯曉夫方才說，中國搞不了空軍、海軍，還不如跟蘇聯一起搞算了。

如果放在今天，那些“理性人”也許就會屁顛屁顛地舉手同意老大哥的建議，他們對赫魯曉夫感激涕零還來不及呢。

毛澤東確實太不理性，他竟然回了這樣一句：好嗎！干脆中國都給你，我重回井岡山打游擊去吧。

在今天的賢達們看來，白給的錢不要，你是給臉不要臉，還敢打投資方的臉，資本大勢，浩浩蕩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豈止是太不理性了？

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當外資和對外援助在一夜之間撤走，導致一切在建工程全面停工，這對一個發展中國家意味著什么——她的命運必然是：銀行破產、政府垮臺、社會動亂。

而這，恰恰是中國在1958年所面對的局面。

但是，我們沒有停工，我們沒有垮臺，在共和國的腳手架上，我們的人民揮汗如雨。我們回答說，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當時的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到：河北省一個只有三條驢腿的互助組，農民們從山上背回了生產資料，支援了四面楚歌的新中國，讓每個人感動得落淚，“窮棒子互助組”——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而中國的、人民的現代化，則由此開辟。

“三條驢腿”的故事：23戶老貧農雖只擁有一頭驢的三條驢腿所有權（另一條腿歸中農所有）

什么叫“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什么叫“人民萬歲”，什么叫“農民萬歲”，什么叫“人是要有點精神的”？

用尼采的話來說，在精神面前，你們張口閉口的理性，不過就是一種市儈哲學而已。

5

我以為，世界上最好的關于中國的文章，并不見得就是中國人寫的。比如說，關于長城的最好的文章——《當中國修建長城時》，就是捷克人卡夫卡寫的。

我們的國歌里有一句：“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而卡夫卡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的國歌當然還沒誕生。

它的開頭從修長城的民工們說起，很輕松、很詼諧。

卡夫卡說：長城是分段修的，每二十人一小組，負責五百米，而那些壘墻的民工，他們起初想的只是一點工錢，他們只想趕緊完成自己負責的那五百米回家抱老婆孩子，對他們來說，修長城其實是一件完全扯淡的事情，這件異想天開的工程根本不會完成，而即使修成了也毫無意義，它根本不能阻擋高度機動性的游牧民族的鐵騎。

那些民工們的視野只限于他們的家、他們的村莊和鄉鎮，由此構成的狹小而具體的社會關系，乃是他們得失憂樂的唯一源泉，由于視野有限，他們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如果超過了工時，他們要么逃跑，要么就會造反。

神馬都是浮云——這就是千百年來中國人的哲學，因為他們時刻想回到自由自在的狀態，因為他們希望成為一片浮云。

而“奇跡”卻發生在他們交差回家的路上，史詩般的樂章就此開始。

卡夫卡這樣寫到：

在他們終于交差回家的路上，在旅途中，他們不時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墻巍峨聳立，路經上司的駐地時，他們得到頒發的勛章，他們耳中聽到的是新從內地涌來的筑墻大軍的歡呼聲，他們眼里看到的是為做手腳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不可逾越的石山被敲成了城磚，在各個圣地，他們還能聽到虔誠的人們祈求工程竣工的歌聲。

這一切都緩和了他們焦急的心情。他們終于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個微不足道的壘墻者，而是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修筑長城的人”。

“修筑長城的人”所享有的聲譽四處傳誦，傳遍天下。人們聽他們講述修長城時的虔誠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對長城終將完工的信心，這一切又繃緊了他們的心弦。

在家鄉過了一段平靜的生活，他們變得更加健壯。于是，這一次，他們像永遠懷著希望的孩子一樣再次辭別了家鄉，這一次，他們胸中再為民族大業盡力的欲望變得無法抑制。這一次，他們還沒到時間就從家里出來，而這一次，半個村子的人一直把他們送出好遠好遠。

在每條路上都能看見一隊隊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在大路上，他們仿佛是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國家這么遼闊，這么富裕，這么美麗，這么可愛。每個農人都是兄弟，要為他們筑起一道屏障，為此他將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輩子。

多么協調！多么一致！胸貼著胸，一種民間輪舞，血液不再被禁錮在可憐的體內循環之中，而是在無邊無際的中國甜蜜地往復流淌。

其實，數位偉大的西方人曾經被稱為、或者自稱“中國人”，例如，康德曾被尼采稱為“格尼斯堡的中國人”，而在這篇文章里，卡夫卡就自稱是“中國人”，但我知道，卡夫卡心中的祖國——中國，卻有著今天的人們難以理解的意義。

一個人，并不能因為只是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中國人”。

實際上，那些只能看到眼前和現在的人，那些為了工錢應付公事的人，便不是卡夫卡所說的“中國人”，因為卡夫卡所說的中國人，其實有一個共同的、也是特殊的名字——修建長城的人。

我想起了另外一個版本的《當中國修建長城時》，那是美國學者裴宜理的名著《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其中寫到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修淮河。這本書引用了在工地上勞動的睢縣縣長王鳳梧的話：

你可以看到每個農民的思想一天天都在發生變化------他來到治河工地勞動，首先掙得了一些救濟糧來養活自己，并把余下的一些送回家去養活家小。至少他會想到，他現在的勞動是為了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抗洪，或者說這些土地在土地改革以后成為了他自己的土地了。

他原本希望劃出一片土地，自己將它開挖出來，并將土石運走，他甚至會把自己的勞動計算到每一個立方厘米。

現在，他終于發現集體工作更方便有利------正是他在治河工地上的親身經歷，使他漸漸地想到了他的存在而不是他自己那塊地，想到他的區而不是他所在的村子，他會進一步想到他所在的縣和地區，最終他就有了中國的概念——因此，你看到，我們不僅在改變自然，而且我們也在改變自己的思想。

這兩篇著作，寫作的時間相隔遙遠，但是，它們思考的卻是同一個問題：什么是“中國人”，什么是“修建長城的人”，什么是“民族精神”。

卡夫卡所說的“中國人”、“修建長城的人”，就是能夠從人類整體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動的人，正是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他們方才能夠為整體、為未來做出巨大的犧牲，并心甘情愿地付出沉重代價。

正是在揮汗如雨的共同勞動和犧牲中，他們發現了歷史，發現了自己，發現了“中國”、發現了“中國人”，發現了“精神”。

而他們的犧牲與代價，就是這樣凝成了“中國”、造成了人類和中國歷史、造成了人間奇跡，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精神。

6

今天的人們常說，毛澤東時代的人很傻，很愚昧，但我認為：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今天的人很滑、很黑還很自以為聰明。因為真正的問題在于：究竟是把債務和犧牲留給自己，把收益和紅利留給人類和民族的未來，還是把享受留給自己和當下，而把債務和欠賬留給人類和民族的未來。

我認為這是很大的區別，甚至是根本的區別，我認為正是這種區別，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與人類歷史上的其他的時代區分開來。

二十年前，在普林斯頓大學訪問時，我驚訝地得知：該校的科學家們正在做一個有趣的實驗，他們希望借此解決的問題是——美國人民為什么會把信用卡透支和負債看得如此無足輕重，借債消費和透支未來，為什么會在美國成為時尚。

科學家們通過對人類大腦進行掃描發現：人類的認知行為是由大腦中兩個部分之間的對抗決定的，其中一部分是大腦前額皮層，這一部分負責解決抽象和復雜問題，大腦的這一部分明白：今天的瘋狂消費會導致一個月之后的高額成本，同時也知道：今天的忍耐和付出對于未來是有意義的。

但是，大腦的另一部分——又稱“蜥蜴腦”，它負責對當前情況做出即時反應，而蜥蜴腦的原則，簡而言之就是：有好處就上，見到壞處就逃——實際上，動物就是如此決策的。

這個實驗表明：信用卡消費極大地刺激了蜥蜴腦的活動，而抑制了大腦前額皮層的活動，蜥蜴腦的判斷是：為了眼前的快樂透支未來是合理的。這不僅對經濟活動有巨大影響，而且還造成了人腦和人的認知方式向動物靠攏與接近。

古典經濟學假定，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時是理性的，但是，這個實驗證明事實并非如此。關于古典經濟學的那些所謂“理論問題“，我以為大多數都根本就不是什么真問題，而對我來說，那一刻想到的是：今天的中國，正在享受毛澤東時代艱苦奮斗獲得的紅利，而今天的美國，卻在把債務推給世界和未來。

而這兩個國家的未來命運，最終將由今天和過去決定。

有人說，中國夢就是美國夢，而美國夢，就是窮奢極欲，債務金融詐騙，想打誰打誰。

如果這就是美國夢，那么，林肯、華盛頓、《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們，將會失聲痛哭。

曾經，美國夢的實質，就是艱苦創業的精神。而失去了這種精神，還有什么美國夢？

同樣的，失去了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失去了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的偉大民族精神，還有什么中國夢？

7

當這本小書在意大利出版的時候，我想起了馬基雅維利在講到意大利的古人時曾經說過的話：“雖然那些人物是稀世的、奇跡般的，但是他們畢竟是人，而且他們每一個人當時的機會都不如今日，上帝對他們比對你更加不友好，他們的事業之艱辛難以想象”。

我想說：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就是這樣的人，盡管他們是人并不是神，但是，在共同勞動和斗爭中，他們卻做出了只有神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他們的事業印證了康德所說的話：作為個人，他們是必死的，但是作為“人類”，他們卻是不死的。

毛澤東晚年，喜歡一首詞，這詞是元初蔣捷的《梅花引》：

白鷺問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時，何事鎖眉頭？風拍小簾燈暈舞，對閑影，冷清清，憶舊游。 舊游舊游今在否？花外樓，柳下舟。夢也夢也，夢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黃云，濕透木棉裘。都道無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從青年時代的“攜來百侶曾游，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到晚年的“舊游舊游今在否？花外樓，柳下舟。夢也夢也，夢不到，寒水空流”——這當然不是過去對未來的囑托，因為是未來對于現在的質疑和批判。

今天，那些阻止了抵抗一個文明退化的力量，并為之而不懈奮斗的戰士們，究竟在哪里？

魯迅說：“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安在？”

我這本小書沒有寫到晚年的毛澤東。這是因為：我完全沒有能力直面他憂思如海的眼睛。

而今天的中國人不能正視毛澤東，也許正如今天的意大利人不能正視凱撒、正視羅馬一樣。

我很高興地看到這本小書以尼泊爾、英文、荷蘭文和意大利文出版，而我更為高興的是，能夠通過這本小書告訴世界：中國不僅是“大熊貓”，也不僅是“舌尖上的中國”。因為中國人，是有一點精神的。

我之所以寫下這些話，更是因為意大利人民與中國人民有著相似的命運。

500多年前，一個偉大的佛羅倫薩人曾經感嘆著、思考著這樣的問題：羅馬人如何找回他們失落已久的天命、找回意大利的民族精神，他甚至說，為了重新找回這種天命、這種精神，意大利人“必須比希伯來人受奴役更甚，必須比波斯人更受壓迫，必須比雅典人更加分散流離，既沒有首領，也沒有秩序，受到打擊，遭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躪，并且忍受種種破壞”。

馬基雅維利顯然不會贊同黑格爾的論斷，因為黑格爾說，“世界精神“不會兩次眷顧一個偉大的民族，而在偉大的《君主論》的結尾，馬基雅維利則這樣高聲呼喊：現在，機緣再次出現了，它千載難逢——意大利必須抓住這樣千載難逢的機緣，必須再次抓住自己失去的天命、找回自己的民族精神：

因此，這個時機一定不要錯過了，以便意大利經過長期之后，終于能夠看到她的救星出現。

我無法表達：在備受外國蹂躪的一些地方，人們懷著怎樣的熱愛，對復仇雪恥的渴望、多么頑強的信仰，抱著赤誠，含著熱淚歡迎他！什么門會對他關閉？有什么人會拒絕服從他？怎么樣的嫉妒會反對他？有哪個意大利人會拒絕對他表示臣服？蠻族的控制已經臭不可聞了。請你顯赫的王室，以人們從事正義事業所具有的那種精神和希望，去擔當這個重任，使我們的祖國在她的旗幟下日月重光，在她的指引下，我們可以實現詩人佩脫拉克的話語：反對暴虐的力量，將拿起槍，戰斗不會很長！因為古人的勇氣，在意大利人的心中至今沒有消亡。

我想把馬基雅維利的話，獻給今天的中國讀者和意大利讀者。

 

我想，作為戰士，無論馬基雅維利還是毛澤東，他們都清醒地知道：天命得而復失，也必然可以失而復得，正如一個偉大的文明一樣，人類要拼命保持不走向退化，這需要不懈的斗爭，而這就是斯諾所謂“漫長的革命”，而并非“戰斗不會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