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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 | 毛澤東指導抗日民族斗爭中的無產階級策略思想

點擊：作者：梁柱來源：紅色文化網發布時間:2019-07-10 23:18:08

“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政策。這個政策的基本點，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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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八年的抗日戰爭，是一場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決戰。這場戰爭之所以能夠避免近代中國反侵略戰爭屢遭失敗的悲慘結局，是因為這時的中國已不是晚清時期的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可以肆意妄為的中國，也不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時的中國，而是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特別是有了一個走向成熟了的共產黨的領導。經過遵義會議，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已經能夠獨立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民族斗爭中制定無產階級的正確策略，主要是：通過倡導全民族統一戰線和廣泛的人民戰爭開辟了弱國戰勝強國的有效途徑，在統一戰線內部正確處理了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的關系，始終堅持無產階級政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從而保證了在民族戰爭中實現人民勝利的前途。這充分顯示了毛澤東思想的創造性貢獻，為我們維護民族獨立提供了極為有益的歷史經驗。

一

發生在２０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戰爭，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抗擊東方帝國主義頭號強國的戰爭。中日兩國之間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對比懸殊，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嚴峻考驗。在這種情勢下，哪一個階級，哪一個黨派，能夠正確地提出堅持抗戰并能取得勝利的政治方略和軍事方略，并模范實踐之，誰就是這場戰爭的實際上的指導者，誰就是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以自己的正確主張和先鋒模范作用，毫無愧色地承擔起這一歷史重任。

抗戰前夕的中國，長期陷人政治分裂和內戰不已的嚴重局面，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方針，把全國大部兵力用于“剿共”，而對日本步步進逼的武裝侵略則采取不抵抗政策，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不到半年時間，就使占國土２７％的東北地區淪陷，華北告急。因此，在寇深日亟的情勢下，停止內戰，爭取一個統一的中國一致對外，成為發動中國人民抗戰、挽救民族危機的先決條件。在毛澤東的正確指引下，瓦窯堡會議改變了過去關門主義的錯誤路線，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并根據時局的發展，及時地將反蔣抗日轉變為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使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成為扭轉時局的樞紐。經過艱苦的談判和斗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結束了長期內戰的局面，為實現全國性抗戰提供了有效的保證。盡管蔣介石這時仍然堅持一黨私利，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和有效合作未能完全實現，但中共始終維護團結抗戰的大局，相忍為國，正確地堅持以斗爭求團結的原則，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維持下來。毛澤東對國共第二次合作給予了極髙的評價，認為：

“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

毛澤東根據中日戰爭雙方的特點，基于在這場戰爭中能夠有效地發揮我們的優勢、抑制敵軍的強勢，及時地將黨的軍事戰略方針從國內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游擊戰爭。早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過了《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了主力紅軍的戰略方針，是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在日本占領區則要“同日本軍隊進行直接的有力的游擊戰爭”，并且第一次提出“游擊戰爭對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有很大的戰略上的作用”。抗日戰爭爆發后，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毛澤東、洛甫聯名致電在南京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等，指出目前紅軍作戰方針是

“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

明確提出了紅軍改編后的戰略方針問題。在同年８月下旬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又進一步把它確定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他明確指出：執行這條方針，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的兵團作戰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是我們的重點還是山地，因為紅軍依靠山地創造根據地進行斗爭，依托比較好。實行這個方針就是說，我們在統一戰線中執行相當的獨立自主。什么叫游擊戰爭。就是分散發動群眾，集中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什么叫山地。就是創造根據地。這就科學地闡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內涵，明確了它的特點和基本任務。從戰略高度指明了這一方針的重要意義。毫無疑義，這是廣泛發動人民群眾、堅持長期抗戰的唯一正確方針。在抗日戰爭進行十個月之后，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又進一步把我軍的戰略方針概括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在提法上更加全面和完善了，從而為堅持敵后抗戰和發展人民抗戰力量確定了正確的方向。

當時正處在抗戰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毛澤東就準確地把握了客觀形勢的變化，審時度勢，因勢利導，依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及時地改變自己的戰略，使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方針“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這深刻反映了在遵義會議之后，黨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和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能力。實行戰略轉變的必要性并不是一開始就被全黨所認識的，而是“在中央和一部分軍事干部之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為此，毛澤東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堅持了黨的正確的軍事戰略。后來彭德懷對這次戰略轉變作過這樣的回顧：

“這一點，我們又要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遠見。抗戰開始不久，他就提出堅持敵后軍事斗爭的指導原則，‘基本的游擊戰，及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以代替內戰時代的舊原則，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惜，在華北各個地區對這一新的指導原則，或多或少地都認識得不深刻。”

這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從軍事學和古今中外戰爭史上說，游擊戰爭是屬于小規模的、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毛澤東根據抗日戰爭時期的敵友我情況的變化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的特點，把游擊戰爭提到了戰略地位，這是堅持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的偉大創造。

所謂戰略問題，就是指涉及戰爭全局的、而不只是局部性的問題。抗日游擊戰爭之所以成為一個戰略問題，這是因為它同一般游擊戰爭相比較，抗日游擊戰爭具有自己突出的特點和作用，這主要表現在：首先，它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具有空前廣泛性的人民戰爭，從地域上看，抗日游擊戰爭涉及敵人占領的華北、華中、華南以及東北廣大地區；同時，由于中日戰爭的性質和中國所處的進步的時代，決定了抗日游擊戰爭不是少數人的事業，而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有億萬群眾、特別是廣大農民群眾參加的規模空前的偉業；它不只是一種戰爭的形式，而且更主要的是黨動員群眾、武裝群眾的重要組織形式。以各種游擊戰爭的形式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是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偉大創造。這種全國性的、全民族的人民戰爭，是全面抗戰路線的真正體現，關系到整個戰爭的進程和結局，因而必然關系到戰爭的全局。其次，抗日游擊戰爭不同于一般的游擊戰爭，主要的任務不是配合正規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戰役作戰，而是在戰略外線即敵后單獨作戰。既是廣泛的群眾游擊戰爭，又是以正規兵團為骨干的游擊戰爭，有自己獨立的一套戰略戰術，從而使游擊戰爭在形式和內容上都超越了原來意義上的游擊戰爭，達到了一個新的髙度。這樣獨立性的特點，使抗日游擊戰爭當然會影響抗日戰爭的規模，并使敵后戰場逐步成長為堅持抗戰的主戰場。再者，抗日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決定了抗日游擊戰爭不僅要擔負在敵后獨立作戰的任務，還必須擔負發動和組織群眾、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以及向運動戰發展并準備反攻等項任務。由上可見，這樣的游擊戰爭顯然是遠遠超出了戰術的范圍，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最后勝利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由此可見，毛澤東確立的軍事戰略轉變和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理論，從實踐上解決了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無產階級斗爭的道路，解決了一個半殖民地大國弱國在反侵略戰爭中實行人民戰爭以通向勝利的道路。

抗戰初期黨的軍事戰略轉變的深遠意義和偉大作用，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

“這一轉變關系于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系于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擊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的歷史意義，就會知道的。”。

這就是說，它不但是從抗日戰爭的全局，而且也是從中國革命發展的全局，是從政治戰略的高度作出的。在毛澤東看來，抗日戰爭是民主革命內在的一個階段，而不是附加的、與其無關的，黨的政治和軍事戰略都必須同中國革命的總體任務相聯接，因而，黨的軍事戰略轉變對抗日戰爭乃至中國革命的前途都關系極大。

如前所述，在這場對日的反侵略戰爭中，敵我雙方的強弱對比是明顯的、突出的，但是，這還只具有表面的、暫時的性質，毛澤東指出：

“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

而這是具有長遠的、決定的因素。中國抗戰要避免近代歷史上反侵略戰爭屢遭失敗的命運，就要充分發揮作為大國和反侵略戰爭正義性的優勢，這就不但要在政治上形成全民族的大團結，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要在軍事上實行真正的人民戰爭。毛澤東指出：

“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人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其主要精神與作用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眾發動和組織起來，從而把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歷史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和飛躍。抗日游擊戰爭的實踐證明，它有力地促進了全民族的覺醒和團結，成為一切破壞團結、企圖妥協投降的不可逾越的障礙，并且創造了人民戰爭的空前奇觀。在廣大敵后戰場上，實行軍隊和人民群眾緊密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其主要精神與作用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眾發動和組織起來合的戰爭體制，最充分地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力量和創造力，創造出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麻雀戰、圍困戰、村落戰、水上游擊戰等靈活巧妙的游擊戰形式，組織了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雁翎隊、敵后武工隊等多種形式的游擊隊，在連續的、殘酷的掃蕩和反掃蕩斗爭中，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打擊了敵人。正是這樣，形成了炸不爛、摧不垮的廣大的敵后戰場，并通過積小勝為大勝，鞏固和發展自己的陣地，堅持了持久抗戰，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優勢。抗日游擊戰爭極大地發展了人民抗日力量，對于加速中國革命的勝利起了極大的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通過廣泛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大大地發展了人民抗曰力量，這成為我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大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據１９４５年９月的統計，人民軍隊的主力由１９３７年的４萬多人發展到１２７萬人，革命根據地由一個陜甘寧邊區發展到１９個解放區，這些解放區包括中國西北、華北、華中和華南的廣大區域，面積為１０４８０００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十分之一強，人口達到１２５５０萬，占當時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在這些地區，建立了全國人民為之向往的抗日民主政權，成為后來新中國的雛形。欣欣向榮的敵后解放區同日趨腐敗的國民黨統治區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歷史表明，堅持敵后抗戰和實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是正確地貫徹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的政治路線，是爭取抗戰勝利和創造光明中國的重要一環。

二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的策略思想，這不僅關系到統一戰線的領導權，而且還直接關系到抗戰的前途和中國的命運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因而，正確處理同同盟者的關系，就成為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由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正確處理好同國民黨、蔣介石的關系。

對于抗日戰爭時期的蔣介石，應該講兩句話。其一，他是一個重要的朋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目的是為了發動全民族抗戰，而這時的蔣介石擁有全國性的政權，有２００多萬軍隊，因而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并以正確的策略維持和發展這種統一戰線的關系，是關系到抗日戰爭的全局問題。正因為這樣，當西安事變發生后，共產黨不計前嫌，以民族利益為重，力主和平解決，為爭取蔣介石下決心抗日起了決定性作用。在國共談判中，既堅持原則，又作了必要的讓步，使以國共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建立。毛澤東對此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我們可以判斷，統一戰線的發展，將使中國走向一個光明的偉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打倒和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并說：國民黨在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８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同我黨的關系也比較好，對于人民抗日運動雖有許多限制，但也允許有較多自由。”因此，繼續爭取把蔣介石、國民黨留在抗日陣營，對于爭取抗戰勝利有重要的意義。其二，蔣介石又是一個危險的朋友。他雖然下決心改變原來的不抵抗政策，表現了維護民族獨立的態度，但這種轉變仍然是以能夠保持其一黨專政的統治利益為轉移，因而在適宜的氣候和條件下仍然存在著妥協的傾向；他雖然改變公開反共的態度，同意接受中共倡導的國共第二次合作，但他十分畏懼人民抗日力量的發展，因而在一定情況下仍然會滋長限共、反共的傾向。在蔣介石那里，企圖對日妥協必先反共，反共是為了實現對日妥協，因而妥協和反共傾向的滋長，就成為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最大障礙。

事實上，日軍占領武漢、廣州后，由于占地甚廣，使其小國少兵的弱點逐漸暴露出來，不得不停止對國民黨正面戰場大規模進攻的態勢，同時又被迫用更多的兵力對付占領區的八路軍、新四軍。在這種情勢下，蔣介石開始把注意力轉向限制共產黨力量的發展。１９３９年４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申繼續抗戰意向的同時，蔣介石提出抗戰勝利的“底”就是恢復七七事變前的狀態，他說：

“在盧溝橋事變前現狀未恢復，平津未收復以前不能與日本開外交談判”，“我們不恢復七七事變以前原狀就是滅亡，恢復了就是勝利”。

這就是以放棄東北的領土主權為條件，來作為對日妥協的籌碼。這是蔣介石攤出了準備尋求妥協的底牌。同時，會議還確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針，表示對共產黨“現在對它要嚴正——管束——教訓——保育——現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產主義我們就容納它。此后，蔣介石連續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而他準備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共產黨的及時揭露而流產。蔣介石在反共的同時，他的對日妥協傾向也時有表現。雖然后來由于種種原因使這種對日妥協未能實現，但蔣介石的反共和妥協的傾向嚴重威脅抗日戰爭的全局。

面對抗日統一戰線內部這種復雜的局面，毛澤東始終堅持無產階級的策略思想，采取又聯合又斗爭的方針。他深刻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既反對只聯合不斗爭的右的錯誤，又反對只斗爭不聯合的“左”的錯誤。他堅定地指出：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毛澤東采取這一策略方針，是以承認和把握民族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為前提，同時又要清醒地看到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仍然存在，它是建立在正確認識和處理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關系的理論基礎之上。這是馬克思主義在民族斗爭中必須加以正確處理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毛澤東說：

“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斗爭服從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在此原則下又要看到，“在民族斗爭中，階級斗爭是以民族斗爭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

這個觀點深刻說明：第一，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民族斗爭是這個時期的主要任務。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也威脅到國民黨的統治，因此爭取國民黨抗日并使之堅持下去，是可能的；一切斗爭都要服從并為了這個大局，一切斗爭都要以不使統一戰線破裂為原則。第二，在民族斗爭中階級斗爭雖然不占主要地位，但不能否認階級斗爭的存在，適當的、必要的階級斗爭是促進民族斗爭發展的重要條件。在國共合作中，如果把合作變成了混一，看不到國共兩黨在抗戰路線上的原則分歧，就會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的水平上，就會喪失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性，就會把民族斗爭引向失敗。第三，指明這時的階級斗爭是以民族斗爭的形式出現的，這就是說，階級斗爭是圍繞著要不要抗戰、如何進行抗戰和抗戰后的中國前途這樣關乎民族斗爭根本性的問題展開的，在這些根本問題上都要堅持正確的斗爭策略，以利于堅持抗戰、爭取最后勝利。這樣，正確地說明了民族斗爭同階級斗爭之間的關系，既肯定在整個抗日斗爭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指明必要的階級斗爭也是推動主要矛盾解決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從而在實際斗爭策略上把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正確而巧妙地結合起來，既反對蔣介石的反共妥協傾向，又使之繼續留在抗日陣線內。

正是在這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相統一的理論基礎上，毛澤東既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又采取靈活的斗爭策略，保證了抗日統一戰線沿著抗戰、團結、進步的方向發展，有效地抑制了妥協、分裂和退步的傾向。

首先，在抗日戰爭中始終倡導并堅持全面抗戰的路線，反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要保證這場民族解放斗爭不再重蹈歷史上反侵略戰爭屢遭失敗的命運，關鍵在于人民群眾的發動，使之成為真正的全民族戰爭，真正的人民戰爭。抗日戰爭爆發后，毛澤東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對付日本的進攻有兩種方針、兩套辦法，兩個不同的前途。一個是堅持抗戰的方針，堅決實行全國軍隊和全國人民的總動員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辦法；一個是妥協退讓的方針，即不動員軍隊和人民群眾，不給人民以民主自由，不改良好人們生活，保持官僚買辦豪紳地主的專制政府，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等。實行前一個方針和辦法，其前途就一定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使中華民族獲得自由解放。如果實行后一個方針和辦法，其結果必定得到日本帝國主義占領全中國，中國人民做牛馬當奴隸的前途。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就體現了全面抗戰的路線。國民黨雖然在抗戰初期進行了某些改革，但為了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這種改革是極不徹底的，是始終堅持片面抗戰的路線。毛澤東曾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作過具體的分析，他說：

“國民黨主張的片面抗戰，雖然也是民族戰爭，雖然也帶著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引導戰爭趨于失敗的，是決然不能保衛祖國的。”。

國民黨戰場過多的失地折兵并最終走向反面，都同這條錯誤的路線相關聯的。因此，中國共產黨主張的全面抗戰路線及其實踐是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保證，體現了它在抗戰中的政治指導作用。

其次，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聯合時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的原理，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際情況，把獨立性發展成為獨立自主的原則。這是因為蔣介石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并沒有徹底拋棄反共的立場，而且蓄意要在這種合作中溶化掉共產黨。早在國共合作的談判中，曾多次涉及合作的組織問題，都遭到蔣介石的拒絕，他表示“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加人國民黨，或共產黨取消名義將整個加人國民黨，我都歡迎”。認為這是唯一的辦法，其他辦法絕對辦不到。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周恩來等見蔣介石時，蔣介石仍然表示“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并國民黨成一個組織”，他說：

“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么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共產黨不在國民黨內發展也不行，因為民眾也是國民黨的，如果共產黨在民眾中發展，沖突也是不可免。”

這就是蔣介石在八年抗戰中一貫的頑固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正如毛澤東所說：

“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

所以，毛澤東堅決地反對這時黨內出現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它的主要表現是否認在統一戰線中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基本事實；輕視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和人民軍隊，要求八路軍配合國民黨戰場作戰，把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蔣介石的身上；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實際上是要一切經過和服從蔣介石。對于這種軟弱無能的思想，毛澤東進行了堅決批判，他尖銳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后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從而使我們黨能夠獨立自主地在敵人的后方廣泛開展抗日游擊戰爭，能夠獨立自主地抵制國民黨的干預，在敵后發展人民抗日武裝和解放區。

再者，對蔣介石制造的反共軍事摩擦，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原則。隨著蔣介石反共傾向的增長，國民黨軍隊不但成建制的投降日軍，搞罪惡的所謂“曲線救國”，以偽軍的名義進攻解放區；而且在華中、華北和西北等地投入重兵，制造血案，對敵后抗日武裝發動軍事進攻，嚴重危及抗戰大局。面對這種嚴峻的局面，為堅持抗戰大計，毛澤東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有理，即自衛的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斗爭的防御性。有利，即勝利的原則，對于頑固派的進攻，既要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之，又要擇其最囂張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斗爭的局部性。周恩來在七大曾回顧這時的斗爭說：

“朱德同志說得很對，蔣介石就是怕一個東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個東西消滅得干干凈凈，他就沒有說的。朱懷冰被消滅完了，蔣介石從來沒有提過這個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衛立煌和朱總司令談判，劃漳河為界。”“我們打了勝仗不驕傲，還是和他談判。我們是相忍為國。”

有節，即休戰的原則，蔣介石雖然反共，但畢竟還在抗戰，所以斗爭是為了有利于堅持抗戰，應以不破裂統一戰線為前提，這就是斗爭的暫時性。正是這種正確的斗爭策略，既有力地打擊了蔣介石反共的囂張氣焰，又維持了國共合作的局面，使形勢朝著有利于持久抗戰的方向發展。

三

在抗日戰爭中爭取人民勝利的前途，使民族解放與階級的、人民的解放相統一，這是毛澤東在抗日民族斗爭中極其重要的無產階級策略思想。

在毛澤東看來，抗日戰爭雖然主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但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歷史時期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是附加的、與民主革命相脫節的一個特殊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黨同大資產階級英美派在共同抗日的目標下結成聯盟關系，這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但這絕不意味著是為大資產階級吹喇叭、抬轎子，而是要堅持無產階級的原則立場，在民族斗爭中廣泛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中爭取有利于人民解放的勝利前途。毛澤東在七大提出：

“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政策。這個政策的基本點，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實際上，這條正確的政治路線是貫穿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的，正如毛澤東指出的：

“由于在抗戰時期正確地執行了我們黨的路線，堅決地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敵人，建設新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戰爭，就把國民黨擠到了那樣一個地位，即影響低落，勢力縮小，而把我們黨放在了這樣一種地位，即成為抗日救國的重心，全國廣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著我們。”

這深刻說明，毛澤東從抗戰一開始就自覺地以這樣的思想為指導，抵制黨內外一切錯誤思想的干擾，引導我們黨在民族戰爭中要堅持自己的正確路線，爭取實現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相統一的目標。

在這場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斗爭中，毛澤東始終重視以黨的綱領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教育全黨，堅定共產黨員應有的理想信念。這時的黨經受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的嚴峻考驗，終于獲得了從幼年走向成熟的偉大轉變，獲得了對民主革命規律性的認識。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理論著述中，嚴厲駁斥了甚囂一時的“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共產黨應該“取消”“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等等謬論，深刻闡明了近現代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系統地、充分地論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理論及其政治、經濟、文化綱領。毛澤東旗幟鮮明地亮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主張，從理論上有力地駁斥和粉碎了國民黨一切反共的論調，他指出，有些惡意的宣傳家，故意混淆中國革命的兩個不同發展階段，提倡所謂“一次革命論”，用來證明什么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義里面了，共產主義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事實上，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后一階段了。這也是資產階級頑固派為什么要那樣叫囂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實，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國就會亡國。這一深刻理論正確指明了中國向何處去這一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同時也極大地幫助了全黨思想的統一和政策的統一，更好地在抗日戰爭中擔負起自己的歷史使命。在這期間，毛澤東還回答了有些人要求我們黨改名稱的問題，他幽默地說：

“有人說我們黨要改改名稱才好，他們說我們的綱領很好，就是名稱不好，‘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不但蔣委員長來電報要我們改名稱，中間派也勸我們改名稱”，“很多美國人也要我們改名稱，我們若是改了名稱，他們就喜歡了”。

對此，毛澤東明確回答：

“我們黨的名稱還是不要改。我們的名稱，中國人民是喜歡的”。這對于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指導現實斗爭，是很有意義的。

毛澤東深知，要擔負起上述偉大的歷史使命，就必須有一個堅強的司令官，即要建設一個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化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全面抗戰開始時，我們黨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嚴重挫折，共產黨員僅剩下三萬多人，但這是經過嚴峻考驗和鍛煉的精華，為黨的進一步發展準備了骨干力量。這時，毛澤東提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他特別指出：

“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觀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備，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進行之中”。

毛澤東十分重視這件“偉大的工程”，他為此在思想理論和實踐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毛澤東的倡導和培育下，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別是通過延安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而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確立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是整風的中心內容。這次整風運動，從思想上清算了歷史上對黨的事業產生嚴重危害的教條主義錯誤，使黨的領導機關和干部進一步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樹立了密切聯系群眾、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使全黨獲得了對中國革命規律的統一認識，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和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同時，毛澤東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提出了黨的三大作風，他說：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并把這些作風作為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毫無疑義，黨的作風是黨的性質、宗旨的外在體現，是群眾認識黨的一面鏡子。這是中國共產黨突出的政治優勢。經過毛澤東的培育和倡導，形成了這三大作風，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統一的黨的學風，為保證黨的正確領導、爭取革命勝利提供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指明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確立了正確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并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一切表明，這時的黨已經是一個思想更加一致，隊伍更加壯大，組織更加純潔，并且形成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空前的團結，它已經成長成一個能夠帶領人民實現黨的綱領、最后戰勝日本侵略者和一切反動勢力、建立新中國的黨。“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這就是說，抗戰勝利后的中國，不應該繼續是一個黑暗的中國，而應該是一個光明的中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這是我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堅定不移的奮斗目標，但實現這個目標的途徑，根據抗戰后期的國內形勢，共產黨提出了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即要求改組國民黨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便為堅持國內的抗日團結、爭取抗戰勝利和過渡到戰后的和平建國奠定基礎。對于蔣介石，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中說：

“是請他洗臉，還是要割他的頭。直到今天，我們述是請他洗臉，不割他的頭”，“這個頭割不得！還是執行‘洗臉政策’，請他修改他那個錯誤政策。至于他洗不洗。還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難說。”

盡管這樣，我們還是要“給國民黨留有余地”，要求他“洗臉改造”，即是“要改造國民黨，改造國民政府，改造國民黨的軍隊”。應當說，國共合作抗戰，是給了蔣介石一個改弦更張的歷史機遇，這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對他的希望。但由于蔣介石出于一黨的私利，仍然堅持“限共”“反共”“溶共”的方針，特別是在抗戰中后期，蔣介石的妥協、分裂、倒退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做了許多危害團結抗戰、親痛仇快的事情，皖南事變便是一個突出的實例。對于這種反共、反人民的立場，他們是毫不隱晦的。１９４４年８月，國民黨要員陳立夫在國民黨員茶話會上放肆地說：“現在敵人是共產黨，對共黨只有殺，我已殺了他們高級干部二千幾百幾十幾，普通黨員二萬幾千幾百幾十幾了，怎么還有人說國共合作。”１９４５年召開的國民黨六大就是要動員其全黨的力量，準備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消滅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在報告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