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
《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這是對“大躍進”最精辟地表述。在毛澤東看來，西方也有許多次大躍進。此語境的關鍵語意是，對“老路”、“爬行”的否定，對“打破常規”、“先進技術”、“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的肯定。這一思想是嶄新的，其中包含的掌握自己命運的力量意志是斯密、哈耶克等人無法攀登的。無疑“大躍進”的思想對落后國家具有特殊的意義，是毛澤東對人類經濟思想的獨特貢獻。中國正是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實現了許多次經濟起飛和科技起飛，從“兩彈一星”到“神六”；從“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到“雜交水稻”，包括現在提出的“跨越式發展”都是對“大躍進”的描述。
躍進的背景歷史是毛澤東對當時國情的基本判斷：中國是個大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是一個農業國。“飛機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車也不能造，精密機器也不能造，許多東西我們都不能造，現在才開始學習制造。……我們在農業國的基礎上，是談不上什么強的，也談不上什么富的。
……但是，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那種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情況，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應該逐步結束”
“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我國比現在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
《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這就是說“大躍進”的必要性是在與西方和蘇聯對比后形成的強烈反差中陳述的，“制度”與“計劃”是它何以可能的依據，它的本質是“共同富裕”，目標是“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 1、“最先進的技術”。毛澤東對西方和蘇聯的國家建設有深刻地洞見，他指出：“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最先的進技術”與“最先進的國家”聯接，既是因果關系，又是手段-目的行為，并且還強烈地表達了只有技術的跨越才能完成“趕上”的目標。2、“技術革命”。毛澤東“技術革命”的概念是對西方工業革命的直譯，二者也是因果，顯然，中國的工業革命的實質是一場技術革命。毛澤東將“技術革命”與“技術革新”作了區分。一般小的技術改革，叫作技術革新；而在技術上帶根本性的改革，從而產生了廣泛、深刻影響的，叫技術革命。見錢學森《關于新技術革命的若干基本認識問題》，《迎接新的技術革命》
3、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這實際上提出了自主創新的問題。 毛澤東認為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是國家的重要職能。“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
《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同時發展科學技術作為三大革命實踐運動之一，也是檢驗政黨政策的一項標準。：“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為此，毛澤東把中國經濟建設解釋為科學技術發展的新時期，指出：“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的國防，并且開始要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五年三月
“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
“在企業不斷進行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和生產技術的三大革命”
1963年，他第一次把科學實驗作為一項革命運動，指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
“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
1974年1月5日 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表示中國在許多方面要向日本學習，如鋼鐵、化學肥料、特別是造船業。希望日本方面能派些專家來中國進行指導引進技術和設備。1953年從蘇聯引進156個項目， 1966年 4月1日 國家經貿委印發新技術進口小組《1966年對資引進新技術的計劃安排幾個主要問題的報告（草案）》。1968年3月28日 李富春、李先念批準國家計委《關于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機電設備的報告》。1970年6月24日 毛澤東會見蘇丹政府代表團。關于蘇丹建設，毛主席說：可以進口技術，利用外國的技術人員幫助訓練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也要自己搞。1973年至1977年從西方引進39.6億美圓的大化肥、大化纖、石油化工、大電站、武鋼1.7米軋機等先進設備（“四三方案”）選派留學生。1949年11月中國科學院成立時，只有研究機構22個，研究人員200人，既每1125萬人口中只有1個科研機構，每70萬人口中只有1名研究人員。1952年底全國科技人員僅有42.5萬人，平均每萬人中不到7個半科技人員，每萬名職工中也只有269個科技人員。為此，毛澤東提出，1955年11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書記處會議，商定召開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成立了由周恩來總負責的研究知識分子的10人小組。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革什么命，革技術的命，革沒有文化、愚昧無知的命，所以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搞技術革命，沒有科技人員不行，不能單靠我們這些大老粗，中國要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知識分子，要有計劃地在科學技術上趕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趕超。
到1960年，全國科研經費支出比1952年增長了近60倍；全國全民所有制單位的科技人員達到196.9萬人，比1952年增長了3.6倍；平均每萬人口中的科技人員增加到30名，比1952年增長了3倍。〈中南海三代領導集體與共和國實錄 科技卷〉P98-101
1968年2月20日 國防部空間技術研究院成立，錢學森兼任院長。1978年全民所有制單位自然科學技術人員434.5萬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157.1萬人，農業技術人員29.4萬人，衛生技術人員127.6萬人，科學研究人員32.3萬人，教學人員89.4萬人。平均每萬名職工有科技人員593人，平均每萬人口有科技人員45.1人。集體所有制單位自然科學技術人員33.37萬人。資料來源《奮進的四十年1949年-198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3、群眾運動。建構在群眾路線的基石上，認識論和辯證法是它的理論視域，許多“事實”（如祁建華發明的“速成識字法”）是它的經驗根據。其樣態從全局看為大規模，從具體在場看為“小組”和“能手”它既表現為某些領域的“大”，又表現為許多領域的“小”，是專家與群眾結合的技術革新機制，正如鞍鋼憲法的陳述。五十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技術革命后，這種群眾參與技術革新得到了更加廣泛地開展，并取得了巨大成績。
僅1964年，上海職工就革新10萬項技術。如在模具生產方面，上海不少工廠采用了許多新的設計結構掌握了成型磨削、電火花加工、電鑄、冷擠壓成型等一系列新工藝、新技術，提高了模具的精度，縮短了制造周期，延長了模具使用壽命。 4、規劃。1956年提出的《1956年至1967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有重要的科技研究任務57項，共有研究課題600多個，主要任務于1962年提前完成，建立和發展了原子能、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計算技術、噴氣和火箭技術等新興科學技術領域。1962年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3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安排了重點科研項目374項，其中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急需項目333項，占89%，基礎研究項目41項，占11%。1975年2月17日 國家計委、國防科委向中共中央提出《發展我國衛星通信問題的報告》；3月29日 國家計委召開會議研究落實國務院批準的《關于高能加速器預制研究和建造問題的報告》；5月25日 毛澤東批準了國防科委關于導彈核武器的研制規劃；6月13日 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報送《關于加強發展新材料問題的報告》；6月21日 炮兵副司令孔從洲就加強電子對抗問題至信毛澤東。12月毛澤東批準了報告。
5、投入。科研支出總額占財政支出：“一五”時期1.1%，“二五”時期4.3%；1963年—1965年5.8%；“三五”時期4.3%；“四五”時期4.7%；“五五”時期5.0%；“六五”時期5.8%。“五五”時期還低于1963年—1965年的水平，“六五”時期也才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占國民收入支出：分別是：0.4%；1.8%；2.0%；1.4%；1.6%；1.7%；1.6%。考慮到國家財政和國民收入等方面的實力差距，毛澤東對科技投入的重視大于后來的領導人。 這五個方面結合成互動機制，在加上“勞動競賽”，形成了“信念”、“激勵”的機制，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科技成果。
躍進的第二個內容是“速度”。超出一般的速度，獲得較快的發展，意味著時間的縮短，客觀時間向主觀時間的轉換，“一萬年太久，只爭朝氣。”“現在我國工業化速度也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原來的工業越落后，速度問題也越尖銳，不但國與國之間比較起來是這樣，就是一個國家內部，這個地區和那個地區比較起來也是這樣。
例如，我國的東北和上海，因為那里的工業基礎比較好，國家對這些地區的投資增長速度相對地較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工業基礎薄弱，而又迫切需要發展的地區，國家在這些地區的投資增長速度卻快得多。上海解放后十年共投資二十二億元，其中包括資本家投資二億元。上海原有工人五十多萬，現在全市工人除了已調出幾十萬人外，還有一百多萬，只比過去增加一倍。這同一些職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相比較，就可以明顯地看到工業基礎差的地區的速度問題更加尖銳。”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當然，速度不是面面居到的速度，而是中國工業化道路安排下的選擇性的速度。在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前提下，速度重點指向了具有戰略性重工業、技術密集型工業和基礎設施。
躍進第三個內容是掌握節奏，分出階段。毛澤東指出：“分幾個階段，把我們的國家搞強大起來，使我們的人民進步起來。”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毛澤東認為經濟可以波浪式發展，既是不平衡到平衡的交替。不平衡階段主要是發展，平衡階段主要是對問題的糾正，也包含休養生息。當然，二者不是分割的，是互為包容。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主要經歷了大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五時期”。以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為中心，基本建設投資588.47億元，新增固定資產492.18億元，全部建成投產大中型項目595個。 第二階段：大躍進時期（二五時期）。基本建設投資1206.09億元，新增固定資產861.82億元，全部建成投產大中型項目581個。 第三階段：文g十年（三五、四五時期）基本建設投資3116.42億元，新增固定資產2157.40億元（統計到1977年），全部建成大中型項目1691個（統計到1977年）。 這三個階段共計：基本建設投資4910.98億元；新增固定資產3511.4億元（統計到1977年）；全部建成大中型項目2867個（統計到1977年）。農、輕、重在基本建設投資中年均所占比重分別為：一五時期 7.1%，6.4%，36.2%；大躍進時期 11.3%，6.4%，36.2%；文革時期，其中“三五”時期 10.7%，4.4%，51.1%；“四五”時期 9.8%，5.8%，49.6%。1950年至1978年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額總計7752.28億元。 經過這三個階段的發展，工農業總產值的構成發生了根本的變化。1952年農業占56.9%，輕工業占27.8%，重工業占15.3%；1957年農業占43.3%，輕工業占31.2%，重工業占25.5%；1978年農業占24.8%，輕工業占32.4%，重工業占42.8%，輕重工業總計占75.2%。資料來源《奮進的四十年949年—198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西方國家用一百多年完成的工業革命，中國僅用了二十多年就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這就是大躍進。這一事實證實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毛澤東用“制度”加“計劃”開創了“能掌握自己命運”的新時代，完成了中國人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夢想，奠定了再創經濟社會輝煌的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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