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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青山肖凡：鮮為人知的“窯洞對”續(xù)篇 ——從毛主席一生只睡硬板床說起

點擊：4243 作者：岳青山肖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fā)布時間:2020-11-16 08:42:14

毛主席是我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建國后的27年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自甘清貧，為全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穿衣、吃飯，工作，睡覺，可謂人生四件大事。毛主席的“睡覺”有著與眾不同的特殊“講究”，傳頌著許多感人至深故事，發(fā)人深思。

1949年3月，毛主席率領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入住香山雙清別墅。大家高高興興，誰也不曾料到，當他第一次走進自己的臥室，就發(fā)生了“木板床風波”。原因只是，他對臥室那張彈簧床極不滿意。其實，這張豪華氣派的彈簧床，是以前主人留下的。警衛(wèi)員在布置房間時感到很稀奇，坐在上面像沙發(fā)一樣柔軟舒適。他們覺得主席以前一直睡木板床，現在解放了，應當讓主席睡一張舒服的床了。然而，這同毛主席想的完全不同。所以，當毛主席走進臥室，一眼看到那張彈簧床，就很惱火，聲音很高地對工作人員說：“為什么要給我買這樣的床？這張床比木板床要多花多少錢？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我睡木板床已經習慣了，覺得睡木板床很好，我不喜歡這個床。”并指示警衛(wèi)員趕快撤走彈簧床，并說：“我還是睡木板床舒服。”

毛主席發(fā)火引起了工作人員的無奈、不安，雙清別墅沒有木板床，西柏坡用的木板床又沒帶來，這可怎么辦？大家想來想去，一致認為，還是勸主席暫時先在彈簧床睡一覺，告訴管理科第二天想辦法搞木板床。衛(wèi)士武象庭將大家的意思告訴毛主席，毛主席聽后連頭也不抬地說：“等你們弄了木板床我再睡。”于是，管理科只好請木工師傅，緊鑼密鼓地為毛主席趕做了一張大木板床，毛主席感到很滿意，便上床休息了。

這次“木板床風波”過后，毛主席對工作人員解釋說：“人生幾乎有一半是在床上的，至于我更比一般人在床上度過的時間要長很多。因此，我的床一定要搞舒服一些。”這是因為，他喜歡臥床辦公，看書、學習，要求木板床還能放些書，能隨手拿到。（韶山毛澤東紀念館編著：《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冊，第673-674頁）

1949年底，毛主席第一次訪問蘇聯。蘇方安排在斯大林的第二別墅下榻。飯后，毛主席在師哲的陪同下，看辦公室和臥室。毛主席按了按自己臥室的床，又看了看床上那高級被褥，皺了皺眉頭說：“我睡不了這種沙發(fā)床，還是把我用的東西和書拿來。”他還使勁按了按床上的鴨絨枕頭，笑著說：“這能睡覺？頭都看不見了。”警衛(wèi)員李家驥在一旁接話說：“主席，我們把墊子掀開，鋪上塊木板就行了。”毛主席聽后連連點頭，表示贊同，并囑咐說：“不能去麻煩人家。我們自己想辦法。”

毛主席回辦公室開始看文件，李家驥測量好床的尺寸，然后由葉子龍送大使館。傍晚，大使館派人送來一塊木板。于是，大家開始給毛主席換“新床”，將蘇方準備的被褥、彈簧床墊換掉，換上木板，將毛主席自帶的舊褥子、白床單、灰毯子、毛巾被、蕎麥皮枕頭放好。

只是，中國同志的這一做法使蘇方工作人員很不理解。師哲向他們解釋說：“毛主席同志有用自己被褥的習慣”，這樣才好睡一些。蘇方隊長還是聳了聳肩膀，表示不甚理解。（李家驥：《領袖身邊十三年》上冊，第115-116頁）

1950年2月，毛主席和周恩來訪蘇歸來，不顧十幾天坐火車的辛勞，馬不停蹄地對當時我國經濟比較發(fā)達的東北作短暫調研。

1950年2月27日，毛主席到達黑龍江省（時名“松江省”）的哈爾濱。下午6點，在會見省市委領導時，毛主席告誡大家：現在大家進了城，住上了樓房，還坐上了小汽車。但“大家努力貫徹執(zhí)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進城之后還要繼續(xù)保持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作風。”并特別強調：“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必須吃苦在前，只有把人民的事情辦好了，我們共產黨人才可以考慮辦一辦自己個人的事。如果我們的黨員中出現了先為自己辦事的人，那就要毫不客氣地把他開除出革命隊伍。”

在毛主席的臥室里，工作人員為了讓他休息好，特意準備了高檔歐式鋼絲彈簧床和新做的綢緞被褥。毛主席來到臥室向周圍看了一下后說：“這里真闊氣”！又走到床前，用手按了按，一看是軟床。他說：“噢，這么漂亮的床!，我沒有這福氣，享受不了這東西。”

葉子龍答道：“主席，你試睡一晚，如果不適應，以后到別處就不睡這種鋼絲床了……”

毛主席卻正色道：“地方同志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我們國家還很窮，人民群眾很苦，我們不能搞的這么鋪張。”接著又語重心長地說：“以后還是老樣子，我們到外地，一是自帶行李，不要用各地的行李，如果每到一地就換一套，太浪費了；二是不要用我的名義，向地方隨便要東西；三是我們能辦的事，要自己辦，不要過多的麻煩地方，不能給他們出難題。你現在就讓他們把被褥和鋼絲床撤走，換上木板床，然后把車上我的行李拿來。”

警衛(wèi)員李家驥只好驅車到哈爾濱火車專用線備用車庫，取回主席日常的睡覺用品。鋪好木板床，放好枕頭，毛主席看后高興地說：“還是我們的好！用這么好的東西，沒必要。如果到一個地方換一套，我用了的別人怎么用？那是浪費！”然后，毛澤東點著一支煙，像是對別人，又像自言自語：“全國人民都睡硬板床，讓我一個人睡彈簧床，我能睡覺嗎？”這一晚毛澤東睡得很好，足足睡了罕見的五個小時!（王玉利：《毛澤東訪蘇歸來》第47-48、50頁）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毛主席頻繁外出，足跡幾乎遍及全國的大江南北。有一年，毛主席參加廣州會議后，來到武漢。湖北省委在東湖安排了當時能找到的一張高級彈簧床。毛主席住下后不聲不響，工作人員們頗為奇怪。第二天，人們推開房門一瞧，嚇了一大跳。原來，毛主席竟然通宵睡在地板上!（韶山毛澤東紀念館編著：《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冊，第673-674頁）

1965年春夏之交，毛主席在湖南長沙視察時，得知井岡山通汽車了，非常高興。他決定重上井崗山。據毛主席的隨行警衛(wèi)員回憶：汪東興和湖南、江西兩省公安部門領導提前去看了路線。回來向毛主席報告，從這里出發(fā)，一天到不了。要不，就在中途的縣里住一下，讓他們提前準備好。可毛主席卻說：“不要準備，有個茅棚就可以了。”當我們途中經過茶陵縣時，天下起雨來，為了安全起見，便在茶陵縣住宿。這時主席又指示隨行人員，不要住招待所，也不要給縣里打招呼，借縣委辦公室住上一晚就可以了。南方的初夏，天氣非常炎熱。毛主席在縣辦的一個單間里，放下行軍床就休息了。我們工作人員把辦公室的桌子拼起來，幾個人擠在一起湊合著。當時屋里蚊子很多，咬得人難以入睡。主席又不讓去借蚊帳，我們只好想辦法找來當地一種土制的“蚊香”點著熏蚊子，弄得滿房子煙霧。毛主席就這樣睡了一晚，第二天接見茶陵縣委、縣政府領導成員后，就驅車重上井崗山了!（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著：《毛澤東五十次回湖南》第246頁）

直至1976年9日，毛主席走完了一生的最后時刻。從身邊護理人員那里得知，仍是睡在“木板床”上，安詳地“去見馬克思”了！!

這就是我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毛主席！

【毛主席菊香書屋臥室】

過去革命戰(zhàn)爭時期，生活艱苦，只能睡木板床，建國后條件好些了，也仍然只睡木板床。年年月月日日，京城內外，國內國外，始終只睡木板床。沒有一天“例外”，不許任何“變通”。從未妥協(xié)，堅韌、固執(zhí)、死板得幾乎到了“不近情理”、“不可理喻”的地步。作為開國領袖毛主席如此艱苦奮斗，古今內外，還有何人可與之比肩？

毛主席為何這樣呢？

有人認定，這乃區(qū)區(qū)小事！

然而，毛主席卻有其戰(zhàn)略的思考，對“艱苦奮斗”這四個大字，看得更遠，想得更深。他號召全黨各級領導“保持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作風”，要做表率，因而自己也就做了“表率的表率”。

首先，艱苦奮斗是“不忘初心”的必然要求。

毛主席一生，始終牢記“初心”，“以一生的力量為痛苦的人民服務，將革命事業(yè)奮斗到底”（《毛澤東年譜》1949-1976年第1卷，第383頁）。一切“為痛苦的人民”著想，卻自甘清貧，不圖享受。他領導大家鬧革命，搞建設，當然知道是為了發(fā)展生產，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也當然知道彈簧床比硬板床更舒適，是“享福”，那又為何如此固執(zhí)得非睡木板床不可呢？

這是因為，牢記“初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得吃苦在前，艱苦奮斗，只睡木板床，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看看他自己解釋為何天天非睡木板床不可的幾條道理，也就再清楚不過的了。

他說：“為什么要給我買這樣的床？這張床比木板床要多花多少錢？”這是國家的錢，人民的錢！花在他身上，他感到心痛！

他說：“我們國家還很窮，人民群眾還很苦，我們不能搞的這么鋪張。”他在這里想的是“痛苦的人民”！

他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必須吃苦在前，只有把人民的事情辦好了，我們共產黨人才可以考慮辦一辦自己個人的事。這里表明，身為領袖，以普通勞動者自居，時刻牢記為人民服務，率先垂范，吃苦在前。

他說：“全國人民都睡硬板床，讓我一個人睡彈簧床，我能睡覺嗎？”他不僅是自甘清貧，而且樂于清貧，只為和勞苦大眾一樣，不搞特殊化！

可見，毛主席堅決只睡板床，乃是時時刻刻處處心系勞苦人民的結果。

其次是，把艱苦奮斗視為共產黨的政治本色。

建國后，毛主席反復號召全黨一定保持革命年代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1956年1月15日，毛主席在《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作了深刻的回答，這是因為：艱苦奮斗是共產黨的政治本色。他說：“我是歷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斗，成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這個地方開會的時候，我們有一位將軍主張要提高薪水，有許多同志贊成，我就反對。他舉的例子是資本家吃飯五個碗，解放軍吃飯鹽水加一點酸菜，他說，這不行。我說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當然還有別的。現在部隊的伙食改善了，已經比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zhàn)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蘋果，我們的戰(zhàn)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在這個問題上，戰(zhàn)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28-329頁）

可見，在毛主席看來，艱苦奮斗是共產黨的政治本色；“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出革命精神，木板床里也出政治，出革命精神；保持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作風，就是要自覺地做到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吃人民一個“蘋果”，“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是很卑鄙的”；“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共產黨得人心也是這樣。

因此，毛主席在“保持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作風”上，又必然對自己要求得更高、更嚴，做得更好、更徹底，甚至“不近人情”，這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最后，更重要的是，毛主席還把艱苦奮斗看成打破“歷史的周期率”，不當“李自成”的重要法寶。

毛主席歷來強調，中國革命、建設成敗的關鍵，取決于黨的領導，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在他的戰(zhàn)略大棋盤里，共產黨執(zhí)政后，如何打破“歷史的周期率”，“不做李自成”，是一個關系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說的：“我看能打敗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沒有第二個人。”

本來，早在1945年7月4日，毛主席與黃炎培（時任國民黨政府的國民參政員等職）就曾進行了著名的“延安窯洞對話”。黃炎培坦誠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政黨、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夠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十分自信地回答說：“我們共產黨已經找到了新路，能夠跳出這個歷史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然而，四年過后，毛主席領導全國軍民經過人世間罕見的、長期的浴血奮戰(zhàn)，真正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奪取全國政權之后，卻對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這條新路”，反倒“又不那么自信了。”

這是為什么呢？

從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向全黨敲響警鐘，就不難看出，他已經預感到“執(zhí)政防腐”，將會是何等艱難。

毛主席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貪圖自樂，不愿意再過艱苦生活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器是不可能征服我們的，這一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的共產黨人，他們在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炮彈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8-1439頁）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領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臨行前，他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赴京趕考去”。周笑答，我們應當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主席說，“退回來就是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希望考個好成績。”（《毛澤東年譜》1983-1949 下冊，第469頁）

然而，“不當李自成”，又談何容易！

如前所述，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入住北京香山雙清別墅的第一個晚上，迎來的現實，就是自己常年睡的木板床被扔掉了，換上了豪華的彈簧床。他能不想到：這是怎么的呀？自己才號召全黨做到“兩個務必”，才提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怎能進城后就把木板床扔掉？“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

與此同時，周恩來向他說及，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先后到了北平，大家都想來拜會主席，希望主席提前作出安排。不料，毛主席聽后卻說：“請通知有關方面，我明天要會見黃任老。”

周恩來猶豫了一下，告之：黃任老不久前在地下黨的幫助下，逃離上海，二十三日經香港乘船到達天津，今天由天津坐火車抵達北平后，又馬不停蹄地趕到西苑機場，參加主席和黨中央領導人的入城閱兵式，故以商量的口氣說道：“黃任老上了年歲，是不是推遲幾天再見為好？”

毛主席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明天請黃任老好好休息一個白天，晚上我要和他作竟夜長談”。

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連周恩來都怔了一下，困惑不解，怎么也想不出，毛主席在入住北京的第二天就如此急著要先和“黃任老作竟夜長談”？

原來，毛主席此時此刻想的是，共產黨“坐天下”，比起“打天下”更難、更難！所以，他迫不及待非要把黃炎培作為“進北平后第一個請教的先生”，以接著向黃任老請教：“我毛澤東如何才走出您說的那個怪圈”，作為四年前“延安窯洞對話”的繼續(xù)！

1949年3月26日晚，毛主席同黃任老再次竟夜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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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說：“當年我曾是傍聽先生教誨的晚輩，而今，您又是我進北平后第一個請教的先生”，“今天下午，我謝絕一切應酬，又認真地拜讀了您的大作《延安歸來》。”

“區(qū)區(qū)小文，何勞主席來讀它！”

“有收益啊！黃任老，今晚請你來，就是想接著請教，我毛澤東如何才走出您說的那個怪圈：‘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

黃炎培聽后十分感動，因為他所知的得天下的帝王將相中，沒有一位是在“喝慶功酒”的時候，就考慮國家興衰的。他沉疑片刻后說道：我記得你當年在延安非常自信地對我說：“我們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歷史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我是說過這樣的話，”毛主席輕輕地嘆了一聲，“可是，當我們就要取代蔣介石的統(tǒng)治的時候，似乎這種信心就又不那么自信了。”

“我看，主席這種不那么自信，就是最好的防范這一周而復始的怪圈的象征。”黃任老說。

毛主席微微地搖了搖頭，遂又打開《延安歸來》，頗動感情地念了那段名言，問道：“黃任老，我想您應該知道此時、此刻，我毛澤東在想什么了吧？”

“我知道，我十分知道，你希望我說的幾句話：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在你所開創(chuàng)的新的歷史中杜絕出現！”

“知我者，黃任老也！”毛主席猝然把頭一昂，“怎么樣？為了共產黨治理的新中國不受、或者少受這個周期率的支配，您要做我的諍友啊！”

他們這次談話，持續(xù)到午夜。

可見，建國伊始，在毛主席的戰(zhàn)略思考里，打破“歷史的周期率”地位竟是如此突出，如此重要！

1950年3月27日，毛主席、周總理訪蘇歸來，在東北作短暫調研，碰到了現實更是毛主席始料不及：當晚，黑龍江省委和哈爾濱市委領導為他及同行的胡志明主席舉行的“接風冼塵宴會”，美味佳肴，非常豐盛。毛主席礙于胡志明的面子，只是眉頭緊鎖，吃得很少，之后就對陪同的領導提出了批評，不應當大吃大喝；在入住的臥室時，又發(fā)現當地領導特意為他準備高檔歐式鋼絲彈簧床和新做的綢緞被褥，他堅決不享那個“福”。

28日，來到沈陽，宴請的檔次一地比一地高，越來越豐盛，餐后，毛主席在會議室會當著東北的領導們批評說：“今晚的飯菜過多，同志們，我們是人民的公仆，是為人民服務的，你們一層一層仿效下去，這樣吃起來，在人民群眾中將會有什么影響？你們應重溫七屆二中全會精神”。

29日，毛主席在東北局領導干部會上講話時，更是尖銳指出：“我和恩來等路過東北，主要想了解東北的工作情況，了解東北地方的工業(yè)生產情況，發(fā)現浪費太大。我在哈爾濱提過不要大吃大喝，搞那么豐盛干什么？”

他甚至憤憤地扔下重話：“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當李自成！中央三令五申，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要艱苦奮斗，你們應當做表率。”（《李家驥：《領袖身邊十三年》上冊，第167、168、169頁》）毛主席嚴于律已，自己也就要作了表率的表率。

爾后，毛主席發(fā)動“三反”、“五反”運動，實質上就是反對大大小小的“劉宗敏”，堅決“不當李自成”。

綜上可知，毛主席自甘清貧，嚴于律已，吃苦在前，“不圖自樂”，一生只睡木板床，堅決“拒睡”沙發(fā)床，固執(zhí)得不許一次變通，沒有一天例外，始終保持革命年代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作風。艱苦奮斗絕不是小事。它既是牢記“初心”，全心全意“為痛苦的人民服務”的必然要求，又是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的具體體現，更是“打破“歷史的周期率”，不當“李自成”的法寶。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前三十年全黨干部基本上保持了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保住了黨的無產階級先進性，清正廉潔，為世所公認。這樣的共和國的開國領袖，廣大的勞動人民能不發(fā)自內心地永遠崇敬和懷念。今年國慶長假，到韶山瞻仰游客多達39萬，應了那句老話：公道自在人心！

（作者：岳青山，湖南省委黨校教師；肖凡，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淮左徐郎”，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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