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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武：《農村調查》鉤沉 ——獻給中國共產黨100周年華誕

點擊：作者：張其武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1-03-14 09: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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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2011年秋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對學員說：“毛澤東同志1930年在尋烏縣調查時，直接與各界群眾開調查會，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諸如該縣各類物產的產量、價格，縣城各業人員數量、比例，各商鋪經營品種、收入，各地農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樣，各類人群的政治態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這種深入、唯實的作風值得我們學習。”在紀念中國共產黨100周年華誕之際，筆者結合收藏的毛澤東《農村調查》的早期版本，對其歷史資料進行梳理鉤沉，對黨史學習教育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尋烏調查

1930年初，國民黨調集閩、粵、贛三省兵力14個團對閩西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二次“會剿”。為粉碎敵人的“會剿”，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策略。毛澤東與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回師贛南，以吸引敵軍離閩回贛。同年3月20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一、二、四縱隊，從贛州城郊向南挺進。紅軍一路所向無敵，不到一個月先后進占了南康、大余、信豐、會昌等縣城。打下這些縣城后，紅軍按打土豪分田地的辦法，沒收了縣城的全部商號，將物品分發給貧困群眾和紅軍籌款，結果是貧苦的老百姓都買不到日常生活用品了，反而日子過得更艱辛。這是毛澤東到尋烏調查的起因。5月2日，紅四軍又攻克了位于閩、粵、贛三省交界處的尋烏縣城。

毛澤東在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越來越迫切地感到，需要掌握城鎮中各階級的經濟、政治狀況，以便及時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以管理城鎮，發展城鎮的生產和商業，解決革命根據地軍民的物資供應等問題。他一直想對城鎮中的商業和手工業做一次較大規模的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但總是沒有適當的機會。這次紅軍分兵發動群眾，終于使他有了一次對城鎮中的商業和手工業進行調查研究的機會。

初夏的尋烏，到處綠意盎然。毛澤東策馬入城，住在中共尋烏縣委所在地——西井天主堂。在這里，他與縣委書記古柏寒暄幾句后，就提出了要作些社會調查的想法。古柏想不到僅隔一年又見到了毛澤東，非常高興，馬上陪同毛澤東巡視了尋烏縣城，察看了一些店鋪作坊，詢問了一些情況。

第二天，古柏帶毛澤東來到南門街的一家雜貨店，并向毛澤東介紹了這家店主郭友梅。郭友梅年近花甲，不僅在尋烏時間長，而且任過兩屆商會會長，對尋烏的歷史、掌故和現狀都了如指掌。郭友梅正是毛澤東要找的人。毛澤東聽了古柏的介紹后，向郭店主坦誠地說：“這次我從會昌到尋烏，想花一些時間作一次社會調查，所以想和你這位尋烏通交個朋友，如何？”郭友梅高興地答應道：“能和毛委員交朋友，真是三生有幸！”他又詳細介紹了自己的祖父、叔父在這里做了60年的雜貨和布匹生意，加上他自己，祖孫三代在尋烏做了100年的生意了。毛澤東聽后誠摯地說：“你就是我打著燈籠要找的行家，下次要請你來參加調查座談會。”

毛澤東和古柏在返回縣委的路上，迎面碰到一位長者。古柏停下腳步，熱情地打招呼，并向毛澤東介紹說：“這位是范大明老先生，縣蘇維埃委員，出身貧寒，當過小學教師，他對革命前后城鎮居民的態度，都甚為清楚。”毛澤東聽后對范先生說：“能認識你，真是不勝歡喜，咱們后會有期。”

次日，毛澤東邀請郭友梅、范大明二人來到自己的住處，詳細地詢問他們尋烏縣城有多少個行業，多少家大小商店，這些行業及商店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店主的政治態度如何等。開始，郭、范二人尚有些拘謹，慢慢地覺得毛澤東隨和親切，于是也就坦率地談起來，并且談得很投機。毛澤東也詳細地記錄下他們談的情況。郭、范二人為毛澤東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毛澤東為了掌握更多的情況，他搬出了西井天主堂，到縣城南門外馬蹄崗住下。這里與群眾的距離更近了。毛澤東在這里又先后找了城郊鄉蘇維埃主席劉凡亮、縣蘇維埃委員趙鏡清、農民李大順、區蘇維埃委員劉茂哉、鄉蘇維埃委員劉星五、區政府主席鐘步嬴、小學教師陳倬云、62歲的秀才郭清好等人談話。一連十多天，毛澤東都是在與他們的座談中度過的。每天的人數不定，座談的氣氛卻是一天比一天熱鬧。在毛澤東的主持和啟發下，大家暢所欲言，無拘無束。毛澤東詳細記下他們的發言。晚上客人走后，他就在黃色的油燈下，整理調查會上得來的材料。若有不清楚的問題，次日再找古柏召集有關人員來進行調查，直到把問題搞清楚為止。

除了開調查會外，毛澤東還做了20多天的實際調查。他深入到集市、商店、作坊，找商人、工人、小販、游民談話，還到城郊農村，同農民一邊干活，一邊作調查，廣泛了解各行各業群眾的生活和思想狀況。這次調查，毛澤東先后詢問了尋烏縣城的22個行業、130多家商店的歷史、現狀及其主人的政治態度，以及全縣21戶大地主、111戶中小地主的剝削手段和他們壓迫群眾、反對革命的表現等情況。毛澤東還特別詳細地調查了尋烏縣城的手工業和商業的狀況，曾調查了雜貨店、木器店、水貨店、裁縫店、修鐘表店、屠坊等20多個行業所經營的貨物品種、生產數量、銷售價格等。毛澤東除調查店鋪的生意外，還注重考察分析了其盛衰興替的歷史。如郭友梅經營的“郭怡和”雜貨店，有100年的歷史，是尋烏城的第一家大商店，曾有本錢3000元，可以做到20000元的生意，但從1928年起，農村災荒，農民受到重租剝削，購買力低，買了東西還不起商家的賬，商家又無本錢進貨，還遭受官軍進城搶劫，所以使“郭怡和”變成了只剩下100多元錢的小店。毛澤東在調查中還找了三個不同村的農民開小型調查會，了解到種田人吃不上飯的占40%，每年有5%的人家破產，加上債主催租又逼債，使得一些貧困的農民不得不忍痛賣妻鬻子。

經過調查，毛澤東不僅懂得了城市商業狀況，土地分配的各種情況，而且為當時的工農政府制定正確的政策提供了實際依據。

1931年2月，毛澤東在江西寧都小布圩將尋烏調查到得到的豐富材料進行了整理分析，寫成了一本共5章39節8萬余字的《尋烏調查》。這個調查對尋烏縣的地理環境、交通、經濟、政治、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等，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考察分析，可謂是現代文字版的尋烏《清明上河圖》，可以讓人們從中讀出那個時代的社會結構和各階層的生存面貌。

非常遺憾，經過無數戰火和長征之后，到延安毛澤東卻找不到《尋烏調查》了，在1941年的《農村調查》中沒有收錄《尋烏調查》，直到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們才見到其全文。

興國調查

1930年6月初，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從尋烏出發，再次進入閩西，經武平到上杭，繼續分兵發動群眾。在上杭縣才溪鄉，毛澤東進行了社會調查后，召開區鄉工作人員和耕田隊隊長會議，號召群眾組織起來搞生產，要求把耕田隊改為互助組；教育區鄉工作人員依靠群眾自愿入股的原則，創辦出售油、鹽、布匹和收購土特產的合作社，以促進物資交流，解決農民生活的必需品。10月下旬，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總部抵達江西新余縣羅坊鎮。10月25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與江西省行委舉行聯系會議，史稱“羅坊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總政委毛澤東、總司令朱德、總前委秘書長古柏、總參謀長朱云卿、總政治部主任楊岳彬，紅三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滕代遠、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紅三軍軍長黃公略，紅四軍軍長林彪、政委羅榮恒，紅八軍軍長何長工、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中共中央長江局代表周以栗、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江西省蘇維埃主席曾山、江西省行委宣傳部部長陳正人等。會議使紅一方面軍和江西地方黨組織統一了思想，在理論上、思想上擺脫了“左傾”錯誤，使紅軍的戰略戰術原則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10月底，毛澤東從羅坊鎮陳家鬧村搬到彭家洲村。這時，興國縣黨組織送來了700名紅軍預備隊員，也住在彭家洲村。趁敵人還未進攻之機，毛澤東決定進行一次周密的興國調查。于是，他對古柏說：“古秘書長，你去興國紅軍預備隊中選七八個永豐區的同志來，我要請他們來開座談會。”古柏問：“就只要永豐區的？別區的同志來行不行？”毛澤東說：“就要永豐區的。這個區和贛縣、萬安兩縣交界，明白這個區，不僅興國，贛縣、萬安二縣的情況也就差不多，整個贛南土地斗爭情況也都相差不遠。”毛澤東說明了為何只請永豐區同志調查的原由。其實半年前，毛澤東進行尋烏調查，重點了解了尋烏縣的商業、土地占有狀況和土地革命情況，但是調查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的情況，沒有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這些情況不明了，尤其是對贛南和東固地區（永豐、吉水、萬安、興國縣一帶）土地革命的實際情況還不十分掌握，他心里不踏實。1929年4月，毛澤東曾親自幫助興國縣土地革命委員會制定頒布了《興國土地法》，還親自主持舉辦過興國縣土地革命干部訓練班。一年半過去了，興國縣土地革命斗爭開展的如何？贛西南乃至整個蘇區土地斗爭中還存在哪些問題，下一步該怎么做？他很想通過剖析興國永豐區的情況來了解全局。

古柏領會毛澤東的意圖后，請來了興國縣永豐區籍的紅軍預備隊八連長溫奉章、指導員傅濟庭、戰士李昌英、陳貞山、鐘得五、黃大春、陳北平、雷漢香等8人。

毛澤東十分重視這次調查，他首先列出調查提綱，并在自己住的樓下的店里召開了調查會。毛澤東首先對參加調查會的人員進行家庭情況調查。調查開始時并不順利。這8個同志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又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座談會，并且是毛總政委召集的，緊張的心中打鼓似的怦怦直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覷，誰也不愿意先開口。桌上擺的煙卷和茶水，8個人都不敢動。秘書長古柏和秘書李井泉也參加了調查會，看著這種場面，他倆很著急，擔心調查難以進行下去。毛澤東一點也不著急，因為他了解山區農民的特性。只見他一個一個地問：姓什么呀？叫什么名字？家里幾口人呀？當他得知8個人中有7個人娶了老婆時，打趣的問：“你們出門在外想不想老婆、想不想家呀？”他這一問，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調查會的氣氛一下子輕松了許多。第一天的調查會結束時，毛澤東把他們送出大門口，并約定次日繼續座談。毛澤東還對古柏等人說：“山區農民嘛，就是這個樣子。他們是我請來的老師，你們千萬不可怠慢他們吶！”

第二天，毛澤東吩咐警衛員上街買了橘子和花生回來，擺到會桌上。調查會開始后，他先請大家吃橘子和花生。毛澤東邊給大家剝橘子，分別送到他們手里，邊說：“不要客氣嘛！我請你們來，是想請你們談談你們家中的情況和你們村里、鄉里、區里的一些情況。我提7個問題，請你們想想，然后我們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慢慢談，好不好？”眾人說“好！”。休息片刻，毛澤東端起茶杯喝水，也叫大家一起喝，他溫和地說道：“我第一個問題，是想請你們說說自己家里的情況。”他停了停，解釋說：“為什么要了解你們的家庭呢？因為農村社會是由你們一個一個家庭組成的。你們都是貧雇農，對你們的家庭了解清楚了，對整個貧雇農階層，對整個農村社會也就了解了。將來我們黨制定政策就有依據了。”毛澤東隨和的態度，以及他那通俗的話語，使參加調查會的8位同志深受教育和感染，調查會的氣氛也很快活躍起來了。毛澤東逐個詢問了參加調查會的8個同志的家庭成員的政治面貌、經濟情況、家庭內部團結等問題。接著對興國縣永豐區各階級在土地斗爭中的表現作了詳細的調查。

調查進行了一個星期，每天開會兩到三次，有時開到半夜三更，但大家都不覺得疲勞。這時，毛澤東就讓警衛員去弄些夜宵來給大家充饑，然后留宿，有時親自為他們蓋被子。大家感到毛總政委特別親切和平易近人，對毛澤東的問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毛澤東還仔細調查了這個區土改前后的土地情況及蘇維埃建設、農村斗爭等情況。

按照既定的調查提綱，毛澤東本來還要對這里的兒童狀況、婦女狀況、交通狀況和物價比較以及土地分配后的農業生產狀況進行調查，但這時，蔣介石已調集10萬兵力開始對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其先頭部隊已抵羅坊附近。紅一方面軍主力于11月4日撤離羅坊，東渡贛江。

這次的興國調查，就是在這種極為嚴峻的形勢下不得不提前結束了。

1931年初，毛澤東由古柏協助，在寧都縣黃坡山堂胡家祠堂將這次調查所得整理成《興國調查》。這份調查共8個部分約3.7萬字。毛澤東用他特有的文風和通俗的語言，詳細真實地記錄了大革命前后興國縣永豐區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階層的歷史與現狀，以及土地革命斗爭和8個家庭的具體情況等。參加興國調查的8個同志，唯一活到解放以后的溫奉章曾經回憶說：“毛澤東完全采用同大家聊天的方法，詢問了每個人的姓名、年齡、成分、文化程度、家庭人口、經濟狀況、田地口糧、債務情況。我們對此作了詳細的回答。座談會往往從下午要開到第二天凌晨。期間，毛澤東常常為我們點煙倒水，相互之間幾乎沒有一點拘束。調查報告寫好后，毛澤東又將大家叫去，征求我們的意見，并且逐一加以修改。”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說，毛澤東的《興國調查》等農村調查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靠的是兩條：一是他出生于農村，有意識地接近農民，親身體驗他們的生活，這使他對農村經濟狀況和農民生活十分熟悉，并有親身感受；二是他十分謙虛地通過利益相同的農民去檢驗、核實自己的想法，使農民體會到他是真正為人民謀利益的，因而取得農民的信任，成了農民的知心朋友。毛澤東這種實事求是的調查態度和作風，是值得現在各級領導干部學習的。

長岡、才溪鄉調查

1930年代初期，“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思想在中共中央占據統治地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不僅得不到重視，而且受到錯誤的批評和指責，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被免去了紅軍中的領導職務。此后，毛澤東從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工作，領導蘇區人民進行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

毛澤東曾深入農村，指導查田運動，經常走村串戶，了解民情。他到群眾之中，感到如魚得水，工作十分得手。查田運動一結束，毛澤東又深入到興國縣的長岡鄉，就蘇維埃選舉運動與群眾生活、勞動力的調劑與耕牛問題、公債的推銷與合作社運動等問題進行了為期一周的社會調查。

一天晚上，毛澤東在長岡鄉列寧小學的教室里召開小型調查會。參加人員有黨支部書記、鄉蘇干部、合作社主任、村代表主任、赤衛隊長、貧農團主任和婦女主任等8人。大家圍坐在一張八仙桌旁，桌上擺著盛滿開水的幾只粗瓷碗，一盞煤油燈忽閃忽閃地亮著。座談中，毛澤東饒有興趣地詢問長岡鄉的消費合作社是什么時候辦起來的？合作社主任李奎應一下子不知從何說起，急出了一頭汗。毛澤東和藹地說：“慢慢想想，想到什么就說什么。”李奎應這才鼓起勇氣說：“我們聽說中央有指示，號召辦消費合作社，卻又沒資金，就試著發動大家集資，一共湊了350股，每股五毛錢，我們就用這點錢，再加上打土豪時留下的100塊銀洋，把它作為辦社的基金，我們派人秘密潛入白區，買了點鹽和布回來再賣給群眾。這樣做危險很大。后來，我們找到了商人，由他們把貨物運送到赤白交界處，我們派人接運，省了很多麻煩。因為采購來的都是群眾急需的物品，所以貨物一到，很快就賣完了。”毛澤東又問了消費合作社有幾個人，如何管理等問題。最后，毛澤東滿意地說：“辦合作社就要像你們這樣，人少辦大事業，走群眾路線，群眾急需要的東西就要多買，想方設法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

毛澤東在座談中還向鄉蘇維埃主席問道：“你們鄉蘇維埃政府主要干了些什么工作？”鄉蘇主席匯報說：“我們鄉蘇政府由鄉蘇主席、副主席、文書等5人組成常委會負責全鄉工作，而且都不脫產，不拿薪，自帶飯菜來辦公。鄉蘇政府每天除一名常委值班外，其余4人下鄉了解情況，督促檢查擴紅、優待紅屬、組織擔架隊和慰勞隊等項工作的完成情況。”

座談會開得十分熱烈。毛澤東從政治到經濟、從群眾生活到風俗習慣，以至長岡鄉的山林、河流、物產等等，分門別類地一一問到。就這樣，長岡鄉的實地調查很快結束了。

調查結束后，毛澤東很快寫出《長岡鄉調查》（原題為《鄉蘇工作的模范（一）——長岡鄉》）。他總結了長岡鄉的三條經驗：第一，關于密切聯系群眾，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經驗；第二，關于切實關心群眾生活，把群眾生活和革命戰爭緊密聯系起來的經驗；第三，關于把革命工作的方法和工作任務同時解決的經驗。這些經驗，對加強黨的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結束長岡鄉的調查后，于1933年11月下旬率中央政府檢查團到福建上杭縣才溪鄉進行調查。他先后主持召開了由工人、農民和鄉干部參加的各種類型的調查會，還走訪紅軍家屬和貧苦農民，對鄉蘇政權建設、擴大紅軍、經濟建設、文化教育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和研究。

隨后，毛澤東寫出《才溪鄉調查》（原題為《鄉蘇工作的模范（二）——才溪鄉》）。這份調查共分7個部分：行政區劃、代表會議、此次選舉、鄉蘇的委員會、擴大紅軍、經濟生活、文化教育。毛澤東認真而全面的調查后，稱贊才溪鄉是“蘇維埃工作的模范”。從這個具體生動的調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和領會領會到，農民一旦組織起來，能立即顯現強大的革命力量，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旺盛的萌芽和創新發展的新型強勁的社會生產力。

這個調查，全面總結了才溪鄉蘇維埃工作的成績和經驗，回答和解決了在國內革命戰爭環境下，根據地建設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這個重要問題，用鐵的事實批駁了機會主義者脫離實際的錯誤觀點。

從《調查工作》到《反對本本主義》

正當毛澤東大搞農村調查的時候，在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內轟轟烈烈地全面開展分田運動，農民熱烈擁護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積極支援革命戰爭，保衛和建設革命根據地的大好形勢下，然而，一種無法回避的干擾，也正向毛澤東襲來。由于城市暴動的接連失敗，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被解職，取而代之的是向忠發，而實權則掌握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以中央的名義向紅四軍發出指令，命令毛澤東和紅四軍立即放棄“分散的去武裝農民的策略”，而要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范圍內擴大主力紅軍，要把每一支槍都集中到紅軍手里，做好攻打城市的準備。

此時的毛澤東，并不十分清楚黨中央領導人的變更情況，但從這些輾轉而來的指示信中，他敏銳地感覺到，中央領導的思想越來越“左”。怎么辦呢？毛澤東從自己大量的農村調查材料中得到啟發，應當讓事實說話，寫篇文章，給頭腦發熱的人的頭上澆點“冷水”，讓他們清醒一下。

在油燈下，毛澤東提筆寫下文章的題目——《調查工作》。他首先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一振耳發聵的口號！

毛澤東又寫道：“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某個問題的發言權”；“許多同志都成天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么！”

他大聲疾呼：“要不得！要不得！注意調查！反對瞎說！”

毛澤東強調，調查就是解決問題。“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他還形象而精辟的指出：“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聯想到當時黨中央在李立三“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下，脫離中國實際，動不動就照搬馬列的“本本”和蘇聯模式，要在中國各革命根據地開展“反富農斗爭”，組織什么“國營集體農莊”等等，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毛澤東的這些話，這些論斷，可謂切中實弊，擲地有聲。

這篇題為《調查工作》的文章寫成后，當時曾在紅四軍和中央蘇區印成小冊子，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形成了一股調查研究之風。遺憾的是，由于敵人的多次“圍剿”，《調查工作》這篇文章曾一度失傳了。

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陜北后，在延安整風之前，毛澤東就認識到，理論脫離實際的問題是黨內的主要問題。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毛澤東決定出版他在1930年至1933年期間所作農村調查匯集成的《農村調查》一書。毛澤東于1937年10月6日為自己的《農村調查》寫了第一篇《序言》；在1941年3月17日又寫了第二篇《序言》，并作為延安的《整風文件》之一。在毛澤東的指導下，為了全黨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活動，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也作為22個《整風文件》之一，下發全黨。

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縣茶山鄉官山村農民賴茂基把自己冒生命危險珍藏下來的《調查工作》獻了出來，經中央革命博物館鑒定、確認，這篇文章才重放光彩。

1961年1月，當毛澤東再次看到這篇失而復得的文章時，喜出望外，高興異常，激動地說：“找到它就像找到失散的孩子一樣重要。”3月11日，毛澤東將這篇文章印發給他在廣州召開的中南、西南、華東三個地區的中央局和省、市、區黨委負責人會議（簡稱“三南會議”），并寫了這樣的說明：“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詞，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1930年春季，已經30年不見了。1961年1月，忽然從中央革命博物館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從福建龍巖地委找到的。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同時，毛澤東并批注：“送林彪同志閱，一九三〇年的，從閩西找出來的。閱后退毛。”毛澤東在印發這篇文章時，對正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將標題改為《關于調查工作》。

1964年，這篇文章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時，毛澤東又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和個別內容上的補充，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時間定為1930年5月。

199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1-4卷第二版時，也補上了這篇《反對本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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