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澤東關于黨的自我革命思想為中心的考察

【提要】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重要標志，在于旗幟鮮明的革命性；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也存在于這種徹底的革命性之中。革命性，歷史地成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特質和生命。取得政權后的共產黨絕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執政黨，而是也應當是一個不斷實現自我革命的執政黨。在革命與執政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是新中國70年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成功經驗。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兩個決裂”大功告成，因而也不意味著革命任務的終結，“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在執政中始終保持黨的革命性質不變，理應成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自身建設的首要任務和根本目標。只有堅持革命性，不忘初心，力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永遠與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共產黨才能永葆生機。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把“革命黨”變成“執政黨”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我們黨的正式提法是，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這里面并沒有區分‘革命黨’和‘執政黨’，并沒有把革命和執政當作兩個截然不同的事情。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革命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為基礎，不僅僅是一種破除舊的政治上層建筑的社會運動，更是一種新的社會建設運動。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但同時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黨，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革命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特質，也是生命之所在。馬克思主義政黨與其他政黨的主要區別，就在于旗幟鮮明的革命性；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也存在于這種徹底的革命性之中。而且，這種革命性不因時間的演變而褪色——過去是、現在是、未來解放全人類時也是。包括科學理論體系、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運動在內的三位一體的馬克思主義，是各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秉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既是革命的執政黨，也是執政的革命黨。在革命與執政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是新中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成功經驗。新中國成立后，使命并未終結，革命不應止步，而且革命必將由人身引向人心，由政治經濟引向終極文化、靈魂深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有著本質區別的中國共產黨，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終極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兩個決裂”的使命大功告成，因而也不意味著革命任務的終結，“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如同列寧所說，馬克思的學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斗”。毛澤東關于“兩個解放”的思想，即通過社會革命實現人民大眾的人身解放、通過靈魂革命實現精神解放的思想，是執政的共產黨永葆青春的必由之路。只有堅持革命性，不忘初心，力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永遠與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共產黨才能永葆生機。

一、革命本色，黨的生命：執政的革命性政黨

馬克思主義既符合理論邏輯，也合乎歷史邏輯，是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科學。正因如此，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社會制度和運動密切相連，三位一體。包括科學理論體系、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運動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政黨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170多年來，馬克思主義經歷了從理論學說到制度成果再到共產主義運動的躍進過程。

從學理而言，馬克思主義是嚴謹自洽的科學理論體系。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深刻揭示社會矛盾發展的基礎上，特別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分析，批判地吸取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合理成分而創立了馬克思主義——一個包含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主要組成部分的完整科學理論體系。

從制度而言，作為科學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合乎邏輯地指出：人類最美好的社會制度是也只能是共產主義。作為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既要對未來社會進行可靠的理論描述，還要履行改造世界這一特殊的實踐任務，體現了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結合、理論和實踐的統一。

從運動過程而言，共產主義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以建立這一制度為目標的實際運動，即共產主義實踐。馬克思恩格斯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而且也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不是遠離革命實踐醉心于書房里閉門造車的學者，不是迷戀于道德說教的教師爺，不是袖手旁觀冷眼看世界的理論家，而是一位同實際革命斗爭血肉相連的生氣勃勃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創始人。馬克思主義是改造世界的實踐哲學。馬克思在從事理論研究、向資本主義世界發射“理論原子彈”的同時，一刻也沒有脫離如火如荼的革命斗爭。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正是他第一次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斗爭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滿腔熱情、堅韌不拔和卓有成效地進行斗爭”。馬克思密切注視統治階級的動向，悉心觀察和指導工人運動的進展，自己的書房同沸騰的生活、同國際工人階級的斗爭有著千絲萬縷的熱線聯系。底層民眾和由資本一手導演的悲慘世界，始終是革命導師人文關懷的聚焦點。馬克思多次申明：“工人階級永遠可以把我當作一個忠誠的先鋒戰士。”

人類進入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后，便在人性中植入罌粟的種子：對財富無止境的追逐和占有。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從所有制入手，使整個社會服從于自身發財致富的條件，以此來鞏固他們已經獲得的地位。正因為所有制問題是決定一個社會性質的基礎性問題，因此，《共產黨宣言》簡明扼要地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的五字真言——消滅私有制，直擊資本主義及一切剝削制度的要害。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觀科學地闡明了私有制的發生、發展和最終歸宿，解決了空想社會主義者和文學斗士提出而不能解決的任務。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就會成為束縛生產力的桎梏，而這種桎梏必將被共產主義革命所摧毀，革命后新建立的生產關系將再次適應生產力狀況。這是馬克思恩格斯證明的歷史邏輯，也是革命邏輯。現代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和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之上的產品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形式。不廢除資產階級的私有制，無產階級就不可能真正解放自己，更談不上解放全人類。而所有的機會主義都力圖把工人階級爭取改變雇傭條件的斗爭限制在不改變這種奴隸制度的范圍之內，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對工人運動中各種形式的機會主義進行了毫不妥協的斗爭。所以，以革命消滅私有制和改造私有觀念，成為《共產黨宣言》以最鮮明的語言向世人宣告的五字真言。

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點燃了革命的圣火，毛澤東提出的新條件下自我革命的思想則為燒得通紅的爐火提供了可持續燃燒的保證。為了進行思想領域的革命，革不徹底革命者的命，使黨永葆青春，毛澤東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創造性地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理論。毛澤東在《奮斗自勉》中自述“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君子人格。與天共同奮斗，與地共同奮斗，與人共同奮斗，合道而行，天人合意和諧共進，則樂在其中！革命黨是革命的火炬手，因此，黨的革命化，是革命到底的保證。“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既要進行自我革命，就要有一個自我革命的黨。革命性是共產黨的生命，中國共產黨是且永遠是革命的政黨。革命性是共產黨與生俱來的本質屬性，是其先進性、群眾性的必然體現。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長期的革命斗爭，徹底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在這個過程中，同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問題相聯系，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反復進行過多次。成為執政黨后，作為最徹底的革命政黨，必須把解放全人類作為其神圣歷史使命。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必須自我革命，直至將革命進行到底。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后，共產黨同國家一樣，自行消亡。正因為共產黨具備最后自我消亡的能力，所以其革命性也才是最徹底的。

黨組織的戰斗性是革命性的重要體現。因此，要保持革命本色，就要發揮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敢于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同形形色色的“去革命化”傾向做不妥協的斗爭。毛澤東早就指出：“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并非他魂牽夢繞的那個公平和諧沒有矛盾的理想社會——這個社會內部仍然存在著極其深刻復雜的矛盾、沖突、對抗和斗爭。毛澤東注意到，新的集團正悄悄坐大，他先后用官僚主義者階級、特權階級、官僚集團等不同的定語來形容這個利益集團。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現代修正主義一度很有市場，在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等一以貫之的“去階級性”“和平過渡”“全民黨”等“新思維”沖擊下，人民民主專政變成了“雞肋”。毛澤東是從哲學高度、從打破歷史周期率的長遠眼光、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全局來論證永葆黨的革命性的。毛澤東對歷史周期率的思考，反映了他無與倫比的哲學視界。1945年7月，黃炎培到訪延安，同毛澤東談及歷朝歷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興亡周期率。毛澤東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找到跳出周期率的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取得革命勝利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站在歷史潮頭的毛澤東，洞察到歷史周期率的冷峻無情。為說服跟隨他從革命一路勝利走來的曾經的同道者，毛澤東再次借用自己卓絕的宇宙觀和歷史觀。他著眼于宇宙與人類社會變化，研究事物內在聯系，用令人信服的哲學觀點，論證不斷進行自我革命對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重大意義。在與德國總理施密特的會晤中，毛澤東講到海克爾的著作《宇宙之謎》。就海克爾“一切在流，一切在變，世上萬物沒有終極目標，有的只是狀態”的觀點，毛澤東把“自我革命論”與海克爾的“沒有終極目標”聯系起來，從海克爾的觀點析出革命結論，從事物內在聯系出發，看到變化的絕對性、關系的絕對性、矛盾的絕對性，而且將這種高超的哲學認識力，運用到具體的社會主義歷史條件下，從而將宇宙觀與歷史觀達到古今中西四維結合的哲學高度。自我革命論是毛澤東在本體論和動力論上的突破，代表了社會發展哲學的新高度。

二、革故鼎新，執政為民：自我革命的執政黨

在推翻反動統治、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是革命黨，這比較容易理解。然而，在奪取政權后，共產黨還是革命黨嗎？回答是肯定的：共產黨的革命性不因政治地位的變化而變化——未執政時是革命黨，執政后仍然是革命黨。執政與否僅僅意味著共產黨政治地位的變化，而革命與否則意味著共產黨本質屬性的變化。執政的共產黨首先是革命黨，然后才是執政黨。也就是說，它是自我革命的執政黨。共產黨可以不執政，但絕不能不革命，執政的共產黨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躲避崇高、告別革命。沒有執政的共產黨仍然可以是共產黨，但告別革命甚至對革命噤若寒蟬的所謂共產黨絕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共產黨。

告別革命，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是資產階級政黨的老套路。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產生的資產階級政黨，曾經大都是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的革命黨。作為資產階級革命黨的革命道路，有的是通過民主革命推翻封建統治，建立資產階級政權；有的是通過民族革命推翻殖民統治，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有的則兼而有之。但無論如何，只要資產階級取得全國政權，革命即大功告成，資產階級政黨作為革命黨的歷史使命即告終結。由此，執政的資產階級政黨不再是革命黨，而轉變為純粹的執政黨。資產階級政黨執政后，如果在選戰中敗北，就轉變為在野黨或反對黨，一場“你方唱罷我登臺”的大戲由此拉開。用金錢拉選票“普選”出來的“執政黨”，說到底是為資本家服務的黨，是資本集團的御用工具。

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有著本質區別的中國共產黨，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終極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取得政權后的共產黨絕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執政黨，而是也應當是一個不斷進行自我革命的執政黨。取得政權，革命遠未畢其功于一役，必須“而今邁步從頭越”。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明確指出：“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1949年3月，一目千秋的戰略大師毛澤東從西柏坡動身前往北平時，意味深長地說：“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至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清醒地意識到，從“進北平”“直至實現共產主義”的每一步，都是共產黨人“萬里長征”的一個環節，都是自我革命的不同表現形式。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仍然存在著極其深刻復雜的矛盾和斗爭。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澤東告誡全黨：“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革命的共產黨獲得執政黨地位后就放棄革命性，無異于自廢武功。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只有革故鼎新，把共產黨建設成自我革命的執政黨，才能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毛澤東，這個偉大的體制內的革命家，位居廟堂之高，心系江湖之遠，革命了一輩子，晚年卻仍然不得不進行思想革命，為剿滅世人心魔進行最后的努力。毛澤東深知，黨自身的蛻化變質是最大危險，執政后的共產黨只有保持革命本色，以徹底的革命精神不斷改造和提升自我，才能經得起各種挑戰和考驗，永做朝氣蓬勃的先鋒隊，否則就會腐化變質。共產主義一天不實現，革命黨的革命任務就一天沒有完成。革命導師甚至把眼界放得更寬、更遠，預言即使到了共產主義，還有革命——凈化內心世界的革命永無止境。

當年，在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流的持續鼓噪下，蘇聯共產黨放棄了革命性，對“革命”二字諱莫如深，在將馬克思、恩格斯進行了“無害化”處理后，繼承了作為精英學者的馬克思、恩格斯，拋棄了作為革命家的馬克思、恩格斯，致使西方的和平演變圖謀暢行無阻，最終導致亡黨亡國。今天的中國，有人意欲重復蘇聯的故事，如法炮制，按照資產階級政黨的標準為中國共產黨號脈，要求共產黨放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去革命化，完成所謂“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共產黨的偉大所在，重要一點在于其肩負著公有共富、消滅剝削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使命。如果將這樣一個理想遠大的革命黨變成純粹的執政黨，放棄革命，不再為人民服務，不致力于公有共富，不消滅剝削，轉而制定維持甚至發展私有制的大政方針，整天忙于與資產階級政黨接軌，最終必然墮落為為拉選票不得不巴結、迎合資本家并為資本家站臺的政黨。這同時也意味著自己曾經的革命不過是為了用一個利益集團取代另一個利益集團，用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外衣的私有制取代另一種赤裸裸的私有制，從而再一次陷入簡單的改朝換代的循環怪圈中。如此，一個告別革命的共產黨的合法性將蕩然無存，蘇聯亡黨亡國的悲劇將在中國被復制。

曾幾何時，“躲避崇高”“告別革命”等論調甚囂塵上。為糾正這種錯誤傾向，2016年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向全社會發出“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的政治動員令。為發揚革命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新時代“不能忘記黨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記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繼續和發揚老一輩革命家‘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習近平總書記為何“反復強調要發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精神”？“三重革命論”為我們提供了解題思路——為了“探討革命的多層次、多維度的豐富內涵”，程恩富教授等提出了包括“奪權性革命”“改革性革命”“過渡性革命”在內的“三重革命論”。基于“三重革命論”，不難厘清“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的科學依據：“革命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本質規定，是貫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鮮明主線，是中國共產黨推進偉大斗爭的精神狀態。”“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的“革命到底精神”，彰顯了馬克思主義“隨著實踐的深入發展而日益豐富、氣象萬千的整體性”。

三、革義無咎，執政有道：革命、執政兩相宜

革命黨是一個與反動黨相對立而存在的概念，是否具有革命精神是劃分二者的標準；執政黨是一個與在野黨或反對黨相對立而存在的概念，是否具有執政的政治地位是劃分二者的標準。可見，在角色定位上，革命黨與執政黨并不是互相對立的矛盾兩方面，完全能夠并存共融于一體，只有在野黨或反對黨才是與執政黨互相對立的矛盾兩方面。因此，所謂“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顯示了鼓噪者的邏輯混亂和別有用心，如同用尺子稱重或用衡器測量長度一樣荒唐可笑。執政黨為什么不能通過高揚革命精神而永葆青春？在野黨難道就一定是先進的革命黨？事實是，執政黨同樣可以成為革命黨，在野黨也可以墮落成反動黨。中國共產黨是執政的革命黨，或者說是革命的執政黨。革命與反動并不在于是否執政，而在于為誰執政，依靠誰執政，怎樣執政，在于能否以正治國。共產黨打天下是為了保證人民坐天下，而不是先于人民發財致富，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官僚階級。

在執政中始終保持黨的革命性質不變，理應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執政黨自身建設的首要任務和根本目標。除舊布新的革命是偉大的，為人民當家作主而執政是崇高的。一個能夠進行自我革命的執政黨，必須在革命和執政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革命、執政兩相宜：在自我革命中執政，在執政中高揚革命精神。保持革命精神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而執政，而要確保執政為民，就必須合乎革命之道。

一個時期以來，流行這樣一種將革命與執政完全對立起來的說法：革命就不能執政，執政就不能革命；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應當與其他國家的執政黨有普遍性和共性，因而必須學習借鑒西方國家執政黨的先進經驗，云云。實際上，這種歪理邪說經不起任何推敲，不過是坑殺共產黨的理論陷阱而已。其要害在于先將革命黨與執政黨對立起來，而后誘導執政的共產黨放棄革命立場，使共產主義理想讓位于發財致富。前面提到，革命性是共產黨最根本的屬性，是為人民服務的基本政治前提。一旦丟了革命性，喪失了革命立場，共產黨就會站在人民大眾對立面，變成剝削階級的政黨，變成寄生性的社會贅瘤，直至與資產階級政黨同流合污。這就是所謂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這個歪理邪說的本質所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得不說，把革命黨與執政黨相對立，是屠戮共產黨的理論絞索。是引頸就戮，還是自我革命，乃共產黨必須面對的抉擇。老實說，走向崇高和埋葬自己的力量，都在我們手里掌握著。何去何從，全在共產黨自己。

四、社會主義，曲折前進：革命之道開顯大同之路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最偉大的壯舉，是人類理想的最高境界因而也是最難完成的文明偉業。這樣一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1949年，當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取得勝利時，資本主義世界一片驚慌，社會主義陣營越來越強盛，社會主義之花香飄全球。然而，不愿與人民大眾平等分享勞動果實的、曾經的和新生的剝削階級，必然會瘋狂摧殘這朵文明之花；數千年私有制土壤中生長的舊的傳統文化勢力和人們骨子里固有的自私本性，也有意無意地掣肘新興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這就決定了，革命不是一帆風順、一朝成功的，特別是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私有制度不是一次共產主義運動所能連根拔起的，幾千年的私有觀念與人性的改造，也不是毛澤東憑借幾次思想解放運動所能終結的。而且，革命者需要反復錘煉才能更堅強更有戰斗力，民眾需要多次洗禮才會最終認識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正因如此，社會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必然充滿艱難曲折。歷史總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暫時的挫折改變不了發展大勢。列寧說過：“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一次行動，不是一條戰線上的一次會戰，而是充滿著激烈的階級沖突的整整一個時代，是在一切戰線上，也就是說，在經濟和政治的一切問題上進行的一系列的會戰，這些會戰只有通過剝奪資產階級才能完成。”正是基于革命曲折性的認識，毛澤東要求全黨大興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風，告誡我們千萬不要讓資本主義和剝削制度重新出現，讓勞動人民再次陷入痛苦的泥潭無助地掙扎。

毛澤東不但要進行人身解放，而且要進行思想解放，去除思想枷鎖。度盡劫波，解放全人類，是精神導師毛澤東的擔當。為了完成這樣神圣的擔當，毛澤東與人性之惡進行了不妥協的斗爭。人性中勤奮、無私、利他、共享、奉獻的精神是無產階級思想，而懶惰、自私、貪婪、獨占、淫樂則屬于資產階級思想。用自己靈魂深處的無產階級思想戰勝資產階級思想，用人性的至善戰勝人性的邪惡，逐漸逼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至高境界，是完全可能的。人性中日益增長的貪欲是永遠不可能滿足的，所謂欲壑難填，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癡迷于物質生活和感官享受中的人們，就像一個不停加注的賭徒，總以為不斷加大的賭注能贏得更多，殊不知卻輸得越來越大。如果不對沒有止境的貪欲加以限制，人類永遠不可能解放自己。毛澤東力倡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向雷鋒同志學習”“狠斗私字一閃念”等，實際上探索改造人性之惡的嘗試。對干部隊伍和國民性的改造，即是毛澤東精神重塑的一部分。毛澤東放手發動群眾對新特權階層進行的靈魂洗滌，目的在于探索預防干部隊伍蛻化變質之路。為了改造國民性，毛澤東指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發揚“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通往未來理想之路只有一條，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指引的科學社會主義之路。只有在這條光明大道上，萬物平等的基礎才得以確立，人類才會真正獲得解放，擁有真實的民主和自由。2014年10月1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與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第五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召開，15個國家共產黨和左翼黨聚首北京，研討社會主義發展前景，就社會主義是人類發展的必然、金融資本壟斷時代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奪、世界左翼運動和思潮等議題，進行廣泛深入的探討。著名學者李慎明斷言：“輝煌與苦難相伴，國際金融危機孕育著社會主義的復興。當今仍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愈是深化，人們便愈是覺醒，社會主義便愈是復興和發展，社會主義是人類發展最終的必然歸宿。”在世界社會主義復興過程中，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掌握高超的革命斗爭藝術，如同習近平強調的：“斗爭是一門藝術，要善于斗爭。在各種重大斗爭中，我們要堅持增強憂患意識和保持戰略定力相統一、堅持戰略判斷和戰術決斷相統一、堅持斗爭過程和斗爭實效相統一。”為了明晰共產黨人的革命斗爭方向、立場和原則，習近平提出了“一個不動搖”和“五個凡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凡是危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只要來了，我們就必須進行堅決斗爭，而且必須取得斗爭勝利。”

五、順天應人，大亨以正：革之時義大矣哉

革命的意義，是由其神圣目的而賦予的。順天應人的革命，目的是將人類從各種必然性中解放出來，獲得極大程度的自由。無論是個人解放、社會解放、政治解放、經濟解放，還是思想解放、文化解放，都是人類由必然走向自由的一個必經環節。共產黨是革命黨，革命黨的崇高特質，就在于沒有自身私利，具備徹底自我革命的精神。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是經由“順乎天而應乎人”的革命獲得執政合法性的。在“三座大山”重壓下苦難前行的中華民族，自發地進行過無數次反抗腐朽統治集團的斗爭。然而，都失敗了。中國共產黨順應民意，在組織人民革命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對舊的傳統秩序和規范的否定之否定，貫穿了毛澤東的一生。以毛澤東為革命領袖的中國共產黨，在充滿驚濤駭浪的革命之路上，一個挑戰接連著一個挑戰，譜寫了人類革命史的偉大華章，最終使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走上了獨立富強之路。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創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28年間，每個中國人每時每刻都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動態選擇：擁護或反對中國共產黨。這是一場不分時間地點、不分男女老少、用行動說話、以生命投票的無限民主和超限選舉。憑借合乎“天地之大義”的革命性而擁有的統治合法性是最真實民意的反映，代表了最廣泛的民主，因而也最具權威性。假如沒有人民大眾的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連生存都是問題，更不用說推翻盤根錯節的“三座大山”了。作為一個正大光明的革命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最重要、最權威的來源是其革命性及基于革命性所承擔的終極價值規范。誠如恩格斯所言：“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革命黨的執政合法性不是基于西方政黨大盜欺天的所謂選舉程序，靠革命性獲得的統治合法性，比幾年玩一次的“選票民主”更真實可靠。只要秉承革命性，共產黨就能夠永葆青春，夯實廣泛的民意基礎，得到人民大眾的真心擁戴；只要得到人民大眾的真心擁戴，就無須通過玩弄包括選舉游戲在內的障眼法來確證自己的統治合法性。由此看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領導權和革命勝利后的執政權，是歷史賦予的使命，是時代大浪淘沙的結果，是意欲脫離苦海的人民大眾同意并授權的。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神圣使命。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是合作和協商的關系，而不是西方資本主義政黨間執政黨和反對黨、在野黨互相競爭、互相攻訐的關系。基于政權民授的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靠革命獲得執政合法性的中國共產黨，也會因喪失革命性而失去。共產黨如果從革命性政黨轉變為“告別革命”的純粹執政黨。那么，其基于順天應人的革命性的執政合法性就蕩然無存，詰難必然會隨之而來：憑什么由你執政？道理很簡單：你既然不革命、不公有共富了，那就再也沒有任何過得硬的繼續執政的理由。面對“普世派”咄咄逼人的“用選票證明你的統治合法”的詰難，只能疲于應付，處處被動。革命黨的政權民授，具有天然合法性。所以，共產黨只要革命就不存在下臺的問題。共產黨如果與西方政黨接軌后成為單純的執政黨，那么，今天能在臺上執政是在朝黨，明天也有可能下臺成為在野黨。畢竟，沒有任何一個純粹的執政黨有無限期執政的權利。中國共產黨只要接受所謂“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的歪理邪說，就等于接受了死刑判決：既然無意做革命黨，執政黨注定也當不成，甚至在野黨都當不成——資本集團一統天下的國度里，絕不會允許真正革命的共產黨有立足之地，除非對共產黨進行“無害化”處理！

習近平指出：“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不斷斗爭與革命，不僅是人類社會的真理，也是自然界的規律。君不見，天氣愈寒，梅花愈艷；風雨愈烈，海燕愈奮；大地堅硬，嫩芽破土。這好比彈簧，對彈簧的壓力越大，則反彈力越大。如果對彈簧的壓力超過一定值域，則又可能出現以下兩種情況：或者因壓力過大而使彈簧永久喪失彈力，或者由此引起的超限反彈力將彈簧本身毀壞。牛頓據此概括出牛頓第三定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定律”。相似的情形對社會來說，表現為有壓迫就有反抗。如果剝削者、壓迫者采取極端高壓政策，同樣會引發兩種后果：或者是因高壓徹底制服勞動人民，使勞動人民在沉默中沉淪下去；或者因高壓引起勞動人民的強烈反抗，激起民變，在沉默中爆發，摧毀人吃人的舊世界。天、地、人三才，萬法歸宗，同道同理，圓融不二。這里，革命有道與牛頓第三定律，在哲學意義上實現了會通。

毛澤東的哲學是大眾哲學，是永葆先進性的革命哲學，是人民大眾自我解放的哲學。在毛澤東看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毛澤東胸懷赤誠滾燙的愛民之心，讓“為人民服務”沉甸甸的五個字變成重如泰山的承諾，變成燦如金光的大道。革命到底的毛澤東，具有常人不可能有的預見性。也許，一百年后人們才能真正認識他的蓋世功業。最愛唱“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的毛澤東不是神，卻完成了令人望塵莫及的偉業——拯救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并為世界勞動人民開辟了通過革命實現解放的光明大道。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在前進道路上我們面臨的風險考驗只會越來越復雜，甚至會遇到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我們面臨的各種斗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至少要伴隨我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過程。”最后，用得著70年前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的一篇評論文章的題目：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作者系山東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年第2期，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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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澤東關于黨的自我革命思想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