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策還是弱華論？
——評時北京某知名大學教授S言論種種
【摘要】在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的嚴峻形勢下，許多學者基于自己專業的建言獻策，有效助力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獨立自主的大國外交。然而，其中良莠混雜，既有強國策、復興論，也不乏弱華計、自毀謀?？v觀北京某知名大學教授S的一貫言論，處處隱含著自毀長城的節奏：唯美國馬首是瞻的仆從邦交論，與大國外交無緣；無底線的退讓求和主張，背離以戰促和的辯證法；通過自毀弱華以示誠，絕非“權一時之勢”的“棄彼取此”，注定是歷史的笑柄；其屢屢指責的戰略透支，實為戰略自衛因而也是戰略必須；涂上理論色彩的含沙射影，隱含著鮮明的立場，絕非學術中立；對軍方利益集團的定性，劍指鋼鐵長城；毫無科學性可言的信口開河，往往在隨后自相矛盾的言論中不打自招。在群狼環伺的險惡環境下，北京某知名大學教授S之言論，實乃弱國之謀，亡國之術。
時殷弘，著名國際政治學家，國際關系史與戰略史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二級教授、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兼職教授。曾任國際關系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國務院參事。學術兼職為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理事長、中國歐洲學會理事、中國中美關系史專業研究委員會理事等。長期從事國際關系理論思想、國際關系史、當代國際政治和戰略、美國和中國的對外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學術代表作有：《現當代國際關系史－從16世紀到20世紀》、《國際政治與國家方略》、《國際政治——理論探究·歷史概觀·戰略思考》、《從拿破侖到越南戰爭：現代戰略十一講》、《新趨勢·新格局·新規范——20世紀國際關系》、《敵對與沖突的由來——美國對新中國的政策和中美關系（1949-1950）》、《美國在越南的干涉和戰爭（1954-1968）》、《美蘇從合作到冷戰》、《尼克松主義》等。主編《戰后世界歷史長編第十一冊（1956-1958）》。另發表多部譯著（包括獨譯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參著3部，發表學術論文、國際政治評論和臺灣問題評論近300篇。國際形勢波詭云譎，世界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變局。以戰立、以戰強、以戰霸的美國，為了繼續維持目前收割霸權紅利的金融殖民帝國地位，滿世界點燃戰火，已成為世界動亂之源。在此嚴峻形勢下，著力全方位打造維護正義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道義高地，是中國行穩致遠并確保人類命運共同體免遭釜底抽薪式破壞的壓艙石。為此，許多學者從自己專業的角度建言獻策，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有效助力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獨立自主的大國外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來自學界的聲音不只有強國策、復興論，還有弱華計、自毀謀。縱觀北京某知名大學教授S的一貫言論，與其說是“國之大者”的建言，毋寧說是自毀長城的節奏：唯美國馬首是瞻的仆從邦交論，與大國外交無緣；無底線的退讓求和主張，背離以戰促和的辯證法，終將退無可退；通過自毀弱華以示誠，絕非“權一時之勢”的“棄彼取此”，注定是歷史的笑柄；其屢屢指責的戰略透支，實為戰略自衛因而也是戰略必須；涂上理論色彩的含沙射影，隱含著鮮明的立場，絕非學術中立；對軍方利益集團的定性，劍指鋼鐵長城；毫無科學性可言的信口開河，往往在隨后自相矛盾的言論中不打自招。在群狼環伺的險惡環境下，S教授言論，實乃弱國之謀，亡國之術，不可以強國，不足以守正。在國際形勢隨時可發生突變之際，為了有效應對以世界多數國家為打擊對象的戰爭販子及其同伙可能的冒天下之大不韙行為，警惕、揭穿S教授式的弱華言論，顯得尤為必須。至于S教授所發論文中存在的一稿多發、重復論證、語句不通、邏輯混亂等學術失范現象，作者在文中也一并粗略提及。作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外交必須彰顯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大義，形成中國范式。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為這種大國外交之路指明了方向：“把握國際形勢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有無“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能否堅守國際正義，是判斷大國外交還是仆從邦交的基本標準。那么，S教授主張的是一種什么性質的外交呢？在S教授看來，壓根兒就沒有什么所謂的中國模式，他說：“難道世界就會改而相信（并非中國人而是外國人講的）中國模式？……哪里有格外優越和能廣泛適用的中國模式？”既然“對中國自己都沒有足夠的吸引力”的“格外優越和能廣泛適用的中國模式”純屬子虛烏有，那么，放棄自我、迎合美國，以美國模式為模式就成為S教授的不二選擇。在妖魔化大國外交所要求的包括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大義在內的中國模式之后，S教授開始兜售名為“中美共治”實為喪失外交獨立性的仆從邦交理論，繼而將這樣的外交路線美化為“簡單的經濟學問題”：“某些情況下這些麻煩制造者甚至可由北京和華盛頓‘共治’或‘共同管理’，就像在處理陳水扁當政時期的臺灣獨立危險和2009年前爭取朝鮮非核化時發生過的那樣。”S教授的“中美共治”情結根深蒂固，故而總是對美國寄予厚望。在《中國在對日關系中需要調整思維方式和戰略》中，其主張的思維創新竟然是：“利用美國對安倍逆行的戰略憂慮，爭取其在中日對抗問題上擺回不那么同情和偏袒日本的原有立場，爭取美國有力地參與阻滯甚或制止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正式大倒退和激進修憲趨向。”問題在于，一直把日本當作對抗中國的棋子的美國，何來“對安倍逆行的戰略憂慮”？日本的哪一次“在歷史問題上的正式大倒退和激進修憲趨向”沒有美國的默許！將本來神圣的大國外交歸結為俗不可耐的“簡單的經濟學問題”的S教授深知，既然仰仗美國為中國主持公道，按照經濟學法則，中國自身就必須有更大的付出和承諾——這些付出和承諾包括：“在中國的接受下，美國將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內保持它在世界總的軍事優勢，特別是在沖繩和關島以東的西太平洋東部及中太平洋的軍事優勢”；為了“保證美國的兩項緊要利益——亞太的基本和平和美國亞太盟國的安全”，我們必須使美國“確信，中國將堅持排除用戰爭作為工具去解決與鄰國之間的重大爭端”；“與此同時，美國在中國的接受下，還將擁有在某些地理區域相對于中國的外交優勢，特別是在拉丁美洲。”為達此目的，S教授敦促“中美兩國的政治領導人或最高決策者應當改變過去數年在彼此間交往中常有的幾種外交國務做法”，轉而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以“達成頗長歷史時期內基本穩定的‘最終解決’”。他一廂情愿地樂觀展望，一旦“上述戰略終點”得以“最終解決”，便是或疑似是外交歷史的終結，儼然一副中美共治主宰和瓜分世界的姿態！在S教授看來，“中美共治”壓倒一切，外交工作必須無條件為想象中的“中美共治”讓路。他認為，如果外交工作僅僅著眼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致力于“中美共治”，與美國操控的所謂國際社會“接軌”，“中國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過久地置身于新貿易構造和新貿易規則體系的創設、構建和制訂之外，從而處于相對孤立、被迫跟隨和被迫從命的處境，跟不上世界貿易高端、技術高端和操作管理高端的發展潮頭”，中國必定承擔“中長期的國運和國勢而言殊為不利”的嚴重后果！為了實現夢寐以求的“中美共治”，S教授不惜為居于舉足輕重地位的中俄戰略關系潑冷水，放言：“中俄關系無論何等重要，也不是中國對外關系的重中之重。”“急劇增進的俄羅斯角色是其對華之軍事意義”毋庸置疑，但是他接著危言聳聽，如果中國和俄羅斯走得太近，會引起“中美在西太平洋軍備競賽的相應加劇和來自美國及其軍事同盟國的疑慮”，“損及中國與美歐的關系，潛在地增添中亞、東歐國家的對華不滿與擔憂”，因此他反復警告，俄羅斯對中國而言“有著間接且深遠的負面影響”，甚至“中國由此亦有可能被俄羅斯拖入與自身利益關系甚少的重大國際糾葛和風險”。然而，事實令S教授很失望。2021年6月28日，中俄兩國元首在視頻會晤后發表聯合聲明，正式決定《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延期。2022年2月4日，中俄兩國再次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兩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同時，兩國都表達了反對北約進一步東擴、維護世界大局的立場。面對中俄良性互動的態勢，患有“中美共治強迫癥”的S教授念念不忘美國感受：“可能會加劇美國對華的制裁和打壓。”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S教授崇拜有加，因為“在這個世界里，從戰略心理和軍事態勢上說，美國不那么神經質，中國不那么激進，俄羅斯不那么不顧一切，日本不那么‘修正主義’”——這實在是一個不著邊際的滑稽敘事！現實令S教授很失望，因為“全球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發現，全球治理和全球開明秩序面對嚴重挑戰甚而傾覆危險”。S教授心目中的理想“全球開明秩序”——一個便利于西方世界收割“韭菜”的既有國際秩序，正面臨被正義力量撕裂的危險。對此，S教授心知肚明。唯美國馬首是瞻的仆從邦交是S教授一以貫之的觀點，譬如，關于處理周邊關系，他總是以美國利益作為取舍標準，煞有介事地表示：“周邊搞不好，中美關系永遠搞不好”；“中美關系的特別重要的不良方面和不良階段，許多都深刻地出自中國周邊的麻煩或‘亂子’。”這純粹是倒因為果，混淆視聽。事實是，中國周邊局勢基本是穩定的，如果說偶有緊張局勢，背后大都有美國的魅影。美日等西方敵對勢力屢屢聯合在中國周邊挑起事端，妄圖置中國于內憂外患之中。為了與美國處理好關系，他建議中國對絲毫沒有悔過之心的美國盟友——日本，應該表現出大國風范，捐棄前嫌，放下曾經的恩怨，力挺其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對朝鮮，他立即換了一副面孔，赤裸裸地要求，為了“搞定”周邊，中國必須配合美國對朝鮮進行絞殺，以便為搞好中美關系創造必要條件。沿著這樣的思路，他想當然地把“中國政府對步步升級的朝鮮核導彈研發采取了空前嚴厲的態度，在短時間內施加了大規模制裁”，懲罰朝鮮，歸因于為了迎合美日，“爭取良性的中美關系”。為了更好地取悅美日，他甚至認為目前的制裁遠遠不夠，應該進一步向朝鮮極限施壓。中國為什么對友好鄰邦朝鮮“無過而懲”？僅僅因為朝鮮“擁核”嗎？僅僅為了取悅美日而不惜陷自身于不仁不義嗎？在群狼環伺、西方世界仍然膜拜叢林法則的時代，朝鮮是中國的戰略屏障，單方面配合美國懲罰朝鮮，先美國之憂而憂，無異于自折羽翼，結果必然是唇亡齒寒、重蹈滿清政府痛失朝鮮戰略屏障之覆轍。習慣于坐收戰爭紅利的美國，“這個一邊高唱贊美詞一邊在反人類、反人權方面無所不用其極的‘燈塔國’，越來越成為世界上最大、最邪惡的恐怖組織”。無論我們怎樣配合，美國都不會心甘情愿地接受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文化傳統乃至種族等方面與自己迥異的中國之崛起。一個崛起的統一的中國，不符合美國利益——這就是美國無所不用其極、沒有任何底線地對華打壓、遏制、分化、肢解、絕殺的根由所在。執意要與美國操控的國際社會接軌，遵守以美國為首的所謂國際社會規則，甚至心甘情愿地綁在美國的戰車上，無異于自尋死路。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認識和充分準備，超前預案，唯其如此，才能立于不敗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仆從邦交的鮮明特色是退讓求和，而不是以戰止戰，以戰促和。退讓求和，是S教授外交言論的總綱。在對日關系上，S教授不得不承認，“已歷經數年的中日對抗、特別是2012年9月以來的中日對抗雖然都由日本政府和日本右派勢力挑起”，但是他馬上畫風急轉，強調“其加劇、升級和經久維持卻出自中日互動”。他要求國人設身處地“首先需要想透一個基本問題：日本在逆動歷史、激進修憲和與華對抗的方向上‘被動員’是出于怎樣的動能”？經過苦思冥想和拐彎抹角的研判，S教授析出的原因竟然是日本逼不得已的“被動員”：“就近期而言，主要的動能來自安倍的大力操作和中國的‘外壓’。”來自中國的所謂“外壓”，無非是中方抱著歷史問題不放。S教授念念不忘地提醒我們，面對哪怕是不能正視歷史意欲極力掩飾甚至美化侵華罪行的日本，我們也要放下成見，忘記日本在20世紀對我們施加的暴行。按照S教授的邏輯，無視甚至默認日本上下對歷史的修改，才算得上放下成見。如果繼續要求日本朝野正視歷史，就在客觀上成為日本“被動員”的理由？！照此邏輯，S教授為緩和中日關系開出的“藥方”是：“新形勢下，中國政府在釣魚島問題斗爭上的常態性戰略策略需要相應地做些調整”，以“在適當程度上緩減上述‘中國動能’。”至于調整的方案，包括“悄然和適當地降低關于釣魚島的海上常態巡航頻率”，“靈活地在實踐中暫不堅持貫徹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的‘最大版’”；“在盡可能大的程度上制止‘中國軍事威脅論’的嚴重加劇”：“正確地控制和操作中國自身關于中國軍力建設猛進的報導”。遺憾的是，對S教授的良苦用心，日本并沒有領情，而是用進一步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回答，以致S教授在新近發表的文章中不得不尷尬地承認：“隨著中美對立和競斗的迅速加劇，日本成為世界格局中美國戰略陣營內的頭號協從。”雖然如此，S教授求和夢依舊。
對部署了“薩德”反導系統的美韓，S教授照例要求中國息事寧人，并拿著放大鏡搜尋中國自身的責任，繼而冷嘲熱諷，欲加之罪。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劍指中、朝、俄，是其戰略前移計劃的一部分。但是，S教授卻千方百計為美韓開脫責任，認為“韓國政府同意美國要在朝鮮半島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敦促，與中國在2016年1月初朝鮮進行第四次核武器試驗往后約兩個月里對朝鮮行為的反應方式相關”。在S教授看來，中國理應不折不扣地配合美國對朝鮮進行極限施壓，因為“與先前四次安理會關于朝鮮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的制裁決議相比”，“美國提出了新的對朝制裁決議草案”，即“制裁已不限于朝鮮的與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直接有關的項目、機構和活動，而是擴大到將許多與之僅僅間接有關的項目、機構和活動納入制裁范圍”。對美國的這些所謂“革命性的”制裁措施，中國必須無條件配合，但令S教授遺憾的是，中國政府沒有立即“采取原本最有利的做法，而是到2017年3月間經過長時間抵制而突然大幅度讓步，大體上接受了美國的‘革命性’制裁要求?？墒牵@對愈益相信朝鮮核武導彈威脅嚴重加大、愈益焦躁和對華失望的韓國政府來說，已為時過晚，從而定下同意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決心”。這使我們想起了狼與羊的故事，為了冠冕堂皇地吃羊，實在找不到理由的狼，最后編造了在下游飲水的羊污染了上游水源這個連狼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戰略前移，將中、朝、俄納入打擊半徑之內，美國蓄謀已久，只是等待一個合適的借口罷了——所不同的是，美韓的借口是朝鮮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S教授搜腸刮肚為美韓尋找的借口則是中國沒有無條件配合美國制裁朝鮮，雖然亡羊補牢，卻為時已晚，可謂居心叵測！因為中國犯錯在先，所以S教授苦口婆心地奉勸中國理解美韓，以和為貴，以退求利，因為“更為重要的是，爭取和維持韓國——哪怕是一個部署了‘薩德’反導系統的韓國——對中國的基本或起碼友善這重大利益依然存在”。他警告因受“勝利主義”和“持續上漲的中國大眾民族主義”“某種程度的干預和制約”，事實上已經“確實束縛了中國的決策或已定政策的實施”的中國政府，“如果在強烈憤怒之下施加過重壓力和使用過狠的施壓方式，那就很可能激起中國更加難以克服的韓國輿論反彈和政策反彈”。鑒于此，S教授連篇累牘地在多篇論文中反復論述“中國對韓國不要將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絕’，除非絕對必要就不主動損傷中韓關系多年發展造就的每一項已有的重大成果”，因為“這關乎中國的總體利益和長期的重大利益”——“防止和制止半島成為美國針對中國的重大戰略/軍事堡壘”，便是最大利益之一。在韓國事實上已經成為對抗中國的前沿陣地的情況下，他仍然天真地去通過妥協“防止和制止半島成為美國針對中國的重大戰略/軍事堡壘”，實在匪夷所思。S教授一方面無視唇亡齒寒之理，在近十篇論文中反復勸說中國配合美國對朝鮮極限施壓，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意欲把友好鄰邦朝鮮置于死地、推入敵對方面，葬送事實上已有的戰略緩沖區，一方面又呼吁對敵視中國的韓國退讓求和，甚至異想天開地認為，“朝鮮半島南部也應當在長遠意義和客觀上構成中國的‘戰略安全緩沖區’”。為什么要舍近求遠？個中緣由不得而知。對一直以來的戰略緩沖區朝鮮，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對“向半島與其鄰近地區派遣和部署多種戰略核武器系統”、“對朝鮮烈度空前的軍事威懾”、“導彈防御系統的急劇升級及擴展”的美韓，卻選擇原諒，這就是S教授式邏輯——一種自欺欺人的邏輯！形勢旋即狠狠教訓了S教授，就在他表示理解韓國并把韓國想象成未來“中國的‘戰略安全緩沖區’”僅僅一年后，“美韓首腦聯合聲明中，文在寅居然表示要‘就臺灣海峽和平穩定’與美國協作”，“文在寅政府在從事韓國多年來最大規模的戰略強軍，韓國據信將優先開發射程1000至5000公里的中程導彈，可打擊遠超出半島的目標，還可能試圖開發中遠程潛射導彈或研制高超音速武器”。為了更好地販賣退讓求和觀，S教授在許多文章中不厭其煩地大段重復引用經自己剪裁、理解的歷史片段。他根本不顧歷史背景，把漢初迫不得已采取的和親政策贊譽為“戰略和親”。必須說明的是，漢初的和親政策根本就不是什么戰略，至多是策略、戰術。詞語前隨便加上“戰略”二字，玩弄大詞，是S教授文章的慣用手法。他無端指責漢武帝開疆擴土的必要代價為“戰略透支”，把北擊匈奴的煌煌功業攻擊為“要么失敗要么雖勝猶敗的遠程征伐”。同一個S教授，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自相矛盾地高度肯定漢武帝北擊匈奴的功業：“以此為資源基礎，武帝得以發動數次巨大規模的遠征，決戰決勝，擊破構成致命威脅的匈奴帝國。”為了美化“戰略和親”，他不惜顛倒黑白地把“親賢臣，遠小人”“所以興隆”的西漢說成“戰略透支”因而“帝國破產”，而把“親小人，遠賢臣”“所以傾頹”、日漸式微、亂象叢生的東漢政治美化成“有其大效應”的“善政”。他將“漢匈帝國‘約為昆弟’”的“佳話”和莫須有的“強盛”，歸因于“對華夏民族和漢帝國來說是低成本的”且收益較高的朝貢、忍辱的“綏靖政策”：“‘朝貢’因而和平，忍辱因而強盛。”須知，漢初帶有韜光養晦性質的和親政策，本身是策略和手段而非目的，終極指向是日后的東山再起，為漢武帝積累起給匈奴雷霆一擊的力量。對畏威而不懷德的匈奴，既要有懷柔之策，又當有雷霆手段，條件成熟時須雷霆擊之。而S教授則把“戰略和親”曲解為基本國策，上升為長治久安之道，容不得有半點更改。今與古“何等相似乃爾”，所以他極力主張今天也要效法古代的“戰略和親”，像漢初“朝貢”匈奴那樣侍奉美國。所幸中國政府沒有按照S教授截取的“屈伸異變”的“歷史規律”進行“類似漢初‘戰略和親’”，而是在大國外交之路上昂首前行。對中國政府在外交戰線上有理、有利、有節、有道的偉大斗爭，他極盡影射之能事，惱羞成怒地責備道：“一套中國對外大戰略——過多的對外政策自相矛盾和波動使得中國在晚近多年里缺乏的東西——正在浮現。”唯恐大家不理解其退讓求和主張，S教授反復告誡：“中國未來在軍事上無論可能變得多么強大，都須謹記中國傳統戰略哲理中頭等重要的一條：‘兵者兇事’，‘用兵不可不重也’。”一味地退讓，真的就能擁有和平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慈禧可謂忍辱之極，最后的結果是國破山河碎；蔣介石可謂對內兇殘、對外謀求與侵略者“共存”的典范，結果日寇的野心越來越膨脹，中華民族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難道這就是S教授想要的和平嗎？這里不得不提醒S教授一個十分簡單的道理，“國雖大，好戰必亡”與“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是兵家哲學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絕不能掐頭去尾，蔽于一隅。止戈為武，神武不殺，此乃武的至高境界。自古知兵非好戰，從來怯戰必招災。“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和平是打出來的，絕不是跪出來的。敢戰才能言和，懼怕戰爭者不會也不配擁有和平！在某資本媒體網站的對話欄目中，S教授認為中美關系最大的挑戰，是戰略互信不夠，他呼吁“挽救中美關系任重道遠而且非常緊迫”。那么，怎樣“建設戰略互信”以挽救中美關系呢？他的錦囊妙計仍然是委曲求全。在建立戰略互信的過程中，他建議中國自毀以示誠意。寄希望于狼不再吃肉，同時為了取信于狼，羊群解除微不足道的武裝——想必這就是S教授“新形態的‘韜光養晦’”建議——一個置中華民族于危險境地的“餿主意”！S教授清楚，“今天，美國已把中國作為主要競爭對手并動員起來”，即便如此，他仍然要求“中國應在今后的五六年間實施新形態的‘韜光養晦’”。對手已磨刀霍霍——這一點S教授也心知肚明，怎么繼續“韜光養晦”下去呢？此前S教授曾給出了一個現代版的掩耳盜鈴答案：像鴕鳥一樣，對寒光閃閃的屠刀選擇無視！為表示毋庸置疑的誠意，他建議“將中國軍力建設和軍事現當代化相對‘邊緣化’，或曰推遲之”，將“軍隊要忍耐”的要求貫穿到底。在2015年、2016年發表的3篇論文中，他不厭其煩地大段重復中美、中日“競斗”敘事：“粗略地說，201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直至2014年秋季，中國主要使用的是‘戰略軍事’，它集中體現為中國對美國的戰略/軍事競爭和對立、中國與日本的激烈對抗、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爭端中的強硬態勢以及相伴的密集的軍事和準軍事活動。它們至關重要地推進了中國的‘硬權勢’，包括戰略軍力的繼續急劇增強、戰略軍事活動范圍的顯著擴展和海洋領土主權/海洋權益之聲索的堅定伸張。然而另一方面，它們多少妨礙了中國特別是在東部周邊的國際‘軟權勢’，多少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東部周邊戰略/外交環境的復雜性，同時也顯著增加了主要與日本以及美國的軍事沖突風險。”他對美、日咄咄逼人的態勢視而不見，卻倒打一耙，把對抗的責任歸于中國維護主權的“戰略軍事”意圖。如他所說，由于“201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直至2014年秋季”中國的“戰略軍事”影響了“軟權勢”，加劇了“外交環境的復雜性”，增加了“軍事沖突風險”，強化了美、日對中國的不信任，“客觀上促進了美國戰略‘再平衡’的強化和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進程”。為什么每次中美“競斗”都發生在中國家門口？中國軍艦以“自由航行”的名義到美國周邊耀武揚威了嗎？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種顛倒黑白的敘事方式，只有S教授能想得出來！為了使美國相信中國的誠意，S教授可謂煞費苦心，將“幫美國就是幫自己”作為“新形態的‘韜光養晦’”的應有之義，為此，心系美國的S教授建議：“適當地主動探索幫助美國應對新冠流疫的途徑，同時牢記美國的疫情大災越嚴重，中國的外部政治/經濟/輿論環境就越惡劣，中國的國內困難和隱患就越嚴重。”在S教授看來，這是取信于美國從而達到與美國共治、共享的關鍵。2014年，S教授還在夢想著蜜月般的中美關系：“在世界金融和安全的體制性安排中，中美兩大國的正式影響或權勢分配將大致符合這兩大國各自擁有的相關實力和各自做出的相關貢獻。”僅僅6年之后，他一篇文章的開篇和結尾重復性地強調：“世界史給我們留下一個印象，兩強之間較為經久的穩定關系大多未能相對永久，它們彼此激烈對峙乃至浴血沖突最終在所難免，甚或必不可免。”既然“兩強之間”“激烈對峙乃至浴血沖突最終在所難免”，為什么還要繼續進行美其名曰“新形態的‘韜光養晦’”的自毀，這不是羊入虎口的點子嗎！繼續去幫助一個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對手，究竟意欲何為？！韜光養晦本是古老的中國智慧，是高超的謀略，但S教授的“新形態的‘韜光養晦’”，卻是自我閹割——一種釜底抽薪式的自我閹割！怎樣將“新形態的‘韜光養晦’”貫徹到底呢？那就是徹底銷毀自己的核武器！因為一個擁有核武的中國，美國不放心，所以，S教授在多個場合建議中國應該像當年的烏克蘭那樣，銷毀核武以取信美國。同時，他告誡中國，應該立即叫停令美國不安的航母遠程導彈等攻擊性武器的研發。二戰即將結束之時，世人目睹了能左右戰場局勢的核武器，而S教授每每污稱當年研發核武器就是個錯誤的決定。劍在手而不用與自我解除武裝、手無寸鐵是兩回事。如果今天的中國沒有核武器，連和西方談判的籌碼都沒有，世界將由此失去戰略平衡能力。不斷演進的歷史告訴我們，委曲求全沒有民族尊嚴和國家安全。直到2022年，S教授通過自毀以取信美國的主張被美國屢屢打臉后，他才回歸常識：“美國不斷強化升級的圍堵政策，迫使中國采取相應的措施捍衛國家利益，因此也促進了中俄兩國關系。”但對這個結果，相信他始料未及。
S教授對十八大以來的強軍戰略定位為“戰略透支”：“中國在最近三年這么短的時間里，開辟或固化了那么多‘新戰場’或‘新戰線’，但其中沒有哪一個短期內是能夠定勝負的。因此，中國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同時從事多項或多線‘戰斗’。……打個比方，中國的‘存款’大概正在緩慢但頑固地相對減少，而中國的支出卻在相當急劇地增加。”“只許美國放火，不許中國點燈”的S教授，在中美戰略對峙問題上，老調重彈，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挑釁行動選擇性失明，而把中國的正當備戰自衛指稱為“戰略透支”，一邊倒地指責中國。“自多年前的里根政府以來，美國一直決心維持無可置疑的軍事優勢，將它視作美國作為超級強國的最重要的戰略資產”，然而，“無可置疑的軍事優勢”卻受到了來自中國的挑戰：“中國經久持續的急速軍力建設（尤其是經海洋、空中甚而外層空間的戰略力量投射能力建設）正在愈益成為美國的戰略精英甚而頗大部分美國公眾的顯要憂懼。”S教授奉勸中國，不要進行“戰略透支”挑戰天經地義的美國霸權，“如何防止‘戰略透支’將成為經久而非一時的警戒性任務”，否則，美國“在它認為必要和可行時不惜發動武力干涉甚而戰爭”——而這又是被歷史“反復證明”了的。言外之意，中國對美國的強盜行徑應該“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否則“這些看來并未令中國膽怯”“近乎兩年的基本方略有其非同小可的代價和風險”。一方面，S教授認識到：“（2021年）3月3日，白宮發表報告《臨時國家安全戰略綱要將中國界定為‘唯一潛在地能夠結合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權勢去對一個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發動經久挑戰的競爭者’，并誓言要采取一系列‘將加強我們的經久的優勢，使我們在與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戰略競爭中獲勝’的措施。”另一方面，他又在《新冠肺炎大流疫：決定乾坤但仍有限》一文中大聲疾呼：“堅持對外軍事戰略和經濟戰略適當收縮，適當加大收縮力度。”在明知道美國的險惡用心和國際環境具有極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S教授仍然一味將中國正當、必要的富國強軍戰略斥責為“戰略透支”，必須按美國的要求進行“戰略收縮”，其目的令人生疑。為了增強說服力，他故伎重演，再一次搬出他曲解的歷史來剪裁新時代，通過高度評價“對外堅持忍辱負重”的漢文帝、抨擊“對外征伐放肆無度，窮極伸展”致使“他本人和他治下的大帝國非常嚴重地大病變”的漢武帝，來影射現時代的外交政策。S教授對自己杜撰的“致力于中國自身穩定和繁榮的‘戰略保守主義’”情有獨鐘，并鼓動中國走他所謂的“戰略保守主義”大道。在他心目中，漢代“放棄極南端‘無價值’的蠻夷地區而訴諸帝國腹心地區的社會穩定和繁榮”，便是“戰略保守主義”的經典范例。賈誼曾孫賈捐之，曾在《棄珠崖議》（班固《漢書·賈捐之傳》）中，言海南島“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力陳放棄已經被納入中華版圖的海南島等地，“罷珠崖郡”。賈捐之上書放棄珠崖郡，事出有因。漢武帝派兵征服海南置珠崖郡后，“吏卒中國人多侵凌之”，土著不堪其擾，民變不斷，“連年不定”，而漢武帝的繼任者又鞭長莫及，于是，公元前46年，漢元帝下詔，“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強”。至此，珠崖郡被廢。放棄珠崖郡，一直是王朝統治者的心結，絕不是一個供后世仿效的杰作，所以，隋文帝時，再次將海南島納入版圖；唐太宗時增設瓊州，至此，海南再未割舍。在內陸地區極不穩定、當地尚未開化且航海不發達的情況下，勞師遠征，確屬一種戰略失算，賈捐之的陳詞可謂審時度勢。經過多次廷議、最后決意暫時放棄海南島的漢元帝明白，此舉有負列祖列宗，但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舉措！在沒有外敵入侵的情況下，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對版圖的主動放棄，明明是忍痛割愛，S教授卻對這一空前絕后的無奈舉措推崇備至，當做今天處理南海和臺灣問題的圭臬。他還搬出三國紛爭時期荀彧勸曹操“權一時之勢”而“棄彼取此”的歷史故事，規勸中國要敢于舍棄，不要“戰略透支”。雖然時移世易，S教授仍然要求我們效法放棄海南島和后來三國爭斗的故事，“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對“無關大局”的“南海、臺灣和軍備競爭方面”進行“堅決、足夠和較持久地實施戰略和軍事收縮”——當然，這樣做的目的，照例是為了取信美國。至此，他旁征博引的目的，昭然若揭：要求中國像當年放棄海南島一樣放棄南海和臺灣——雖然他沒有明說要放棄南海和臺灣，但是他的“妙計”必然導致這樣的惡果。然而，“中國戰略性軍力經久急劇地增強仍在繼續，甚至是以加速度繼續，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必定如此”，“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發展和伸張自身的海洋權勢的決心依然如故”……所有這些，令S教授大光其火，再次警告說這會“形成損傷中國對內對外大局的‘戰略透支’”，屢屢建言“需要從大局出發對待越來越突出的南海問題。……南海問題是中國戰略總環境和總任務中的一個局部，需要盡可能將它置于中國的戰略大局中去處理”。正當S教授幻想著“戰略收縮”，并“以此作為促使美國新一屆政府遲早相應地收縮的基本談判條件”時，拜登組閣的新一屆美國政府，很快用變本加厲的囂張給他上了一課。學術與政治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二者互通互聯，任何學術研究無不打上政治的烙印，因此，學術不可能也從來沒有中立過。標榜學術中立者常常在“公器”幌子下販賣政治私貨，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每每以學術示人的S教授，總是扯起學術中立的幌子，而遮掩其真正立場的外衣卻又時不時被暗藏立場的鼓噪掀起一角。面對2013年前的國際關系，他面露喜色，認為：“各大國的外交除美國以外，大致‘呆滯’，亦即大致只有奧巴馬執政的美國在外交方面非常活躍，干勁十足，且格外靈巧，因而連連得分。”對中國外交，他總是以美國政客慣用的筆法進行指責。美國在指責中國時，總是冠之以“莫須有”罪名——譬如，因GDP增長而滋生的所謂大國情結和“勝利主義”，便是罪名之一。于是，在《中國周邊行為中曾有的“勝利主義”：動能和決策復雜性》一文中，他仿效美國政客對待中國的口吻批評道：“黨的‘十八大’以前數年……那些年里，在與東亞和東南亞鄰國的關系中，中國公眾和政府兩方面的‘勝利主義’顯而易見。這一‘勝利主義’曾間或發生于中國官方就個別東南亞國家的能源勘探和漁業活動采取的某些行動，它們當時發生在南海某些部分的海洋領土和海洋權益爭執地區。關于那些年里中國為何在對某些鄰國的行為方式中有復雜的‘勝利主義’，最重要、最廣泛的一個原因大概應當依憑‘印象主義路徑’。”在美國的直接或間接慫恿下，若干鄰國對中國南海進行破壞性開發，我們的正當維權行動怎么就成了“勝利主義”！更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把滋生所謂“勝利主義”的原因歸結為“大概應當依憑‘印象主義路徑’”。作為19世紀60年代產生于法國的西方美術史上的重要藝術流派和美術思潮，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也稱印象派）本來局限于藝術領域，與外交格局、外交思想和所謂的“勝利主義”，實在風馬牛不相及。因為“中國周邊行為中曾有的‘勝利主義’”不斷膨脹，“中國對外政策的前景仍不確定。最突出的問題是，中國對外關系和政策的兩個最重要的方面（兩項重中之重），即對美和對亞洲鄰國的關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義上被‘鎖在’海洋戰略競爭、海洋領土爭端以及海洋權益爭執之中”。他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挑起“海洋戰略競爭、海洋領土爭端以及海洋權益爭執”的責任歸咎于中方，指責中國“無論是試圖以實力脅迫對方屈服的蠻橫做法，還是出于激憤和莽撞的過激反應，都可謂政治上的淺薄和戰略上的輕浮。按照S教授的邏輯，所有自衛都是“激憤和莽撞的過激反應”，所有應對方案都是“政治上的淺薄和戰略上的輕浮”，真是豈有此理！難道只有無原則地退讓求和，只有無底線地忍辱負重直至最后敗光祖宗家業，才是不“蠻橫”、不“莽撞”、不“淺薄”、不“輕浮”嗎？！因為沒有如他所愿——“過去多年一貫反復強調”而現在“引人注目地較少著力重申和平發展原則”，并且異乎尋常地“宣布設立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一項在與日本對抗的背景下采取的旨在進一步加強對日壓力的重大戰略行動”，他就輕而易舉地斷言：“中國對外政策可被認為多少有著自相矛盾和波動的性質”；“黨的十八大以后至今的主要相關事態?？偟膩碚f，這些相關事態存有彼此矛盾的兩大類。”在S教授的腦海中，似乎即使犧牲核心重大權益也忍氣吞聲，也不要做“激憤和莽撞的過激反應”，才算得上不“自相矛盾和波動”。這種給國人帶來屈辱和災難的李鴻章式思維，似曾相識。透過學術話語，S教授態度鮮明的政治立場和是非顛倒的混亂邏輯清晰可見，這從《關于中國的亞洲西太平洋戰略和南海問題》的“倒因為果”可見一斑：“中國武裝力量尤其是面對海洋和海陸兩棲環境軍事斗爭的準備正在加速進行。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發展和伸張自身海洋權勢的決心依然如故……這看來多少有點像‘決定性一擊’，大大加劇了與美國的戰略競爭和對立，擴展了與東南亞海洋國家的緊張，同時如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16年5月下旬的一篇文章總結的那樣，促使美國在東亞太平洋的盟國、準盟國和其他戰略伙伴著手構建相互間的安全合作網絡。”明明是美國在中國周邊打著“自由航行”的旗號屢屢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對中國進行極限遏制，中國才不得不進行必要的戰略反制，而在S教授那里，反而是中國“加速進行”的“軍事斗爭的準備”、依然如故的“伸張自身海洋權勢的決心”，才“加劇了與美國的戰略競爭和對立，擴展了與東南亞海洋國家的緊張”，才“促使美國……構建相互間的安全合作網絡”。原來，危險全部來自“輕浮”且“自相矛盾”的中國。即使美國政客及其代理人，恐怕說這些顛倒黑白、自欺欺人的誑語時，都會感到心虛，而S教授竟然還能振振有詞！這位國際關系專家，引用《華盛頓郵報》的評論劍指人民解放軍：“中國軍方因為相信中國崛起不可阻擋而……成了一個魯莽甚至吵嚷的、公開提倡種種政策的利益集團，前所未有地揮舞它的新裝備和提出其他權利要求。”把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鋼鐵長城污蔑為“利益集團”，究竟用意何在！他還時不時捎帶著挖苦諷刺中國共產黨：“2016年7月12日，海牙國際仲裁法庭發布被中國斥責為‘一張廢紙’的關于菲律賓訴訟案的裁決。不僅如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高級將領在海牙國際仲裁法庭發布裁決之后對外宣告：中國決不會停止在南海的島礁建設，因為這關系到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中國之所以視海牙國際仲裁法庭的裁決為“一張廢紙”，之所以“決不會停止在南海的島礁建設”，竟然是因為“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如此“高級黑”，可謂意味深長——問題在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高級將領”從未有過如此因果關聯的發言！接下來在《全球治理和開明秩序面對的傾覆危險》一文中，S教授“順便說，中國人的世界觀、意識形態和政治口號需要與時俱進，積極而又審慎求實地適應全球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氣候變化，甚至是氣候劇變”。所謂“中國人的世界觀、意識形態和政治口號”必須削足適履地“適應全球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氣候變化”，說白了就是向西方世界看齊。這哪里還有半點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影子！真正的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專家，必須具備一定戰略洞察力。我們不妨領教一下S教授前后矛盾的所謂研判。2013年，他還深信“美國對中國已有更合理的態度和更甚的依賴”，因而，“一個大致友好或至少尊重中國的周邊利益與一個外交上甚至戰略上在本區域內‘被搞定的’美國”是可以信賴的。一個值得托付的美國，是S教授仆從邦交的理論基礎。2020年，由于“五角大樓新的戰略評估報告，將中國定位為美國頭號軍事威脅，危險性超過俄羅斯”；“宣布發起與臺灣的新的同盟協定，規定可在對方國家部署部隊和進行聯合軍訓”；“美臺簽署為期五年但可延期的協定”；“特朗普政府已宣布其目標是顛覆和消除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至此，他大夢初醒，終于認識到：“這就全無可能甚至僅在一兩個重大問題上顯著緩解中美對抗或競斗，更談不上中美關系的總體穩定和逆轉當前局面更為惡化的趨勢。”舊夢破碎，新夢復來，他又將全部希望寄托在即將上任的新總統拜登身上：“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美貿易、中美戰略競斗和外交往來等領域嚴重倒行逆施，拜登新政府糾錯勢所必然。”為了配合拜登“勢所必然”的“糾錯”，他要求“中國方面的戰略和政策與適當的調整至關重要。中國需要采取主動”，以“爭取美國拜登政府在執政后盡早與中國從事講求實際、足夠聚焦和有具體重要提議的對話或談判”。他堅信：“切實地只要確信對方退一個臺階，就寧愿自己也退一個臺階。”為了表示足夠的讓步誠意，與即將走馬上任的拜登重溫舊夢，他提出了“實施戰略/軍事收縮”“堅決不與美英以外的其余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發生對抗，對其反華行為一般需堅毅地忍耐”等多項“足夠和及時的彼此妥協和具體安排”。然而，拜登也實在不給S教授喘息之機，僅僅幾個月之后，“從特朗普政府開始，由拜登政府延續和大為加劇”已有的敵對政策，于是他又不得不改口：“拜登政府毫無‘戰略耐心’，堅持就一系列重大問題觸擊中方反復強調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嚴。在戰略軍事方面，就臺灣、南海、美日軍事同盟和東海、印太四國聯盟，拜登政府以大量政策聲明和實際行動，馬不停蹄地強化和升級對中國的戒備、威脅、圍堵和反推”；“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總綱正在浮現，且已相當明晰，那就是基于它反復宣告的中美關系最基本性質——中國是美國短期、中期和長期的近乎全面的‘敵對威脅’和競爭對手，力求以幾乎全面的、經久的政策系統和相應實踐去贏得對華戰略的對抗和競爭”；“拜登政府對中國高技術企業的某些打擊比其前任更嚴重。”美國政府，完全不似他心目中精于算計的小資政府，而是其“內外的主流勢力寧愿承受美國經濟因這類‘脫鉤’而遭受的巨大損失，也要阻絕中國獲得戰略性的軍事優勢、經濟優勢和意識形態影響優勢。……與其前任相比，拜登政府在這方面可謂變本加厲”。進入2022年，拜登直接派由5名前國防、國安官員組成的“重量級”代表團訪臺，簽署支持“臺獨”法案，加速武裝臺灣，意圖武力謀獨。另據觀察者網報道，2022年3月10日，俄軍生物防護部隊司令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了美國在烏克蘭境內“為致命病毒病原體的隱蔽傳播建立機制”的生物實驗室，坐實了其進行軍事生物研究的具體內容與證據。美國在烏克蘭制造新冠病毒實錘，暴行堪比731部隊。消息一出，國際社會先是錯愕不已，旋即集體沉默，全世界的“良心”和“道義”瞬間閉嘴，S教授也進入靜默狀態。美國所為，令S教授情何以堪！縱觀S教授對中美關系的預言，完全是信口開河，連“事后諸葛亮”都算不上！關于中朝關系，2018年初他督促中國，為了“懲罰朝鮮之侵害中國利益和尊嚴，牽制和阻遏韓國對華態勢進一步惡化；與此同時，這對爭取中美關系在美國新政府下有過得去的前景也比較重要”，必須“嚴格履行聯合國安理會2016年3月以來空前廣泛、空前嚴厲的兩項對朝制裁決議”?？芍^不打自招，懲罰朝鮮的目的，原來是因為“朝鮮之侵害中國利益和尊嚴”，“阻遏韓國對華態勢進一步惡化”，“爭取中美關系在美國新政府下有過得去的前景”。按照這一思路，S教授提出了“當前對待或處理朝鮮問題的基本方針”：“它們并非理論上或戰略設計上可有或應有的，而是除朝鮮外的各主要相關國家無論主動或被動都在實際施行的。”正在“實際施行”的方針，就是當時特朗普擬定的窒息朝鮮的行動框架。那么，怎樣“在經濟上使朝鮮窒息”呢？S教授給出的方案是，嚴格執行特朗普政府的行動計劃：“不斷發出空前激烈的對朝軍事打擊威脅，連同不斷進行非常認真的對朝軍事打擊準備，加上做出以施壓、威脅和哄騙為手段的巨大努力去爭取聯合國所有成員國斷絕與朝鮮的一切貿易和金融來往。”而提到韓國時，他馬上換了一種口吻，特別在意韓國國民對中國的感受。試問，唇齒相依的朝鮮侵害了中國利益還是部署了針對中國、朝鮮、俄羅斯的“薩德”反導系統的韓國侵害了中國利益？究竟與韓國有什么割舍不了的情愫，以至于在《眼觀全局、變繁為簡：透視當前的朝鮮問題》等多篇文章中用“韓中”而不是“中韓”。令S教授遺憾的是，中朝關系在良性互動的軌道上健康發展。2021年3月22日，習近平與金正恩分別通過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與朝鮮新任駐華大使互致口信，習近平表示：“中方愿同朝方和有關方一道，堅持半島問題政治解決方向，維護半島和平穩定，為地區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作出新的積極貢獻。”金正恩則表示：“將朝中關系加強發展為世所羨慕的關系，以友誼和團結推動社會主義事業前進。”2021年7月11日，“就中朝盟約締結60周年金正恩致電習近平，再度稱，面對‘敵對力量’朝中兩國間的‘同志式互信和戰斗式友誼日益加強’，習近平則致電金正恩，表示要‘不斷引領兩國間友好合作關系進至新階段’”。關于中俄關系中日關系中印關系等等S教授同樣表現出一以貫之的前后矛盾此不一一贅述。另外，他把共建共享共謀劃的“一帶一路”建設，粗鄙地曲解為中國從“‘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取得能源和礦產，獲取某些錢財，輸出某些過剩生產能力，并且得到更大的外交影響”。這究竟是為了抹黑中國，還是一貫的信口雌黃風格使然，不得而知。外交者，社稷之大事，國運攸關之地，不可不察也。而S教授言論，朝出夕變，信口而來，立場隱晦，不足以為廟算者依憑。縱觀S教授基于仆從邦交的一系列言論，無視世界發展大勢，不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非強國策。只備有“好酒”而不打造“獵槍”的建言，無疑是禍亂中華之謀。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個“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心中的“燈塔國”，為了繼續維持霸權紅利，確保其金融帝國主義的壟斷地位，為了對中國等進步力量進行打壓、遏制、窒息和剿殺，正在無所不用其極，“傾力打造‘全球快速打擊系統’”。在“2021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上，對美國本質洞察入微的中國前駐美大使崔天凱，三言兩語便一針見血：美國絕不允許中國崛起；美國對中國有種族主義意識；美國對中國的打壓、遏制沒有底線；徹底拋棄幻想，準備一戰。作為“壟斷資本主義在當代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條件下的特殊歷史發展階段”的新帝國主義，意味著新形態的戰爭。因此，任何對美國為代表的新帝國主義的幻想和基于這一幻想的外交理論，都是對中國的犯罪。在當前危機四伏的國際環境中，只有力促國際反霸統一戰線，走大國外交之路，認清S教授言論的危害，放棄S教授式的一切幻想，才能有效應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暴風雨”。對強盜來說，不想被征服，就必須征服之！如此題解，雖非我所愿，卻別無選擇。劉長明，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山東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山東省高層次人才庫成員，山東省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濟南市歷下區政協委員，濟南市歷下區黨外知識分子聯誼會名譽會長。在《自然辯證法研究》《北京大學學報》《教育研究》《文史哲》《復旦學報》《中國軟科學》《企業管理》《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論文270余篇，其中有87篇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校文科學報文摘》《文摘報》《光明日報》、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主體轉載；主持國家、省級課題10項；出版《和諧發展沉思錄》《和諧管理之道》《和諧假說》《和諧圓道》等著作9部。共有35項成果獲得國家、省、市級獎勵，其中，獲第二屆全國青年優秀社會科學成果獎1項，省精神文明建設“精品工程獎”1項，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1項、二等獎4項、三等獎7項。由于教學、科研成績突出，多次被評為優秀教師、優秀教育工作者、優秀主編（全國）、突出貢獻專家（濟南市）、優秀拔尖人才、省新長征突擊手、青年崗位能手、先進理論工作者、十佳理論人才（濟南市）、先進科技工作者和雙文明先進個人，榮立一等功一次。
（作者系山東財經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編發】，轉編自“馬克思主義文庫”微信公眾號，本文原載《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年第3期，發布時有刪改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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